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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司汤达创作的许多优秀作品都反映了其生活的年代，其代表作《红与黑》的影响尤为巨大，可以说已跨越了国界，被翻译到许多国家，不同的文化对其有不同的解读，同一文化体系下在不同时期内，其阐释的差异也特别巨大。《红与黑》在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时间里，经历了中国的社会变迁，其于连形象也在不断地变化。
关键词：《红与黑》；于连；形象变迁
法国19世纪前期著名的作家司汤达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其代表作《红与黑》的影响尤为突出，可以说一部《红与黑》的接受史就是一种历史文化、思想状态的发展史侧影。作品本身反映的时代环境已经跨越了不同的时代环境，研究者也往往在时代语境下对其进行各种的阐释。在跨文化的条件下，在接受者的时代语境下，对《红与黑》的种种阐释产生了种种变异，因为阐释受其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正如徐复观认为“人之所以离不开政治，是因为人的生活，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皆不能离开社会，不能离开人与人的关系”。作为研究者对作品的研究固然离不开时代语境，本文对《红与黑》在中国从1949年到2010年的研究进行梳理，试图总结对《红与黑》文本种种阐释的时代特色及历史变迁。《红与黑》在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时间里，经历了中国的社会变迁，其中于连形象也是在不断地变化，笔者将这一历程分四个阶段进行阐释。
一、1949年到1966年的研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新政权建立了一套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方面有了极大的转变。在这种环境之下，人的意识自觉不自觉地受其影响，从大的国际形势上看，是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对抗，中国政府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这种意识形态和外交政策的影响下，中国采取苏联模式，学习苏联，反对一切西方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东西。在文学领域，翻译和研究了很多苏联作品，而对于西欧文学的译介和研究则少之又少，甚至西方的许多书籍在当时被列为禁书，对《红与黑》的研究也很少，笔者收集到的文章不过几篇，虽然这些文章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却形象地反映了时代的解读特色。这一时期主要有郭坤1959年发表的《评司汤达的(红与黑)》，李健吾同年发表的《司汤达的政治观点和(红与黑)》及黄嘉德在1958年发表的《司汤达和他的代表作(红与黑)》等，这些文章的解读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政治立场鲜明，用阶级的观点分析小说。
在小说的定位上，郭坤认为“《红与黑》通过一个平民出身的青年于连的遭遇，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时代的特点，再现了当时复杂而尖锐的阶级斗争，统治阶级与平民之间的斗争，僧侣、大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王朝的反动腐朽，贵族狂妄、残酷、怯弱和无能，教会僧侣的虚伪、贪婪、卑鄙和无耻，从而阐明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李健吾认为《红与黑》是一部政治小说，反映了个人和统治阶级的关系，黄嘉德把《红与黑》看做世界文学史上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不朽杰作，“通过一个出身贫贱而有志的青年单独跟敌对的上层阶级进行的顽强的战斗和他的悲惨遭遇，全面揭露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社会的黑暗，同时深入描写雅各宾党的革命和反动势力之间展开的剧烈斗争”。在对小说的总体定位之后，对其人物的认识自然也跑不出这一范围，“于连是一个进步人物，然而远不是一个革命者，也说不上什么真正的英雄。他的反抗，毕竟主要是从个人出发，而不是从他的阶级出发。他只想跻身统治者之列，而不是像雅各宾党人一样，把统治者的政权推翻。在当时，也不能带给他真正的幸福，更不说对人民作更多的贡献了，他脱离了人民，看不起人民，而不是和人民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仅仅是个人奋斗的反抗者，有着这样的人的所有的弱点。