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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王韬书赠水越耕南诗轴，纸本发笺，日本裱，尺寸44.5×27cm，小行草书自作赠马相伯、黄瘦竹诗，通幅近五百字。书法极精彩，多北魏墓志笔意——晚清崇碑抑帖，亦一时风气。款署：“水越君耕南先生，日本诗人也；居神户，与余从未见一面。屡惠书籍，通笔札，此杜陵之所谓神交者非耶特写蛮笺以报之。天南逐叟王韬。”钤印：“王韬惟”、“天南逐叟”。(“王韬惟”一印原石现藏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惟”盖为制印之衬字)
王韬书法至为稀见。所见仅《上海博物馆藏明清名家手稿》(上海古籍出版社)收手稿两页、《王韬年谱》(张志春编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载《王韬遗翰》一页，及《郑逸梅收藏名人手札百通》(学林出版社，1989年)收短札一件。书札尺牍之外，专门所作书法作品则目之所及海内外公私收藏此轴为仅见。
上款水越耕南，即水越成章，耕南其号也，又称裁之，播磨(今兵库县)人，日本名诗人，汉学家，有《薇山摘葩》(二卷)、《游箕面山诗》(一卷)、《皇朝百家绝句》(三卷)、《唐宋诗话纂》(一卷)、《游赞小稿》(一卷)等存世。所编《翰墨因缘》(二卷)尤为著名和重要，内收清人致水越诗文尺牍，计文十篇，诗一百九十首，函五十五封。凡二十五人。其中有黄遵宪等驻日外交官，亦有寓日文人，对了解光绪初中日文人交往情形颇有裨益。《翰墨因缘》明治十七年(光绪十年，1884年)刊行，200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所编《文献丛刊》之《中日诗文交流集》将此书收入，且置于十九种诗文集之首。
水越成章热心收集中国文人书作，也可从其所编《翰墨因缘》中见一斑。书中所收黄遵宪赠水越诗(《翰墨因缘》收黄遵宪诗二首，其一赠水越，另一首为赠王韬者——《奉赠弢园先生即用饔江韵》：“神山风不引回船，且喜浮槎到日边。如此文章宜过海，其中绰约信多仙。司勋最健言兵事，宗宪先闻筹海篇。团扇家家诗万首。风流多被画图传。”此诗作之黄遵宪手迹原件现藏于南开大学，见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黄遵宪集》)之小引中提到，水越亦曾求黄为他作书：“耕南先生因吾友枢仙(即廖锡恩，神户领事)，千里索书。余素不工书，求者，多婉谢以掩其拙。顾夙闻耕南诗名不敢却。京阪山水梦寐以之。酷暑中赋此代简。书竟便觉习习风生矣。耕南仙史近如何，闻说园居水竹多。城市软尘红十丈，可能容我借吟窝?”
王韬所书两诗，分别为赋赠马相伯、黄瘦竹七古。诗曰：
两诗皆载于《蘅华馆诗录》(光绪16年(1890)铅印本)第六卷，而且二诗比邻，赠黄者在前，赠马者在后。《蘅华馆诗录》所载与该书作基本相同，只偶有个别文字不同。如赠马相伯诗题书作为“赠余发笺”，《蘅华馆诗录》为“赠余发纸”，赠黄瘦竹诗题书作为“即题其揖竹图”，《蘅华馆诗录》为“并题其揖竹图”，赠黄诗句“无用词章世莫知”，《蘅华馆诗录》作“无用文章世莫知”，如此而已。
据《王韬年谱》(张志春编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1884年条下载：
“是年冬未，马相伯从朝鲜回上海，赠王韬以朝鲜出产的发纸，王韬特赋诗志谢。他在诗中说‘羡君偏衣海外锦，崇衔特赐亚一品。仍王官耳非陪臣，今日还乡且共饮。平生好友兼好奇，得君佳纸赠君诗。愿得我诗写万纸，凭君传入高句骊。’
是年仲冬十一月，日本友人寺田望南、冈鹿门来到上海，邀请名士集饮酒楼。时在座者有王韬、李芋仙刺史、易实甫郎中、曾重伯孝廉、黄式权茂才、黄瘦竹处士。寺田望南即席作诗，王韬因和其韵，赋七律四首……”
根据年谱记载和《蘅华馆诗录》卷六所录两诗顺序，则马相伯赠王韬发笺，王韬赋诗奉答马相伯之甲申年冬，王韬、黄瘦竹都在上海，并常相往还，赠黄诗也作于此期间，且可能稍早于赠马诗(据《蘅华馆诗录》所录两诗顺序)，而日本友人寺田望南等来上海访王韬亦在此期间。因此可能的情况是，当时日本友人受水越成章之托，求王韬书作，而王即以马所赠朝鲜发笺书赋赠马、黄二人新作以报之。
(二)
