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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族国家和政治国家都是现代主权国家。但民族国家与政治国家在建国顺序、建国内容、主权归属、权力制约诸方面有显著差异。由于对民族国家所持标准不同，学术界、理论界关于民族国家内涵方面有较大分歧。然而民族国家与政治国家拥有相同的现实逻辑，即具有同一性与国家的一般性；但二者在理论逻辑方面具有差异性，即政治国家是人民共有的事务和财富，也是建立在宪法基础上的现代国家。
关键词：民族国家；政治国家；辨析
中图分类号：D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１６８（２０12）０3－0034－05
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无论是以君主主权、国家政治统一、权力集中为特征的民族国家，还是以人民主权、分权制衡、规约公权为特征的政治国家，都是近代国家形态和国家概念。民族国家和政治国家具有不同的内涵和特质。本文主要分析民族国家与政治国家的本质、特征及其相互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由于对民族国家与政治国家所持标准不同，中外学者对中国何时成为民族国家以及是否属于一个民族国家大异其趣。中外学者关于民族国家的标准主要有以下观点：
一是将民族国家等同于政治国家。“近代以来，不仅德国，世界上各个民族国家，但凡不同于英美之正常国家的任何一个社会政治体或者一个民族国家在其发育生长的建国过程中，都存在一个相似的德国问题。”“一个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一个与英美相一致的现代国家形态并没有从德国自身中自发地演变出来。”“如何从各自民族国家的特殊性中最终转化出来某种符合英美政治的普遍性原则以及制度架构，这才是所谓德国问题或中国问题的真正意义所在。”[1]（pp126127)
二是将民族国家与政治国家两种国家形态作为现代国家形态，否认当代中国为民族国家。“我们国家正处在转型时期，这个转型时期可以说从鸦片战争就开始了，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完成，我认为这个时期从历史和政治逻辑来看，对应的是西方15世纪到19世纪这样一个民族国家的建设时期。”“从本质性上说，它是一个共和、宪政、民主的国家建设时期。”“这个国家不同于古代的城邦国家，也不同于封建的旧制度，而是一个新型的市民社会和政治主权相互关联的现代国家。”[2](p6)而“任何一个传统的民族或者社会又都面临着一个现代性的转型，即面临一个民族国家的转型建设，构建自由经济秩序以及法治、宪政秩序，建设现代民族国家”[1](p127)。20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实践表明，“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并没有通过政权力量培育和发展出真正意义的现代社会，因而，也就无法在这种力量下发育出真正的现代国家”；“由改革开放催生的现代社会的发育和成长，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权建立和发展现代国家的现实基础”[3](p112）。
三是认为中国是一个文化国家而非现代民族国家。以研究中国文化见长的美国著名学者白鲁恂·派伊(Lucian Pye)在其所著的《中国：导论》一书中，既否认中国为民族国家，更否认中国为政治国家，认为中国只不过是一个文化共同体。他说中国充其量是一个文明（Civilization），或者一个文化国家（Cultural State），而非现代民族国家。
四是认定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是现代民族国家。由于对民族国家所持标准不同，有学者认定1949年后的中国是现代民族国家。“中国作为一个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形成，毫无疑问是一个缓慢的、渐进的过程。”“中国作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应该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才逐渐形成起来的。尽管这里面仍旧有一个渐进的发展变化的过程，但很显然，只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国才真正统一起来，它的疆域和政权也才真正稳固下来。”[4]
从以上关于民族国家的不同观点来看，笔者认为有必要研究民族国家的内涵，更应区分民族国家与政治国家的本质、特征及其区别与联系。
二、从“民族国家”到“政治国家”
民族国家是欧洲国家发展史中出现的一个介于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之间的、特定阶段的、特定国家形态。“民族国家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存在于传统与现代、等级与平等、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对立之间独特形式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新颖之处不在于其政治自觉，而在于其世界性的民族国家体系。”[5](p152)