但这一切只能说明他进步性的限度，却不能否定或减低他的进步意义。”这种观点从两个方面评价了于连，既不是完全的贬低也不是完全的赞扬，可以说是相对公正的，这一时期还有许多评价，如“于连是作者精神的产物，更是时代的产物”。“作为出身贫贱，受过教育的叛逆的平民，于连具有极强烈的阶级意识，他对于上层社会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给他的侮辱和损害，怀着深刻的仇恨……他是同情革命，具有自由思想的民主主义者，也是贵族统治集团的死敌，但他又是矛盾的。”总体来说，这一时期对于连的形象评价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主要看是否联系人民大众的角度来认识是比较客观公正的。到了下一阶段，于连的形象却有了极大的转变。
二、1966年到1978年的研究
在这一段时期内，从整个大的国际形势来讲，中苏关系恶化，但是并没有因此出现欧洲文学研究比较繁荣的现象。在国内发动的各种运动使研究基本中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造成西方文学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很多刊物也都停刊，即使有些刊物发表关于《红与黑》的文章，不仅偏重阶级分析和文学的认识价值，与上一阶段相比，它更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时期的代表文章有：钟世文1975年发表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的《也谈(红与黑)》，闻工和钟群1975年发表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的《(红与黑)和拿破仑》，孟宪强、郑万鹏1975年在《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破产——评(红与黑)中于连的形象》，廖钟闻1975年发表于《辽宁大学学报》的《一部反映旧制度复辟的政治历史小说——评司汤达的(红与黑)》，江益1976年发表在《河南大学学报》的《于连——向复辟势力屈膝的投降派》，诸燮清1978年发表于《扬州师范学院学报》的《(红与黑)的剖析》，杜东枝1978年发表在《思想战线》上的《论(红与黑)》，陈伯通1978年在《外国文学研究》上发表的《略谈斯丹达尔在(红与黑)中对资产阶级的批判》，邵鹏健1978年发表在《南昌大学学报》上的《试论(红与黑)》。综上所述，这一时期，从文章研究的数量上来说主要集中在1975年到1978年，就其研究思想内容的角度来看更有明显的分水岭，那就是以“四人帮”被打倒为分界线。这一时期，《红与黑》这部小说又是以什么样的内容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的呢?于连的面具又有变成了什么样呢?
钟世文认为“这部政治小说对于贵族社会腐朽生活的揭露，对于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的性格的批判，对于教会罪恶行径的抨击，都是为它所反映的阶级斗争服务的”，并且认为“研究这部作品可以帮助我们研究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反动阶级的复辟教训，用马列主义观点加以批判地总结，以作为我们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借镜”。这一时期在小说的认同上继承了上一阶段的一些观点，如廖钟闻赞同李健吾的看法认为“这是一部反映资产阶级时期旧制度的复辟的政治历史小说”。孟宪强也认为《红与黑》揭示贵族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并鲜明地指出了研究的目的是“总结阶级斗争的规律，深入地展开对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批判，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并且 “同资产阶级思想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可见，这一时期的阶级斗争也加入到小说的分析当中。而对于连的解读，也发生了转向，如“他生活于这些复杂的矛盾斗争的漩涡之中，并在这些矛盾铁锤的撞击中，由一个对自己低下的地位十分不满的平民子弟，变成了一条蜷伏在贵族膝下的金毛犬”。还有“死心塌地地为波旁复辟王朝效劳，完全堕落成一条复辟势力的走狗”。而江益直接在文章的标题指出于连是向复辟势力屈膝的投降派，并且随着社会地位逐步上升他对本阶级的背叛也就越来越彻底，他在投降主义的泥坑中也越陷越深，最后他背叛了自己，背叛了家庭，背叛了阶级，对复辟王朝卖身投靠献媚邀宠成为一个反对共和制，复辟封建君主制，维护波旁王朝的罪恶统治者的形象。可以说于连从一个具有反抗性的平民青年最后堕落成了复辟势力可耻的帮凶，成为这一时期研究者的共识，这一点也是他们着重强调的。然而就在“四人帮”被打倒之后《红与黑》的标签又更换了一次，复辟与反复辟为主题的政治小说开始站在清醒的现实主义立场上，在批判封建贵族社会的同时，深刻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的丑恶，表现对资本主义制度极端失望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在这一特殊时期，于连的形象常和“四人帮”联系在一起，如“四人帮的人生观与于连一脉相通，他们腐朽的生活方式与于连一拍即合，而他们的政治视野比于连更大，阴谋手段更为毒辣”。今天我们看来这种解读与政治联系特别紧密，甚至有些牵强附会，但却形象地反映了时代解读的特色。
