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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还原国史、党史真相，著名国史党史专家程中原，在破解党史两大难题（歌特是谁？博（古）洛（甫）交接在何时何地进行？）过程中，开始尝试并在其后自觉运用“四重证据法”，认为这是还原国史、军史真相的最好方法。一是人证；二是书证，指来自档案、报刊、书籍、书信、题词、日记等的书面材料；三是物证；四是史证，指继承传统的“经史互参”方法，联系历史、结合现实，对史料进行考释，通过具体分析，求得问题的解决，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程中原运用“四重证据法”考证并研究歌特是谁、博（古）洛（甫）交接在何时何地进行这两大党史难题所取得的成果，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可和赞同。此外，程中原还运用“四重证据法”，对国史党史中的另外五大疑案作了破解。这五大疑案是：①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担任的职务是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②鲁迅、茅盾致中共中央祝贺红军胜利的是“东征贺信”还是“长征贺电”？③邓小平怎样通过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协助他进行1975年整顿？④华国锋对邓小平复出是阻挠还是拖延？⑤胡乔木有没有参与起草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程中原对国史、党史上七大疑案作了破解后，最终写成《国史党史七大疑案破解：四重证据法》，已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于2014年2月出版（以下简称《破解》）。我把《破解》读了两遍，认为此书非常有价值。
一、确立扎西会议的历史地位，
应把扎西会议写进党史
程中原在破解“博（古）洛（甫）交接在何时何地进行”和“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担任的职务是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这两大党史疑案时，发现1935年2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在中央红军集结扎西途中召开的扎西会议，具有关系红军后来历史命运的伟大意义。
过去，即使是最权威的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1991）也只是肯定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而对于扎西会议却只字未提。其实，遵义会议尖锐地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实行单纯防御、在长征途中实行退却逃跑的严重错误；张闻天反对博古所作的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做了“反报告”；毛泽东、王稼祥对博古的报告也发表了批评意见；张、毛、王的发言和意见，获得了参加遵义会议的除博古、凯丰和李德三人之外的全体同志的同意。1月17日，遵义会议结束时做出下列决定：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增选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原为政治局委员），常委（政治局常委原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陈云）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三人团（三人团原由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组成），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也就是说，遵义会议扭转了党中央和红军领导人的错误路线，但对今后党中央的工作由谁负责和红军今后往何处去这两大问题并没有做出决定。而扎西会议就完全不同了。《破解》指出：“扎西会议做了七件大事”：①变换领导。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作了分工，由洛甫（张闻天）取代博古担任书记（经程中原采用“四重证据法”考证，“张闻天从1935年2月5日就任总书记”（见《破解》第12页），“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实现了组织上的变更。②讨论、通过由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全称为《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分清了军事路线的是非。③在中央红军中及时传达《遵义会议决议》，在红军中实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领导。④讨论了全国各苏区和红军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问题，做出决定，先后分别向中央分局，红二、六军团，红四方面军发出指示，领导全党全军实现历史转折。⑤改变渡江入川计划，做出“回兵”决策，发布向川滇黔边境发展的指示。在毛泽东指挥下打了遵义大捷（指第二次攻克遵义）这样的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⑥发出“缩编”命令，对中央红军进行整编。充实了连队，实行了轻装，提高了战斗力。同时还扩充红军3000人。⑦决定抽调干部和战士400人，由周恩来亲自动员，组织、成立游击纵队，在地方活动，牵制敌人。“在短短的六七天时间里，做出这么多关乎红军和革命前途命运的正确决定和决策，在长征史上，在中共党史上，的确值得大书一笔”。（《破解》第81～82页）张闻天之所以能在遵义会议上做“反报告”、扎西会议上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做了七件大事，绝非偶然。程中原以“四重证据法”考证指出：歌特即张闻天。他早在1932年11～12月，即以“歌特”为笔名，发表了《文艺路线上的关门主义》（载1932年11月3日《斗争》第30期）、《在走向粉碎第四次“围剿”的路上》（载1932年11月18日《斗争》第31期，又载1932年12月20日《红旗周报》第53期）、《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载1932后11月18日《斗争》第31期）3篇文章，反对“左”倾。在党内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张闻天的思想经历了一个由“左”倾到反对“左”倾的发展过程。所以，他能在遵义会议上做“反报告”，能够得到遵义会议与会同志绝大多数的支持和拥护。
