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4日，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柏林自由大学石里克教授共同创造出一个新词“中美国”（Chimerica），以强调中美经济关系联系的紧密性，并称中美已走入共生时代。那时中美之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融合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中国也不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G2的概念已深入人心。
　　可是短短12年后，中美之间就从单纯的贸易争端，扩展为全方位的施压和反制，对抗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而且，和传统的国际冲突不同，由于“中美国”（Chimerica）现象曾经存在过，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冲突，并不像两个独立个体之间的冲突。实际上，这是一个有机体硬生生地要分成两个有机体的过程，而分裂的过程必然伴随着痛苦的撕扯。这个分裂的过程所造成的伤害可能要大于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冲突本身。
　　但实际上，中美关系的变化是有迹可循的。中美都是大国，这样的大国既影响和塑造国际权力结构，也同时特别容易受国际权力结构变化的影响。特别是在某种结构之下，大国之间的关系想不合作不友好都很难；而在另外一种结构之中，大国关系想不对抗都不可能。这两种结构，前一种叫世界体系，后一种叫帝国体系。

世界体系与大国合作

　　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沃勒斯坦。在他那里，世界体系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而资本主义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就是：经济优先，政治第二。在追求国家经济利益的前提下，政治上可以做各种妥协与让步，甚至国家主权都可以拿出来做交易。很多国家不是说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吗？实际上，主权至上这种说法是威斯特伐利亞时代，各国君主为了保护自身的政治利益而发明的。而在资本主义世界里，根本就并没有主权神圣不可侵犯这么一说，而且很多时候是国家哭着喊着想把主权让给人家，人家还可能不要。像当年的墨西哥国会投票表决想要加入美国，美国就坚决不要；美国国会也辩论过要不要把菲律宾纳入美国的一个州，最后的结果也是坚决不要。
　　至于全球化时代，很多国家为了追求世界体系中国家的经济利益，都加入了WTO。实际上，每一个参加WTO的国家都让渡了自己的主权。因为主权包括了很多种具体的权利，包括国家制定自己及关税的权利。现在都交给WTO这样一个国际组织，还承诺关税不能超过3%或者13%。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也就是整个世界融为一个大的市场之后，每个国家才能赚钱。原因很简单，我们随便拿一款产品，比如说人人都要用的笔记本电脑，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国家的产品，但实际上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全世界的技术在里面。一台笔记本电脑里面有几千个零件，每个零件都可能都是来自不同的国家，设想一下这几千个零件从不同的国家来，每一个国家给你加25%的关税，这台笔记本电脑5000元买得到么？50000元也买不到。这就是为什么全球化和低关税会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
　　目前已经是人类历史上全球化水平最高的时期了。在这上述经济动力下，国家改造了自己的主权体系，加强了彼此间的合作，以符合经济一体化的要求。越是大的经济体，就越依赖这个分工合作的体系。这也是为什么在20年前，中美两国在政治上闹得不可开交，先后发生了南斯拉夫炸馆事件、中国反美大游行、南海军机相撞等事件，这些都是战争边缘的事件，但没有人相信两国真的会因此而开战。

迄今，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相对差距，照比几十年前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世界体系中的玻璃天花板存在了至少大半个世纪。

　　而且就在这些冲突事件发生后的一年，美国总统克林顿、美国商界就开展了支持中国加入WTO的大规模国会游说活动，以使中国获得美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待遇。这就是所谓形势比人强。在世界体系要求各个经济体合作的背景下，中美两国想要闹翻，都是不容易的，很多人也是不答应的。事实上，不仅中美两国，在经济全球化突飞猛进的30年时间里，各个大国之间的正面冲突都被有效地遏制了。

帝国的回归

　　世界体系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弱点。回顾世界历史，一百年前的发达国家到今天仍然是发达国家，一百年前的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到今天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迄今，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相对差距，照比几十年前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世界体系中的玻璃天花板存在了至少大半个世纪。在这种背景下，长久地处于边缘和半边缘地区、缺乏上升机会的发展中国家对世界体系的反对是不难想见的。
　　不仅如此，随着全球化的拓展，国家内部的经济差距也日渐扩大。越是处于中心地区的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就越大。美国作为全世界资本主义中心，其贫富差距已经达到了社会危机的边缘。30年前，美国中产阶级人口占比还是78%，到今天已经不足35%了。上亿人数的中产阶级的消失，意味着这个国家在两极分化、仇富仇穷、种族歧视、排斥移民、社会治安等方面都将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危机。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也导致政治上的变化，原本支持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人群在利益丧失后，逐渐逆转了政治态度，转而反对全球化，形成了逆全球化的浪潮。英国人公投“脱欧”、美国人选特朗普当总统、欧洲极右翼势力兴起，都是这股逆全球化浪潮的体现。
　　和经济上的情况类似，在安全、政治、软权力等方面，美国霸权对世界体系的维系也需要持续地付出成本。而随着世界体系的运转渐渐失灵，所遭遇的反对越来越大，用霸权来维系世界体系的成本也成倍增长，最终导致美国无法负担。就这样，无论从内政还是外交的角度，选择退出这个由自己一手打造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和世界体系，都成了美国必然的选择。
　　和世界体系促使国与国之间放下政治分歧共同追求经济利益不同，在帝国体系下，中国和美国想要友好合作共赢而不对抗，也是不容易的。帝国体系的特点是政治优先，经济第二。在这里要破除一个误解，即帝国不一定要有皇帝，有可能是共和国。帝国意味着一个政治军事上的统一体，凭借它强大的政治实力压倒了它内部的所有的异己力量（如不同的宗教、民族、种族、阶层、经济成分等），并且用政权把它们捆结在一起。而几个或几十个这样靠政治权力甚至军事暴力而维系的帝国实体，共同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就构成了帝国体系。 　　从目前美国两党政治家的表态、华盛顿智库的集体发声、新闻媒体一边倒的报道倾向来看，目前美国国内对华战略，不能仅仅看作是特朗普团队的兴风作浪，而应是一种国内战略共识的达成。其主要目标，是在世界体系转变为帝国体系的过程中抢占先机，使自己成为充满内在冲突的帝国体系中最强大的帝国，以及打压其他的帝国。当然，这个选择也将使国际权力结构从世界体系加速转变为帝国体系。

