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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想天开当海员水陆两用增才干
1958年8月，我在上海市洋泾中学初中毕业，学习成绩虽是班里前三名，又是团干部，品学兼优，完全可以直升高中，但家境贫困，不得已弃学谋生，遗憾终身。
当时，我失学在家，急于就业。一天，我遇到小学好友王鸿祺，他告诉我上海海运局在招职工子弟，他已报了名，他父亲是海员。我非常羡慕，回家后便异想天开，请我同学吕大桢的哥哥帮忙，他是船员。他把我领进了海运局，找到人事科负责招生的阿胡子卢福之，他等我填好表一看我不是职工子弟，说不行，只招职工子弟！我听了他满口山东音的话，顿时傻了眼，便鼓足了勇气，面孔涨得通红，羞却地说：“同志，请去里弄调查我的档案，看看我在学校的表现能不能录取？”他看着我的失望表情，大概很同情吧，也就收下了表格。一日，我在浦东严家桥人民公社进行深翻田时，听到有人叫我，说你家中来电话，海运局来了录取通知，欢喜立刻从心里飞到了我脸上。我被录取后不久，海运局也扩大招生了，以满足大跃进的需要。也可以说，我是被大跃进的浪潮卷进了海员队伍，现在想想当年关键时刻还是很勇敢的。
录取时，我体检视力1.5，当上水手学徒；视力不好只能到机舱当生火学徒。因为甲板水手学徒今后可以升任驾驶员、船长，视力一定要好，才能看得远，看得清。我们学徒每月津贴1元，三个月后增至3元。我很幸运，分配到新船和平25轮，5 000吨级，大连船厂建造。和平25轮例行返厂检修中，我们亲眼目睹跃进轮从建造到下水的全过程。
和平25轮水手长李建茂，天津人，对我们要求很严格。短短三个月后，我虽离开和平25轮已去南京学习，船上还把我评为红旗手，一张奖状我哥哥把它挂在店堂里“耀众”多年。
和平25轮保卫员孟昭良很喜欢看我画画，这个党员同志很友善，后来调入机关工作，对我很关照。一天，船上政委孙文义找我谈话，选送我去海运局办的南京海运技术学校学习，并说船长施庭槐就是该校驾驶班毕业的，“船上这么多学徒，就选送你，去了要好好学习。”我高兴地点着头，孙文义是海运局能力很强的政委，他培养了很多人。
12月中旬，我便去南京白下路大中桥附近的海校报到。学校设在李鸿章女儿的旧花园遗址中，还有亭子假石之类遗物留存。新建了教学大搂和教工、学生宿舍楼，以及实习工厂；操场设有浪木、爬高竹杆、旧大桅等，把体育锻炼与海员职业结合了起来。
我们的班主任张乃信老师原是船上大副，文质彬彬，对学生很真诚。我们每班20人，4个班组成一个联合团支部，我们的团支书是能力很强的应嘉良，我任宣传委员。在海校两年虽经历了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但我们饭还是吃得饱的，还发零用钱，生话很愉快，尤其是驶帆课最开心，一般到风景秀丽的玄武湖演练，湖阔水深，宜于驶帆，如鱼得水，自由飞驰；什么蝴蝶帆、逆风帆等等。教练老师常常使出刹手锏，使帆艇倾斜到一边进水的危险状况，不会水的同学脸色骤变，我则坦然，因为善于游泳，艇翻我可泅水一番。海校后改为中专，在海校学习两年，为我日后顺利考上船舶驾驶员和船长提供了初步专业知识。我毕业时，9门课程仅体育4分，其他均5分。我们4个班的同学后来大多当了驾驶员与船长，最起码当水手长。
海校毕业后，派上了海运局最先进的和平56轮，这是波兰抵债还来的万吨轮，船上三大员是红军政委何家秀、王牌船长黄晖、指导轮机长陈松卿，可谓实力雄厚。我在船上见习不长时间，由于工作努力，便提前半年转正。1960年国庆节，秦皇岛海员俱乐部举行招待宴会，船上三领导受邀，但陈老轨吊缸，在50多名船员中，船长、政委却带我这个小学徒去参加盛宴，成为美好记忆。
1961年我调到外滩9号（招商局旧址）海运科研所工作，所里集中了海运系的科技精英，很多都是高学历者，也有留苏的。所长韩泽民，他是交大地下党两“泽民”之一，戴金丝边眼镜，一派学者风范。
我在科研所情报室工作，在精明能干的主任李国治手下从事机要工作，我的任务是常跑市科技情报所、保管科研项目、资料、图纸等，什么机密绝密一类的事。美丽的邵雅芳像大姐姐一样帮助我。
