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确实是我文学创作的追求，也可以说是一个最高追求，还可以说这就是我写作的信仰。
　　记者：电视剧《黄土高天》播出后，长篇报告文学《一号文件》一书难求。经过几年的沉淀，您对自己这部作品有哪些冷思考？
　　莫伸：这本书实际上是我多年来对农村和农民关注、思考的结果。1968年，我下乡到宝鸡县天王公社十二盘生产大队，四年后离开插队的地方，之后几乎年年都回去。回去了就住在农民家，尤其是当年老房东的家住得最多。插队的11名下乡知青中，我是最后一个离开的。走的那天，乡亲们都到打麦场送我。老房东家的孩子刘文忠眼泪汪汪地说：“你走了，啥时还能回来呀？”当时我的眼泪唰地就出来了。我心里有一种想法，这里给了我许多同情和温暖，我不应当忘记这里。
　　插队期间，我就知道文忠娘是甘肃人。至于她为啥来陕西却没有问过。直到2012年春我写作《一号文件》，写到《历史的回顾》这章时，突然想起了她，于是专门回到十二盘村，这才知道她是“三年困难时期”被卖到这里的。应当说，认真进行农村调查，让我了解、认识到很多，这些都是自我提高的过程。
　　记者：十二盘村是你调查的一个重点村落吗？
　　莫伸：是的。十二盘村是我的第二故乡，调查起来也就方便得多。以刘文忠家为例，他现在近50岁，凭着两口子踏实本分的劳动，供出了两个大学生，还买了一辆小汽车;房子从土坯房变成砖房，盖成了二层楼。亲眼看着他们家、看着十二盘村农民的生活不断进步，我感到欣慰和激动。也正因持续40多年对农村生活的关注，当太白文艺出版社副总编党晓绒问我有没有兴趣写一本农村内容的书时，我们一拍即合。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每年发出的“一号文件”都是有关农业的，可以说“一号文件”是拨乱反正时期中国农村发展的定海神针，它以神奇的速度和力量改变了此前中国人吃不饱饭的状况，决定了亿万农民的命运。这中间包产到户是历史转折时期农民的实践，也是农民的创造，党和政府肯定了这个实践和创造，意义太大了。
　　长期的农村观察和农村调查，使我深深认识到，在中国农村怎样发展的问题上，不能理想主义，不能违背社会规律，尤其是不能不切实际地、人为地构思和设计“乌托邦”。现实生活太复杂了，面对这样一种复杂，一定要遵循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向前走。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民从此就再没有饿肚子，粮食产量年年稳定地处在安全线上;2018年全国粮食产量继续保持在6亿吨以上，14亿人口人均达到435公斤原粮。这是政策带来的，太了不起了。采访时，一些老人深有感触地对我说：政策是万善之首。短短一句话，包含的内容太丰富了太深刻了。
　　改革开放40年走过的路并不平坦，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因此每前行一步都是在探索，作为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且非常贫穷的国家，通过40年的努力，使几亿农民脱贫。从这个意义讲，写这样一段历史非常值得。也因此，我始终认为《一号文件》这本书，是截止目前我所有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
　　记者：您编剧并导演过的电视连续剧《郭秀明》，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基層优秀党支部书记的形象，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您是怎样把它写好和拍好的？
　　莫伸：郭秀明去世后，惠家沟村的老百姓自发地拉出横幅，要求上级组织宣传他的事迹，这本身就罕见。后来中、省媒体对他的事迹进行了采访报道，引起了很大反响。为了写好这部剧，我独自在惠家沟住了近十天，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找农民了解情况，家里谈，地头谈，手头素材越来越丰富。回来后，我把自己关在宝鸡电力宾馆，天天机械地埋头工作，18集的剧本不到一个月就写完了，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动。回过头看，这和深入采访、封闭式写作以及精力高度集中有关。
　　担任导演是我毛遂自荐的。现在不少导演不了解生活，也不真正钻研艺术，总是跟风走极端。其实不管什么内容，都必须符合人物本身，符合生活逻辑和事物发展的逻辑，否则怎么写怎么假。说到底，还是一个尊重艺术规律的问题。我自认《郭秀明》这部剧本写得不错，很担心被拍砸，所以想来想去，提出了自己当导演。
　　记者：我记得这部剧在央视一套黄金段播出后，很快又重播了？