体系转换期的中美关系

　　如前所述，在世界体系下的大国关系以合作为主，而在帝国体系下的大国关系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对抗。这是一种结构性力量所决定的，和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无关，也不是单纯取决于所谓国家利益。而在帝国体系的结构下，中国要搞好和美国的关系，比在世界体系中要困难百倍。在过去两百年间，先是英国成为帝国体系中最大的帝国，后是美国成为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国家。这两个大国对于后崛起的强国都进行了无情的打压。问题是，是否这一轮对中国的打压，会让中国在劫难逃呢？
　　答案是恰恰相反。现在中国的崛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那就是我们处在原有的世界体系崩解和新帝国体系建立的转型期。事实上，某个体系中的最强守成国打败崛起国，是大概率事件，至少在过去两百年的时间里还没有例外。那是因为最强守成国可以拿整个体系的力量来对付崛起国，一如英国联合所有商业帝国打败了德国这个工业帝国；美国动员整个西方的软权力和硬权力促使蘇联解体；美国也曾联合十几个国家对日本施压，签下《广场协议》。
　　但问题是，现在的国际权力结构本身正处于转换时期。美国率先退出世界体系，已经让美国无法动员体系的力量去压倒中国。2019年以来，因为贸易战的原因，美国已经迅速从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下降到第三大贸易伙伴，排名在欧盟和东盟之后。同时，从墨西哥到印度，发展中国家在“美国优先”的咄咄逼人的政策下，与美国关系急剧降温。而在美国盟友体系、西方七国集团中，已有多国表示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所以，美国现在和中国的贸易战，只能以美国自己的国力来做支撑，无法动员整个世界体系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贸易战对美国的负面影响并不比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小，包括经济影响和政治影响。特朗普急于在G20峰会上和中国国家领导人会面，是因为在他转而把精力投入到竞选连任之前，必须要让这场对美国造成巨大损害的贸易战有一个结果。

现在中国的崛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那就是我们处在原有的世界体系崩解和新帝国体系建立的转型期。

　　而对中国来说，国际权力体系转换的机遇上百年才会出现一次。上一次就是美国抓住帝国体系向世界体系转换的机遇，一举超越和替代英国成为世界霸权。至于抓住机遇的最重要的方式不是冒险和对抗，而是不犯错误。肯尼思沃尔兹曾提出“结构的选择”（The structure selects）理论，即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系统结构约束国家的行为并决定国家行为的结果。想当赢家的国家必须遵循国际系统结构的要求。即顺国际系统规律而动的国家会生存并发展，逆国际系统规律而动的国家则会衰退。这个规律指的是对体系力量的利用：一如英国利用殖民帝国的体系来掌控世界；一如美国利用世界体系来维系霸权。
　　在体系转换的关头，这一次中国可能会抓住机遇。即在美国有可能退出世界体系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修补原有的世界体系和谨慎投入可能的帝国体系，同时利用两种体系的力量。所谓修补世界体系，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仍有存续的价值和完善的动力，完全抛弃这个使人类达到历史性经济成就的体系，在道义上和利益上都是说不过去的，其体系弊端完全可以通过制度修补而去除。所谓谨慎投入可能的帝国体系，是因为帝国体系内在的冲突性，让大国不得不在投入体系之前足够强大，并且能够形成自主驾驭的经济循环系统，减少对其他大国的依赖，并以此压制帝国体系内部因经济利益交叉而产生冲突的可能。
　　中国现在所采取的举措包括：一方面通过亚投行等金融工具，提高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水准，使沿线国家有购买力和经济成长的机会，让更多国家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不是仅仅是被剥夺的对象，从而促进原有的世界体系更加公正和均衡；另一方面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在世界范围内拓展中国经济的影响力，争取在可能的帝国体系中的发展空间，和形成新的经济循环系统。目前看来，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许多国家，对中国的这两种体系目标都是有兴趣的。
　　不过，这些体系目标的实现，最大的决定性因素，还是取决于中国能否在国内建立一种更加公正均衡的收入分配制度，以及一种经济成长能惠及每个公民的经济发展体制，如果这个体制在国内没办法建立起来，那么公正均衡的世界体系或压制冲突的帝国体系，也不可能在国际上建立起来。另一方面，如果这个体制在国内外都获得了成功，那么即使美国也不得不回头重新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