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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中国已出现刘易斯拐点。经验研究表明，劳动力成本上升可能伴随产业结构升级。对此，一个经典的解释是：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攀升，产业间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从而诱发产业升级。在当代背景下，产业升级涉及产业链的不同环节，需要上下游企业相互协调与配合，绝非单一企业所能完成。基于此，本文建构了一个带中间品的两商品模型，引入了上下游厂商之间的“协调”这一因素，在一个更加贴近现实的背景下，说明了劳动力成本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动态关系，并据此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供求；产业结构升级
中图分类号：F01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4）01004206
一、刘易斯拐点与中国劳动力供求
刘易斯拐点是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于20世纪50年代，基于“二元经济模型”提出的理论＼[1＼]。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一个是以传统方式生产的“维持生计”部门（以传统农业部门为代表）；另一个则是以现代方式生产的“资本主义”部门（以工业部门和城市为代表）。由于农业部门人口过多，其边际生产率几乎为零，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此时，只要工业部门提供稍高于维持农业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工资，就能吸收大量的农村劳动力。由于过剩人口数量巨大，在一定期限内，在既定工资水平上，可以认为劳动力的供给无限。这样，工业部门就可以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不断吸收劳动力，从而不断扩张，直到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吸收完，到达刘易斯拐点。在这之后，由于农业部门边际生产率提高，工业部门要想继续吸收农村劳动力，必须提高工资。最后，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具有相同的边际生产率，二元结构转化为一元结构，促使发展中国家朝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方向发展。
传统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占绝大多数。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并呈加速之势。早在2004年，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如广东、浙江等省就开始出现“民工荒”，并迅速向全国蔓延。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全球经济哀鸿遍野，“民工荒”一度得到缓解。2010年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缓慢复苏，“民工荒”现象卷土重来。与此同时，在许多大中城市，一些传统意义上的低收入工人（蓝领工人）的工资水平迅速上升。基于此，许多学者认定：中国已经出现刘易斯拐点＼[2-3-4＼]。不仅如此，从人口结构上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20世纪50年代的生育高峰。然而，持续三十余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已使中国的生育率大大下降。考虑到这一因素，未来，劳动力供应不足的局面将更加严重＼[5-6＼]。
长期以来，劳动力成本低廉与其他因素一起被用来解释“中国经济奇迹”；与之相伴的另一个概念——“人口红利”则被用来说明近年来中国资产价格的高涨；而“劳动密集型产业”则被视为中国的支柱产业。总之，中国近乎无限的劳动力供给被看做经济保持繁荣的关键因素之一。正是基于此，一些研究者对进入“刘易斯拐点”后的中国经济发展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担心＼[7-8＼]。与此同时，一些社会舆论纷纷开始呼吁中国政府尽快终结“计划生育”政策，确保全社会的劳动力供应水平＼[9＼]-＼[12＼]。