　　莫伸：是。其实开始时央视对这部剧并不看好。几位审片专家“建议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就把问题解决了。当时一开播，北京的电话，山东的电话，纷纷打到我家里。全剧播完的第二天，《北京日报》登载了一篇文章《真情到时泪自流》，是写这部电视剧播出的收视情况的。全剧播完恰好一周，央视《新闻联播》中突然播出，应广大观众要求，电视连续剧《郭秀明》在黄金时段重播。回过头来看，我很感慨。尽管社会上有很多不公，但你先要把事情做好;事情做好，就奠定了一个基础。有一句老话，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记者：从1978年发表《窗口》至今，您创作从未间断，从一名普普通通的铁路装卸工到一个涉猎小说、报告文学、电影、电视剧等方面创作的大家，既是作家，编剧，又是导演。一路走来，您有什么样的创作追求？
　　莫伸：我的创作追求很简单，就是努力为社会写出好作品。好作品除了文字上艺术上好，而且要对广大读者有益，对认识生活认识社会有益。眼下我正在写一本书，书名暂定《天之道》，是反映陕北生态变化的。这本书我已经整整采访写作了两年多，仍然没有定稿，主要是因为两点：一是采访难。由于陕北生态变化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尤其是90年代后期国家实施退耕还林政策以后，时间跨度很大，许多参与此事的干部都调整了岗位，变换了职务，仅找到人就很难。其次是因为牵涉到的方面太多。退耕还林不那么简单，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比如以粮代赈、个体承包、封山禁牧等等，千头万绪，哪一头写不好都缺乏说服力。中国是一个高原面积占比很大，土地荒漠面积占比就更大的国家，写出大价值，就需要下大功夫;不下大功夫，绝不会有大成就。如果说规律，这应当算一条。
　　《天之道》这个书名是别人起的，最初我不喜欢，但在采访写作中，我越来越觉得这个名字好。因为在陕北变绿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尊重自然规律。现在大家越来越意识到这一点，你栽树再多，都不如把荒山荒沟封起来，不去放羊放牛破坏它，让它自然恢复。大自然有强大的自我修复力。人力强行改变它的结果，常常是事与愿违，只有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去改变它，呵护它，才有令人欣喜的结果。由此我也联想到，社会演变的规律也是这样，需要我们倍加尊重，否则徒有狂热，却事与愿违，甚至给人民带来灾难，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
　　记者：著名作家陈忠实高度评价《一号文件》，认为是“超越历史的功勋性写作”，足以反映出你“为生民立命”的精神境界。你怎么看待？
　　莫伸：陈忠实这样说，我非常感谢，也倍觉温暖。这里面有个插曲：我在这部书中写到一位叫杨伟名的人物，当年陈忠实也专门采访过他的事迹，包括其他许多人，比如《人民日报》副总编梁衡，也采访了解过这个人物。杨伟名是陕西户县人，被称为“农民思想家”， 著有《当前形势怀感》一书，1968年因遭受迫害与老伴儿双双服毒自杀。杨伟名的所思所想，应当说放在今天都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陈忠实也一直想写这个人物，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写出来。后来我把杨伟名写出来了，包括其他一些农业和农村所发生的事情，都是陈忠实想写而没有及时完成的事情，所以当他阅读《一号文件》时才说，“曾几次发生某种颇为刺激的自愧性心理反应”。我的理解，这是他的谦虚。
　　还想说一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确实是我文学创作的最高追求，还可以说这就是我写作的信仰。虽然它很高很远很难。我的体会，人是要有目标的。有了一个大的值得去攀登的目标，你的心就踏实了，做起事就扎实了，那些名利就不重要了。
　　记者：说起创作，你能谈点儿体会吗？
　　莫伸：我的体会是：创作是需要条件的，这包括各方面的条件。但是这些条件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走。如果你自命不凡，认为是个作家，别人就应当高看你一眼，应当安排好一切让你去采访和写作，那就很难真正写出什么来了。社会生活是复杂的，人也是形形色色的。我在采访中也遇到过不少冷遇，无论政府部门还是个人，都曾经拒绝采访。但我的态度是，你对我态度怎样是小事，大事是要写好这本书;为了大事，小事可以不计较。后来我发现，当我认认真真地去采访，去写作，情况就慢慢改变了。因为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又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在做事，会一点点显露出来。这种显露是让别人信任你，愿意向你倾诉的基础，也是你写好一部书的基础。所以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不虚浮，不矫饰，认认真真做事，踏踏实实做人，这比什么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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