自扎西会议开始，张闻天“在党内负总的责任”，任总书记。扎西会议后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成立新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团长是周恩来，由毛泽东实际上负责指挥红军的总的责任。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创了张、毛合作的时期。这一时期从1935年2月5日开始至1938年9～11月中共中央六中全会后张闻天辞去总书记职务，历时三年零九个月，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党内生活最民主、最健康、最活跃、最正常的时期；是中国革命事业快速推进的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大发展的时期。
二、还邓小平一九七五年的
整顿真相，进一步提高
其意义和价值的新评价
邓小平于1975年在全国范围内整顿，成绩显著，有口皆碑。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只在第八章《“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第五节《江青集团的覆灭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有一小段《1975年的全面整顿及其反复》讲了这件事。其中说：“在邓小平领导下，有叶剑英、李先念等一批先后恢复工作、担任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同心协力的配合，对各方面工作的整顿便大刀阔斧地开展起来，并且迅速收到显著的效果。”“经过几个月整顿，经济形势日益好转。”《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这两个文件实际上不限于整顿的内容，在一些问题上很有远见地提出了改革工业、科技工业的重要思想，为后来这两方面的改革做了准备”。[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则设立了专章（第二十六章）《1975年的全面整顿》，论述了党史上的这件大事。其中说道：“在整顿全面推开的过程中，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1975）7月5日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政研室撰写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就是一篇针对‘四人帮’只讲‘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却不提毛泽东关于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两条指示而撰写的文章。”“整顿有力地冲击了极左思想，充实了党内与‘四人帮’进行斗争的力量，使‘四人帮’在中央领导层和军队的影响受到遏制和削弱。整顿在一定范围内开始了有限度的拨乱反正，进一步促进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觉醒，使他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党和同志的希望所在，从而积极贯彻整顿的各项政策措施，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社会秩序，促使生产形势逐步好转，科技教育受到重视，文艺禁锢开始松动。在1975年，一些地区的武斗逐步减少，大部分地区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对邓小平在1975年主持的全面整顿的评价有较大提高。 《破解》再用“四重证据法”，公布了邓小平于1975年1月至1976年1月邓小平同胡乔木以及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进行的24次谈话，具体地记录了邓小平在整顿中亲自组织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并直接领导政研室同“四人帮”进行斗争，推动各方面整顿的历程。充分肯定“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政研室在1975年7月初的四个多月时间里……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发挥了党中央、国务院的参谋和助手作用。①对思想文化工作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收集和上报一些材料，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转呈了一些信件。在调整文艺政策的方针下，1975年夏季，中国文艺界在一定范围内开始冲开‘革命样板戏’独占文坛的局面。”②参加起草和修改国务院的一些文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协助修改《工业二十条》和《科学院汇报工作提纲》。③撰写了理论文章《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④代管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协助筹办综合性理论刊物《思想战线》，在党内外引起广泛的注意，使“四人帮”感到他们在思想文化阵地的垄断受到威胁。（《破解》第109～111页）。邓小平直接领导政研室与“四人帮”进行斗争，全面开展整顿的真相从此大白于天下。由于政研室的7位负责人，特别是胡乔木在协助邓小平整顿工作中十分得力，所以，邓小平请胡乔木协助他起草、完成他于1978年12月13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的影响深远的“主题报告”。程中原仍是用四重证据法：“无可争辩地说明，胡乔木是邓小平这篇讲话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他自始至终参加了讲话稿的起草工作，不仅邓小平多次谈话在场，而且不止一次地亲自对讲话稿进行了修改。”胡乔木在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形成过程中功不可没，其历史真相也应该还原。
由于程中原运用“四重证据法”，材料扎实，考证过硬，所以他在《破解》中对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的整顿工作做出了更加符合整顿工作实际的历史评价：①1975年整顿是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的开始。②1975年整顿是改革的实验。社会主义要摆脱贫穷，就要通过改革，找出一条适合自己国情、比较快的发展道路。③一九七五年整顿中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和在邓小平指导影响下形成的三个著名文件（指《论总纲》、《工业二十条》和《科学院汇报工作提纲》），以及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和中共中央发出的指导整顿的一系列文件，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邓小平理论的酝酿和起点。我认为，《破解》对1975年整顿真相的还原和对1975年整顿的新评价，是恰当和正确的。
参考文献：
[1]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469-471.
