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贺长龄、魏源等编《皇朝经世文编》（1827年刊行）分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纲，是一部集中反映清代前中期经世实学的论文总集。它以经世为指归，注重学术对社会的导向性功能，将学术的视野扩大到整个社会生活，从单一的经学研究到天下郡国利病，举凡与社会有关的一切问题，都纳入了其研究的范围，使学术与社会政治生活紧密联系起来。
　　需要注意的是，《皇朝经世文编》并非完善之作，其硬伤在于偏废文化艺术，忽视乾嘉考据。正因如此，在选文上也曾遭到非议。晚清学者李慈铭在其《越缦堂读书记》中即指出：“（《皇朝经世文编》）于诸经儒论学问升降、辨名物得失、极有关世道人心者，皆不之采。盖魏氏未窥汉学涂轨，以为典物度数皆繁琐之事，声音训诂非义理之原；而不知一名物之沿讹有极害于政道，一音诂之失正有诒害于人心，学术不明，遂致畔经离道者。乾嘉以来诸儒，固有掇拾细碎，病其委曲繁重，无与大指；而即一物一事，推论精深，大义微言亦往往而在，所当分别观之也。”笔者认为，李慈铭所指《皇朝经世文编》之缺憾甚确。此乃囿于其诸事皆以“经世致用”为唯一标准所造成。应当说，《皇朝经世文编》政治气息浓郁，将学术性和思想性融为一体，讲求通经致用，关注研究实证——这种编纂意识值得肯定；但是这样的要求并不是全社会的标准。社会总需要有一些人深坐冷板凳、埋头故纸堆，去究深探幽，去专注复原，细心研究古代学问；因为只有流传，才能继承。保存与传承，便是他们为社会与后人所做的贡献。
　　考据学家虽然过分夸大文字与义理的关系，将训诂、考证看成是探求义理的唯一路径，“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求义理”（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但这却是有历史背景的。 乾嘉时期，清朝统治日益稳固，文网严密，学者们不敢言本朝事，因而埋头故纸，专治考据。不问政事是不得已而为之，实属无奈之举。所以，今天对孙星衍、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戴震这些处在那个环境中的考据大家，我们的态度应该宽容一些。而像“经世群体”那样仅侧重于研究成果的现实性报偿则会陷入两种困境：一是根基不牢，肆意阐发义理，就像空中楼阁，所得出的历史结论，主观性越来越强；二是历史学的研究会慢慢蜕变，盲目攀附现实，容易陷入浮躁，坐不住冷板凳，耐不住寂寞。相反，用翔实的资料来佐证史实，以小见大，去粗取精，辨伪考实，恰恰是沉稳、扎实、实干之学术精神的体现。
　　考据学的“小众化”指向、高门槛和高规格的特征，注定了其受众面狭窄，很难为大众所接纳。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数典忘祖。则重于国故整理与考证的文史研究者不需要太多，但绝不能没有。我们不反对古为今用，文史研究为现实服务；但对考据学一味以批判，恐怕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研究者的亵渎。训诂和考证的功夫可以解决文献经典中的名物、典制、音读、史实、地理等具体的问题，寻求“一字一句之安妥”，这种“小学”的研究是难能可贵的。考据学是尽其“史料”的学问，一分史料说一分话，没有史料不说话。没有这些细微末节的积累，没有深入细致谨慎严谨的考据功夫，又怎么推动文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又怎么能在此基础上去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何况，考据的过程，本身就是一门学问。如何去挖掘史料，如何运用科学的方法去深入探究等等，也是一个文史研究者所应具备的基本功。
　　即便是为学术而学术，也值得尊重。
　　作者：国家大剧院信息督查组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