然而，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过度依赖也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一系列隐患，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国内经济经过了十余年的高速发展之后，有陷入“低技术水平陷阱”的危险——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对较低工资水平使得中国大陆在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纵观中国大陆的优势产业，它们大多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技术含量低、产业链条短和经济附加值低的传统行业，如纺织、成衣等，国内企业在这些行业往往沦为纯粹依赖成本优势的“血汗工厂”；第二类是在核心技术和产品设计等方面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行业，如电脑整机组装等，国内企业在这些行业往往成为跨国公司的加工车间。长期依赖这些产业必将导致中国经济陷入“低技术水平陷阱”而难以自拔＼[13-14-15＼]。此外，长期从事低端制造业也造成了中国大陆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加剧等问题。综上所述，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已成为当代中国十分紧迫的任务。
二、劳动力供求与产业结构升级
一些经验研究表明，劳动力供求（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联。在这方面，除了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最著名的当属“配第—克拉克定律”和“库兹涅茨法则”。这两项研究关注了劳动力在三大产业间的转移，它们的共同结论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力将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并进一步转向第三产业。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发达国家很早就建立了完善的市场机制，在上述理论研究中，劳动力供求的变化一般被视为产业结构变动的表征。无论“二元经济理论”还是“配第—克拉克定律”或“库兹涅茨法则”，在他们的分析框架中，就业结构的变化往往是产业结构变动的结果。换言之，正是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才导致了劳动力供求的变化。另有一些学者关注了就业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此类研究的基本思路是：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攀升，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面临劳动力短缺，生产成本上升等困境，这将导致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在这一背景下，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将得到更快发展，最终诱发产业升级。这些研究基于比较优势思想，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16-17-18＼]。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在当代，产业组织已发生垂直解体＼[19＼]，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有能力包揽从原料到销售的全部流程。基于此，产业结构升级无法依赖某一家企业单打独斗，而是涉及产业链的不同环节，需要上下游企业相互协调与配合。近期，一些学者提出打造“国内价值链”（NVC），以突破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GVC）中被“俘获”、被“压榨”的地位，实现产业升级＼[20-21-22＼]。毫无疑问，NVC的建构当然涉及从产品设计到产品制造再到品牌营销等一系列不同的生产环节，需要由产业链内的不同企业加以承担。总而言之，产业升级绝非某一家强势企业单枪匹马所能完成，它涉及产业链内大量不同类型的企业。面对这种局面，厂商之间“协调”问题就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三、模型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研究劳动力供给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必须充分考虑产业链内不同企业之间的“协调”问题。为此，我们构建了一个带中间品的两商品模型＼[23＼]。
假设某个经济体只有两种最终产品——高端产品和低端产品，它们的市场价格分别为π和1， 本文把最终产品的市场价格视为外生，因此是局部均衡分析。但这不会削弱本文的结论。π>1。低端产品的生产只须投入资本K和劳动力L（未受过训练的劳动力），高端产品除了投入L和K以外，还必须投入中间品。具体地说：高端产品的生产成本不仅与劳动力价格w、资本价格r正相关，还与中间品种类n负相关＼[24＼]。也就是说，中间品种类越丰富，高端产品的生产成本越低（不同类型的中间品可相互替代，它们之间互有竞争）。
由此，可以把低端产品和高端产品的单位成本分别表示为：CL=θ（w，r）；CH=Ф（w，r，n）。其中CL/w>0，CL/r>0，CH/w>0，CH/r>0，CH/n<0。
