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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的革命者们是纯粹的全球主义者，他们憎恶国家人为形成的边界，视其为约束人力自由发展的藩篱，力图消灭阶级差别，主张世界大同。这个时代的抗议者则是形形色色的反全球化分子的大集合，他们希望关起家门来过小日子，把其他族裔、信仰、国家的人民视为洪水猛兽，其所念念不忘的其实就是能当上剥削阶级或者最差是个中产阶级。
当地时间2016年11月25日，90岁的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去世。有人颂赞其为英雄，也有人谩骂其为暴君。纵观其一生，他一直与枪结缘，但从未穷兵黩武，军事预算在国家财政支出比例一直被局限于10%以内;他一直主张分配正义，但对于贫困下的正义与富裕下的不平等究竟哪一个会被民众接受，他到了晚年却不再确信;他一直与“庞然大物”搏斗，却在猪湾入侵、导弹危机、苏东巨变乃至新干预主义的风波中平安度过……
卡斯特罗一生中交织缠绕的矛盾，犹如他曾经战斗过、如今安息的土地。无人知晓他的盖棺定论为何，但拉丁美洲的这片土地上所孕育出的文化情感、政治诉求及政治理想犹在。菲德尔之前，这里产生了圣马丁、玻利瓦尔、庇隆……卡斯特罗之后，这里又出现了查韦斯、莫拉莱斯……某种意义上，无论对与错、功与罪，卡斯特罗与拉丁美洲的这片土地共生共息。
卡斯特罗崛起于拉丁美洲激进主义革命的大时代背景之下，以反独裁、反殖民的英雄形象崭露头角，以两大阵营对垒时代的左翼先锋形象闻名天下。无此时代背景，则无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卡斯特罗;无卡斯特罗，则时代亦少了很多绚烂色彩。
卡斯特罗的前半生经历已经流传甚广，且争议较少。少年时，这位家境富裕的庄园主之子就胸怀澄清天下的大志，而在读大学时，他就已经在古巴名声鹊起。1952年，26岁的卡斯特罗为推翻巴蒂斯塔军人独裁政权，和一群少年伙伴冒险攻打蒙卡达兵营。行动失败后，被捕的卡斯特罗在庭审时高呼：“判决我吧，没有关系。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举国震惊之下，残暴的巴蒂斯塔也只能在1955年释放卡斯特罗了事。1959年，流亡海外并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革命伙伴的卡斯特罗卷土重来，成立革命政府。彼时的卡斯特罗并非共产党员，他首访的目标是美国而非苏联。直到美国正式宣布不肯放弃在古巴的近乎殖民性的政治经济特权，卡斯特罗才于1961年正式宣布古巴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从此，卡斯特罗成为那个时代的共产主义者群像中的一员。他在政治、经济政策上按照那个阵营的通行模式做事，并随着那个阵营的震荡而自我调适。他犯过苏联模式下各社会主义国家都犯过的错误，但却灵活地使自己在每次调整中都没有走向极端。
少壮时期的卡斯特罗仪表堂堂，胆气过人，因此成为当时的社会主义者群像中非常惹人注目的角色。1960年2 月，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访问古巴见到卡斯特罗后大为心折，竟发出了“ 我感到我又恢复了青春”的感叹。如今的史料已经证实，古巴导弹危机中苏联导弹进驻古巴并非卡斯特罗请求，赫鲁晓夫冒险想要把导弹运过去时还担心古巴基于自身安危不接受，驻古巴大使阿列克谢耶夫也不无蔑视地猜测，“他（卡斯特罗）会被吓着，我认为他不会接受。”
面对一个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卡斯特罗却云淡风轻地表示，“古巴不认为古巴需要导弹保护，但无意因为朋友之间常有的一些不大的分歧而拒绝接受导弹。”从此之后，卡斯特罗走上了他一度极力避免的直接对抗美国之路，并一路坚持至生命最后一刻。
卡斯特罗性格复杂，但灵活变通。他最初希望与美国和平共处，甚至在赴美访问时保证其政府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员，直到事不可为后大转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因为他知道只有靠向苏联那样的大国才能真正从中渔利。卡斯特罗最初不热衷于革命输出，但在其弟劳尔·卡斯特罗和战友切·格瓦拉的力主下参与到拉丁美洲、非洲的世界革命当中。
