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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期,国民政府偏安一隅,随着政治上的一党专制,军事上节节溃退,大后方物价上涨,物资奇缺,老百姓生活日益贫困。与此同时,国统区官商勾结、贪污腐败的现象却极度蔓延,引起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其中主管国家财政大计的孔祥熙更成为众矢之的,马寅初、傅斯年等人不断发起攻击,终于在大后方掀起一个倒孔的高潮。
不仅国内,海外华侨对此情形也非常痛心,在北美华侨中具有极大影响的《金山时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1941年2月初,《金山时报》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编者并附了一个简短的按语:
旧金山江尼古西报记者罗士赴远东视察,本周归抵美国。在香港时发来飞邮一封,述内地官吏贪污现象,令人发指。该报与该记者对华素表同情,此次所发表新闻,究竟系代日人造谣,抑系同情之深,故不觉所言之切,听读者自断。兹特不加修润,将原文详译于左。
这封信译成中文大约有2500字,信的前半段主要是介绍当时大后方的经济局势,并发表作者个人对中国战时财政金融政策的感想。主要内容包括:
(一) 通货膨胀。过去五个月以来,物价逐月上升,其速度不仅越来越快,而且幅度亦越来越大;而目前重庆政府的财政收入3/4至4/5全靠印钞票而得来。
(二) 物价高涨。重庆及四川必需品价格去年秋天已涨至战前4倍,到了年底又增加了1倍,如今的物价已高达战前的11倍。
由此而造成的后果是:
1. 中国经济畸形发展,已变成扩充商业活动与增印钞票之竞赛;2. 由于货币贬值,以至于民众个个都想投资于货币以外或者不产生货币的事业;3. 生产停滞,新建的工厂、商店和矿山已无资可投;4. 人人投资于固定之物品变为囤积居奇,而这也正成为货币膨胀之必然现象,亦是物价高涨的原因。
在叙述了大后方的经济局势之后,罗士笔锋一转,他认为造成这一情形,“尸其咎者”,就是当时负责国家财政方针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一方面孔祥熙是“中国最富之财主”,是全远东最大投机生财者之一;但同时他又被人民称为“中国最痛恶之贼”,他的家族在国难期间大发其财。孔出身于山西钱庄世家,他的家庭祖传之钱庄为其势力发展之根源。罗士在痛斥孔祥熙的同时,却又竭力赞扬宋子文,他甚至说,“宋子文几为中国唯一之现代银行家,在美留学,所学似有成就”,而且美国政府对宋似乎也很感兴趣,据说美方已提出孔祥熙让贤、由宋子文接替的建议。然而最大的问题是,宋子文不但是孔祥熙的敌手,而且也是蒋介石的敌手。罗士认为:“蒋介石之诚恳与爱国,除极端左派外,无人加以怀疑;然蒋介石之不容有敌手,亦为公开事实。”这封信扬宋抑孔的立场极为明显,说不定这就是作者撰写此信的目的。
《金山时报》(Chinese Time) 是由美国华人社团“美洲同源总会”于1924年在旧金山创办的一份华文报纸,历史悠久,在北美华人世界中享有盛名,因此这封信一经刊出,立即在海外引起极大反响。
众所周知,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一直得到海外华侨的巨大支持,民国成立后,海外大多侨人社团亦都与国民党保持密切的关系,他们所出版和发行的报纸刊物多会定期寄回国内。然而由于战时交通阻碍,刊登倒孔文章的这一期《金山时报》直到一个多月后才传到国内,主要负责与海外侨社联系的国民党中执会海外部在收到这份报纸后不敢大意,连忙将报纸寄给孔祥熙。孔氏父子看到这份报纸后的反应可想而知,孔氏的心腹和亲信知悉后更是不敢怠慢,他们立即行动起来,想方设法,要赶紧扑灭海外刚刚燃烧起来的倒孔烈火。在这场灭火行动中表现最得力的人应该就是许性初了。