高端最终产品生产部门和中间品生产部门之间存在互相依赖关系——没有高端最终产品部门，中间品将没有需求；没有中间品部门，高端最终产品将无法生产出来。如果试图从头开始建立一个高端产品生产部门，那么最终产品生产部门和中间品生产部门可能会陷入互相观望的“囚徒困境”之中，结果是没有任何企业愿意生产中间品，n=0，导致高端产品部门根本无法建立起来。
值得说明的是，上述分析暗含着一个前提：中间品不可贸易。否则，通过进口中间品，高端产品部门总是可以建立起来。对此，需做出以下几点说明：首先，现实经济中广泛存在的关税、运输费用等壁垒削弱了中间品的可贸易性。其次，对于“中间品”这一概念，我们应做广义理解，它既包括诸如生产原材料、产品零部件等各种“有形产品”，也包括各类专业化的人力资源，而专业化的人力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贸易的。再次，本文所说的中间品，还包括附着于各类有形中间品之上的“暗默知识”，此类知识的隐含性，不可编码性，导致它们很难直接转让。为此，下游高端产品厂商必须在空间上尽可能靠近相关中间品的供应商。最后，生产者服务等“无形产品”也属于中间品的范畴。考虑到这些因素，中间品的不可贸易性，并非一个脱离实际的假设。
既然中间品与最终产品存在相互依赖关系，企业之间的“协调”问题就浮出了水面。在现实中，这种“协调”问题并非全然无解。一方面，企业家可以利用自身人脉资源进行一定程度的协调；另一方面，垂直一体化、各种形式的契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个问题。此外，政府和行业协会的介入也有助于企业间的相互协调。然而，所有这些解决方案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性——企业家自身的人脉资源总是有限的；垂直一体化可能造成企业规模过大，管理成本过高；当企业数量较多时，契约将变得极其复杂，以致无法接受，契约的不完全性也将给企业带来困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能力也是有限的。考虑到以上这些因素，在本模型中，笔者设定：企业家通过各种途径可以进行一些“协调”，但参与协调的企业数量不能太多（这一设定类似于卡特尔联盟，当成员数量过多时，联盟将可能解体）。我们假设参与协调的中间品生产者数量最多只能达到n。相应的，它们所提供的中间品种类也不超过n（假设一家企业只生产一种中间品）。另一方面，从总资源约束的角度考虑，假设一个经济体的资源最多所能提供的中间品种类为N。显而易见：n 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定义“单位产品等成本曲线”，用横轴代表资本品价格r，纵轴代表劳动力价格w。在r—w平面内，对任意一种产品，都有一组负斜率的“单位产品等成本曲线”，其数学表达式为C（r， w）=c0。其经济学含义是：给定某个成本约束c0，如果一种要素价格上涨1个单位，另一种要素价格必须下跌多少才能使单位产品生产成本保持c0不变。
高端产品比低端产品资本密集，从而，在r—w平面内，高端产品的等成本曲线Ф（w，r，n）=c0比低端产品的等成本曲线θ（w，r）=c0更加陡峭。在技术、制度等外生变量保持恒定，且中间品种类n不变的情况下，单位产品等成本曲线的位置就完全取决于成本约束，若成本约束上升，则等成本曲线向右上移动。一旦成本约束确定，低端产品等成本曲线的位置就确定了。对高端产品来说，单位产品等成本曲线的位置还与中间品种类n有关，随着n的增长，高端产品的生产成本将下降，等成本曲线Ф（w，r，n）=c0将向右上移动。这意味着能给劳动及资本所有者带来更高的回报。
1刘易斯拐点之前的均衡状态
在两组等成本曲线中，我们特别关注Ф（w，r，n）=π和θ（w，r）=1这两条“由产品价格指示的单位产品等成本曲线”，它们所对应的单位产品成本等于市场价格，满足竞争性市场的零利润假设。
一国的资源禀赋状况用k=K/L来表示，其中K和L分别是资本与劳动的供应量。对刘易斯拐点之前的经济体而言，由于劳动力供应几乎无限，L很大，故k很小，一旦经济体进入刘易斯拐点，L将下降，k将增大。
对一个经济体而言，其均衡状况可由“产品价格指示的单位产品等成本曲线”和“表示资源禀赋状况的特定直线”的切点来描绘。图1是一个位于刘易斯拐点之前的经济体的均衡状况：
图1刘易斯拐点之前的均衡状态
在图1中，三条曲线分别为：θ（w， r）=1，Ф（w，r，n）=π，Ф（w，r，N）=π，它们分别代表低端产品、中间品数量为n时的高端产品及中间品数量为N时的高端产品的等成本曲线。三条直线L1、L2、L3的斜率均为k，k=K/L，它们表示经济体的资源禀赋状况。注意到L1、L2、L3均较为平缓，故图1中的经济体处于刘易斯拐点之前的状态。
经济体的最终均衡落在O点上，O点是直线L1与曲线θ（w， r）=1的切点。注意到L2与Ф（w，r，n）=π的切点是P，但经济体不会选择P为均衡点，理由如下：P点位于曲线θ（w， r）=1之内，根据单位产品等成本曲线的定义，在P点所描述的要素价格组合下，低端产品的生产成本将小于1，故生产低端产品有经济利润，而生产高端产品只能获得平均利润。因此，经济体不会选择P点。 直线L3与Ф（w，r，N）=π的切点为S。Ф（w，r，N）=π是当中间品数量达到最大，即n=N时的高端产品等成本曲线。如果达到S点，那将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状况——S点位于θ（w， r）=1之外，由之前的分析可知，若达到S点，没有人愿意去生产低端产品，故S是一个稳定均衡点。不仅如此，由于S点位于O点的右上方，对应着更高的要素价格组合，从而在S点资本与劳动所有者都能够获得更高的回报。