后来组织上派我去参加一项重要工程。我和同事有机会去了一次北京，当时天安门的观礼台为木板搭建的，涂上红漆，成阶梯式站台，印象很深。后来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王必成将军招待我们，在静安寺附近的军人俱乐部，观看南京越剧团演出的《盘夫索夫》，由著名越剧十姐妹之一的竺水招主演。
学文习画当报人 “文革”噩梦险遭祸
重要工程七八个月结束后，我便调到海运报工作。在海运报工作6年，我在各方面都有提高，特别是美术创作和采访写作进步最大。当时我参加了海运局业余大学，学习高中数学、逻辑学和孔令望主讲的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作品选读等课程。同时参加青年宫国画班学习，由当时著名画家程十发、陆俨少、刘旦宅三人（后来成为上海仅有的三位美术大师）主讲半年多，收获很大，为我从事国画创作打下了基础。不久又参加了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美术创作组活动，经常有作品在解放日报、新民晚报、水运杂志等报刊上发表，连局党委书记王玉琪都对我说：“小吴的画经常上解放日报不简单。”有一幅宣传画“鼓足干劲”还参加了全国画展。如果没有“文革”，我一定会成一名真正的画家。
海运报的同仁们以及领导李德伦先生都是谦谦君子，也都是我的良师益友，使我一生受益匪浅。“文革”中，我因所谓的为共和国元帅彭德怀翻案（笑话），差点被定为反党分子。
1966年，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噩梦席卷全国，海运报被市委某领导点名，全体办报人和主要领导李德伦同志一起停职审查，在局地下室检查交代。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兢兢业业、忠心耿耿地为党办报，一下子都被列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人。15岁参加革命的豆功亚，更因为写信给毛主席，主张“包产到户”而被打成反革命。而我一幅画中随便几笔，竟被电讯处金某等人找出所谓的“释德怀公”4个字来，说我是别有用心，为彭德怀翻案，还把放大镜挂在画上让大家看。这本是无稽之谈，而当时的党委书记竟说：“吴长荣这幅画有严重的政治问题！”交通部派局工作组长张某还一定要定我的罪，天哪！我想这辈子完了。
幸好后来形势变化，我们海运报人才躲过一劫，豆功亚同志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恢复名誉。
供应船上来掌舵三次外派写本书
“文革”中，我支援船上战高温，在战斗61轮上当水手和舵工，战狂风斗恶浪。
1970年，我调到物资站海供船队，由于我师傅蒋锡祥的培养，同时通过了港监正规考试，我被提升为船舶驾驶员。一天，支书王春生对我说：“海运报要复刊了，局里叫你回去！”第二天，我到局里向领导说，因为经济困难，我决意留在船上。组织处长杨林要我写下自愿放弃干部编制的书面文字，我当即写就交给他。
随着船舶增大增多，1984年，我以高分通过了港监船长证书考试。后来随着业务需要,我再参加沿海中型船舶船长证书考试，也是“一枪头”通过。
我经常被借到站机关和局机关工作，早在70年代初，我两次借到局战备办公室工作。
我到海供船队不久，就写了入党申请书，队领导蒋少云同志对我一直很关心，但我心里明白自己是个“老大难”。直到13年后的1984年，忻长耿同志从局机关来船队当书记，他是一位有勇气有魄力的人，培养了很多人，发展了好几名新党员，也把我发展入党。
在物资公司海供船队工作27年，经常被评为各种先进，“豆板奖、辣糊奖”不少。
1992年我开始外派，并兼任领队，颇有“临危受命”之感。“六四”事件中，我单位发生了1人外派中滞留不归的政治事件。公司领导要求我们打翻身仗，绝不能再发生意外，又是半套班子，各种矛盾冲突激烈，又远离领导。我以身作则，团结外派弟兄们，妥善处理内外关系，圆满完成外派合同，获得船东通电嘉奖。公司领导把嘉奖电在职代会上宣读，掌声一片。我连续三次外派兼领队，足遍五大洲，所见所闻，感受颇深，居然写出了一本300页的散文游记《五洲流彩》，甚感欣慰。当时天津一家著名出版社要出版此书，并公开发行，但要我出2万元而搁浅。
