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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代前中期的苏州剧坛对全国戏剧生态产生了重大影响，对苏州剧坛进行系统性研究，是完善戏剧地域性研究的重要环节。裴雪莱《清代前中期苏州剧坛研究》运用全域视野和多角度拓展的研究方法，以苏州剧坛的戏剧创作、演剧活动、曲学声律、传播接受等方面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清代前中期苏州剧坛的发展规律及影响意义。该书结合文人剧作家心态和作家群体关系的基本内容，将田野调查和历史文献分析运用到苏州城乡戏剧发展特征讨论上，有意弥合剧坛研究所带来的地域分割性，使苏州剧坛研究展现出有别于其他剧坛研究的一面。
关键词：苏州剧坛;地域文化;文人心态;群体关系
中图分类号：J8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21）01-0070-05
清代前中期，地方声腔以其通俗求新的特点崛起，逐渐打破了以往以昆腔、弋阳腔为主导的戏曲市场格局，剧坛呈现出昆腔与地方声腔此消彼长的局面，各地的昆腔发展面临新一轮的挑战。苏州地区作为昆腔发源地，在获得文人士大夫青睐以后，流派格律派在此竞相争胜，引发了案头场上、文辞格律等观念的相互碰撞，孕育出了一个昆剧大本营。苏州剧坛在清代前中期的戏剧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和时代意义。
“剧坛研究”兴盛于21世纪初，北京、南京、常州、扬州、苏州等地多是学界探讨的热门地区，这与其在特定历史时期所显现的艺术魅力分割不开。裴雪莱对苏州剧坛这一研究主题似乎酝酿已久，他的硕士毕业论文《清代焦循戏曲理论研究》（2012）已着眼于清代江南戏曲研究范畴，其后《吴梅村与清初苏州剧坛：以顺治十年仕清前后为例》（2013）一文即是对清初苏州剧坛的重新审视，重点结合文人士大夫幽微的精神世界与心灵空间去剖析文人与文人、文人与艺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剧本创作风格所呈现出的剧坛风气对戏曲发展的影响。数年后，裴雪莱将“人”与“曲”与“剧”的关系立体式融汇进苏州剧坛研究，推出对清代戏曲与地域文化关联打通之作——《清代前中期苏州剧坛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深层次探析清前中期苏州剧坛的戏曲生态。若《吴梅村与清初苏州剧坛：以顺治十年仕清前后为例》一文是对苏州文人内心世界与戏曲活动相结合的探赜，《清代前中期苏州剧坛研究》则突破了空间限制，将苏州剧坛置于戏剧史、文学史、地理学、文化史中进行考察，同时打破了时间断层，形成动态开放式研究，藉由地域文化与剧坛发展来探讨苏州戏曲创作、地域演剧的因缘变化。
一、全域视野与多元拓展
《清代前中期苏州剧坛研究》将戏曲研究与全国地理因素、区域文化、女性文学、家族文学以及帝王南巡等主题相结合，形成立体化、综合性研究，对弥合剧坛研究所带来的地域分割性、拓宽戏曲研究范围具有重要意义。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受到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和影响，戏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大量戏曲研究也伴随着戏曲文献的不断发现与整理随之展开。戏曲研究发展成为专学的时间远短于诗文研究，王国维为完成《宋元戏曲史》而广泛收集相关资料，偏重对戏曲的文学性进行案头研究，这种传统的学术风气至今犹存，其《宋元戏曲史》“元剧之时地”中对杂剧作家的里居情况进行了研究并汇成表格，以此论证杂剧的兴盛与地域文化相關。裴雪莱突出采用分析与综合、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并综合文学、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艺术学等学科交叉研究的方式，活用全域视野，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现苏州剧坛生态。