然而，遗憾的是，在市场自发的状态下，S点是无法达到的。如前所述，高端最终产品部门必须在中间品部门已经存在的条件下方能够建立。企业家的自发协调最多可以使中间品种类达到n，然而，根据我们的分析，O点位于曲线Ф（w，r，n）=π之外，这表明，即使企业家进行最大程度的协调，使得n=n，高端产品部门依然缺乏竞争力，此时生产低端产品更加有利。经济体依然会选择均衡点O。这意味着，高端产品生产部门根本无法建立起来。
2刘易斯拐点的均衡
这种困境实际上表明：经济体具有生产高端产品的潜能（S点一旦到达，就是一个稳定均衡），然而却被卡在了一种低水平均衡上。因此，可以说是一种“低水平陷阱”。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这种低水平的均衡实际上与切线斜率k有关，也就是说与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丰裕程度有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一个经济体出现刘易斯拐点，L变小，从而k=K/L变大，这在图形上表现为切线变得更加陡峭（如图2所示）。
图2刘易斯拐点的势衡
当k变大后，情况发生了改变。在图2中，代表资源禀赋状况的直线L2与等成本曲线Ф（w，r，n）=π相切于P点，P位于θ（w， r）=1之外，说明P点是一个稳定均衡点。这意味着，只要依赖企业家的自发协调，高端产品部门就可以建立起来。
一旦高端产品部门被建立起来，就意味着经济体跳出了“协调”困境，走出了“低水平陷阱”。由于高端产品部门能够提供要素所有者更高的回报，不断有资本和劳动进入高端产品部门，这将导致中间品种类n不断上升。如前所述，随着n的增长，高端产品单位成本将不断下降，也就是说，每单位高端产品的等成本曲线将不断向右上方移动，最终到达Ф（w，r，N）=π的位置。此时的均衡点为S，这是之前可望而不可及的高水平均衡，对要素所有者来说，这是一个“更好的”均衡。
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一方面，刘易斯拐点前后的经济体具有不同的资源禀赋；另一方面，高端与低端产品的等成本曲线具有不同的斜率，说明两类产品的要素密集度不同。根据赫克歇尔—俄林模型（H—O Model），不同资源禀赋的经济体一般应选择生产不同要素密集度的产品。既往研究大多围绕这一思路展开。然而，本文的分析表明，经济体选择生产何种产品，不仅与产品的要素密集度相关，还与产品的生产成本相关。根据我们的分析，尽管高端产品的要素密集度始终不变，但其生产成本并不固定。对发达国家而言，由于中间品种类较多，其生产成本较低，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依赖企业家自发协调所能提供的中间品数量相当有限，故生产成本较高。由于考虑了生产成本的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更强的现实性。
值得指出的是，上文的分析，暗含着一个前提：一个经济体必须具备生产高端产品的潜能。否则无论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高端产品部门都无法建立起来。
3产业升级无法实现的状态
在图3中，直线L1、L3均较为陡峭，说明劳动力相对稀缺，可认为经济体已经跃过刘易斯拐点。然而，S点位于等成本线θ（w， r）=1之内，这说明S根本不是稳定均衡点，经济体依然会陷入低端均衡O点。这种情况表明该经济体根本没有生产高端产品的潜能。
图3产业升级无法实现的状态
四、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已经阐明：无限的劳动力供给、低廉的工资水平，虽然可能在一段时期内促进一国经济的发展，但也是经济结构转型、增长方式转变的障碍。
在上述模型中，只有在刘易斯拐点之后，随着劳动力供给的下降，k逐渐变大，经济体才能走出低水平陷阱O点，转到P点，最终达到S点这一高水平均衡。
直观上对上述过程可以这样理解：对某些国家来说，具备生产高端产品的潜能。然而，建构一个完整的高端产业需要上下游企业通力合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存在协调问题，这并不容易做到，各厂商很容易陷入互相观望的状态中。特别是在一国处于刘易斯拐点之前时，由于劳动力供给十分充裕，资本显得较为稀缺，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就可以获得稳定收益。这将导致前述的“协调问题”更加难以解决。在一国进入刘易斯拐点后，由于劳动力相对稀缺，从事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将无利可图，此时，原先的协调问题变得易于解决，从而使高端产业有可能被建立起来，最终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中国政府谈论产业结构升级已有很多年。根据上述分析，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升级无异于一句空话。只有当劳动力供给下降，资本相对充裕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大可不必担忧劳动力供给的下降。相反，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中国正面临产业结构升级的真正机遇。