（一）欧洲民族国家的诞生
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类历史上，国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国家的职能也不完全一致，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国家形态。民族国家是欧洲国家发展阶段的一个特定阶段，其职能主要是一种工具。其本质是国家主权至上，特征是国家统一，统一之路是在王权旗帜下实现国家统一，国家主权为君主所有。
1民族国家的形成标志是国家统一
在欧洲中世纪，封建领主、诸侯、教会以及由国王授予自治特权的自治都市分散于各地，形成了各自的“自治”传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而共同的地域、生活方式、共同的语言、社会习俗、文化以及经济关系，客观上决定国家必然走向统一。第一，从文化的视角看，“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文明必须首先把各自为政的社会因素混合、同化、熔于一炉。首先必须有利益、法律、生活方式和思想的高度集中，一句话，必须有共同权力和舆论”[6]（p174)。第二，从经济关系看，“13世纪后期，由于贸易的发展和远程贸易中保护私有财产的需求不断增长，使得提供公共产品的地方性特征有了变化，即由地方转移到了规模较大的政治单位——民族国家”[7]（p12）。也就是说，由于生产力发展、经济联系扩大，具有共同地域、语言、生活方式、社会习俗的民族要求结合为一个共同体，结束地方分治、分裂、独立状态，在主权统一、共同利益、政治和法律价值基础上，通过国家政治整合，将各种政治力量纳入到统一的国家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之中。第三，经济发展和联系需将各种政治势力纳入到国家政治统治和行政管理之中，实现国家政治统一。民族国家建立的标志是绝对专制主义的崛起。十四五世纪，英、法、西班牙等国，封建王权和市民社会联合，或摧毁和取消弱小而地方化的各种政治组织，或将其合并到强大和全国性的政治组织之中，将其强制纳入到统一政治秩序和法律制度之下。通过政治整合，逐渐改变中世纪的权力分散、政治组织和行政多元状况，形成全国统一的权力机构，实现了税收、司法和行政的统一。
2政治、经济的需要对外确立国家主权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启了主权国家的新时代。欧洲国家王室之间相互联姻，因王位继承、财产转移、宗教信仰等关系，一国政治多与他国发生直接关系，国与国之间纠缠不清，干涉不断，战争不迭。这一状况初步随《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而终结，也由此开启了现代国家的主权史。“这份由欧洲各国签署的外交文件，结束了三十年战争，确定了‘政教合一’的原则（即君主有权决定本国的宗教），国家的领土主权得到承认。这份条约标志着领土主权国家的诞生。”[8]（p171)统一中央政府的现实化、领土主权的确立，这一“历史将让布丹来证明，普遍的帝国，无论是神圣罗马帝国还是法兰克帝国的时代都已经过去了。新兴的民族国家的时代已经到来，主权论证者随着它的到来应运而生……这将是布丹永远的贡献”[9]（pp193194)。欧洲主要国家进入绝对王权统治时期。
3民族国家诞生是国家对社会控制的必然结果
一般而言，世界多数国家的历史演进大体经历了从政治工具到政治目的两个阶段的转换和发展。国家的第一阶段主要是作为统治工具出现的，第二阶段则是用国家为社会造福。“君主制时期的国家是欧洲现代国家发展的初期阶段。在第一阶段，国家是一种建立和巩固权威的工具和手段，‘国家建设’的重心是建立国家对资源的控制和对秩序的维持。”[8](p179)英国学者吉登斯明确指出：“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其目标是要造就一个有明确边界、社会控制严密、国家行政力量对社会全面渗透的社会；它的形成基础是国家对社区的全面监控。”
[10](pp146147）民族国家的诞生表明，“建国是一个国家试图扩展、强化其对社会控制的过程。……与此种趋势同步的是市民社会的发展及公共领域的出现”[8](p152)。主权国家成为秩序的提供者、社会诸多方面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有时甚至是经济与社会福利的组织者。
从十四五世纪开始，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王权与资产阶级联合，逐渐打破了中世纪的权力分散状况，形成了全国统一的权力机构，进入绝对王权统治时期，即民族国家时期。由于国家统治形式、生产方式、历史传统等不同，法国、西班牙发展了君主制，荷兰和英国以议会形式对国王实行制约，为代议民主制的政治制度打下了基础。
（二）政治国家的出现
政治国家是民族国家发展的高级阶段和形态。这一阶段，国家建设重点为制度建设，政治认同成为目的，共有的政治信仰成为精神家园。
1政治国家是民族国家的高级阶段
经济是政治发展的动力，政治国家的动力来源于经济发展。民族国家的建立和行政统一，有力地促进了国内经济、交通、社会事业发展。“16世纪和17世纪创造了社会革命的一切前提，结束了中世纪，树立了社会的、政治的、宗教上的新教原则，……并使日益增长而且已经相当强有力的中间阶级和贵族并列。”[11]（p534）经济发展和自身对利益的追求，使得追随王权的市民阶级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政治国家的要求继之实现。