首先，该书以运河文化视阈作为研究清代前中期苏州剧坛戏剧演出的重要角度之一。裴雪莱指出，水路带来的商帮繁荣、人口流动、交游仕宦等为昆班的成长壮大提供了重要途径。他凭借对京杭大运河、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珠江流域等水域沿线城镇的地理分布研究，力图将其与昆班的流布状况紧密相连，分别勾勒出苏州城内、苏州以外地区等区域空间的昆班活动特征。前人对苏州家班的研究多集中在清初这一时段，而对清中叶苏州地区戏班提及较少，这一时段不同类型昆班之间的关系也不太受到人们的关注。作者重点爬梳了清中叶苏州地区的昆班情形并将它们分为昆曲家班、半职业化昆班、职业昆班、昆唱串班、女班等类别，对苏州地区的昆班分布情况作了讨论。戏路依托水路，演剧空间迅速扩大，作者将着眼点置于整个江南核心区域，讨论了扬州、南京、杭州等与苏州剧坛戏剧演出有着密切交流的地区，不再拘泥于苏州本地。京杭大运河是贯穿南北的水上交通要道，运河的自然地理形态影响着戏曲的传播与交流，清初以后，戏曲的传播范围得到了空前的拓展，作者说明京杭大运河沿线：“成为苏州昆班、昆伶主动或被征召北上入京的必经之路。江苏境内的常州府、扬州府、淮安府以及山东境内的济宁府、济南府等都曾有苏州昆班活动足迹。”[1]154继而从昆班的类型和昆伶的地理分布入手，对清代前中期苏州剧坛的演剧活动变化进行梳理和总结：昆曲家班在明末清初呈现繁盛面貌，康熙年间数量达到顶峰，雍正朝以后有关戏曲的禁令变多，结社宴游受到控制，用于购买和培养家班的经费减少。家班数量递减的同时，民间职业戏班数量递增。整体戏曲创作热度下降，迎来表演高峰。[1]136
其次，本书借助康熙、乾隆南巡与苏州织造等因素探讨政治与苏州演剧的关系及利弊问题。康、乾二帝沿水路南巡至苏州，直接促成迎銮大戏的编撰和演出。裴雪莱将石韫玉《沈氏四种传奇序》所言吴县人沈起凤曾撰迎銮大戏一事[2]归为“皇权对苏州昆剧基地功能的强化”[1]174，胡忌、刘致中《昆剧发展史》等戏曲著作对迎銮戏的思想内容多持批评态度，但由于排场的需要，也使得舞台布景力求精致奇巧，更刺激了表演空间的修整，加剧了服饰道具在奢华层面上的追求。南巡使得苏州昆剧人才走出吴地，并沿水路持续性向全国各地辐散，苏州织造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作者总结了织造府与苏州地区演剧关系利弊：“有利的一面，维护苏郡伶人权益。不利的一面，苏州昆伶的人身自由具有相对性，而且有可能被征调入府甚至入京。”[1]190其后结合《清嘉录》《司农曹公虎丘生祠记》《吴县志》《吴郡岁华纪丽》《清史编年》《丹午笔记》《李煦奏折》等文献，具体将苏州织造对剧坛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归为“主持梨园、助长苏州织造蓄养家班的风气、应承帝王”和“限制演员市场流动、查禁剧本、打压外来声腔”[1]190-196等方面。南巡虽然刺激了苏州剧坛的发展，但正如作者所说：“总体来看还是服务皇权需求，并非真正为了戏剧市场的繁荣发展。”[1]212总体而言，南巡对苏州剧坛的戏曲创作、演剧和昆伶流动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作者在使用各类文献的基础上，将历史文化与戏曲研究相结合，重点探讨发生在苏州剧坛的演剧现象及其原因和影响。这些含有总结性质的话语展现了作者始终带着全域的视角在进行剧坛研究，颇具整体性眼光。 该书以文献的量化分析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力避案头型研究，这是接近清代前中期苏州剧坛历史真实的重要方式，讨论领域广阔但又不是空谈。裴雪莱实地走访了中国昆曲博物馆、苏州织造旧址、苏州文庙等地，探查了吴江盛泽的先蚕祠戏台、忠王府所藏戏服等，拍摄了大量碑刻和古戏台的照片，并将这些调查资料与文献素材创造性地运用到了该书中，凸显了戏曲是活态艺术的特色。诸如第一章在谈到城镇经济与戏剧发展时，便以苏州吴江盛泽镇为例，探讨其丝绸贸易与经济发展状况。又如第三章分析昆班及昆伶地理分布特征，对苏州的园林厅堂、会所公馆、佛寺道观、圣贤祭所、戏馆、乡镇戏台、画舫舟船等进行实例分析，所涉园林厅堂性质的有刘家浜的申时行故居的赐闲堂、东北街拙政园的看戏楼台、阔家头巷的网师园濯缨水阁等，突破了以往仅列出戏馆或戏台名称的平面研究，将这些名称置于现代行政区域规划下，立体勾勒出苏州演剧空间的架构，使读者身临其境。
二、作家心态的理解与群体关系的阐释
《清代前中期苏州剧坛研究》通过对以苏州剧坛为代表的近一个半世纪的戏剧创作与演剧活动的勾勒和反思，在对苏州剧作家群体的分类与分析的过程中，作者注重考察剧作家心态与剧本创作关系，善于挖掘探寻文人心态与精神世界，但又不同于人物评传。清初的诸多剧作家历经了明清两代，该书第二章中既涉及到进退两难的纠结文人士大夫，也有关注社会现实、观照市民生活的市井剧作家。