（作者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文史专家）
责任编辑：彭安玉
一、确立扎西会议的历史地位，
应把扎西会议写进党史
程中原在破解“博（古）洛（甫）交接在何时何地进行”和“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担任的职务是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这两大党史疑案时，发现1935年2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在中央红军集结扎西途中召开的扎西会议，具有关系红军后来历史命运的伟大意义。
过去，即使是最权威的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1991）也只是肯定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而对于扎西会议却只字未提。其实，遵义会议尖锐地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实行单纯防御、在长征途中实行退却逃跑的严重错误；张闻天反对博古所作的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做了“反报告”；毛泽东、王稼祥对博古的报告也发表了批评意见；张、毛、王的发言和意见，获得了参加遵义会议的除博古、凯丰和李德三人之外的全体同志的同意。1月17日，遵义会议结束时做出下列决定：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增选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原为政治局委员），常委（政治局常委原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陈云）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三人团（三人团原由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组成），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也就是说，遵义会议扭转了党中央和红军领导人的错误路线，但对今后党中央的工作由谁负责和红军今后往何处去这两大问题并没有做出决定。而扎西会议就完全不同了。《破解》指出：“扎西会议做了七件大事”：①变换领导。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作了分工，由洛甫（张闻天）取代博古担任书记（经程中原采用“四重证据法”考证，“张闻天从1935年2月5日就任总书记”（见《破解》第12页），“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实现了组织上的变更。②讨论、通过由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全称为《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分清了军事路线的是非。③在中央红军中及时传达《遵义会议决议》，在红军中实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领导。④讨论了全国各苏区和红军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问题，做出决定，先后分别向中央分局，红二、六军团，红四方面军发出指示，领导全党全军实现历史转折。⑤改变渡江入川计划，做出“回兵”决策，发布向川滇黔边境发展的指示。在毛泽东指挥下打了遵义大捷（指第二次攻克遵义）这样的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⑥发出“缩编”命令，对中央红军进行整编。充实了连队，实行了轻装，提高了战斗力。同时还扩充红军3000人。⑦决定抽调干部和战士400人，由周恩来亲自动员，组织、成立游击纵队，在地方活动，牵制敌人。“在短短的六七天时间里，做出这么多关乎红军和革命前途命运的正确决定和决策，在长征史上，在中共党史上，的确值得大书一笔”。（《破解》第81～82页）张闻天之所以能在遵义会议上做“反报告”、扎西会议上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做了七件大事，绝非偶然。程中原以“四重证据法”考证指出：歌特即张闻天。他早在1932年11～12月，即以“歌特”为笔名，发表了《文艺路线上的关门主义》（载1932年11月3日《斗争》第30期）、《在走向粉碎第四次“围剿”的路上》（载1932年11月18日《斗争》第31期，又载1932年12月20日《红旗周报》第53期）、《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载1932后11月18日《斗争》第31期）3篇文章，反对“左”倾。在党内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张闻天的思想经历了一个由“左”倾到反对“左”倾的发展过程。所以，他能在遵义会议上做“反报告”，能够得到遵义会议与会同志绝大多数的支持和拥护。
自扎西会议开始，张闻天“在党内负总的责任”，任总书记。扎西会议后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成立新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团长是周恩来，由毛泽东实际上负责指挥红军的总的责任。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创了张、毛合作的时期。这一时期从1935年2月5日开始至1938年9～11月中共中央六中全会后张闻天辞去总书记职务，历时三年零九个月，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党内生活最民主、最健康、最活跃、最正常的时期；是中国革命事业快速推进的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大发展的时期。
二、还邓小平一九七五年的
整顿真相，进一步提高
其意义和价值的新评价