当时古巴人口不过700万，卡斯特罗清楚古巴的国力局限，一直拒绝过度消耗本国预算投向军事领域，并为此不惜和好朋友切·格瓦拉分道扬镳。他维持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古巴在世界革命风云中崭露头角却从未透支国力，以小国而赢得大名，也成就了上世纪60至80年代卡斯特罗的大名。
能够给英雄带来伤痛的只有时势。随时光老去，英雄生白发，是自然的大势;时代变幻，政治鼎革，则是社会的大势。苏联旦夕间解体，古巴困局立刻陷入到卡斯特罗也无法解决的境地。
古巴从未建成过一个独立自全的国民经济体系，也从未实现过真正的进出口平衡。卡斯特罗如今饱受诟病的一个原因就是“不懂经济”，这种指责有道理，但并不全面。在一个激情澎湃的革命年代，卡斯特罗所承担的革命责任并非只是捍卫古巴革命那么简单。他几十年如一日地“站在美利坚的腋下”，以兵微将寡之力代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抗西方霸主，并承担向拉丁美洲、非洲输出共产主义的国际责任。
需要强调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东方阵营，是一个在嵌入性和社会分工层面更为严密、彻底的全球化集团，这个集团在哲学层面对国家主权原则有所取舍，因此在政策层面更重视资源的全球配置。古巴没有独立且可持续的国民经济，在今天看来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弊病，但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从这一意义上讲，古巴曾经比今天的任何国家都更深刻地嵌入共产主义的全球化当中，卡斯特罗和古巴自愿承担了如此沉重的政治和安全压力，国力已无余裕。他所接受共产主义阵营的经济支持并非救济，而是一种彻底的全球分工下的职能分配而已。
很多人心仪卡斯特罗的潇洒无畏，却忽视他与那些默默站在身后、三十年如一日源源不断给古巴革命输入血液的共产主义同事们乃是一个整体。苏联、中国、波兰、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一串串长长名单背后不仅是源源不断的军火、粮食、轻重工业产品接济，更是今日今时已然陌生了的世界革命时代以及国际主义激情。古巴及阵营内的其他同志们愿意为此接受的牺牲和风险，是当今经济全球化当中绝无人肯承担的。 古巴成功地履行了自己作为共产主义阵营中的螺丝钉角色，并因为卡斯特罗的存在成为熠熠生辉的螺丝钉。1992年，庞大的苏东阵营烟消云散，熠熠生辉的螺丝钉却无可选择地依然插在骄气凌人的美利坚卧榻之侧。一旦大时代如江流逝去，以古巴10万平方公里、1100万人口的体量及毗邻美国却与之交恶的地缘环境，卡斯特罗绝无可能单靠自身力量维持其全球性的英雄声望，更无法实现其功业所系的世界革命梦想。
卡斯特罗（2006年7月）。
古巴，需要面临国家的转型，而此时，环顾宇内，他的身边已同志寥寥。当从头再来已成定局之时，古巴面临的挑战已不仅是重振经济活力那么简单，它还必须重新嵌入一个西方主导下的全球化体系，这个体系的规则、制度、惯例、文化，都需要古巴从最基本的“1 1=2”学起。1991年，古巴不得不宣布进入“特殊历史时期”，当年10 月，古共被迫召开四大，甚至喊出了“拯救祖国、拯救革命、拯救社会主义”的口号。 国家陷入了空前的困境，古巴的贸易下降了 85%。卡斯特罗的国际声望也随之低落。无论如何解释，一个在最困难时期只能每天给每位居民配发一根香蕉、两片面包的国家，在国家治理上都是失败的。危机之下，古巴走上了改革之路。
由于数据来源问题，有关古巴改革的评价一直趋于两个极端。大力赞扬者认为，古巴改革的成绩极为显著，古巴在十年里重建了自己的国民经济体系尤其是农业体系，这个国家由原来的57%的粮食不能自给自足转而建成了被农学界称为“ 世界上生态和社会可持续性最好的农业”。古巴在生态化肥、农药、石油紧缺情况下被迫建设的生态农业虽然单元产量下降了近20%，但生态环保效益大为提升，以至于1999 年，瑞典国会因这些成就而向古巴一个农民组织颁发了优秀民生奖，即人们所讲的“另类诺贝尔奖”。
此外，古巴1992 年通过的新宪法承认“依法建成的合资企业 、公司及经济联合体都是所有制形式的一种”，目前合资企业产值已经占到其GDP（国内生产总值）的13%。占全国全部耕地的 60%的国营农场转为具有合作社性质的“合作生产基层组织”，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全国约3260 家国有企业中的2054家企业“完善企业制度”，实行了政企职能分开、扩大自主权的改革。