政治国家政治要求首先是扩大政治统治基础。“现代国家，作为一种历史运动的产物，是指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所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作为一种政治文明发展的产物，是指以人类政治解放为前提，以现代经济与社会发展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现代民主共和国。马克思认为，民主共和是现代国家的基本政治形式。”[3](p109)经过英、法等国资产阶级革命，欧洲各国从民族国家发展到政治国家。政治国家表现为：国家政体由绝对君主制向立宪君主制或议会民主制过渡；国家主权由君主主权向议会主权、人民主权转变；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由君主无限私权向有限公权转变；国家与社会关系由政治统治向行政管理转变，政治秩序也由权力支配社会向社会规约权力转变。在政治国家阶段，国家成为一种目的和理想，国家建设与民族精神和利益构建联系在一起，政治参与和经济利益的再分配成为国家建设的新内容。
2政治国家的建立经历了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
政治国家是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折冲、冲突、妥协中逐渐确立的。政治国家是在市民社会基础上，经过与封建王权战争、妥协等形式建立起来的一个以保护私有财产为目的、以公民为主体的、政治平等为手段的宪政国家。政治国家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形式。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在地方自治、贵族与王权的折冲樽俎历史传统中，经过争取政治权力、限制国王权力实现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则是在理性指导下，经过反复革命，在共和与帝制的曲折冲突中逐渐建立起来的。无论是在英国、法国，还是在美国，公民的政治权利也只是逐步扩大的。“近代国家诞生以来，作为统治机构的国家和构成统治对象的社会之间反复出现诸如和谐与反目，妥协与抵触以及镇压与叛乱等各种形态的制衡关系，由此产生政治发展与社会变化的核心力学。”[12]（p1)
先有民族国家统一和主权确立，后有政治国家出现，这是现代民族国家发展和演进的普遍规律。“实行民主制社会的民族，开始几乎总是集中权力于国王一人；后来当他们具有必要的力量和毅力时，他们便打碎这个工具，并把这些权力转到一个依附于他们自己的当局之手。”“由于他们更加强大，更有组织，更有教养，他们便更进一步从他们的一般代表那里收回部分行政权，委托次一级代理人。看来这就是那些按其社会状况、思想风尚，而被推向民主制的社会所走的道路，这是出于本能的，也可以说是必由之路。”[13](pp302303)
三、“民族国家”与“政治国家”之异同
“国家制度只不过是政治国家与非政治国家之间的协调。”[15]作为主权依附和国民依附共同体的两种国家形态，既具有共同性又具有差异性。在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上，民族国家与政治国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
（一）“民族国家”与“政治国家”现实逻辑同一性
1“民族国家”与“政治国家”具有同一性
作为主权依附和国民依附共同体的“民族国家”和“政治国家”，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理念的同一性。首先，作为地域上、历史上的“民族国家”和“政治国家”，都具有共同的社会历史文化因子。如语言的同一、生活方式同一、社会习俗同一、宗教信仰同一、社会行为方式同一等。其次，作为地域上的同一个国家，作为历史继承下的民族国家和政治国家，都具有共同的政治价值理念和政治信仰。如国家主权至上、领土完整、民族统一、法治等。
2“民族国家”与“政治国家”都具有国家的一般性
国家的出现带有政治性和普遍性。国家是为维护共同体的存续和实现某种社会职能出现的一种特殊社会组织。国家也只有在实现了它的公共职能时才能存续。国家的公共职能本身证明了国家的政治性。虽然并非一切国家都具有相同的政治性，但国家总要实现和满足一定的共同需要。马克思指出，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三种不同的国家形态：即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城邦国家、以分封制为基础的封建国家、以政治平等为基础的民主共和国。不论何种形态的国家，不论何种形式的政体，国家总要确立一定的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实现某种伦理道德。同样，作为“民族国家”与“政治国家”的两种国家形态，也都具有公共管理的共同职能和一般性。
（二）“民族国家”与“政治国家”理论逻辑之差异
在理论逻辑方面，民族国家与政治国家具有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主要体现在政治国家具有特定的内涵。政治国家的特定内涵集中体现在国家的政治性方面。
1政治国家是人民共有的事务和财富