首先，作者选取了文人剧作家典型代表的吴梅村和尤侗作为文人心态的个案研究，结合吴梅村的诗作与剧作，将作家的生活背景放入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观察，追溯晚明时期的结社之风及政治朝廷的斗争动向，结合明清易代时的历史背景，采用夹叙夹议的方式讨论人物所经历的内心世界和情绪抒发。吴梅村的生平经历跌宕起伏，仕清的经历使他终生难以释怀，并在后半生承受着心灵上的枷锁。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者多从他的诗歌创作去考述他的生平經历，探索他仕清的原因，从心灵世界去剖析他的优柔寡断和无可奈何的矛盾性格。有关吴梅村戏曲领域的研究成果也较为充足，但对吴梅村个体与苏州剧坛整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所述并不多见，裴雪莱着眼于此，将吴梅村与苏州剧坛的关系总结为两点：第一是对剧坛的个体影响，第二是吴梅村与剧坛中人的交往情况。作者列举顾公燮《丹午笔记》第二十九条“吴梅村被嘲”[3]一事，指出吴梅村被迫仕清之后，其正面形象无法保全，苏州剧坛对他的评价出现否定声音。[1]77这虽是笔记，但也揭橥了清初苏州剧坛演剧的时事性：“苏州剧坛的伶人等中下层汉人不能理解并原谅他的仕清变节。虽然他积极接触并留恋前朝人物……但是他在苏州剧坛的正面形象至此不能保全。”[1]77作者于“吴梅村与剧坛中人交往”一节中有这样的分析：“吴梅村与清初苏州剧坛之间的互动关系，体现在他与当时剧坛中的剧作家、曲师、名伶和名妓等的密切交往。他们之间不仅在精神上相互沟通、相互尊重，而且吴梅村年辈较长、地位特殊，对清初苏州剧坛诸多曲家多有称赞提携之功。”[1]76除了有提携之功，“由明入清的共同经历，以及生存方式的重大调整与解构，使得吴梅村与苏州剧坛的袁于令、尤侗、李玉、王紫稼、苏昆生和卞玉京等人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天然的情感共鸣”[1]86-87。正是这样的影响下，吴梅村对于清廷来说是具有政治性作用的，政治斗争的复杂性让他无法全身而退，徘徊在出仕与隐退之间，与其说是彷徨无法选择，不如说是没有选择：“矛盾的复杂性在于政治斗争、民族气节和人格尊严纠缠在一起，使吴梅村在清廷、遗民和自身之间很难找到三方都能满意的平衡点。”[1]76-77作者在论及吴梅村时，并未使用吴伟业一名，他谈及吴梅村临终时嘱托墓志铭写“诗人吴梅村之墓”，认为此举表明了吴梅村的内心所向。虽然已是数百年之后，但作者依旧尊重吴梅村的本意，称其为吴梅村，足以展现作者对吴梅村内心复杂而隐秘的情感的理解。
其次，该书虽是断代研究，但作者尝试用通史的眼光来讨论苏州剧坛的戏剧创作研究，诸如在讨论苏州派剧作家群在清代戏剧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时，回溯了临川派及明代戏剧创作的主要特征，并通过对明清戏剧创作的转型过程的揭示来阐明苏州派剧作家的影响力。清初苏州剧坛的活跃离不开苏州派剧作家群体。裴雪莱对苏州派剧作家群体的研究侧重于成员间的群体关系讨论，这种“群体关系”的视角以戏曲家为中心，戏曲作品为基础，认为戏曲的创作活动并非个体的孤立行为，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所产生的关联关系研究，最终讨论的是群体关系对苏州派戏剧创作、戏剧观评所产生的影响。学界对苏州派剧作家群体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其人员构成、作品考述、规模影响等方面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阐释。“苏州派”的概念讨论较多，成员的构成仍存争议，作者对此在“苏州派剧作家群体规模”一部分中表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李玉是核心人物，朱佐朝和朱素臣是核心成员，核心剧作家还有叶稚斐、毕魏、邱园、张彝宣等，重要成员有朱云从、陈二白、盛际时等人，指出将苏州派剧作家创作队伍的核心成员缩减为这十人比较妥当，其余交游范围较小的如薛旦等人则属于苏州戏剧圈范围。或是由于苏州派剧作家群体成员的生平信息和作品流传的完整性欠缺，致使其研究进入平缓阶段，但也正是由于这些不确定因素才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讨论空间。苏州派剧作家群体之间交往密切，剧本创作紧密联系生活实际，与文人剧作家的戏曲创作风格迥异。戏曲剧本创作题材的地域性受到剧作家的创作思想和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影响。裴雪莱将苏州派剧作家群体特征总结为：本事来源地域性、市民身份的共同经历、市民文化的长期浸染[1]67-70等，在经历了明清易代的社会变革的影响下，更多关注社会现实与历史感悟的书写。作者是这样评价李玉的：“这种市民身份剧作家取得的成就和得到的评价在此前的历史文化当中显得极为突出，显示戏剧乃至整个文学创作重心再次下移的时代已经开启。”[1]53剧坛研究的本质还是人的研究，通过对剧作家、伶人、观众等群体类型的研究，来勾勒戏剧发展史的脉络，方能真正探查到剧坛发展的真实情况。 三、剧坛研究的省思