但批评者则认为，古巴经济改革基本上是小打小闹，其理由主要来自于两个层面：一个是政治哲学层面的。1959年革命之前的巴蒂斯塔政权之下的古巴是非常典型的自由市场，但无规则约束、无制度限制下的市场催生了官商勾结的巨宦、横暴贪婪的军阀，还有贫苦难捱的平民阶层。生于那个时代并愤而投身革命的卡斯特罗，从未考虑过自己与资本主义共存的可能。他用自己的人生经验得出判断，一切改革措施应该以对国有经济体系的管理制度加以优化为目标。
卡斯特罗态度明确地拒绝承认市场经济的导向作用，力图通过计划经济的自我调适找出一条古巴能够接受的道路。甚至直到1999年，菲德尔还公开声称“没有计划就没有社会主义”。这种坚持或者说顽固使冷战后被西方自由主义奉为圭臬并广泛推广的市场原则在古巴无法推广。外界尤其是主流学术界对卡斯特罗的最大批评在于，卡斯特罗似乎没有注意到市场经济体系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的自我修正与改革努力，也没有睁开眼睛看看拉丁美洲各国军人政治的衰败和现代治理结构的发展。在很多学者看来，卡斯特罗1959年的革命命题已经找到了一条的解决方案，“市场经济 法治社会 政党政治”的叠加使富有活力的自由市场可以与公正平等的公民社会找到共存之路。
另一个层面的批评则是针对古巴现有经济社会结构的。卡斯特罗一生的自豪之处就是他在社会分配层面所做的努力。在所有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当中，从未有哪个国家建立了如此平均的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体系。即便经历了1992年以后的苦难岁月及以后的诸多压缩，这个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仍拿走了国家财政预算的70%。但在批评者看来，古巴重分配轻积累、重公平轻活力的政策导致这个国家产业结构严重不合理，劳动效率降低到可怕的地步。连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也批评道，让不劳动的人获得一样的收入，简直是对劳动者的剥削。
一言以蔽之，古巴从未生产过足以支持该国消耗的财富，古巴社会分配的公正是典型的低生产力水平下的贫困公平。因此，很多人把菲德尔治下的古巴称为世界上最后一个“空想社会主义之国”;他们认为，如果不是卡斯特罗国际威望素著，可以从委内瑞拉、俄罗斯、中国等处“化缘”，古巴连现行经济生活都无法维持。据美国统计数据显示，每年古巴偷渡人群的数量都达到3万之巨，大量年轻人尤其是高素质年轻人在古巴找不到可行的创业机会和上升渠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一个唯利是图的全球化体系当中，国民经济无法自持，产生不了巴菲特、比尔·盖茨就是确凿无疑的罪过。国困民穷，是卡斯特罗治下古巴无法规避的伤疤。
进入21世纪，与卡斯特罗同一时代的英雄人物纷纷谢幕，徒留下逐渐年迈的他面对社会的种种新陈代谢。卡斯特罗在人生迟暮阶段必须正视其价值观和执政理念的严肃挑战，他的坚守已经越来越困难。毕竟，隔海相望的美国城市迈阿密是如此之近，偷渡客传给古巴亲族的小道消息愈来愈形成风潮。低GDP带来的生存压力高悬于古巴共产党的头顶，已经老了的卡斯特罗甚至有些灰心丧气，以至于他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都自嘲般地说道，“古巴模式在古巴都不管用了。”
历史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漫长的流程当中波谲云诡，所谓真理与偏见往往只有一线之隔。上世纪最后十年困顿不堪的古巴却在新世纪的朝阳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同志与拥趸。从国际大势来看，美国和西方阵营没有如他们预计的那样全盘接受苏联解体遗留下的大片空白地区，反倒因为肆意而行惹得烽烟四起。美国的国际形象从冷战刚一结束的光芒四射变成毁誉参半，反美反霸的思潮重新高涨。 从拉美地区着眼，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在拉丁美洲并未取得全面成功。虽然军人政权让位于民选政府，但社会经济发展却陷入了普遍困境。除“拉美明珠”智利外，阿根廷、墨西哥、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国纷纷陷入典型的“拉丁美洲发展陷阱”当中，民选政府集体性腐败和市场失灵交织、外资大量涌入与国家抵御全球化风险的能力降低。