政治国家的意义、组织及实现形式是古希腊人的创造。政治是一种公共生活，政治的本来意义就是众人之事。因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民族心智等要素的不同，人类历史上形成了一人为治的君主政体、少数人为治的贵族政体、和多数人为治的共和政体等政体形式和政治。只有城邦民主才是政治国家，体现了政治的本来意义。“城邦的长成处于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14](p7)“希腊的法律和政令，不是出自一个君主专制的宫廷，而是由平等的公民在广场上讨论决定的。”[15](p60)在希腊人心目中，政治就是他们的城邦，政治的精义就是平等、理性和民主。
国家的公共职能决定了国家的普遍性。从形式看，专制政体将国家视为自己的私物和私产，使国家失去了国家本应具有的社会普遍性。统治阶级如果使自己的特殊利益超越或凌驾于社会普遍利益之上，使特殊利益取代社会普遍利益，则使国家从本质上失去国家的意义，国家则主要成为阶级统治工具。美国政治学家肯尼斯·米诺格就认为，政治是专指以希腊为代表的治理方式，专制政体则不是政治。“以家为基础的政治结构与政治文化，由于家长主持一切，其他成员没有机会参与政治过程，故只有统治，没有政治。因为政治是公共事务，应由参与的人共同决定。从这个观点来看，中国家族式政治结构与文化，很难称得上是政治。古雅典所孕育出来的公民道德的观念及其实践，与亚里士多德以在政治过程中参与公共政策的决定来对人的特性及其能力之发展的界定，乃是西方文明的最主要渊源之一。”[16](p245)
2政治国家是建立在宪政基础上的现代国家
马克思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中列举了现代国家全景图［11］（p174）：
（1）现代国家起源的历史或者法国革命。政治制度的自我颂扬——同古代国家混为一谈。革命派对市民社会的态度。一切因素都具有双重形式，有市民的因素，也有国家的因素。
（2）人权的宣布和国家的宪法。个人自由和公共权力。自由、平等和统一。人民主权。
（3）国家和市民社会。
（4）代议制国家和宪章。立宪的代议制国家，民主的代议制国家。
（5）权力的分开。立法权力和执行权力。
（6）立法权力和立法机构。政治俱乐部。
（7）执行权力、集权制和等级制。集权制和政治文明。
（8）司法权力和法。
（8’）民族和人民。
（9）政党。
（9’）选举权，为消灭国家和市民社会而斗争。
从马克思构列的现代国家的著作计划草稿来看，这是一幅与以往国家形态完全不同的国家形态，完全是一幅以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为中心的现代国家（即现代政治）全景图。政治国家是政治革命的结果。马克思高度评价政治革命的意义：首先，政治解放是一大历史进步。“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一般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其次，政治革命将“国家事务提升为人民事务”，并将其“确定为普遍事务”。国家在形式上成为“真正的国家”，成为维护市民社会的手段，成为独立于社会各阶级之外的相对自主性。第三，国家追求普遍利益。作为普遍物的存在，国家不能不追求社会利益，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同时满足各个不同阶级的要求，并保护其利益。正是由于国家具有的社会性，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不论是单个的还是共同的）脱离的独立的形式。
四、结语
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一个广泛普遍使用的概念,人们对民族国家有不同的认识和不同的理解，赋予其不同的内涵和特征。笔者认为，“民族国家”与“政治国家”都有自己特定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政治国家的特定内涵主要体现在国家的公共职能和公民政治权利方面。近代宪政国家的建立使主权民族国家发展到政治国家。国家性质、特征、统治方式、政治价值理念等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政治价值理念方面：国民由对主权至上、领土完整、国家统一的认同，再转为在此基础上对宪政基础上国家政制认同。在政制结构方面：国家由君主制转为议会民主制，由君主集权体制转为国家权力组织的分权制衡体制。在国家治理方面：由权力支配社会转为社会规约权力，由行政治理社会转为由法律治理社会。在国民身份方面：国民主要由单向服从君主指令的国民、臣民转为既享有政治权利又尽义务的公民。这是宪政国家建设的根本目的，也是由民族国家发展到政治国家的历史必然。比较民族国家与政治国家之异同，我们认为，中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就是一个民族国家。由改革开放开启的现代国家政治建设使中国由民族国家向政治国家的过渡转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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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琼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