1997年我退休后，继续发挥余热，到浙江一家航运单位服务了几年，并为该单位监造了两艘现代化的拖轮，我任监造组组长。
与《航海》有缘结识将人生写进书中
30年来，《航海》杂志是我所喜爱的杂志之一，它是我们船员的良师益友，内容丰富，故事精彩，情节生动，吸引读者。
《航海》杂志是我发表作品的重要园地,我所编写的4本书中,很多文章就发表在它上面,如“追踪郑和航迹，与郑和对话”、“蒙巴蒙纪事”、“德班—— 非洲的东方明珠”、“崇明籍船长称雄航海界”（连载3期）；最早的是1991年刊登的“伏虎轮吴淞口外被炸记”等等，分别收入我的《五洲流彩》等4本书中。不少文章通过《航海》发表后，又挂晒到百度等各家网站，广为传播，令我兴奋。我写文章常受意识流影响，有时很随便，枝节丛生。《航海》编辑对我的文章不厌其烦地加以裁剪删改，去芜存真，我称他手中之笔是我文章的“除草机”。现在《航海》杂志的编排和装帧也比较现代了。
业余写作是我毕生爱好，早在读中学时，我的作文便经常受到语文老师表扬，常被贴在墙报上；参加工作后，经常写诗歌、文章，画画，被海运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中国海员、航海、上海滩、中国交通报等报刊杂志刊登，和广大读者见面。我的作品主题鲜明，描写海员生活，展示海员风采。2008年，我利用在家休闲，把发表在全国各地各种报刊杂志的文章、诗词、美术、书法、篆刻等等，一一加以整理，补充修改，自费印制成3本书和一本画册。
其中《五洲流彩》是我三年多外派中，足遍五大洲和一次环球航行的纪事，描写了各大洲的风土人情、人文历史、港口游记、散文诗词；《海员传奇》展示著名海员作家陆俊超、樊天胜以及航海界名人黄慕宗、金月石、苏兆征等人传奇。《碧海浪花》是杂文集，分四大部分：“往事勾沉”中记录了跃进轮事件、招商局第一届党委、建设17轮首航南京等；“名胜戏说”、“艺海撷珠”、“传记与小说”三部中，收录了大画家哈琼文传记、我的故事等；《吴长荣画选》集，收录了我历年来所创作的美术作品，书名特请原上海市委书记、原市文联主席夏征农题写。
承蒙亲朋好友的鼓励和好评，我鼓起余勇，继续为航海先辈们树碑立传。◆
1958年8月，我在上海市洋泾中学初中毕业，学习成绩虽是班里前三名，又是团干部，品学兼优，完全可以直升高中，但家境贫困，不得已弃学谋生，遗憾终身。
当时，我失学在家，急于就业。一天，我遇到小学好友王鸿祺，他告诉我上海海运局在招职工子弟，他已报了名，他父亲是海员。我非常羡慕，回家后便异想天开，请我同学吕大桢的哥哥帮忙，他是船员。他把我领进了海运局，找到人事科负责招生的阿胡子卢福之，他等我填好表一看我不是职工子弟，说不行，只招职工子弟！我听了他满口山东音的话，顿时傻了眼，便鼓足了勇气，面孔涨得通红，羞却地说：“同志，请去里弄调查我的档案，看看我在学校的表现能不能录取？”他看着我的失望表情，大概很同情吧，也就收下了表格。一日，我在浦东严家桥人民公社进行深翻田时，听到有人叫我，说你家中来电话，海运局来了录取通知，欢喜立刻从心里飞到了我脸上。我被录取后不久，海运局也扩大招生了，以满足大跃进的需要。也可以说，我是被大跃进的浪潮卷进了海员队伍，现在想想当年关键时刻还是很勇敢的。
录取时，我体检视力1.5，当上水手学徒；视力不好只能到机舱当生火学徒。因为甲板水手学徒今后可以升任驾驶员、船长，视力一定要好，才能看得远，看得清。我们学徒每月津贴1元，三个月后增至3元。我很幸运，分配到新船和平25轮，5 000吨级，大连船厂建造。和平25轮例行返厂检修中，我们亲眼目睹跃进轮从建造到下水的全过程。
和平25轮水手长李建茂，天津人，对我们要求很严格。短短三个月后，我虽离开和平25轮已去南京学习，船上还把我评为红旗手，一张奖状我哥哥把它挂在店堂里“耀众”多年。
和平25轮保卫员孟昭良很喜欢看我画画，这个党员同志很友善，后来调入机关工作，对我很关照。一天，船上政委孙文义找我谈话，选送我去海运局办的南京海运技术学校学习，并说船长施庭槐就是该校驾驶班毕业的，“船上这么多学徒，就选送你，去了要好好学习。”我高兴地点着头，孙文义是海运局能力很强的政委，他培养了很多人。