许性初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后赴意大利留学,归国后曾一度任职于上海的《晨报》,其后便投靠孔家,孔氏父子对他极为信任。抗战爆发后孔令侃以中央信托局理事的身份长驻香港,许性初则以中央托局主任秘书兼信托部经理追随其后,后来孔令侃在香港创办《财政评论》月刊,就全权交许负责。
孔氏父子对许性初如此信任,许自然感恩不尽,当他得知《金山时报》刊登倒孔的文章时,心想这正是他报答的大好机会。许性初了解海外侨社均与国民党保持相当的关系,因此若要平息海外这些舆论,最好的办法就是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海外部出面向报社施加压力。于是许性初便出面找到原先在上海就熟识的老朋友、现任国民党海外部负责人的童行白。许性初写了封信给童,除了说一些要求帮忙的好话外,主要是提供一些反驳的内容,此外还寄了许多财政部近年的政绩,目的就是要海外部出面进行干涉。
4月8日童行白回函称:
性初吾兄大鉴:前奉手教,并附财部政绩数件,当经检呈铁公阅后,即依来件内容撰成通讯稿一篇,交海外社印发各海外报馆登载。兹将海社通讯稿一份送请察收,转陈庸公院长一阅,如有必要文件欲向海外宣传者,请交下,当为办发。
童行白随信还附上了一份海外通讯社以“李德灵”的笔名撰写的通讯稿,想先听听孔氏父子的意见,然后再直接寄给《金山时报》的主笔。
这封通讯稿长达6页,一开始就强调,原文作者罗士“其妻为日人,袒护日本,自不待言;且其主张一向倾向法西斯主义,仇视我国,亦为意中事”,而且他此次远东之行并未获得我国政府接受,亦没有同意他到重庆来访问,因此他完全不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形,有关中国的言论大多是在香港“得自日方反宣传者之造谣中伤”,所写内容根本就是“信口雌黄,全无根据”。通讯稿的主要内容就是为孔祥熙歌功颂德,评功摆好,信中避而不谈宋子文是否具有“点金妙术”,却强调孔祥熙的“理财手腕确为世界上所难得者”。接着即以大量的篇幅吹嘘抗战以来孔祥熙如何在制定财政政策、穗定外汇市场、增加财政收入、制止通货膨胀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作者的结论是:“总之,抗战之所以能有今日之成绩,孔先生财政上之贡献实多,年来复襄赞领袖,宵旰忧勤,政府重要设施,无不躬亲。”至于撰写此信的目的,“李德灵”在信的结尾倒也说得明明白白:“想贵报爱护祖国素不后人,或者一时为道听途说之谰言所惑,用特揭其真相,藉明黑白,望将此函以同样显明地位揭登贵报,亦拥护中央完成抗战大业、国民应尽之义务欤?”童行白信中提到的“铁公”,就是身兼国民党海外部部长及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等要职的吴铁城,说明这封所谓读者来信的内容是经过国民党上峰同意的。
许性初收到来信后即于4月12日回复如下:
行白先生勋鉴:手教暨附件均敬悉,通讯稿编载得体,不着痕迹,拜读之余,至为感佩。庸公处当转陈一切。以后如有宣传稿件,自当随时奉烦并请教也。兹将《金山时报》奉还,并祈察收。铁老前尚乞转陈致意。专此布谢,顺颂勋祺。
许性初还对海外通讯社的文字精心加以修改,主要是对孔宋之间的矛盾予以辟谣,“按敌人对我国党政领袖素怀仇忌,挑拨离间是其惯技。原文所载我国政要暗斗情形,均系无中生有,不值一驳”,更重要的是强调“现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氏之理财能力,为国内人士所一致钦誉”云云。同时许性初还提出,该信的作者化名“李德灵”,而党国大老李宗仁的字就是“德邻”,“灵”、“邻”二字音似,恐生误会,因而建议还是另取一名为好。