该书精准总结了清代前中期苏州地区戏剧发展的规律，作者坚持“戏剧是一种活态艺术”的研究理念，对苏州剧坛所发生的创作、演剧事件有敏锐的洞察力，将剧坛所涵盖的戏曲现象进行判断和总结是该书的一大特色。苏州剧坛并非呈直线发展趋势，剧坛的兴盛衰退受到作家群体戏曲创作与演剧活动的影响而改变。裴雪莱表明：“无论如何，清康熙朝以后包括苏州在内的全国戏剧创作队伍减退明显，剧本数量或有维持，但质量与清初无可比拟。……清中期苏州地区剧作家创作明显衰退。……与此同时，苏州文人曲家的曲谱整理、曲选编订和曲律研究则达到空前高度，继续引领全国戏曲发展。”[1]57-58康熙朝中后期，案头创作逐步衰退，梨园舞台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据宋人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三“优语”所载王叔在饮酒演剧间为伶人所讥诮之事，[4]可知苏州地区在南宋时期，演剧活动就已经非常丰富了。百余年来的苏州剧坛在创作和演剧上经历了许多次转型，剧坛研究也由注重作家作品考述的戏曲文献研究，转至当下从关系学、传播学等角度出发的研究，着重于戏曲是一门活态艺术的研究。
该书对苏州剧坛的主体特征进行了充分论述，并将其归纳为时代性、地域性和家族性等特征。作者有意识地将苏州剧坛研究区别于其他剧坛研究，将城市和乡镇都纳入研究范围，这固然基于苏州乡镇经济文化发达的事实，又对剧坛研究在学界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特定历史时段下具有不同地域特征的戏曲研究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剧坛研究也成为戏剧地域研究的一部分。作者根据同治《苏州府志》[5]等文獻所载“疆域”情况，在空间范围选取“一府七县一州”作为主体研究对象。在充分了解清代前中期苏州地区戏曲的地域性以后，若仅通过分析清前中期的苏州一地的戏曲活动特征，以期展现清代前中期的苏州剧坛的全貌，是具有局限性的。正如裴雪莱所言：“苏州剧坛与全国其他剧坛既有互动，更有差别。”[1]5剧坛研究与地区的经济繁荣有紧密联系，但更需要从中国戏剧发展的整体脉络去探寻地域文化和作家群体背后可能存在的关系。作者对苏州剧坛的主体特征有明确的总结：“文人传统型与人才输出型成为苏州剧坛与其他剧坛的最大区别所在”[1]77。作者讨论“人才输出型”特征时，以全国水域网作为昆班、昆伶、曲师向外流动的主要媒介，于该书第五章“清代前中期苏州剧坛的传播接受”中以“多维导向型”总结戏剧资源的流动分布情况，将其归类为“政治导向型的北京、苏州资源流动”“市场导向型的苏州、扬州资源流动”“地利导向型的苏州、南京两地资源流动”“商贸导向型的苏州、广州两地资源流动”[1]261、265、273、276等发展规律，并对苏州昆班在水路沿线城镇以及江南核心地区的地理分布情况作了讨论，试图在深刻了解昆班构成的原因和影响的基础上，总结苏州昆班发展的自身特征和属性。某一时间段的“剧坛研究”实为断代型地域研究，而作者意在打破地域之间的隔阂，以期在凸显个体剧坛特征的同时又与整体研究相结合，真正形成立体式剧坛研究。
诚然，由于整体框架的宏观性，该书更强调戏曲创作和演剧现象研究，缺乏对戏曲文学作品的本体研究。首先，书末所附“清代前中期苏州大事年表”更注重于戏剧创作、曲谱编撰等事件的罗列，并未单独注明每一个戏曲事件的出处。其次，重视戏曲理论的分析和运用，对于挖掘戏曲文献的深度还可以进一步讨论，诸如龚自珍《书金伶》所云“金德辉组建集秀班”一事的真伪问题，民间花部地方戏挑战传统昆腔的时间起点问题等。
总体而言，本书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都体现出全域视野和多元拓展的特点，并未囿于地域的分割性和历史的断层性，借鉴立体式、综合性研究方法，对清代前中期苏州剧坛的戏剧创作、戏剧演出、曲学声律、昆曲的传播接受等方面作了全方位讨论。通过对苏州剧坛本体特征的充分研究，有意将苏州剧坛研究区别于其他地方性剧坛研究，开创性地呈现出城乡戏剧发展的历史框架。其广阔的研究视野，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极强的思辨能力，对深入开展苏州剧坛的实践研究和案头写作打下了坚实基础，为地域性戏剧研究提供了新的参考。
参考文献：
[1] 裴雪莱.清代前中期苏州剧坛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154.
[2] 石韫玉.独学庐余稿[M]//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644.