放眼南美，政潮汹涌，新一轮“左翼”运动苗头出现。卡斯特罗作为一面不倒的旗帜再次引起万众瞩目。2005年，查韦斯在接受《格拉玛报》采访中动情地奉卡斯特罗为“父亲、同志和战略大师”。卡斯特罗则意味深长地宣称查韦斯是自己事业的“继承者”、自玻利瓦尔革命以来南美民族独立与民主运动的一位新旗手。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其后也加入了这一阵营。在民间，反美情绪引发的全球性愤慨更是在新世代年轻人中广为蔓延，亲美亲西方与反美反西方的立场选择在一代年轻人中间划下了深深的鸿沟。切·格瓦拉的头像、卡斯特罗的大胡子、古巴的雪茄成为一种新的美学符号，蔓延到流行文化当中。
外界无从揣测卡斯特罗的内心世界，但一个严肃的政治家变成年轻世代心目中的流行文化符号，由一个英雄变成传奇，这对于一个职业革命者而言并非福音。更为可悲的是，无论是先于他去世的新继承者查韦斯，还是那些把卡斯特罗印在T恤、文在胸口的年轻人，所思所想与晚年的卡斯特罗其实截然不同。
查韦斯与卡斯特罗在执政理念上确实都同源于美洲先贤玻利瓦尔，但查韦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其实更近于卡斯特罗1992年挫折之前的思想。他与那时的卡斯特罗一样，精力旺盛、充满激情、醉心于合作社、土地改革和大而全的国有经济。委内瑞拉的幸运在于他们赶上了国际油价上涨的好时光，不幸在于碰上了查韦斯病逝、重走古巴模式再加上油价大跌的坏日子。
经历了1992年黑暗日子的卡斯特罗已经清楚地知道了古巴模式的问题，他犹豫彷徨不愿大动干戈地修改，但这不意味着他没看到问题。面对一个完全重蹈其覆辙的查韦斯，他可以像看到自己青年影子一样的喜爱他，因为委内瑞拉慷慨的支持感谢他，但他如何像一个看透一切的老人般去规劝他呢？一个切实的例子就是，即便在委内瑞拉支持古巴最强烈的时候，即便在查韦斯主义最流行的时候，仍然持有政治决策权的卡斯特罗依然没有向自己的弟弟、务实的劳尔·卡斯特罗发出指示，终结古巴缓慢但一直在进行的改革。
如今，失去了查韦斯的委内瑞拉风雨飘摇，基础更糟糕的古巴却依然一片太平。卡斯特罗知道弟弟的改革之路是对的，这就是一贯桀骜不驯的卡斯特罗直至去世也没有对弟弟说不的原因。
至于那些热情的年轻人，他们喜欢这个年迈的硬汉，津津乐道于据说是古巴退休将军法比安·艾斯卡兰特盘点出的菲德尔638次避过美国暗杀的惊悚数字，但事实上，没有任何严肃的史料或解密材料足以支撑这一数据。但穿着帽衫、把卡斯特罗和泰森文在一起的新时代抗议者们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革命者们的主张其实已大相径庭。
那个时代的革命者们是纯粹的全球主义者，他们憎恶国家人为形成的边界，视其为约束人力自由发展的藩篱，力图消灭阶级差别，主张世界大同。这个时代的抗议者则是形形色色的反全球化分子的大集合，他们希望关起家门来过小日子，把其他族裔、信仰、国家的人民视为洪水猛兽，其所念念不忘的其实就是能当上剥削阶级或者最差是个中产阶级。那个时代的很多革命者每天皓首穷经钻研书本，希望通过新的知识刷新人性、实现有价值的进步，这个时代的抗议者则充斥着各种反智分子，热衷街头暴力但拒绝参加任何可能让自己不自在的纪律组织。那个时代的革命者本质上是禁欲主义者，害怕物质享受影响革命热情，这个时代的抗议者基本上都是消费主义者，从不拒绝纸醉金迷。他们喜欢拿枪的年轻的卡斯特罗，却忘了卡斯特罗首先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一个希望通过严密组织改造社会的领导人，而且从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狂热的粉丝们如果和卡斯特罗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他们会一天也受不了的。
当他的同志们都已老去，晚年的卡斯特罗是寂寞的。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已经不再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2016年奥巴马访问古巴的破冰之旅，宣告卡斯特罗“反美英雄”的历史定位就此告一段落。劳尔·卡斯特罗允许自己的哥哥在奥巴马访问之后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卡斯特罗一如既往地坚决反对美国，甚至痛心疾首。但卡斯特罗的言论已如微风拂过大海，他本人及古巴都心知肚明，一个新的大时代已经到来。