虽然我们不知道这封信寄出之后的效果怎样,但至少可以从中了解,当时国内外民意对于贪污腐败的愤恨,而国民党当局又是如何利用公器、伪造民意进行破坏的。
不仅国内,海外华侨对此情形也非常痛心,在北美华侨中具有极大影响的《金山时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1941年2月初,《金山时报》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编者并附了一个简短的按语:
旧金山江尼古西报记者罗士赴远东视察,本周归抵美国。在香港时发来飞邮一封,述内地官吏贪污现象,令人发指。该报与该记者对华素表同情,此次所发表新闻,究竟系代日人造谣,抑系同情之深,故不觉所言之切,听读者自断。兹特不加修润,将原文详译于左。
这封信译成中文大约有2500字,信的前半段主要是介绍当时大后方的经济局势,并发表作者个人对中国战时财政金融政策的感想。主要内容包括:
(一) 通货膨胀。过去五个月以来,物价逐月上升,其速度不仅越来越快,而且幅度亦越来越大;而目前重庆政府的财政收入3/4至4/5全靠印钞票而得来。
(二) 物价高涨。重庆及四川必需品价格去年秋天已涨至战前4倍,到了年底又增加了1倍,如今的物价已高达战前的11倍。
由此而造成的后果是:
1. 中国经济畸形发展,已变成扩充商业活动与增印钞票之竞赛;2. 由于货币贬值,以至于民众个个都想投资于货币以外或者不产生货币的事业;3. 生产停滞,新建的工厂、商店和矿山已无资可投;4. 人人投资于固定之物品变为囤积居奇,而这也正成为货币膨胀之必然现象,亦是物价高涨的原因。
在叙述了大后方的经济局势之后,罗士笔锋一转,他认为造成这一情形,“尸其咎者”,就是当时负责国家财政方针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一方面孔祥熙是“中国最富之财主”,是全远东最大投机生财者之一;但同时他又被人民称为“中国最痛恶之贼”,他的家族在国难期间大发其财。孔出身于山西钱庄世家,他的家庭祖传之钱庄为其势力发展之根源。罗士在痛斥孔祥熙的同时,却又竭力赞扬宋子文,他甚至说,“宋子文几为中国唯一之现代银行家,在美留学,所学似有成就”,而且美国政府对宋似乎也很感兴趣,据说美方已提出孔祥熙让贤、由宋子文接替的建议。然而最大的问题是,宋子文不但是孔祥熙的敌手,而且也是蒋介石的敌手。罗士认为:“蒋介石之诚恳与爱国,除极端左派外,无人加以怀疑;然蒋介石之不容有敌手,亦为公开事实。”这封信扬宋抑孔的立场极为明显,说不定这就是作者撰写此信的目的。
《金山时报》(Chinese Time) 是由美国华人社团“美洲同源总会”于1924年在旧金山创办的一份华文报纸,历史悠久,在北美华人世界中享有盛名,因此这封信一经刊出,立即在海外引起极大反响。
众所周知,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一直得到海外华侨的巨大支持,民国成立后,海外大多侨人社团亦都与国民党保持密切的关系,他们所出版和发行的报纸刊物多会定期寄回国内。然而由于战时交通阻碍,刊登倒孔文章的这一期《金山时报》直到一个多月后才传到国内,主要负责与海外侨社联系的国民党中执会海外部在收到这份报纸后不敢大意,连忙将报纸寄给孔祥熙。孔氏父子看到这份报纸后的反应可想而知,孔氏的心腹和亲信知悉后更是不敢怠慢,他们立即行动起来,想方设法,要赶紧扑灭海外刚刚燃烧起来的倒孔烈火。在这场灭火行动中表现最得力的人应该就是许性初了。
许性初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后赴意大利留学,归国后曾一度任职于上海的《晨报》,其后便投靠孔家,孔氏父子对他极为信任。抗战爆发后孔令侃以中央信托局理事的身份长驻香港,许性初则以中央托局主任秘书兼信托部经理追随其后,后来孔令侃在香港创办《财政评论》月刊,就全权交许负责。
