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路易十四国王甚是自大，自称是“太阳王”。“朕即国家”就是他说的，够狂妄吧。但从古到今，“朕即国家”在国内外还颇有市场。英国哲学家詹姆斯·斯图亚特在其名著《神权》中说：“国王是法律的创造者，而非法律创造国王。”《诗经·小雅·北山》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汉代著名思想家董仲舒也说，“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
　　既然“朕即国家”是“王道”，那么，皇帝的命令就是圣旨，是高于一切的金科玉律，纵然是王侯将相也得乖乖地遵照执行。否则，就是“僭越”或“违抗圣命”，而“僭越”或“违抗圣命”是很可能被处以极刑的。但是，据《资治通鉴·唐纪》记载，有个叫戴胄的人还真不吃“这一套”，非但“僭越”“抗命”，还多次和皇帝“叫板”：
　　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为大理少卿。上以选人多诈冒资荫，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几，有诈冒事觉者，上欲杀之。胄奏：“据法应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对曰：“敕者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选人之多诈，故欲杀之，而既知其不可，复断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执法，朕复何忧！”胄前后犯颜执法，言如涌泉，上皆从之，天下无冤狱。
　　唐太宗把戴胄从“郎中”擢升为“少卿”，搁在一般人身上，早就感恩戴德得“肝脑涂地”。而且，“诈冒资荫”，也就是伪造资历和冒充世家高门，想借此获取荫封官职的行为，确实属于犯罪，太宗想整顿吏治杀鸡儆猴也可以理解。但依唐律：“诸伪写官文书印者，流两千里。馀印，徒一年。”用现在的话说，“诈冒资荫”在唐律中罪不至死，顶多流放。所以，戴胄依律苦谏：“皇帝的命令不过是个人一时的喜怒和冲动，充其量是小信用;法律，是国家用来向天下建立大信用的，只有法律才是至高无上的。如果皇帝的命令可以代替法律的话，一时发怒就想杀人，那么‘法将不法’，甚至朝令也可夕改。”唐太宗感慨：“有卿执法，朕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听从了戴胄的进谏。应该说，小信与大信的比较，展示了戴胄的睿智;重判的纠正，展现了戴胄维护法律的公直。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社会主义法治有两项最基本的要求：一是要制定良好的法律，二是这种法律要得到普遍的服从。对一个国家来说，如不能坚持法治，甚至将人的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以人治代替法治，那是很悲哀的。《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换句话说，强化法治意识，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绝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在执政理念上加快由崇尚权力向崇尚法律转变，由依靠主观意志向依靠法律法规转变，不仅是有效预防腐败的关键，也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