参考文献：
[1]阿瑟·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A＼]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C＼]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1-46
＼[2＼]蔡昉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J＼]经济学动态，2011，（6）
＼[3＼]蔡昉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J＼]甘肃社会科学，2013，（1）
＼[4＼]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经济研究，2010，（4）
＼[5＼]王金营，顾瑶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形势及未来变化趋势研究＼[J＼]人口学刊，2011，（3）
＼[6＼]朱洪，郭正模浅析中国人口红利及其兑现途径＼[J＼]西北人口，2007， （2）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供求；产业结构升级
中图分类号：F01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4）01004206
一、刘易斯拐点与中国劳动力供求
刘易斯拐点是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于20世纪50年代，基于“二元经济模型”提出的理论＼[1＼]。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一个是以传统方式生产的“维持生计”部门（以传统农业部门为代表）；另一个则是以现代方式生产的“资本主义”部门（以工业部门和城市为代表）。由于农业部门人口过多，其边际生产率几乎为零，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此时，只要工业部门提供稍高于维持农业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工资，就能吸收大量的农村劳动力。由于过剩人口数量巨大，在一定期限内，在既定工资水平上，可以认为劳动力的供给无限。这样，工业部门就可以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不断吸收劳动力，从而不断扩张，直到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吸收完，到达刘易斯拐点。在这之后，由于农业部门边际生产率提高，工业部门要想继续吸收农村劳动力，必须提高工资。最后，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具有相同的边际生产率，二元结构转化为一元结构，促使发展中国家朝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方向发展。
传统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占绝大多数。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并呈加速之势。早在2004年，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如广东、浙江等省就开始出现“民工荒”，并迅速向全国蔓延。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全球经济哀鸿遍野，“民工荒”一度得到缓解。2010年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缓慢复苏，“民工荒”现象卷土重来。与此同时，在许多大中城市，一些传统意义上的低收入工人（蓝领工人）的工资水平迅速上升。基于此，许多学者认定：中国已经出现刘易斯拐点＼[2-3-4＼]。不仅如此，从人口结构上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20世纪50年代的生育高峰。然而，持续三十余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已使中国的生育率大大下降。考虑到这一因素，未来，劳动力供应不足的局面将更加严重＼[5-6＼]。
长期以来，劳动力成本低廉与其他因素一起被用来解释“中国经济奇迹”；与之相伴的另一个概念——“人口红利”则被用来说明近年来中国资产价格的高涨；而“劳动密集型产业”则被视为中国的支柱产业。总之，中国近乎无限的劳动力供给被看做经济保持繁荣的关键因素之一。正是基于此，一些研究者对进入“刘易斯拐点”后的中国经济发展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担心＼[7-8＼]。与此同时，一些社会舆论纷纷开始呼吁中国政府尽快终结“计划生育”政策，确保全社会的劳动力供应水平＼[9＼]-＼[12＼]。
