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闻工作者”自居，用文字搭起浩瀚的江湖，在最颠沛的时代登场，于最辉煌的阶段隐退，这就是金庸的侠者之道。
　　2018年10月30日，地球上每一块有华人驻居的地方都回荡着唏嘘哽咽之声，他们或缅怀自己的青春，或祭奠年少轻狂的热血，或哀叹一个时代的终结。
　　金庸走了，享年94岁，在中国的老人眼中，这个年纪故去，称得上“喜丧”，然而依旧止不住许多人的悲怆，因他曾打造过一个纯东方格调的童话世界，里头有侠气盖天、有美人如玉、有忠肝义胆，有权谋之道，这就是“武侠”的迷人之处，系成年人最理直气壮的梦幻想像。
　　江湖已没有了金庸，而“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传奇却永留人间。这位能把印度电影大神阿米尔汗圈粉的奇人，成全了无数读者的英雄情结，勇者可以开拓新世界，而天才则创造世界本身。
　　金庸，就是这样一号大人物。
　　

狂人狂姿态

　　王朔曾經毫不客气地把金庸小说列入现代社会四大俗之列，原因是其作品“不入流”，认为港台作家只有两大宗：言情和武侠。可惜的是，这篇抨击金庸的文章刊载数年之后，王朔的“雅”作难以为续，而金庸的“俗”却依然雄霸天下。十五部小说，上百部影视改编作品，构筑了一个强大的金庸帝国。只要你读得懂中文，还会将影视当作娱乐消遣，就一定无法绕过他的作品，“通俗”一词，在金庸身上得以最张狂的体现。
　　即便金庸被归于“俗文学”范畴，他的出生却一点都不俗。
　　康熙年间，曾有一书香门第创造了“一门十进士，叔侄五翰林”的科举传奇，这便是浙江海宁的查氏望族，这个家族神话到什么地步呢？民国时期出过实业家、教育家、诗人，乃至翻译家。金庸就是在1924年诞生于这样的显赫豪门，甚至旁系姻亲中都有诸多声名远扬的“狠角色”，徐志摩是他的表哥，“航天之父”钱学森是他的表姐夫;他还有一位表外甥女，也是王朔“四大俗”中的另外一“俗”——言情作家琼瑶。
　　在这样的家庭、这样的时代成长，既好又不好，好的是教育环境，坏的是世道纷乱。战争让查家失去了昔日辉煌，却没有磨灭查良镛（金庸原名）的心志，反倒于乱世中越活越狂妄。在浙江省嘉兴中学就读的日子里，金庸就彰显了先辈们的两大优良基因——赚钱与写作。在校读到初三，同学都以万分紧张的心情准备迎接高考，唯独他在想别的事儿：既然复习功课这么辛苦，那必然很多人都想有本指导考试的书，凭我小学考初中的经验，编这样一本指导手册应该不成问题。

　　于是乎，金庸跟两个同学一拍即合，编辑了名为《给投考初中者》的指导书，出版之后成为浙南畅销读书，让他尝到了码字捞金的甜头。那一年，他才十五岁。
　　才子头脑灵活，脾气也一样不拘管束。在浙江省联合高中就读的日子里，金庸依然是风云人物，同学眼中的“学霸”，也是校领导心中的“毒瘤”。这颗“毒瘤”狂到什么地步呢？他敢于在壁报上胡编“童话”，公然将训育主任写成一条口喷毒汁的眼镜蛇。此举换来的是学生的拍手叫好，也让他被学校开除。
　　这位当年身量中等，长着一张国字脸的“狂徒”就这样风风火火地挥洒青春，“反骨”性格到后来终究成了他武侠创作的精神支柱。
　　1946年，金庸进入上海《大公报》任国际电讯翻译，想要尽快达成个的外交官梦想，可惜“狂”再次害了他，因为大胆直言，被四川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开除。次年《大公报》香港版创刊，金庸被派到香港，之后转入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在《新晚报》担任编辑，一边做媒体人，一边写电影剧本。
　　那时候的香港报纸要大卖，靠的不仅仅是出新闻，为了留住一批固定读者群，还得在里头加入一些连载小说，而当时最受欢迎的小说题材正是武侠。香港意识流作家刘以鬯就曾在《酒徒》里刻画了一位不入流的剧作家，勉强靠写武侠连载维生，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穷酸日子。当时入流的武侠作家是谁呢？——梁羽生。可以说，《新晚报》最初的畅销，梁羽生功不可没。
　　1955年的某日，梁羽生的《草莽龙蛇传》连载完毕，小说部分眼看要开天窗了，主编罗孚无奈之下找到金庸，拜托他务必要接这个棒。金庸恰好是梁羽生的忠实读者，于是硬着头皮允诺，随后就在家反复斟酌，涂涂改改，最后精修出一千字的小说开场，也就是《书剑恩仇录》的起始。就这样，金庸的武侠生涯正式拉开帷幕，《碧血剑》、《射雕英雄传》、《雪山飞狐》等一系列作品横空出世，与一众武侠作家共分一杯羹。
　　尽管外交官是当不成了，稿费也赚得够多，可金庸也从未想过把写小说当成正职，他的脑筋早已转到做报纸上头了。
　　热衷于探险的性情，在金庸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35岁那年，他终于自立门户，在香港创办了《明报》，并且单纯地希望通过报纸这一媒介追求事实真相，主持公正。秉持如此信念，金庸信心满满地出了八万块的投资，与友人沈宝新加入“报业人”行列。可惜的是，现实没有他想像得那么圆满，《明报》开创之初，每期销量都超不过六千份，把他亏惨了。他的第二任妻子朱玫为了能给他省钱，每天从九龙赶到报社送饭，最穷的时候两人只能同饮一杯咖啡。
　　这个时候，拯救了《明报》的依然是金庸的小说连载——《神雕侠侣》。