孔氏父子对许性初如此信任,许自然感恩不尽,当他得知《金山时报》刊登倒孔的文章时,心想这正是他报答的大好机会。许性初了解海外侨社均与国民党保持相当的关系,因此若要平息海外这些舆论,最好的办法就是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海外部出面向报社施加压力。于是许性初便出面找到原先在上海就熟识的老朋友、现任国民党海外部负责人的童行白。许性初写了封信给童,除了说一些要求帮忙的好话外,主要是提供一些反驳的内容,此外还寄了许多财政部近年的政绩,目的就是要海外部出面进行干涉。
4月8日童行白回函称:
性初吾兄大鉴:前奉手教,并附财部政绩数件,当经检呈铁公阅后,即依来件内容撰成通讯稿一篇,交海外社印发各海外报馆登载。兹将海社通讯稿一份送请察收,转陈庸公院长一阅,如有必要文件欲向海外宣传者,请交下,当为办发。
童行白随信还附上了一份海外通讯社以“李德灵”的笔名撰写的通讯稿,想先听听孔氏父子的意见,然后再直接寄给《金山时报》的主笔。
这封通讯稿长达6页,一开始就强调,原文作者罗士“其妻为日人,袒护日本,自不待言;且其主张一向倾向法西斯主义,仇视我国,亦为意中事”,而且他此次远东之行并未获得我国政府接受,亦没有同意他到重庆来访问,因此他完全不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形,有关中国的言论大多是在香港“得自日方反宣传者之造谣中伤”,所写内容根本就是“信口雌黄,全无根据”。通讯稿的主要内容就是为孔祥熙歌功颂德,评功摆好,信中避而不谈宋子文是否具有“点金妙术”,却强调孔祥熙的“理财手腕确为世界上所难得者”。接着即以大量的篇幅吹嘘抗战以来孔祥熙如何在制定财政政策、穗定外汇市场、增加财政收入、制止通货膨胀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作者的结论是:“总之,抗战之所以能有今日之成绩,孔先生财政上之贡献实多,年来复襄赞领袖,宵旰忧勤,政府重要设施,无不躬亲。”至于撰写此信的目的,“李德灵”在信的结尾倒也说得明明白白:“想贵报爱护祖国素不后人,或者一时为道听途说之谰言所惑,用特揭其真相,藉明黑白,望将此函以同样显明地位揭登贵报,亦拥护中央完成抗战大业、国民应尽之义务欤?”童行白信中提到的“铁公”,就是身兼国民党海外部部长及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等要职的吴铁城,说明这封所谓读者来信的内容是经过国民党上峰同意的。
许性初收到来信后即于4月12日回复如下:
行白先生勋鉴:手教暨附件均敬悉,通讯稿编载得体,不着痕迹,拜读之余,至为感佩。庸公处当转陈一切。以后如有宣传稿件,自当随时奉烦并请教也。兹将《金山时报》奉还,并祈察收。铁老前尚乞转陈致意。专此布谢,顺颂勋祺。
许性初还对海外通讯社的文字精心加以修改,主要是对孔宋之间的矛盾予以辟谣,“按敌人对我国党政领袖素怀仇忌,挑拨离间是其惯技。原文所载我国政要暗斗情形,均系无中生有,不值一驳”,更重要的是强调“现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氏之理财能力,为国内人士所一致钦誉”云云。同时许性初还提出,该信的作者化名“李德灵”,而党国大老李宗仁的字就是“德邻”,“灵”、“邻”二字音似,恐生误会,因而建议还是另取一名为好。
虽然我们不知道这封信寄出之后的效果怎样,但至少可以从中了解,当时国内外民意对于贪污腐败的愤恨,而国民党当局又是如何利用公器、伪造民意进行破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