当地时间2016年11月25日，90岁的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去世。有人颂赞其为英雄，也有人谩骂其为暴君。纵观其一生，他一直与枪结缘，但从未穷兵黩武，军事预算在国家财政支出比例一直被局限于10%以内;他一直主张分配正义，但对于贫困下的正义与富裕下的不平等究竟哪一个会被民众接受，他到了晚年却不再确信;他一直与“庞然大物”搏斗，却在猪湾入侵、导弹危机、苏东巨变乃至新干预主义的风波中平安度过……
卡斯特罗一生中交织缠绕的矛盾，犹如他曾经战斗过、如今安息的土地。无人知晓他的盖棺定论为何，但拉丁美洲的这片土地上所孕育出的文化情感、政治诉求及政治理想犹在。菲德尔之前，这里产生了圣马丁、玻利瓦尔、庇隆……卡斯特罗之后，这里又出现了查韦斯、莫拉莱斯……某种意义上，无论对与错、功与罪，卡斯特罗与拉丁美洲的这片土地共生共息。
反独裁、反殖民的革命英雄
卡斯特罗崛起于拉丁美洲激进主义革命的大时代背景之下，以反独裁、反殖民的英雄形象崭露头角，以两大阵营对垒时代的左翼先锋形象闻名天下。无此时代背景，则无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卡斯特罗;无卡斯特罗，则时代亦少了很多绚烂色彩。
卡斯特罗的前半生经历已经流传甚广，且争议较少。少年时，这位家境富裕的庄园主之子就胸怀澄清天下的大志，而在读大学时，他就已经在古巴名声鹊起。1952年，26岁的卡斯特罗为推翻巴蒂斯塔军人独裁政权，和一群少年伙伴冒险攻打蒙卡达兵营。行动失败后，被捕的卡斯特罗在庭审时高呼：“判决我吧，没有关系。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举国震惊之下，残暴的巴蒂斯塔也只能在1955年释放卡斯特罗了事。1959年，流亡海外并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革命伙伴的卡斯特罗卷土重来，成立革命政府。彼时的卡斯特罗并非共产党员，他首访的目标是美国而非苏联。直到美国正式宣布不肯放弃在古巴的近乎殖民性的政治经济特权，卡斯特罗才于1961年正式宣布古巴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从此，卡斯特罗成为那个时代的共产主义者群像中的一员。他在政治、经济政策上按照那个阵营的通行模式做事，并随着那个阵营的震荡而自我调适。他犯过苏联模式下各社会主义国家都犯过的错误，但却灵活地使自己在每次调整中都没有走向极端。
少壮时期的卡斯特罗仪表堂堂，胆气过人，因此成为当时的社会主义者群像中非常惹人注目的角色。1960年2 月，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访问古巴见到卡斯特罗后大为心折，竟发出了“ 我感到我又恢复了青春”的感叹。如今的史料已经证实，古巴导弹危机中苏联导弹进驻古巴并非卡斯特罗请求，赫鲁晓夫冒险想要把导弹运过去时还担心古巴基于自身安危不接受，驻古巴大使阿列克谢耶夫也不无蔑视地猜测，“他（卡斯特罗）会被吓着，我认为他不会接受。”
面对一个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卡斯特罗却云淡风轻地表示，“古巴不认为古巴需要导弹保护，但无意因为朋友之间常有的一些不大的分歧而拒绝接受导弹。”从此之后，卡斯特罗走上了他一度极力避免的直接对抗美国之路，并一路坚持至生命最后一刻。
卡斯特罗性格复杂，但灵活变通。他最初希望与美国和平共处，甚至在赴美访问时保证其政府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员，直到事不可为后大转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因为他知道只有靠向苏联那样的大国才能真正从中渔利。卡斯特罗最初不热衷于革命输出，但在其弟劳尔·卡斯特罗和战友切·格瓦拉的力主下参与到拉丁美洲、非洲的世界革命当中。
当时古巴人口不过700万，卡斯特罗清楚古巴的国力局限，一直拒绝过度消耗本国预算投向军事领域，并为此不惜和好朋友切·格瓦拉分道扬镳。他维持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古巴在世界革命风云中崭露头角却从未透支国力，以小国而赢得大名，也成就了上世纪60至80年代卡斯特罗的大名。