三、1979年到1990年的研究
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之后，中国人的思想得到极大解放，并且工作重心也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西方思潮再次大量涌入中国。对于西方作品的研究，也不再局限于阶级立场，甚至阶级立场慢慢淡化，研究方法和角度也越来越多。如丁子春1981年发表在《杭州大学学报》的《论(红与黑)中于连的形象》，蒋承勇1987年在《外国文学评论》上发表的《以系统的自组织原理看于连性格的自在性与自主性》用一种学科理论来阐释于连的性格，马征在《延边大学学报》上发表的《论(红与黑)的现代感》研究文学的现代因素。总之，这一时期研究角度扩大，政治立场大大减弱，研究的文学性增强，而对于于连的形象也不再是上一阶段的“走狗”形象，往往把他看成王政复辟时代小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典型，同时他的奋斗反抗又伴随着他的妥协。“前者是基本的，主导的一极，其奋斗与反抗，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合理性、积极性，与沉溺于知足常乐的芸芸众生相比，于连确不失为一个叛逆的英雄。”最后，虽然是于连走向生命终结的悲剧结果，但却被认为“一棵美好的植物，可是却被社会的污泥浑水所戕害了”。这一时期对于连的态度不但无讽刺还多了不少同情：于连“也许不像灯塔之光可以照亮征程，但他星星的闪耀能给人以思考，启迪和激动”。
四、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的研究
90年代之后，市场经济体制取代了计划经济体制，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同时价值观念也走向多元化，思想更加开放，对文学作品的评价也不仅仅局限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塑造，文本批评、原型批评等许多阐释方法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读，从1990年到现在仅在期刊上发表的相关文章就达550篇之多。
对小说的解读有很多种，如张翠萍的《从于连形象解读(红与黑)》，文章认为“内容丰富分量沉重意蕴深远的《红与黑》写的就是一个年轻人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如何从迷途走向清醒，说到底，写了一个‘悟’字”。而李晓东从原型批评的角度认为“不管《红与黑》真正的含义是什么，至少它远远不只是于连在教堂里看到的像血一样的圣水，教士的黑色、红色道袍，也不只是两种相互对立的政治力量或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道路和价值取向，是从更遥远的地方观看时抽象地呈现出来的人生和世界图景”。
对于于连的形象，这一时期可能成了一个万花筒，有人从反抗的角度认为他是英雄。“他的每一次成功都令人感奋，亦如他的一次次失败令人叹息。他最终的被处死所激发的同情达到顶点：不公正、不平等的社会命定式地杀害了一位反抗时代的英雄。”有学者从性格的角度认为“他不甘心顺从被门第和金钱主宰的时代潮流，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同周围环境奋战。于连正是在超越自卑的过程中张扬了自我价值，使人格得以完善”。有学者从马斯洛自我实现的角度来解读于连，“自我实现的巨大动力既使于连内心深处的正直善良反抗的优秀品质得以张扬，同时也使于连内心深处潜藏的伪善、野心等丑恶的一面暴露无遗，于连的生命激情在美丑、善恶、真伪等矛盾冲突的整体‘滑动’中呈现，由此酿就了现实世界中真实存在的，也是无法回避的人生悲剧”。还有学者从爱情角度来考察于连的一生，“于连的一生始终交织在爱与恨的斗争之中，出于人的本性，于连的爱是伟大的，但他满以为用此去征服世界，而无一种政治目标去摧毁社会，最终使自己陷入被动，恨由此生，而他的开始也是一切的终结”。
总之，《红与黑》在新中国60年的时间中，于连的形象一直不停地被阐释。“无论是施莱尔马赫的古典阐释学还是伽达默尔的现代阐释学，都曾给出过一个科学的界说，任何当下文本的诠释主体都不可能再度走进古典文本存在的原初语境，使古典文本的原初意义再度出场。”这句话可说是《红与黑》解读史的一种有力说明，历年来对《红与黑》的解读也是对《红与黑》的不断误读，正如哈贝马斯所言：“一种生活世界构成一种理解过程的视野，参与者借助这种视野，对于一种世界，他们共同的社会世界，或者某种主观世界中的事物，表示意见一致，或者相互争论”。今天、将来我们都不可能回到司汤达当时的语境，《红与黑》还将进入不同的时代语境和文化体系，这就注定了《红与黑》中于连的形象这张“羊皮纸”还将不断地被重新涂写。