然而，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过度依赖也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一系列隐患，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国内经济经过了十余年的高速发展之后，有陷入“低技术水平陷阱”的危险——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对较低工资水平使得中国大陆在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纵观中国大陆的优势产业，它们大多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技术含量低、产业链条短和经济附加值低的传统行业，如纺织、成衣等，国内企业在这些行业往往沦为纯粹依赖成本优势的“血汗工厂”；第二类是在核心技术和产品设计等方面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行业，如电脑整机组装等，国内企业在这些行业往往成为跨国公司的加工车间。长期依赖这些产业必将导致中国经济陷入“低技术水平陷阱”而难以自拔＼[13-14-15＼]。此外，长期从事低端制造业也造成了中国大陆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加剧等问题。综上所述，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已成为当代中国十分紧迫的任务。
二、劳动力供求与产业结构升级
一些经验研究表明，劳动力供求（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联。在这方面，除了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最著名的当属“配第—克拉克定律”和“库兹涅茨法则”。这两项研究关注了劳动力在三大产业间的转移，它们的共同结论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力将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并进一步转向第三产业。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发达国家很早就建立了完善的市场机制，在上述理论研究中，劳动力供求的变化一般被视为产业结构变动的表征。无论“二元经济理论”还是“配第—克拉克定律”或“库兹涅茨法则”，在他们的分析框架中，就业结构的变化往往是产业结构变动的结果。换言之，正是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才导致了劳动力供求的变化。另有一些学者关注了就业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此类研究的基本思路是：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攀升，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面临劳动力短缺，生产成本上升等困境，这将导致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在这一背景下，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将得到更快发展，最终诱发产业升级。这些研究基于比较优势思想，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16-17-18＼]。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在当代，产业组织已发生垂直解体＼[19＼]，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有能力包揽从原料到销售的全部流程。基于此，产业结构升级无法依赖某一家企业单打独斗，而是涉及产业链的不同环节，需要上下游企业相互协调与配合。近期，一些学者提出打造“国内价值链”（NVC），以突破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GVC）中被“俘获”、被“压榨”的地位，实现产业升级＼[20-21-22＼]。毫无疑问，NVC的建构当然涉及从产品设计到产品制造再到品牌营销等一系列不同的生产环节，需要由产业链内的不同企业加以承担。总而言之，产业升级绝非某一家强势企业单枪匹马所能完成，它涉及产业链内大量不同类型的企业。面对这种局面，厂商之间“协调”问题就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三、模型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研究劳动力供给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必须充分考虑产业链内不同企业之间的“协调”问题。为此，我们构建了一个带中间品的两商品模型＼[23＼]。
假设某个经济体只有两种最终产品——高端产品和低端产品，它们的市场价格分别为π和1， 本文把最终产品的市场价格视为外生，因此是局部均衡分析。但这不会削弱本文的结论。π>1。低端产品的生产只须投入资本K和劳动力L（未受过训练的劳动力），高端产品除了投入L和K以外，还必须投入中间品。具体地说：高端产品的生产成本不仅与劳动力价格w、资本价格r正相关，还与中间品种类n负相关＼[24＼]。也就是说，中间品种类越丰富，高端产品的生产成本越低（不同类型的中间品可相互替代，它们之间互有竞争）。