12月中旬，我便去南京白下路大中桥附近的海校报到。学校设在李鸿章女儿的旧花园遗址中，还有亭子假石之类遗物留存。新建了教学大搂和教工、学生宿舍楼，以及实习工厂；操场设有浪木、爬高竹杆、旧大桅等，把体育锻炼与海员职业结合了起来。
我们的班主任张乃信老师原是船上大副，文质彬彬，对学生很真诚。我们每班20人，4个班组成一个联合团支部，我们的团支书是能力很强的应嘉良，我任宣传委员。在海校两年虽经历了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但我们饭还是吃得饱的，还发零用钱，生话很愉快，尤其是驶帆课最开心，一般到风景秀丽的玄武湖演练，湖阔水深，宜于驶帆，如鱼得水，自由飞驰；什么蝴蝶帆、逆风帆等等。教练老师常常使出刹手锏，使帆艇倾斜到一边进水的危险状况，不会水的同学脸色骤变，我则坦然，因为善于游泳，艇翻我可泅水一番。海校后改为中专，在海校学习两年，为我日后顺利考上船舶驾驶员和船长提供了初步专业知识。我毕业时，9门课程仅体育4分，其他均5分。我们4个班的同学后来大多当了驾驶员与船长，最起码当水手长。
海校毕业后，派上了海运局最先进的和平56轮，这是波兰抵债还来的万吨轮，船上三大员是红军政委何家秀、王牌船长黄晖、指导轮机长陈松卿，可谓实力雄厚。我在船上见习不长时间，由于工作努力，便提前半年转正。1960年国庆节，秦皇岛海员俱乐部举行招待宴会，船上三领导受邀，但陈老轨吊缸，在50多名船员中，船长、政委却带我这个小学徒去参加盛宴，成为美好记忆。
1961年我调到外滩9号（招商局旧址）海运科研所工作，所里集中了海运系的科技精英，很多都是高学历者，也有留苏的。所长韩泽民，他是交大地下党两“泽民”之一，戴金丝边眼镜，一派学者风范。
我在科研所情报室工作，在精明能干的主任李国治手下从事机要工作，我的任务是常跑市科技情报所、保管科研项目、资料、图纸等，什么机密绝密一类的事。美丽的邵雅芳像大姐姐一样帮助我。
后来组织上派我去参加一项重要工程。我和同事有机会去了一次北京，当时天安门的观礼台为木板搭建的，涂上红漆，成阶梯式站台，印象很深。后来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王必成将军招待我们，在静安寺附近的军人俱乐部，观看南京越剧团演出的《盘夫索夫》，由著名越剧十姐妹之一的竺水招主演。
学文习画当报人 “文革”噩梦险遭祸
重要工程七八个月结束后，我便调到海运报工作。在海运报工作6年，我在各方面都有提高，特别是美术创作和采访写作进步最大。当时我参加了海运局业余大学，学习高中数学、逻辑学和孔令望主讲的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作品选读等课程。同时参加青年宫国画班学习，由当时著名画家程十发、陆俨少、刘旦宅三人（后来成为上海仅有的三位美术大师）主讲半年多，收获很大，为我从事国画创作打下了基础。不久又参加了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美术创作组活动，经常有作品在解放日报、新民晚报、水运杂志等报刊上发表，连局党委书记王玉琪都对我说：“小吴的画经常上解放日报不简单。”有一幅宣传画“鼓足干劲”还参加了全国画展。如果没有“文革”，我一定会成一名真正的画家。
海运报的同仁们以及领导李德伦先生都是谦谦君子，也都是我的良师益友，使我一生受益匪浅。“文革”中，我因所谓的为共和国元帅彭德怀翻案（笑话），差点被定为反党分子。
1966年，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噩梦席卷全国，海运报被市委某领导点名，全体办报人和主要领导李德伦同志一起停职审查，在局地下室检查交代。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兢兢业业、忠心耿耿地为党办报，一下子都被列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人。15岁参加革命的豆功亚，更因为写信给毛主席，主张“包产到户”而被打成反革命。而我一幅画中随便几笔，竟被电讯处金某等人找出所谓的“释德怀公”4个字来，说我是别有用心，为彭德怀翻案，还把放大镜挂在画上让大家看。这本是无稽之谈，而当时的党委书记竟说：“吴长荣这幅画有严重的政治问题！”交通部派局工作组长张某还一定要定我的罪，天哪！我想这辈子完了。
