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女士情人节那天收到一束玫瑰花，明明激动得气也喘不过来，表面却得装装大蒜头：“其实，我最不喜欢别人今天给我送花了，俗！”
　　时尚的天空吹过暖风，使“矫情”犹如细菌一般紧急集合，并迅速成为一种季节性流感，影响着人类的生存状态。
　　当作家偏爱以“我是农民”而撒娇时，当贪官流行以“我是农民的儿子”而撒谎时，那些在都市糖水里泡大的小资们，也正以“農家情趣”的名义而忸怩作态。就说吃饭，小资们目前最最风行的，不是村上春树笔下的意大利菜，而是“东北黑土地”的玉米面窝头，“山东老家”的大葱卷饼，“江西老表”的红米饭和南瓜汤……吃就吃吧，还大惊小怪地叫唤：“哇，这是什么？好好吃耶！”以玉米面窝头的幌子来表现自己的优越感，以最不自然的方式“回归自然”，有这个必要吗？
　　有饭不好好吃，有话也不好好说。一群人聚在茶坊里打老K，其中一位有事告辞：“你们再玩一会儿，我走先。”没什么道理，就是要颠倒句子结构—— 连价值观都可以颠覆，还怕个把句子吗？因此连刚成家的小夫妻也常说：“碗么等一下再洗，看碟片先。”这种风气一开，说话便成了游戏式的逻辑较量，充满着散装外语的味道，老祖宗留传下来的语言文化，就这样被搅成七荤八素。
　　小资们的极度矫情，或许还可以原谅；要是专家学者也来凑热闹，那祸害就更大了。有两位文学评论家，高踞雄视，说话也非同凡响。一位先开腔：“我们当下面临的困境是话语权的缺席，或者说，在日趋多元化的话语空间里，文本系统与生活现场发生了分离，我们因此处于失语状态……”另一位接着高谈阔论：“话语集群的重新分配是对语境符号的重构，而这种重构的话语系统，往往与非线性的生活形态处于不对称的错位状态，从而形成一种私人写作的解构惯性……”本不复杂的观点，居然阐述得这般“曲径通幽”，难道不是披着学问外衣的矫情？把文学评论写得像物理论文，将经济述评写得像数学方程，不过是专家们的纸上作秀罢了。直到“张五常热”的流行，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深奥的经济论文，也能写得像董桥的文化散文一样风情万种。
　　做人的角色，真实是最重要的，但被“矫情”一掺和，生活就无法保存原有的风味。
　　（代耀波摘自《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