关键词：《红与黑》；于连；形象变迁
法国19世纪前期著名的作家司汤达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其代表作《红与黑》的影响尤为突出，可以说一部《红与黑》的接受史就是一种历史文化、思想状态的发展史侧影。作品本身反映的时代环境已经跨越了不同的时代环境，研究者也往往在时代语境下对其进行各种的阐释。在跨文化的条件下，在接受者的时代语境下，对《红与黑》的种种阐释产生了种种变异，因为阐释受其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正如徐复观认为“人之所以离不开政治，是因为人的生活，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皆不能离开社会，不能离开人与人的关系”。作为研究者对作品的研究固然离不开时代语境，本文对《红与黑》在中国从1949年到2010年的研究进行梳理，试图总结对《红与黑》文本种种阐释的时代特色及历史变迁。《红与黑》在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时间里，经历了中国的社会变迁，其中于连形象也是在不断地变化，笔者将这一历程分四个阶段进行阐释。
一、1949年到1966年的研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新政权建立了一套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方面有了极大的转变。在这种环境之下，人的意识自觉不自觉地受其影响，从大的国际形势上看，是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对抗，中国政府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这种意识形态和外交政策的影响下，中国采取苏联模式，学习苏联，反对一切西方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东西。在文学领域，翻译和研究了很多苏联作品，而对于西欧文学的译介和研究则少之又少，甚至西方的许多书籍在当时被列为禁书，对《红与黑》的研究也很少，笔者收集到的文章不过几篇，虽然这些文章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却形象地反映了时代的解读特色。这一时期主要有郭坤1959年发表的《评司汤达的(红与黑)》，李健吾同年发表的《司汤达的政治观点和(红与黑)》及黄嘉德在1958年发表的《司汤达和他的代表作(红与黑)》等，这些文章的解读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政治立场鲜明，用阶级的观点分析小说。
在小说的定位上，郭坤认为“《红与黑》通过一个平民出身的青年于连的遭遇，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时代的特点，再现了当时复杂而尖锐的阶级斗争，统治阶级与平民之间的斗争，僧侣、大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王朝的反动腐朽，贵族狂妄、残酷、怯弱和无能，教会僧侣的虚伪、贪婪、卑鄙和无耻，从而阐明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李健吾认为《红与黑》是一部政治小说，反映了个人和统治阶级的关系，黄嘉德把《红与黑》看做世界文学史上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不朽杰作，“通过一个出身贫贱而有志的青年单独跟敌对的上层阶级进行的顽强的战斗和他的悲惨遭遇，全面揭露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社会的黑暗，同时深入描写雅各宾党的革命和反动势力之间展开的剧烈斗争”。在对小说的总体定位之后，对其人物的认识自然也跑不出这一范围，“于连是一个进步人物，然而远不是一个革命者，也说不上什么真正的英雄。他的反抗，毕竟主要是从个人出发，而不是从他的阶级出发。他只想跻身统治者之列，而不是像雅各宾党人一样，把统治者的政权推翻。在当时，也不能带给他真正的幸福，更不说对人民作更多的贡献了，他脱离了人民，看不起人民，而不是和人民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仅仅是个人奋斗的反抗者，有着这样的人的所有的弱点。但这一切只能说明他进步性的限度，却不能否定或减低他的进步意义。”这种观点从两个方面评价了于连，既不是完全的贬低也不是完全的赞扬，可以说是相对公正的，这一时期还有许多评价，如“于连是作者精神的产物，更是时代的产物”。“作为出身贫贱，受过教育的叛逆的平民，于连具有极强烈的阶级意识，他对于上层社会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给他的侮辱和损害，怀着深刻的仇恨……他是同情革命，具有自由思想的民主主义者，也是贵族统治集团的死敌，但他又是矛盾的。”总体来说，这一时期对于连的形象评价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主要看是否联系人民大众的角度来认识是比较客观公正的。到了下一阶段，于连的形象却有了极大的转变。