共产主义阵营中的螺丝钉
能够给英雄带来伤痛的只有时势。随时光老去，英雄生白发，是自然的大势;时代变幻，政治鼎革，则是社会的大势。苏联旦夕间解体，古巴困局立刻陷入到卡斯特罗也无法解决的境地。
古巴从未建成过一个独立自全的国民经济体系，也从未实现过真正的进出口平衡。卡斯特罗如今饱受诟病的一个原因就是“不懂经济”，这种指责有道理，但并不全面。在一个激情澎湃的革命年代，卡斯特罗所承担的革命责任并非只是捍卫古巴革命那么简单。他几十年如一日地“站在美利坚的腋下”，以兵微将寡之力代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抗西方霸主，并承担向拉丁美洲、非洲输出共产主义的国际责任。
需要强调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东方阵营，是一个在嵌入性和社会分工层面更为严密、彻底的全球化集团，这个集团在哲学层面对国家主权原则有所取舍，因此在政策层面更重视资源的全球配置。古巴没有独立且可持续的国民经济，在今天看来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弊病，但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从这一意义上讲，古巴曾经比今天的任何国家都更深刻地嵌入共产主义的全球化当中，卡斯特罗和古巴自愿承担了如此沉重的政治和安全压力，国力已无余裕。他所接受共产主义阵营的经济支持并非救济，而是一种彻底的全球分工下的职能分配而已。
很多人心仪卡斯特罗的潇洒无畏，却忽视他与那些默默站在身后、三十年如一日源源不断给古巴革命输入血液的共产主义同事们乃是一个整体。苏联、中国、波兰、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一串串长长名单背后不仅是源源不断的军火、粮食、轻重工业产品接济，更是今日今时已然陌生了的世界革命时代以及国际主义激情。古巴及阵营内的其他同志们愿意为此接受的牺牲和风险，是当今经济全球化当中绝无人肯承担的。 古巴成功地履行了自己作为共产主义阵营中的螺丝钉角色，并因为卡斯特罗的存在成为熠熠生辉的螺丝钉。1992年，庞大的苏东阵营烟消云散，熠熠生辉的螺丝钉却无可选择地依然插在骄气凌人的美利坚卧榻之侧。一旦大时代如江流逝去，以古巴10万平方公里、1100万人口的体量及毗邻美国却与之交恶的地缘环境，卡斯特罗绝无可能单靠自身力量维持其全球性的英雄声望，更无法实现其功业所系的世界革命梦想。
古巴，需要面临国家的转型，而此时，环顾宇内，他的身边已同志寥寥。当从头再来已成定局之时，古巴面临的挑战已不仅是重振经济活力那么简单，它还必须重新嵌入一个西方主导下的全球化体系，这个体系的规则、制度、惯例、文化，都需要古巴从最基本的“1 1=2”学起。1991年，古巴不得不宣布进入“特殊历史时期”，当年10 月，古共被迫召开四大，甚至喊出了“拯救祖国、拯救革命、拯救社会主义”的口号。 国家陷入了空前的困境，古巴的贸易下降了 85%。卡斯特罗的国际声望也随之低落。无论如何解释，一个在最困难时期只能每天给每位居民配发一根香蕉、两片面包的国家，在国家治理上都是失败的。危机之下，古巴走上了改革之路。
最后一个“空想社会主义之国”
由于数据来源问题，有关古巴改革的评价一直趋于两个极端。大力赞扬者认为，古巴改革的成绩极为显著，古巴在十年里重建了自己的国民经济体系尤其是农业体系，这个国家由原来的57%的粮食不能自给自足转而建成了被农学界称为“ 世界上生态和社会可持续性最好的农业”。古巴在生态化肥、农药、石油紧缺情况下被迫建设的生态农业虽然单元产量下降了近20%，但生态环保效益大为提升，以至于1999 年，瑞典国会因这些成就而向古巴一个农民组织颁发了优秀民生奖，即人们所讲的“另类诺贝尔奖”。
此外，古巴1992 年通过的新宪法承认“依法建成的合资企业 、公司及经济联合体都是所有制形式的一种”，目前合资企业产值已经占到其GDP（国内生产总值）的13%。占全国全部耕地的 60%的国营农场转为具有合作社性质的“合作生产基层组织”，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全国约3260 家国有企业中的2054家企业“完善企业制度”，实行了政企职能分开、扩大自主权的改革。
但批评者则认为，古巴经济改革基本上是小打小闹，其理由主要来自于两个层面：一个是政治哲学层面的。1959年革命之前的巴蒂斯塔政权之下的古巴是非常典型的自由市场，但无规则约束、无制度限制下的市场催生了官商勾结的巨宦、横暴贪婪的军阀，还有贫苦难捱的平民阶层。生于那个时代并愤而投身革命的卡斯特罗，从未考虑过自己与资本主义共存的可能。他用自己的人生经验得出判断，一切改革措施应该以对国有经济体系的管理制度加以优化为目标。
