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隆是一种不经过受精的定向繁殖方法。它实际上有两种，一种是克隆整个细胞核，目的是从一个细胞克隆出一个个体，即利用一个多细胞物种的基因组培养出与供体几乎完全一样的多细胞机体(个体)；另一种是克隆某些基因片段，即 DNA(脱氧核糖核酸)片段；目的是将这些片段整合到既定的重组基因里去，使之能够在各种机体的细胞里与这些细胞一起分裂繁殖。大众媒体却常常把这两种克隆混为一谈。1977年后，研制出了各种解读DNA的方法，从此对DNA的新认识急剧增加，势如雪崩，但尽管如此，迄今也只解读了人类基因组的百分之二三。成年个体的转基因操作结果还完全无法预料，所以需要加以最大限度的社会伦理监督。
　　人们坦心克隆个体的技术被滥用。然而，其现实的可行性是极其有限的。机体发育的遗传程序是如此复杂并被进化所规定，以致于手艺式的革新——无论是偶然的基因突变，还是定向的基因重组——结果往往要么是完全“沉默”，丝毫不改机体的结构和功能，要么导致胚胎夭祈或有致命先天缺陷的畸形，或者仅仅引起不越出个体天然多样性大框框的细微变化。在高级哺乳动物中，妊娠是必不可少的发育阶段，无论是转基因移植，还是细胞核、细胞的移植，或是早期胚胎植入子宫，成功率都极低——千分之几而已。将各种不同机体的基因放在各种载体里克隆是可以的，但是要想迫使它们亲如一家，协同动作，那可就难了，而且基因组越复杂，就越难。
　　所以，在可预见的将来，甚至原则上就既不可能研制出类似子宫的仪器来，也不可能改变或加快极其复杂的胚胎发育进程。要想改变心理素质更是难上加难，因为在大脑里工作的基因多得很，而要在克隆中同时实现许许多多大脑基因的剪切重组，谈何容易!即使那样做了，胚胎的命运也是九死一生。因此，所谓通过改变基因来改变个人，尤其是“流水线般复制”人，原则上未必能办得到。人死亡时，其细胞里的基因组也被酶分解，此后能再克隆的便只是其某些 DNA片段(在对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遗骸的鉴定中就是如此)，再复制其人是绝不可能的了。所以，所谓已死领袖的再造，纯属神话。
　　锡德宣布要克隆人之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洲议会、美国国会、有5．2万成员的美国实验研究者协会和许多宗教团体，纷纷宣布或要求禁止克隆人实验。俄罗斯国家杜马里自民党人议员则相反，声称要全力资助这种实验!这些狂热地试图“复制自家人”的人们的愚昧，和俄罗斯科学界的现状一样骇人听闻：在俄罗斯科学界目前这种境况中，比克隆人简单得多的实验都是可想而不可及的事。而美国人围绕锡德之举那样惊慌，也大可不必。“复制”蠢人和坏蛋却是可能的，并且这一套我们并不陌生：这是一种社会心理“工程”，即以全社会的无知为背景的欺骗宣传。
　　（作者为俄罗斯科学院研究员、生物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