侠者侠性情

　　《明报》初期的艰难，报社员工有目共睹，换了别的老板大抵就会用裁员之类的手段压缩成本，金庸没有，他宁愿在别的地方省一笔。虽然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爹，报纸请的写手也是倪匡、亦舒之类的大咖，他却咬着牙不给写手涨稿费，最低谷的时期，他就选择给员工降薪酬，但坚决不开人。一如《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天龙八部》中的乔峰、《笑傲江湖》里的令狐冲，金庸始终把“男人的情义”看得极重，即便做报纸总是焦虑多过欣喜，也要行侠者之道。

　　因精读《资治通鉴》，金庸心中有大格局和大气魄，因此他的小说与权谋密不可分，所有创设的江湖流派都有地可寻，与历史真实事件可参照对比。如果说古龙的小说属于大写意，乃任性妄为之作，那么金庸则是强迫症一般精细过人，一字一句都要反复推敲，行文的密度之高、信息量之大，特别经得起考驗。
　　《明报》就是靠他一针见血的犀利社评与精彩纷呈的江湖设计走出了一条明道，在办报的三十余载中，金庸经历了离婚和再婚，情路之坎坷则都已入书。如果说金庸笔下的男主人公多半性情忠烈，大智若愚;那么一众女性角色则是各领风骚，有描写得并不特别讨喜的亦正亦邪、精灵古怪之黄蓉，也有刚柔并济、智勇双全的完美女神任盈盈。对于爱情，他彻底颠覆了“男权”概念里的配对原则，让杨过与“失去贞操”的姑姑小龙女成就情缘，也描刻了杨不悔与殷梨亭年龄差距极大的“不伦之恋”。
　　不断破格颠覆之余，让江湖与江山社稷相铺相成，促就了金庸特有的江湖地图;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讲的正是这个道理。
　　就在《明报》办得风生水起之时，金庸的《鹿鼎记》连载正式收鞘，随后宣布封笔。与前面的十四部作品截然不同，《鹿鼎记》头一次将男主人公塑造成不会武功，只靠小聪明投机，在江湖纷争与宫廷权谋斗争中能处于不败之地的奇葩，在妓院出生的韦小宝以“小混混”腔调打碎了“侠”的限制，也让小说超出了武侠范畴，可作为政治荒诞作品观瞧。
　　金庸选在《明报》已地位稳固的时机收手，是有道理的，作为报业人他希望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媒体工作中去，同时也已经找好了“接手人”，这个人就是古龙。
　　纵色纵酒的古龙与金庸不像是一个世界的，因此当他接到对方的约稿信时，都惊讶地说不出话来。也唯有真正的侠者，才能视才如命，愿意把最好的地盘让度给远在台湾的另一位侠者。古龙看完信件，光着身子怔了半天，决定在《明报》上连载《陆小凤》系列。可惜的是，古龙命短，早在1985年便因肝硬化撒手人寰。
　　但最令金庸痛楚的不是古龙的离逝，却是1976年10月，其长子查传侠在美国上吊自尽的噩耗。这一重创让金庸不断反思曾经忙于工作冷落了家庭的种种憾事，也是他头一次意识到“死亡”的真实感受并非如他小说中写得那般浮于表面，这是更深层次的伤痕。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金庸一心修佛，开始了真正的精神修炼。
　　1992年2月，金庸将《明报》股权转给了于品海，原因是他认为当时年仅33岁的于品海眉宇间有神似查传侠的部分，于是觉得亲近。转让价出得很低，亦预示着侠者退隐江湖的决心。
　　此后的金庸，就已经成为一个传说，虽然不再撰写新的武侠故事，可其著作却被周而复始地改编成影视剧。实际上他本人也属于精力过盛那一类，年过八旬还远赴英国剑桥求学，拿了一个博士学位。
　　如果说金庸的前半生系挥笔书尽“成年人的童话”，影响了一代人的阅读审美;那么他的后半生则更多地被描述成一位“富可敌国”的成功人士，又为年轻人勾画了另一种梦想的愿景。
　　暮年的金庸曾经说过，人生就应该是“大闹一场，悄然离去。”
　　张狂地登场，建筑了一个新天地，遂低调谢幕，这就是一代奇侠的完美作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