卡斯特罗态度明确地拒绝承认市场经济的导向作用，力图通过计划经济的自我调适找出一条古巴能够接受的道路。甚至直到1999年，菲德尔还公开声称“没有计划就没有社会主义”。这种坚持或者说顽固使冷战后被西方自由主义奉为圭臬并广泛推广的市场原则在古巴无法推广。外界尤其是主流学术界对卡斯特罗的最大批评在于，卡斯特罗似乎没有注意到市场经济体系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的自我修正与改革努力，也没有睁开眼睛看看拉丁美洲各国军人政治的衰败和现代治理结构的发展。在很多学者看来，卡斯特罗1959年的革命命题已经找到了一条的解决方案，“市场经济 法治社会 政党政治”的叠加使富有活力的自由市场可以与公正平等的公民社会找到共存之路。
另一个层面的批评则是针对古巴现有经济社会结构的。卡斯特罗一生的自豪之处就是他在社会分配层面所做的努力。在所有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当中，从未有哪个国家建立了如此平均的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体系。即便经历了1992年以后的苦难岁月及以后的诸多压缩，这个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仍拿走了国家财政预算的70%。但在批评者看来，古巴重分配轻积累、重公平轻活力的政策导致这个国家产业结构严重不合理，劳动效率降低到可怕的地步。连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也批评道，让不劳动的人获得一样的收入，简直是对劳动者的剥削。
一言以蔽之，古巴从未生产过足以支持该国消耗的财富，古巴社会分配的公正是典型的低生产力水平下的贫困公平。因此，很多人把菲德尔治下的古巴称为世界上最后一个“空想社会主义之国”;他们认为，如果不是卡斯特罗国际威望素著，可以从委内瑞拉、俄罗斯、中国等处“化缘”，古巴连现行经济生活都无法维持。据美国统计数据显示，每年古巴偷渡人群的数量都达到3万之巨，大量年轻人尤其是高素质年轻人在古巴找不到可行的创业机会和上升渠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一个唯利是图的全球化体系当中，国民经济无法自持，产生不了巴菲特、比尔·盖茨就是确凿无疑的罪过。国困民穷，是卡斯特罗治下古巴无法规避的伤疤。
“反美英雄”落寞远去
进入21世纪，与卡斯特罗同一时代的英雄人物纷纷谢幕，徒留下逐渐年迈的他面对社会的种种新陈代谢。卡斯特罗在人生迟暮阶段必须正视其价值观和执政理念的严肃挑战，他的坚守已经越来越困难。毕竟，隔海相望的美国城市迈阿密是如此之近，偷渡客传给古巴亲族的小道消息愈来愈形成风潮。低GDP带来的生存压力高悬于古巴共产党的头顶，已经老了的卡斯特罗甚至有些灰心丧气，以至于他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都自嘲般地说道，“古巴模式在古巴都不管用了。”
历史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漫长的流程当中波谲云诡，所谓真理与偏见往往只有一线之隔。上世纪最后十年困顿不堪的古巴却在新世纪的朝阳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同志与拥趸。从国际大势来看，美国和西方阵营没有如他们预计的那样全盘接受苏联解体遗留下的大片空白地区，反倒因为肆意而行惹得烽烟四起。美国的国际形象从冷战刚一结束的光芒四射变成毁誉参半，反美反霸的思潮重新高涨。 从拉美地区着眼，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在拉丁美洲并未取得全面成功。虽然军人政权让位于民选政府，但社会经济发展却陷入了普遍困境。除“拉美明珠”智利外，阿根廷、墨西哥、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国纷纷陷入典型的“拉丁美洲发展陷阱”当中，民选政府集体性腐败和市场失灵交织、外资大量涌入与国家抵御全球化风险的能力降低。