[3] 顾公燮.丹午笔记[M].甘兰经，等.点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56-57.
[4] 周密.齐东野语校注[M].朱菊如，等.校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273.
[5] 李铭皖，冯桂芬，等.苏州府志[M]//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五号.据光绪九年（1883）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123.
（责任编辑：涂 艳 杨 飞）
关键词：苏州剧坛;地域文化;文人心态;群体关系
中图分类号：J8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21）01-0070-05
清代前中期，地方声腔以其通俗求新的特点崛起，逐渐打破了以往以昆腔、弋阳腔为主导的戏曲市场格局，剧坛呈现出昆腔与地方声腔此消彼长的局面，各地的昆腔发展面临新一轮的挑战。苏州地区作为昆腔发源地，在获得文人士大夫青睐以后，流派格律派在此竞相争胜，引发了案头场上、文辞格律等观念的相互碰撞，孕育出了一个昆剧大本营。苏州剧坛在清代前中期的戏剧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和时代意义。
“剧坛研究”兴盛于21世纪初，北京、南京、常州、扬州、苏州等地多是学界探讨的热门地区，这与其在特定历史时期所显现的艺术魅力分割不开。裴雪莱对苏州剧坛这一研究主题似乎酝酿已久，他的硕士毕业论文《清代焦循戏曲理论研究》（2012）已着眼于清代江南戏曲研究范畴，其后《吴梅村与清初苏州剧坛：以顺治十年仕清前后为例》（2013）一文即是对清初苏州剧坛的重新审视，重点结合文人士大夫幽微的精神世界与心灵空间去剖析文人与文人、文人与艺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剧本创作风格所呈现出的剧坛风气对戏曲发展的影响。数年后，裴雪莱将“人”与“曲”与“剧”的关系立体式融汇进苏州剧坛研究，推出对清代戏曲与地域文化关联打通之作——《清代前中期苏州剧坛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深层次探析清前中期苏州剧坛的戏曲生态。若《吴梅村与清初苏州剧坛：以顺治十年仕清前后为例》一文是对苏州文人内心世界与戏曲活动相结合的探赜，《清代前中期苏州剧坛研究》则突破了空间限制，将苏州剧坛置于戏剧史、文学史、地理学、文化史中进行考察，同时打破了时间断层，形成动态开放式研究，藉由地域文化与剧坛发展来探讨苏州戏曲创作、地域演剧的因缘变化。
一、全域视野与多元拓展
《清代前中期苏州剧坛研究》将戏曲研究与全国地理因素、区域文化、女性文学、家族文学以及帝王南巡等主题相结合，形成立体化、综合性研究，对弥合剧坛研究所带来的地域分割性、拓宽戏曲研究范围具有重要意义。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受到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和影响，戏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大量戏曲研究也伴随着戏曲文献的不断发现与整理随之展开。戏曲研究发展成为专学的时间远短于诗文研究，王国维为完成《宋元戏曲史》而广泛收集相关资料，偏重对戏曲的文学性进行案头研究，这种传统的学术风气至今犹存，其《宋元戏曲史》“元剧之时地”中对杂剧作家的里居情况进行了研究并汇成表格，以此论证杂剧的兴盛与地域文化相關。裴雪莱突出采用分析与综合、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并综合文学、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艺术学等学科交叉研究的方式，活用全域视野，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现苏州剧坛生态。
首先，该书以运河文化视阈作为研究清代前中期苏州剧坛戏剧演出的重要角度之一。裴雪莱指出，水路带来的商帮繁荣、人口流动、交游仕宦等为昆班的成长壮大提供了重要途径。他凭借对京杭大运河、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珠江流域等水域沿线城镇的地理分布研究，力图将其与昆班的流布状况紧密相连，分别勾勒出苏州城内、苏州以外地区等区域空间的昆班活动特征。前人对苏州家班的研究多集中在清初这一时段，而对清中叶苏州地区戏班提及较少，这一时段不同类型昆班之间的关系也不太受到人们的关注。作者重点爬梳了清中叶苏州地区的昆班情形并将它们分为昆曲家班、半职业化昆班、职业昆班、昆唱串班、女班等类别，对苏州地区的昆班分布情况作了讨论。