由此，可以把低端产品和高端产品的单位成本分别表示为：CL=θ（w，r）；CH=Ф（w，r，n）。其中CL/w>0，CL/r>0，CH/w>0，CH/r>0，CH/n<0。
高端最终产品生产部门和中间品生产部门之间存在互相依赖关系——没有高端最终产品部门，中间品将没有需求；没有中间品部门，高端最终产品将无法生产出来。如果试图从头开始建立一个高端产品生产部门，那么最终产品生产部门和中间品生产部门可能会陷入互相观望的“囚徒困境”之中，结果是没有任何企业愿意生产中间品，n=0，导致高端产品部门根本无法建立起来。
值得说明的是，上述分析暗含着一个前提：中间品不可贸易。否则，通过进口中间品，高端产品部门总是可以建立起来。对此，需做出以下几点说明：首先，现实经济中广泛存在的关税、运输费用等壁垒削弱了中间品的可贸易性。其次，对于“中间品”这一概念，我们应做广义理解，它既包括诸如生产原材料、产品零部件等各种“有形产品”，也包括各类专业化的人力资源，而专业化的人力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贸易的。再次，本文所说的中间品，还包括附着于各类有形中间品之上的“暗默知识”，此类知识的隐含性，不可编码性，导致它们很难直接转让。为此，下游高端产品厂商必须在空间上尽可能靠近相关中间品的供应商。最后，生产者服务等“无形产品”也属于中间品的范畴。考虑到这些因素，中间品的不可贸易性，并非一个脱离实际的假设。
既然中间品与最终产品存在相互依赖关系，企业之间的“协调”问题就浮出了水面。在现实中，这种“协调”问题并非全然无解。一方面，企业家可以利用自身人脉资源进行一定程度的协调；另一方面，垂直一体化、各种形式的契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个问题。此外，政府和行业协会的介入也有助于企业间的相互协调。然而，所有这些解决方案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性——企业家自身的人脉资源总是有限的；垂直一体化可能造成企业规模过大，管理成本过高；当企业数量较多时，契约将变得极其复杂，以致无法接受，契约的不完全性也将给企业带来困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能力也是有限的。考虑到以上这些因素，在本模型中，笔者设定：企业家通过各种途径可以进行一些“协调”，但参与协调的企业数量不能太多（这一设定类似于卡特尔联盟，当成员数量过多时，联盟将可能解体）。我们假设参与协调的中间品生产者数量最多只能达到n。相应的，它们所提供的中间品种类也不超过n（假设一家企业只生产一种中间品）。另一方面，从总资源约束的角度考虑，假设一个经济体的资源最多所能提供的中间品种类为N。显而易见：n
高端产品比低端产品资本密集，从而，在r—w平面内，高端产品的等成本曲线Ф（w，r，n）=c0比低端产品的等成本曲线θ（w，r）=c0更加陡峭。在技术、制度等外生变量保持恒定，且中间品种类n不变的情况下，单位产品等成本曲线的位置就完全取决于成本约束，若成本约束上升，则等成本曲线向右上移动。一旦成本约束确定，低端产品等成本曲线的位置就确定了。对高端产品来说，单位产品等成本曲线的位置还与中间品种类n有关，随着n的增长，高端产品的生产成本将下降，等成本曲线Ф（w，r，n）=c0将向右上移动。这意味着能给劳动及资本所有者带来更高的回报。
1刘易斯拐点之前的均衡状态
在两组等成本曲线中，我们特别关注Ф（w，r，n）=π和θ（w，r）=1这两条“由产品价格指示的单位产品等成本曲线”，它们所对应的单位产品成本等于市场价格，满足竞争性市场的零利润假设。
一国的资源禀赋状况用k=K/L来表示，其中K和L分别是资本与劳动的供应量。对刘易斯拐点之前的经济体而言，由于劳动力供应几乎无限，L很大，故k很小，一旦经济体进入刘易斯拐点，L将下降，k将增大。
对一个经济体而言，其均衡状况可由“产品价格指示的单位产品等成本曲线”和“表示资源禀赋状况的特定直线”的切点来描绘。图1是一个位于刘易斯拐点之前的经济体的均衡状况：
图1刘易斯拐点之前的均衡状态
在图1中，三条曲线分别为：θ（w， r）=1，Ф（w，r，n）=π，Ф（w，r，N）=π，它们分别代表低端产品、中间品数量为n时的高端产品及中间品数量为N时的高端产品的等成本曲线。三条直线L1、L2、L3的斜率均为k，k=K/L，它们表示经济体的资源禀赋状况。注意到L1、L2、L3均较为平缓，故图1中的经济体处于刘易斯拐点之前的状态。
经济体的最终均衡落在O点上，O点是直线L1与曲线θ（w， r）=1的切点。注意到L2与Ф（w，r，n）=π的切点是P，但经济体不会选择P为均衡点，理由如下：P点位于曲线θ（w， r）=1之内，根据单位产品等成本曲线的定义，在P点所描述的要素价格组合下，低端产品的生产成本将小于1，故生产低端产品有经济利润，而生产高端产品只能获得平均利润。因此，经济体不会选择P点。 直线L3与Ф（w，r，N）=π的切点为S。Ф（w，r，N）=π是当中间品数量达到最大，即n=N时的高端产品等成本曲线。如果达到S点，那将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状况——S点位于θ（w， r）=1之外，由之前的分析可知，若达到S点，没有人愿意去生产低端产品，故S是一个稳定均衡点。不仅如此，由于S点位于O点的右上方，对应着更高的要素价格组合，从而在S点资本与劳动所有者都能够获得更高的回报。