二、1966年到1978年的研究
在这一段时期内，从整个大的国际形势来讲，中苏关系恶化，但是并没有因此出现欧洲文学研究比较繁荣的现象。在国内发动的各种运动使研究基本中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造成西方文学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很多刊物也都停刊，即使有些刊物发表关于《红与黑》的文章，不仅偏重阶级分析和文学的认识价值，与上一阶段相比，它更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时期的代表文章有：钟世文1975年发表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的《也谈(红与黑)》，闻工和钟群1975年发表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的《(红与黑)和拿破仑》，孟宪强、郑万鹏1975年在《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破产——评(红与黑)中于连的形象》，廖钟闻1975年发表于《辽宁大学学报》的《一部反映旧制度复辟的政治历史小说——评司汤达的(红与黑)》，江益1976年发表在《河南大学学报》的《于连——向复辟势力屈膝的投降派》，诸燮清1978年发表于《扬州师范学院学报》的《(红与黑)的剖析》，杜东枝1978年发表在《思想战线》上的《论(红与黑)》，陈伯通1978年在《外国文学研究》上发表的《略谈斯丹达尔在(红与黑)中对资产阶级的批判》，邵鹏健1978年发表在《南昌大学学报》上的《试论(红与黑)》。综上所述，这一时期，从文章研究的数量上来说主要集中在1975年到1978年，就其研究思想内容的角度来看更有明显的分水岭，那就是以“四人帮”被打倒为分界线。这一时期，《红与黑》这部小说又是以什么样的内容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的呢?于连的面具又有变成了什么样呢?
钟世文认为“这部政治小说对于贵族社会腐朽生活的揭露，对于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的性格的批判，对于教会罪恶行径的抨击，都是为它所反映的阶级斗争服务的”，并且认为“研究这部作品可以帮助我们研究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反动阶级的复辟教训，用马列主义观点加以批判地总结，以作为我们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借镜”。这一时期在小说的认同上继承了上一阶段的一些观点，如廖钟闻赞同李健吾的看法认为“这是一部反映资产阶级时期旧制度的复辟的政治历史小说”。孟宪强也认为《红与黑》揭示贵族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并鲜明地指出了研究的目的是“总结阶级斗争的规律，深入地展开对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批判，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并且 “同资产阶级思想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可见，这一时期的阶级斗争也加入到小说的分析当中。而对于连的解读，也发生了转向，如“他生活于这些复杂的矛盾斗争的漩涡之中，并在这些矛盾铁锤的撞击中，由一个对自己低下的地位十分不满的平民子弟，变成了一条蜷伏在贵族膝下的金毛犬”。还有“死心塌地地为波旁复辟王朝效劳，完全堕落成一条复辟势力的走狗”。而江益直接在文章的标题指出于连是向复辟势力屈膝的投降派，并且随着社会地位逐步上升他对本阶级的背叛也就越来越彻底，他在投降主义的泥坑中也越陷越深，最后他背叛了自己，背叛了家庭，背叛了阶级，对复辟王朝卖身投靠献媚邀宠成为一个反对共和制，复辟封建君主制，维护波旁王朝的罪恶统治者的形象。可以说于连从一个具有反抗性的平民青年最后堕落成了复辟势力可耻的帮凶，成为这一时期研究者的共识，这一点也是他们着重强调的。然而就在“四人帮”被打倒之后《红与黑》的标签又更换了一次，复辟与反复辟为主题的政治小说开始站在清醒的现实主义立场上，在批判封建贵族社会的同时，深刻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的丑恶，表现对资本主义制度极端失望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在这一特殊时期，于连的形象常和“四人帮”联系在一起，如“四人帮的人生观与于连一脉相通，他们腐朽的生活方式与于连一拍即合，而他们的政治视野比于连更大，阴谋手段更为毒辣”。今天我们看来这种解读与政治联系特别紧密，甚至有些牵强附会，但却形象地反映了时代解读的特色。