戏路依托水路，演剧空间迅速扩大，作者将着眼点置于整个江南核心区域，讨论了扬州、南京、杭州等与苏州剧坛戏剧演出有着密切交流的地区，不再拘泥于苏州本地。京杭大运河是贯穿南北的水上交通要道，运河的自然地理形态影响着戏曲的传播与交流，清初以后，戏曲的传播范围得到了空前的拓展，作者说明京杭大运河沿线：“成为苏州昆班、昆伶主动或被征召北上入京的必经之路。江苏境内的常州府、扬州府、淮安府以及山东境内的济宁府、济南府等都曾有苏州昆班活动足迹。”[1]154继而从昆班的类型和昆伶的地理分布入手，对清代前中期苏州剧坛的演剧活动变化进行梳理和总结：昆曲家班在明末清初呈现繁盛面貌，康熙年间数量达到顶峰，雍正朝以后有关戏曲的禁令变多，结社宴游受到控制，用于购买和培养家班的经费减少。家班数量递减的同时，民间职业戏班数量递增。整体戏曲创作热度下降，迎来表演高峰。[1]136
其次，本书借助康熙、乾隆南巡与苏州织造等因素探讨政治与苏州演剧的关系及利弊问题。康、乾二帝沿水路南巡至苏州，直接促成迎銮大戏的编撰和演出。裴雪莱将石韫玉《沈氏四种传奇序》所言吴县人沈起凤曾撰迎銮大戏一事[2]归为“皇权对苏州昆剧基地功能的强化”[1]174，胡忌、刘致中《昆剧发展史》等戏曲著作对迎銮戏的思想内容多持批评态度，但由于排场的需要，也使得舞台布景力求精致奇巧，更刺激了表演空间的修整，加剧了服饰道具在奢华层面上的追求。南巡使得苏州昆剧人才走出吴地，并沿水路持续性向全国各地辐散，苏州织造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作者总结了织造府与苏州地区演剧关系利弊：“有利的一面，维护苏郡伶人权益。不利的一面，苏州昆伶的人身自由具有相对性，而且有可能被征调入府甚至入京。”[1]190其后结合《清嘉录》《司农曹公虎丘生祠记》《吴县志》《吴郡岁华纪丽》《清史编年》《丹午笔记》《李煦奏折》等文献，具体将苏州织造对剧坛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归为“主持梨园、助长苏州织造蓄养家班的风气、应承帝王”和“限制演员市场流动、查禁剧本、打压外来声腔”[1]190-196等方面。南巡虽然刺激了苏州剧坛的发展，但正如作者所说：“总体来看还是服务皇权需求，并非真正为了戏剧市场的繁荣发展。”[1]212总体而言，南巡对苏州剧坛的戏曲创作、演剧和昆伶流动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作者在使用各类文献的基础上，将历史文化与戏曲研究相结合，重点探讨发生在苏州剧坛的演剧现象及其原因和影响。这些含有总结性质的话语展现了作者始终带着全域的视角在进行剧坛研究，颇具整体性眼光。 该书以文献的量化分析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力避案头型研究，这是接近清代前中期苏州剧坛历史真实的重要方式，讨论领域广阔但又不是空谈。裴雪莱实地走访了中国昆曲博物馆、苏州织造旧址、苏州文庙等地，探查了吴江盛泽的先蚕祠戏台、忠王府所藏戏服等，拍摄了大量碑刻和古戏台的照片，并将这些调查资料与文献素材创造性地运用到了该书中，凸显了戏曲是活态艺术的特色。诸如第一章在谈到城镇经济与戏剧发展时，便以苏州吴江盛泽镇为例，探讨其丝绸贸易与经济发展状况。又如第三章分析昆班及昆伶地理分布特征，对苏州的园林厅堂、会所公馆、佛寺道观、圣贤祭所、戏馆、乡镇戏台、画舫舟船等进行实例分析，所涉园林厅堂性质的有刘家浜的申时行故居的赐闲堂、东北街拙政园的看戏楼台、阔家头巷的网师园濯缨水阁等，突破了以往仅列出戏馆或戏台名称的平面研究，将这些名称置于现代行政区域规划下，立体勾勒出苏州演剧空间的架构，使读者身临其境。
二、作家心态的理解与群体关系的阐释
《清代前中期苏州剧坛研究》通过对以苏州剧坛为代表的近一个半世纪的戏剧创作与演剧活动的勾勒和反思，在对苏州剧作家群体的分类与分析的过程中，作者注重考察剧作家心态与剧本创作关系，善于挖掘探寻文人心态与精神世界，但又不同于人物评传。清初的诸多剧作家历经了明清两代，该书第二章中既涉及到进退两难的纠结文人士大夫，也有关注社会现实、观照市民生活的市井剧作家。
首先，作者选取了文人剧作家典型代表的吴梅村和尤侗作为文人心态的个案研究，结合吴梅村的诗作与剧作，将作家的生活背景放入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观察，追溯晚明时期的结社之风及政治朝廷的斗争动向，结合明清易代时的历史背景，采用夹叙夹议的方式讨论人物所经历的内心世界和情绪抒发。吴梅村的生平经历跌宕起伏，仕清的经历使他终生难以释怀，并在后半生承受着心灵上的枷锁。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者多从他的诗歌创作去考述他的生平經历，探索他仕清的原因，从心灵世界去剖析他的优柔寡断和无可奈何的矛盾性格。