然而，遗憾的是，在市场自发的状态下，S点是无法达到的。如前所述，高端最终产品部门必须在中间品部门已经存在的条件下方能够建立。企业家的自发协调最多可以使中间品种类达到n，然而，根据我们的分析，O点位于曲线Ф（w，r，n）=π之外，这表明，即使企业家进行最大程度的协调，使得n=n，高端产品部门依然缺乏竞争力，此时生产低端产品更加有利。经济体依然会选择均衡点O。这意味着，高端产品生产部门根本无法建立起来。
2刘易斯拐点的均衡
这种困境实际上表明：经济体具有生产高端产品的潜能（S点一旦到达，就是一个稳定均衡），然而却被卡在了一种低水平均衡上。因此，可以说是一种“低水平陷阱”。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这种低水平的均衡实际上与切线斜率k有关，也就是说与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丰裕程度有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一个经济体出现刘易斯拐点，L变小，从而k=K/L变大，这在图形上表现为切线变得更加陡峭（如图2所示）。
图2刘易斯拐点的势衡
当k变大后，情况发生了改变。在图2中，代表资源禀赋状况的直线L2与等成本曲线Ф（w，r，n）=π相切于P点，P位于θ（w， r）=1之外，说明P点是一个稳定均衡点。这意味着，只要依赖企业家的自发协调，高端产品部门就可以建立起来。
一旦高端产品部门被建立起来，就意味着经济体跳出了“协调”困境，走出了“低水平陷阱”。由于高端产品部门能够提供要素所有者更高的回报，不断有资本和劳动进入高端产品部门，这将导致中间品种类n不断上升。如前所述，随着n的增长，高端产品单位成本将不断下降，也就是说，每单位高端产品的等成本曲线将不断向右上方移动，最终到达Ф（w，r，N）=π的位置。此时的均衡点为S，这是之前可望而不可及的高水平均衡，对要素所有者来说，这是一个“更好的”均衡。
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一方面，刘易斯拐点前后的经济体具有不同的资源禀赋；另一方面，高端与低端产品的等成本曲线具有不同的斜率，说明两类产品的要素密集度不同。根据赫克歇尔—俄林模型（H—O Model），不同资源禀赋的经济体一般应选择生产不同要素密集度的产品。既往研究大多围绕这一思路展开。然而，本文的分析表明，经济体选择生产何种产品，不仅与产品的要素密集度相关，还与产品的生产成本相关。根据我们的分析，尽管高端产品的要素密集度始终不变，但其生产成本并不固定。对发达国家而言，由于中间品种类较多，其生产成本较低，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依赖企业家自发协调所能提供的中间品数量相当有限，故生产成本较高。由于考虑了生产成本的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更强的现实性。
值得指出的是，上文的分析，暗含着一个前提：一个经济体必须具备生产高端产品的潜能。否则无论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高端产品部门都无法建立起来。
3产业升级无法实现的状态
在图3中，直线L1、L3均较为陡峭，说明劳动力相对稀缺，可认为经济体已经跃过刘易斯拐点。然而，S点位于等成本线θ（w， r）=1之内，这说明S根本不是稳定均衡点，经济体依然会陷入低端均衡O点。这种情况表明该经济体根本没有生产高端产品的潜能。
图3产业升级无法实现的状态
四、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已经阐明：无限的劳动力供给、低廉的工资水平，虽然可能在一段时期内促进一国经济的发展，但也是经济结构转型、增长方式转变的障碍。
在上述模型中，只有在刘易斯拐点之后，随着劳动力供给的下降，k逐渐变大，经济体才能走出低水平陷阱O点，转到P点，最终达到S点这一高水平均衡。
直观上对上述过程可以这样理解：对某些国家来说，具备生产高端产品的潜能。然而，建构一个完整的高端产业需要上下游企业通力合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存在协调问题，这并不容易做到，各厂商很容易陷入互相观望的状态中。特别是在一国处于刘易斯拐点之前时，由于劳动力供给十分充裕，资本显得较为稀缺，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就可以获得稳定收益。这将导致前述的“协调问题”更加难以解决。在一国进入刘易斯拐点后，由于劳动力相对稀缺，从事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将无利可图，此时，原先的协调问题变得易于解决，从而使高端产业有可能被建立起来，最终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中国政府谈论产业结构升级已有很多年。根据上述分析，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升级无异于一句空话。只有当劳动力供给下降，资本相对充裕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大可不必担忧劳动力供给的下降。相反，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中国正面临产业结构升级的真正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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