放眼南美，政潮汹涌，新一轮“左翼”运动苗头出现。卡斯特罗作为一面不倒的旗帜再次引起万众瞩目。2005年，查韦斯在接受《格拉玛报》采访中动情地奉卡斯特罗为“父亲、同志和战略大师”。卡斯特罗则意味深长地宣称查韦斯是自己事业的“继承者”、自玻利瓦尔革命以来南美民族独立与民主运动的一位新旗手。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其后也加入了这一阵营。在民间，反美情绪引发的全球性愤慨更是在新世代年轻人中广为蔓延，亲美亲西方与反美反西方的立场选择在一代年轻人中间划下了深深的鸿沟。切·格瓦拉的头像、卡斯特罗的大胡子、古巴的雪茄成为一种新的美学符号，蔓延到流行文化当中。
外界无从揣测卡斯特罗的内心世界，但一个严肃的政治家变成年轻世代心目中的流行文化符号，由一个英雄变成传奇，这对于一个职业革命者而言并非福音。更为可悲的是，无论是先于他去世的新继承者查韦斯，还是那些把卡斯特罗印在T恤、文在胸口的年轻人，所思所想与晚年的卡斯特罗其实截然不同。
查韦斯与卡斯特罗在执政理念上确实都同源于美洲先贤玻利瓦尔，但查韦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其实更近于卡斯特罗1992年挫折之前的思想。他与那时的卡斯特罗一样，精力旺盛、充满激情、醉心于合作社、土地改革和大而全的国有经济。委内瑞拉的幸运在于他们赶上了国际油价上涨的好时光，不幸在于碰上了查韦斯病逝、重走古巴模式再加上油价大跌的坏日子。
经历了1992年黑暗日子的卡斯特罗已经清楚地知道了古巴模式的问题，他犹豫彷徨不愿大动干戈地修改，但这不意味着他没看到问题。面对一个完全重蹈其覆辙的查韦斯，他可以像看到自己青年影子一样的喜爱他，因为委内瑞拉慷慨的支持感谢他，但他如何像一个看透一切的老人般去规劝他呢？一个切实的例子就是，即便在委内瑞拉支持古巴最强烈的时候，即便在查韦斯主义最流行的时候，仍然持有政治决策权的卡斯特罗依然没有向自己的弟弟、务实的劳尔·卡斯特罗发出指示，终结古巴缓慢但一直在进行的改革。
如今，失去了查韦斯的委内瑞拉风雨飘摇，基础更糟糕的古巴却依然一片太平。卡斯特罗知道弟弟的改革之路是对的，这就是一贯桀骜不驯的卡斯特罗直至去世也没有对弟弟说不的原因。
至于那些热情的年轻人，他们喜欢这个年迈的硬汉，津津乐道于据说是古巴退休将军法比安·艾斯卡兰特盘点出的菲德尔638次避过美国暗杀的惊悚数字，但事实上，没有任何严肃的史料或解密材料足以支撑这一数据。但穿着帽衫、把卡斯特罗和泰森文在一起的新时代抗议者们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革命者们的主张其实已大相径庭。
那个时代的革命者们是纯粹的全球主义者，他们憎恶国家人为形成的边界，视其为约束人力自由发展的藩篱，力图消灭阶级差别，主张世界大同。这个时代的抗议者则是形形色色的反全球化分子的大集合，他们希望关起家门来过小日子，把其他族裔、信仰、国家的人民视为洪水猛兽，其所念念不忘的其实就是能当上剥削阶级或者最差是个中产阶级。那个时代的很多革命者每天皓首穷经钻研书本，希望通过新的知识刷新人性、实现有价值的进步，这个时代的抗议者则充斥着各种反智分子，热衷街头暴力但拒绝参加任何可能让自己不自在的纪律组织。那个时代的革命者本质上是禁欲主义者，害怕物质享受影响革命热情，这个时代的抗议者基本上都是消费主义者，从不拒绝纸醉金迷。他们喜欢拿枪的年轻的卡斯特罗，却忘了卡斯特罗首先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一个希望通过严密组织改造社会的领导人，而且从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狂热的粉丝们如果和卡斯特罗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他们会一天也受不了的。
当他的同志们都已老去，晚年的卡斯特罗是寂寞的。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已经不再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2016年奥巴马访问古巴的破冰之旅，宣告卡斯特罗“反美英雄”的历史定位就此告一段落。劳尔·卡斯特罗允许自己的哥哥在奥巴马访问之后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卡斯特罗一如既往地坚决反对美国，甚至痛心疾首。但卡斯特罗的言论已如微风拂过大海，他本人及古巴都心知肚明，一个新的大时代已经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