有关吴梅村戏曲领域的研究成果也较为充足，但对吴梅村个体与苏州剧坛整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所述并不多见，裴雪莱着眼于此，将吴梅村与苏州剧坛的关系总结为两点：第一是对剧坛的个体影响，第二是吴梅村与剧坛中人的交往情况。作者列举顾公燮《丹午笔记》第二十九条“吴梅村被嘲”[3]一事，指出吴梅村被迫仕清之后，其正面形象无法保全，苏州剧坛对他的评价出现否定声音。[1]77这虽是笔记，但也揭橥了清初苏州剧坛演剧的时事性：“苏州剧坛的伶人等中下层汉人不能理解并原谅他的仕清变节。虽然他积极接触并留恋前朝人物……但是他在苏州剧坛的正面形象至此不能保全。”[1]77作者于“吴梅村与剧坛中人交往”一节中有这样的分析：“吴梅村与清初苏州剧坛之间的互动关系，体现在他与当时剧坛中的剧作家、曲师、名伶和名妓等的密切交往。他们之间不仅在精神上相互沟通、相互尊重，而且吴梅村年辈较长、地位特殊，对清初苏州剧坛诸多曲家多有称赞提携之功。”[1]76除了有提携之功，“由明入清的共同经历，以及生存方式的重大调整与解构，使得吴梅村与苏州剧坛的袁于令、尤侗、李玉、王紫稼、苏昆生和卞玉京等人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天然的情感共鸣”[1]86-87。正是这样的影响下，吴梅村对于清廷来说是具有政治性作用的，政治斗争的复杂性让他无法全身而退，徘徊在出仕与隐退之间，与其说是彷徨无法选择，不如说是没有选择：“矛盾的复杂性在于政治斗争、民族气节和人格尊严纠缠在一起，使吴梅村在清廷、遗民和自身之间很难找到三方都能满意的平衡点。”[1]76-77作者在论及吴梅村时，并未使用吴伟业一名，他谈及吴梅村临终时嘱托墓志铭写“诗人吴梅村之墓”，认为此举表明了吴梅村的内心所向。虽然已是数百年之后，但作者依旧尊重吴梅村的本意，称其为吴梅村，足以展现作者对吴梅村内心复杂而隐秘的情感的理解。
其次，该书虽是断代研究，但作者尝试用通史的眼光来讨论苏州剧坛的戏剧创作研究，诸如在讨论苏州派剧作家群在清代戏剧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时，回溯了临川派及明代戏剧创作的主要特征，并通过对明清戏剧创作的转型过程的揭示来阐明苏州派剧作家的影响力。清初苏州剧坛的活跃离不开苏州派剧作家群体。裴雪莱对苏州派剧作家群体的研究侧重于成员间的群体关系讨论，这种“群体关系”的视角以戏曲家为中心，戏曲作品为基础，认为戏曲的创作活动并非个体的孤立行为，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所产生的关联关系研究，最终讨论的是群体关系对苏州派戏剧创作、戏剧观评所产生的影响。学界对苏州派剧作家群体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其人员构成、作品考述、规模影响等方面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阐释。“苏州派”的概念讨论较多，成员的构成仍存争议，作者对此在“苏州派剧作家群体规模”一部分中表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李玉是核心人物，朱佐朝和朱素臣是核心成员，核心剧作家还有叶稚斐、毕魏、邱园、张彝宣等，重要成员有朱云从、陈二白、盛际时等人，指出将苏州派剧作家创作队伍的核心成员缩减为这十人比较妥当，其余交游范围较小的如薛旦等人则属于苏州戏剧圈范围。或是由于苏州派剧作家群体成员的生平信息和作品流传的完整性欠缺，致使其研究进入平缓阶段，但也正是由于这些不确定因素才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讨论空间。苏州派剧作家群体之间交往密切，剧本创作紧密联系生活实际，与文人剧作家的戏曲创作风格迥异。戏曲剧本创作题材的地域性受到剧作家的创作思想和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影响。裴雪莱将苏州派剧作家群体特征总结为：本事来源地域性、市民身份的共同经历、市民文化的长期浸染[1]67-70等，在经历了明清易代的社会变革的影响下，更多关注社会现实与历史感悟的书写。作者是这样评价李玉的：“这种市民身份剧作家取得的成就和得到的评价在此前的历史文化当中显得极为突出，显示戏剧乃至整个文学创作重心再次下移的时代已经开启。”[1]53剧坛研究的本质还是人的研究，通过对剧作家、伶人、观众等群体类型的研究，来勾勒戏剧发展史的脉络，方能真正探查到剧坛发展的真实情况。 三、剧坛研究的省思