邓小平于1975年在全国范围内整顿，成绩显著，有口皆碑。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只在第八章《“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第五节《江青集团的覆灭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有一小段《1975年的全面整顿及其反复》讲了这件事。其中说：“在邓小平领导下，有叶剑英、李先念等一批先后恢复工作、担任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同心协力的配合，对各方面工作的整顿便大刀阔斧地开展起来，并且迅速收到显著的效果。”“经过几个月整顿，经济形势日益好转。”《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这两个文件实际上不限于整顿的内容，在一些问题上很有远见地提出了改革工业、科技工业的重要思想，为后来这两方面的改革做了准备”。[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则设立了专章（第二十六章）《1975年的全面整顿》，论述了党史上的这件大事。其中说道：“在整顿全面推开的过程中，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1975）7月5日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政研室撰写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就是一篇针对‘四人帮’只讲‘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却不提毛泽东关于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两条指示而撰写的文章。”“整顿有力地冲击了极左思想，充实了党内与‘四人帮’进行斗争的力量，使‘四人帮’在中央领导层和军队的影响受到遏制和削弱。整顿在一定范围内开始了有限度的拨乱反正，进一步促进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觉醒，使他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党和同志的希望所在，从而积极贯彻整顿的各项政策措施，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社会秩序，促使生产形势逐步好转，科技教育受到重视，文艺禁锢开始松动。在1975年，一些地区的武斗逐步减少，大部分地区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对邓小平在1975年主持的全面整顿的评价有较大提高。 《破解》再用“四重证据法”，公布了邓小平于1975年1月至1976年1月邓小平同胡乔木以及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进行的24次谈话，具体地记录了邓小平在整顿中亲自组织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并直接领导政研室同“四人帮”进行斗争，推动各方面整顿的历程。充分肯定“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政研室在1975年7月初的四个多月时间里……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发挥了党中央、国务院的参谋和助手作用。①对思想文化工作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收集和上报一些材料，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转呈了一些信件。在调整文艺政策的方针下，1975年夏季，中国文艺界在一定范围内开始冲开‘革命样板戏’独占文坛的局面。”②参加起草和修改国务院的一些文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协助修改《工业二十条》和《科学院汇报工作提纲》。③撰写了理论文章《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④代管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协助筹办综合性理论刊物《思想战线》，在党内外引起广泛的注意，使“四人帮”感到他们在思想文化阵地的垄断受到威胁。（《破解》第109～111页）。邓小平直接领导政研室与“四人帮”进行斗争，全面开展整顿的真相从此大白于天下。由于政研室的7位负责人，特别是胡乔木在协助邓小平整顿工作中十分得力，所以，邓小平请胡乔木协助他起草、完成他于1978年12月13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的影响深远的“主题报告”。程中原仍是用四重证据法：“无可争辩地说明，胡乔木是邓小平这篇讲话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他自始至终参加了讲话稿的起草工作，不仅邓小平多次谈话在场，而且不止一次地亲自对讲话稿进行了修改。”胡乔木在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形成过程中功不可没，其历史真相也应该还原。
由于程中原运用“四重证据法”，材料扎实，考证过硬，所以他在《破解》中对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的整顿工作做出了更加符合整顿工作实际的历史评价：①1975年整顿是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的开始。②1975年整顿是改革的实验。社会主义要摆脱贫穷，就要通过改革，找出一条适合自己国情、比较快的发展道路。③一九七五年整顿中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和在邓小平指导影响下形成的三个著名文件（指《论总纲》、《工业二十条》和《科学院汇报工作提纲》），以及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和中共中央发出的指导整顿的一系列文件，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邓小平理论的酝酿和起点。我认为，《破解》对1975年整顿真相的还原和对1975年整顿的新评价，是恰当和正确的。
参考文献：
[1]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469-471.
（作者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文史专家）
责任编辑：彭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