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有着世所罕见的漫长而连续的历史。先秦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形成和奠基时期，百家争鸣的辉煌盛世底定了我们民族的文化性格，此后却再也没有重现；秦汉至宋明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发展、定型和僵化时期；清代直至近代，中国传统教育逐渐衰颓。中国传统教育大致包含儒家的传统教育、道家的传统教育、佛教的传统教育以及明朝后期西方科学体系和教育制度逐步传入后的传统教育，也包括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众多的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的创新。儒家教育体系构成了中国传统教育的主流，道家与佛教的教育起着辅助作用。
　　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教育科学的传入与引进，中西教育全面接触、冲突、融合，其间既有被迫接受，也有主动探索，并往往与民族救亡的政治运动密切联系着，一方面是彻底中止传统教育，另一方面是不断涌现恢复和重建传统教育的努力。
　　改革开放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的左倾理解逐渐消散，大批西方教育文化思潮涌入国门。于是当前中国教育文化的话语体系重现多重复合的状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继续在包括教育在内的所有领域深化和推进，传统的儒释道教育在一阵又一阵国学热中反复寻找自己的位置，而西方古典的、现代的、后现代的教育资源持续涤荡着教育工作者的心灵。如何在这种多维纠缠、冲撞的情境中真正实现对外国，特别是西方教育资源的有效借鉴？
　　首先，对外国教育资源进行全面研判与分析。一般而言，国外的教育资源包括理念、制度、资金、组织和实施者五个层面。这五个层面从内到外，涵盖了教育理念和制度稳定发展的全部因素，缺一不可。理念和制度是对立的两极，它们需要通过教育主体在资金保障下的具体行为组织或操作来贯通。既然国外教育资源涌入国门是全方面的，我们也就必须对之全面分析，或者说建立总体的架构。但这种总体的架构并不是说处处进行严格的行政监管（这只会增加权力寻租的渠道），更不是让公权力处于垄断地位或人为地强加某些设定，而是让该属于市场的归于市场，让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要素自由配置法则发挥最大作用，充分体现地区、学校、民族乃至个体的特色。这里所说的市场既包括基于金钱关系的商品交换，也包括脱离金钱关系的思想、理念的自由生成和交换即一个思想的市场。而政府的权力监管只是保障这种配置在合法的、公平的、公开的轨道上运行，并提供统筹性的信息咨询服务。
　　其次，立足于培育中国自己的教育领域的名家、名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中国传统教育中灿若繁星的教育家都已逝去，他们留下了丰富的教育遗产。借鉴外国優秀教育资源，必须立足于丰富、发展和改造中国传统教育遗产。全面铺开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变革时代呼唤属于这个时代的教育家，但我们首先需要培育能够产生教育家的土壤，这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因此我们不能匆忙地强制性地去命名教育家，而是构筑沃饶的土壤和合理的机制，然后可以期盼教育家的问世。而教育名家又强烈地和教育名校联系在一起，在数不清的案例中，名家是以名校为依托的。因此，鼓励各地方教育主体的大胆创新和改革，在教育领域实践“万众创新”，在一个健康、开放、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教育生态群落中，经过反复淘洗和提炼，才可能涌现真正的教育名家、名校。这其实也是为中外教育史的悠长发展所证明的规律。
　　再次，请进来还是为了走出去。毋庸讳言，在大多数场合，我们汲取和借鉴外国教育资源，还是处于仰视的状态，这是近现代以来我们的教育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导致的。我们不可能永远处于接受和吸纳的地位，需要构建平视的视角，借鉴外国经验是为最终生成这一视角，并将中国有生命力的教育理念或制度输出去服务的。比如，各地方、学校可以结合自己实际和能力，推出具体的举措或项目，有步骤地让中国的教育主体和教育资源主动走出去，在国外实现和当地教育资源的深度互动，这样就不仅仅是在国内被动吸收。实际上，在中国的不少发达地区，基础教育水准和资源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最后，教育工作者出于职业或专业的自豪，有时会夸大教育问题对整体社会问题的决定程度，故在改进社会的时候，就要求教育承担了过多无法达成的任务。因此，必须实事求是地说，借鉴外国优秀教育资源而进行中国教育的改革，可以促进整体上改进中国社会，但这种作用是有限的，也并不是决定性的。教育只能在它可以的地方发挥作用，要通过精心选择和组织，让真正属于教育的凸显出来并得到有效处置。这也是一门真正的教育科学所要求的客观性态度。
　　无论如何，当前相对开放和流动的社会，还是为借鉴和汲取外国教育资源提供了丰富的可能和诸多的展开途径。理性、公正、客观、自主地作出自己的选择，并矢志不渝地笃行之，实现之，对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是应有之义。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