该书精准总结了清代前中期苏州地区戏剧发展的规律，作者坚持“戏剧是一种活态艺术”的研究理念，对苏州剧坛所发生的创作、演剧事件有敏锐的洞察力，将剧坛所涵盖的戏曲现象进行判断和总结是该书的一大特色。苏州剧坛并非呈直线发展趋势，剧坛的兴盛衰退受到作家群体戏曲创作与演剧活动的影响而改变。裴雪莱表明：“无论如何，清康熙朝以后包括苏州在内的全国戏剧创作队伍减退明显，剧本数量或有维持，但质量与清初无可比拟。……清中期苏州地区剧作家创作明显衰退。……与此同时，苏州文人曲家的曲谱整理、曲选编订和曲律研究则达到空前高度，继续引领全国戏曲发展。”[1]57-58康熙朝中后期，案头创作逐步衰退，梨园舞台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据宋人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三“优语”所载王叔在饮酒演剧间为伶人所讥诮之事，[4]可知苏州地区在南宋时期，演剧活动就已经非常丰富了。百余年来的苏州剧坛在创作和演剧上经历了许多次转型，剧坛研究也由注重作家作品考述的戏曲文献研究，转至当下从关系学、传播学等角度出发的研究，着重于戏曲是一门活态艺术的研究。
该书对苏州剧坛的主体特征进行了充分论述，并将其归纳为时代性、地域性和家族性等特征。作者有意识地将苏州剧坛研究区别于其他剧坛研究，将城市和乡镇都纳入研究范围，这固然基于苏州乡镇经济文化发达的事实，又对剧坛研究在学界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特定历史时段下具有不同地域特征的戏曲研究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剧坛研究也成为戏剧地域研究的一部分。作者根据同治《苏州府志》[5]等文獻所载“疆域”情况，在空间范围选取“一府七县一州”作为主体研究对象。在充分了解清代前中期苏州地区戏曲的地域性以后，若仅通过分析清前中期的苏州一地的戏曲活动特征，以期展现清代前中期的苏州剧坛的全貌，是具有局限性的。正如裴雪莱所言：“苏州剧坛与全国其他剧坛既有互动，更有差别。”[1]5剧坛研究与地区的经济繁荣有紧密联系，但更需要从中国戏剧发展的整体脉络去探寻地域文化和作家群体背后可能存在的关系。作者对苏州剧坛的主体特征有明确的总结：“文人传统型与人才输出型成为苏州剧坛与其他剧坛的最大区别所在”[1]77。作者讨论“人才输出型”特征时，以全国水域网作为昆班、昆伶、曲师向外流动的主要媒介，于该书第五章“清代前中期苏州剧坛的传播接受”中以“多维导向型”总结戏剧资源的流动分布情况，将其归类为“政治导向型的北京、苏州资源流动”“市场导向型的苏州、扬州资源流动”“地利导向型的苏州、南京两地资源流动”“商贸导向型的苏州、广州两地资源流动”[1]261、265、273、276等发展规律，并对苏州昆班在水路沿线城镇以及江南核心地区的地理分布情况作了讨论，试图在深刻了解昆班构成的原因和影响的基础上，总结苏州昆班发展的自身特征和属性。某一时间段的“剧坛研究”实为断代型地域研究，而作者意在打破地域之间的隔阂，以期在凸显个体剧坛特征的同时又与整体研究相结合，真正形成立体式剧坛研究。
诚然，由于整体框架的宏观性，该书更强调戏曲创作和演剧现象研究，缺乏对戏曲文学作品的本体研究。首先，书末所附“清代前中期苏州大事年表”更注重于戏剧创作、曲谱编撰等事件的罗列，并未单独注明每一个戏曲事件的出处。其次，重视戏曲理论的分析和运用，对于挖掘戏曲文献的深度还可以进一步讨论，诸如龚自珍《书金伶》所云“金德辉组建集秀班”一事的真伪问题，民间花部地方戏挑战传统昆腔的时间起点问题等。
总体而言，本书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都体现出全域视野和多元拓展的特点，并未囿于地域的分割性和历史的断层性，借鉴立体式、综合性研究方法，对清代前中期苏州剧坛的戏剧创作、戏剧演出、曲学声律、昆曲的传播接受等方面作了全方位讨论。通过对苏州剧坛本体特征的充分研究，有意将苏州剧坛研究区别于其他地方性剧坛研究，开创性地呈现出城乡戏剧发展的历史框架。其广阔的研究视野，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极强的思辨能力，对深入开展苏州剧坛的实践研究和案头写作打下了坚实基础，为地域性戏剧研究提供了新的参考。
参考文献：
[1] 裴雪莱.清代前中期苏州剧坛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154.
[2] 石韫玉.独学庐余稿[M]//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644.
[3] 顾公燮.丹午笔记[M].甘兰经，等.点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56-57.
[4] 周密.齐东野语校注[M].朱菊如，等.校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273.
[5] 李铭皖，冯桂芬，等.苏州府志[M]//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五号.据光绪九年（1883）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123.
（责任编辑：涂 艳 杨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