三、1979年到1990年的研究
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之后，中国人的思想得到极大解放，并且工作重心也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西方思潮再次大量涌入中国。对于西方作品的研究，也不再局限于阶级立场，甚至阶级立场慢慢淡化，研究方法和角度也越来越多。如丁子春1981年发表在《杭州大学学报》的《论(红与黑)中于连的形象》，蒋承勇1987年在《外国文学评论》上发表的《以系统的自组织原理看于连性格的自在性与自主性》用一种学科理论来阐释于连的性格，马征在《延边大学学报》上发表的《论(红与黑)的现代感》研究文学的现代因素。总之，这一时期研究角度扩大，政治立场大大减弱，研究的文学性增强，而对于于连的形象也不再是上一阶段的“走狗”形象，往往把他看成王政复辟时代小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典型，同时他的奋斗反抗又伴随着他的妥协。“前者是基本的，主导的一极，其奋斗与反抗，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合理性、积极性，与沉溺于知足常乐的芸芸众生相比，于连确不失为一个叛逆的英雄。”最后，虽然是于连走向生命终结的悲剧结果，但却被认为“一棵美好的植物，可是却被社会的污泥浑水所戕害了”。这一时期对于连的态度不但无讽刺还多了不少同情：于连“也许不像灯塔之光可以照亮征程，但他星星的闪耀能给人以思考，启迪和激动”。
四、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的研究
90年代之后，市场经济体制取代了计划经济体制，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同时价值观念也走向多元化，思想更加开放，对文学作品的评价也不仅仅局限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塑造，文本批评、原型批评等许多阐释方法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读，从1990年到现在仅在期刊上发表的相关文章就达550篇之多。
对小说的解读有很多种，如张翠萍的《从于连形象解读(红与黑)》，文章认为“内容丰富分量沉重意蕴深远的《红与黑》写的就是一个年轻人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如何从迷途走向清醒，说到底，写了一个‘悟’字”。而李晓东从原型批评的角度认为“不管《红与黑》真正的含义是什么，至少它远远不只是于连在教堂里看到的像血一样的圣水，教士的黑色、红色道袍，也不只是两种相互对立的政治力量或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道路和价值取向，是从更遥远的地方观看时抽象地呈现出来的人生和世界图景”。
对于于连的形象，这一时期可能成了一个万花筒，有人从反抗的角度认为他是英雄。“他的每一次成功都令人感奋，亦如他的一次次失败令人叹息。他最终的被处死所激发的同情达到顶点：不公正、不平等的社会命定式地杀害了一位反抗时代的英雄。”有学者从性格的角度认为“他不甘心顺从被门第和金钱主宰的时代潮流，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同周围环境奋战。于连正是在超越自卑的过程中张扬了自我价值，使人格得以完善”。有学者从马斯洛自我实现的角度来解读于连，“自我实现的巨大动力既使于连内心深处的正直善良反抗的优秀品质得以张扬，同时也使于连内心深处潜藏的伪善、野心等丑恶的一面暴露无遗，于连的生命激情在美丑、善恶、真伪等矛盾冲突的整体‘滑动’中呈现，由此酿就了现实世界中真实存在的，也是无法回避的人生悲剧”。还有学者从爱情角度来考察于连的一生，“于连的一生始终交织在爱与恨的斗争之中，出于人的本性，于连的爱是伟大的，但他满以为用此去征服世界，而无一种政治目标去摧毁社会，最终使自己陷入被动，恨由此生，而他的开始也是一切的终结”。
总之，《红与黑》在新中国60年的时间中，于连的形象一直不停地被阐释。“无论是施莱尔马赫的古典阐释学还是伽达默尔的现代阐释学，都曾给出过一个科学的界说，任何当下文本的诠释主体都不可能再度走进古典文本存在的原初语境，使古典文本的原初意义再度出场。”这句话可说是《红与黑》解读史的一种有力说明，历年来对《红与黑》的解读也是对《红与黑》的不断误读，正如哈贝马斯所言：“一种生活世界构成一种理解过程的视野，参与者借助这种视野，对于一种世界，他们共同的社会世界，或者某种主观世界中的事物，表示意见一致，或者相互争论”。今天、将来我们都不可能回到司汤达当时的语境，《红与黑》还将进入不同的时代语境和文化体系，这就注定了《红与黑》中于连的形象这张“羊皮纸”还将不断地被重新涂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