幸好后来形势变化，我们海运报人才躲过一劫，豆功亚同志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恢复名誉。
供应船上来掌舵三次外派写本书
“文革”中，我支援船上战高温，在战斗61轮上当水手和舵工，战狂风斗恶浪。
1970年，我调到物资站海供船队，由于我师傅蒋锡祥的培养，同时通过了港监正规考试，我被提升为船舶驾驶员。一天，支书王春生对我说：“海运报要复刊了，局里叫你回去！”第二天，我到局里向领导说，因为经济困难，我决意留在船上。组织处长杨林要我写下自愿放弃干部编制的书面文字，我当即写就交给他。
随着船舶增大增多，1984年，我以高分通过了港监船长证书考试。后来随着业务需要,我再参加沿海中型船舶船长证书考试，也是“一枪头”通过。
我经常被借到站机关和局机关工作，早在70年代初，我两次借到局战备办公室工作。
我到海供船队不久，就写了入党申请书，队领导蒋少云同志对我一直很关心，但我心里明白自己是个“老大难”。直到13年后的1984年，忻长耿同志从局机关来船队当书记，他是一位有勇气有魄力的人，培养了很多人，发展了好几名新党员，也把我发展入党。
在物资公司海供船队工作27年，经常被评为各种先进，“豆板奖、辣糊奖”不少。
1992年我开始外派，并兼任领队，颇有“临危受命”之感。“六四”事件中，我单位发生了1人外派中滞留不归的政治事件。公司领导要求我们打翻身仗，绝不能再发生意外，又是半套班子，各种矛盾冲突激烈，又远离领导。我以身作则，团结外派弟兄们，妥善处理内外关系，圆满完成外派合同，获得船东通电嘉奖。公司领导把嘉奖电在职代会上宣读，掌声一片。我连续三次外派兼领队，足遍五大洲，所见所闻，感受颇深，居然写出了一本300页的散文游记《五洲流彩》，甚感欣慰。当时天津一家著名出版社要出版此书，并公开发行，但要我出2万元而搁浅。
1997年我退休后，继续发挥余热，到浙江一家航运单位服务了几年，并为该单位监造了两艘现代化的拖轮，我任监造组组长。
与《航海》有缘结识将人生写进书中
30年来，《航海》杂志是我所喜爱的杂志之一，它是我们船员的良师益友，内容丰富，故事精彩，情节生动，吸引读者。
《航海》杂志是我发表作品的重要园地,我所编写的4本书中,很多文章就发表在它上面,如“追踪郑和航迹，与郑和对话”、“蒙巴蒙纪事”、“德班—— 非洲的东方明珠”、“崇明籍船长称雄航海界”（连载3期）；最早的是1991年刊登的“伏虎轮吴淞口外被炸记”等等，分别收入我的《五洲流彩》等4本书中。不少文章通过《航海》发表后，又挂晒到百度等各家网站，广为传播，令我兴奋。我写文章常受意识流影响，有时很随便，枝节丛生。《航海》编辑对我的文章不厌其烦地加以裁剪删改，去芜存真，我称他手中之笔是我文章的“除草机”。现在《航海》杂志的编排和装帧也比较现代了。
业余写作是我毕生爱好，早在读中学时，我的作文便经常受到语文老师表扬，常被贴在墙报上；参加工作后，经常写诗歌、文章，画画，被海运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中国海员、航海、上海滩、中国交通报等报刊杂志刊登，和广大读者见面。我的作品主题鲜明，描写海员生活，展示海员风采。2008年，我利用在家休闲，把发表在全国各地各种报刊杂志的文章、诗词、美术、书法、篆刻等等，一一加以整理，补充修改，自费印制成3本书和一本画册。
其中《五洲流彩》是我三年多外派中，足遍五大洲和一次环球航行的纪事，描写了各大洲的风土人情、人文历史、港口游记、散文诗词；《海员传奇》展示著名海员作家陆俊超、樊天胜以及航海界名人黄慕宗、金月石、苏兆征等人传奇。《碧海浪花》是杂文集，分四大部分：“往事勾沉”中记录了跃进轮事件、招商局第一届党委、建设17轮首航南京等；“名胜戏说”、“艺海撷珠”、“传记与小说”三部中，收录了大画家哈琼文传记、我的故事等；《吴长荣画选》集，收录了我历年来所创作的美术作品，书名特请原上海市委书记、原市文联主席夏征农题写。
承蒙亲朋好友的鼓励和好评，我鼓起余勇，继续为航海先辈们树碑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