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向前走"的脚步,应该起始于对既往历史教训的真诚反思,才是扎实、牢靠的。历史的发展深刻地印证了这一点。
　　对于中国人来说,從延安时期的"抢救运动",到建国后的反胡风、反右、到十年"文革",教训惨痛剧烈。其中真相,如不加以挖掘、剖析,在历史的道路上坚决树起一块醒目的"黄牌"("黄牌"上应鲜明地写上这样的话:"不除封建,枉自亡秦;未赋民权,空谈革命。"),就难以真正扫除潜伏在发展背后的某种可怕的阴魂。
　　从政治高度上总结历史教训,我们早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相当篇幅的内容,可以看作是执政党代表人民所作的一次意义深远的反思。更为翔实的反思,还可以借助于陆续问世的"野史"。从巴金的《随想录》,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到韦君宜的《思痛录》,季羡林的《牛棚杂记》,戴煌的《我的右派生涯》,等等,我们看到了"古老幽灵"的罪恶,特别是"文革",其中的丑剧、闹剧、悲剧,真是罄竹难书。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历史的良心",在许多老一辈知识分子身上,反思成为他们有生之年的最大愿望和自觉使命。正如诗人熊鉴所说:凡是那场浩劫中的幸存者,都有责任将那段荒诞的历史告诉后人,否则就是对祖宗不孝,对子孙不仁。凡拿得起笔杆子的都来写,不拘体裁、形式,滴水成河,形成一部完整的"文革"史。韦君宜在《思痛录》的开头中写道:"要知道这些,是这一代及下一代读者求知的需要;要想一想这些,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人民)今后生存下去的需要。"一个遍体鳞伤的民族,太需要一种全民性的反思了。而对于无数历史过来人、见证者来说,能不能无保留地亮出自己所知道或亲历的历史真相,自觉参与反思、鼓励反思,则是反思能否深入进行的一大关键。可以说,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反思,是他们良心的一块试金石。
　　然而"良心发现"确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季羡林在《牛棚杂忆》的自序里说:"若不留下点记述,则我们的子孙将不会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将来气候一旦适合,还会有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他多年来期待从上层干部到普通知识分子的受害者都把当时身受的灾难写出来,也期待那些整人者和打砸抢分子(有些人正官居要津)"秉笔直书"他们折磨人时的心理状态和过程。然而,季老"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到头来却是空,没有人肯动笔写一写,或者口述让别人写"。宅心仁厚的季老在这一点上未免有点天真了,倘若今天真会有那么多当事人来自觉反思、忏悔,说不定以前就不会发生那么多荒唐事了,至少发生了也不致于那么不可收拾。
　　巴金的《随想录》开始在香港发表时,国内就有人进行阻挠甚至恐吓。他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一直应者寥寥。更令人心寒的是,到了1991年四川某出版社重版《讲真话的书》,《"文革"博物馆》一文竟被开了"天窗",只莫名其妙地留着题目。中央决定彻底否定"文革"已过了整整十年,还有人可以下令给巴金的文章"开天窗",足见"江东子弟今犹在"不是虚言!某些奉"厚黑"为圭臬的人,是深信荒唐岁月最好保持一万年让他们始终可以稳坐钓鱼台的。跟他们讲"良心发现",那让狗吃什么去呀?
　　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出版后,也惹一部分人不高兴。只是《实录》很"实",很难抓到把柄,于是有人"挺身而出"在李锐的人格方面找岔子,要把李锐说成是一个政治品质恶劣的人,以暗示人们别再相信李锐写的书。当然不过是白费劲罢了。
　　还是张扬(《第二次握手》作者)说得对:"某些人是决不会甘心退出历史的舞台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早开过十六七年了,反对和抵制党的基本路线的思潮却从来没有自动收敛过,一有风吹草动便要跳出来丑恶表演一番!"(见《同舟共进》1996年第一期)所谓良心云云,实在是有者自有,无者自无,难以勉强。不过历史终会无情地记录下来的。
　　确实,新时期以来,也还常见"左"的阴魂不散,"偶尔露峥嵘"。某些地方,也还在大开封建主义的"权力私家店",搞"家长的一言堂",结"做戏的虚无党"。报刊接连披露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广开言路。谠论诤言,一时竞先流播,振奋人心,这正是盛世的"题中之义"。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再人为地制造一些"以言治罪"的闹剧,叫好的观众,怕是不多了。□(编辑:周忠本栏插图:黄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