王韬(1828—1897)，字紫诠，号仲弢、天南遯叟、弢园老民、蘅华馆主等。江苏苏州府甫里村(今角直镇)人。1845年考取秀才。1849年应英国传教士麦都士之邀，到上海墨海书馆工作。1862年因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被发现，清廷下令逮捕，在英国驻沪领事帮助下逃亡香港。应邀协助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将十三经译为英文。1867冬季至1868春漫游法、英、苏格兰等国，对西方现代文明了解更深。1868-1870年旅居苏格兰克拉克曼南郡的杜拉村，协助理雅各。1870年返香港。1874年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评论时政，提倡维新变法，影响很大。1879年，王韬应日本文人邀请，前往日本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考察。游历东京、大阪、神户、横滨等城市，写成《扶桑记游》。王韬在1884年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上海。次年任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直至去世。王韬一生在哲学、教育、新闻、史学、文学等许多领域都作出杰出成就，著有《弢园文录外编》，《弢园尺牍》、《西学原始考》、《淞滨琐话》、《漫游随录图记》、《淞隐漫录》等著作四十余种。
王韬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革关涉极大，是近代史上开风气的先驱，是留下许多“第一”的传奇人物。他是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报人、文言小说巨匠，是中国历史上第—位报刊政论家，他创办的《循环日报》是晚清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的报纸，是我国近代第一家鼓吹变法自强的报纸，也是历史上中国人自己主编的第一份中文报纸，是中国报业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王韬因此被林语堂称为“中国新闻报纸之父”。一百多年前，他就发出“盖今之天下，乃地球合一之天下”的宏论，有了“全球化”的意识。当晚清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王韬批判现实，启迪民智，提倡西学，鼓吹变革，为中国社会向现代化的演进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王韬既是怀风云之志、具远见卓识、善宏大议论的思想家、政论家，又是富儿女之情歌筵绮席文滔跌宕的卓落不羁之士。无论当时后世，无论“正史”、民间或笔记小说，都有一些关于王韬的故事。其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莫过于那个“长毛状元”的外号。因为曾上书太平天国，他被盛传参加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成为“长毛状元”。王韬与太平天国的故事及所谓“长毛状元”的封号，流传很广，影响很大，甚至被人写进当时的笔记和文学作品。20世纪30年代，罗尔纲、谢兴尧还在胡适指导下考证过王韬上书太平天国一事，洪深等亦撰文考证王韬与太平天国关系及是否中过“长毛状元”，商衍鎏《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中华书局，1961年)设专章讨论有关问题，指出“长毛状元”“乃是那时朋友间所赠予的雅谑”。虽是个玩笑，于此亦可见王韬在当时的影响。
王韬的才学见识，当时颇为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盛宣怀等洋务派大员的赏识，曾欲将他招致江南制造局，因曾去世，事遂寝；后李鸿章在致上海道的信中 亦有“昆山王君，不世英才，胸罗万有。沦落香港，殊为可惜。执事能为我招致，不惜干金买骏骨”的话。光绪二十年(1894)，孙中山经郑观应介绍拜访王韬，王为他修改《上李傅相书》，托人呈李鸿章，并发表于《万国公报》。康有为创立上海强学会，亦拜访王韬，王支持他的变法维新主张。
王韬的《普法战纪》等大量译著及政论宏文，不仅在国内影响巨大，而且声名远播，及于外邦，尤其在日本，许多学者文人都是王韬的fans。光绪五年(1879)的日本之行，即是受粟本锄云、寺田宏、重野安绎、冈千仞等日本文化界名流之邀。这次一百二十八天的日本之行，王韬写成著名的《扶桑游记》(明治十二年、十三年日本报知社印行，1985年钟叔河先生将此书与黄遵宪《日本杂事诗》一起收入岳麓书社《走向世界丛书》)。《扶桑游记》龟谷行跋中转述粟本锄云的话说：“吾闻有弢园王先生者，今寓粤东，学博而材伟，足迹殆遍海外。曾读其《普法战记》，行文雄奇，其人可想。若得飘然来游，愿为东道主。”中村正直在《扶桑游记·序》中说：“都下名士，争与先生交。文酒谈宴，殆无虚日；山游水戏，追从如云，极一时之盛。”《扶桑游记》平安西尾跋云：“胸襟洞豁与人莫逆者，独推王君紫诠先生矣。余于先生一见如旧，情谊甚笃，文酒之会，每尽其欢。已而先生举帆西归，转瞬之间，其人已远，郁抑累日，恍若有亡也。”冈千仞跋云：“紫诠王先生…以卓识伟论，鼓舞一世风痹，实为当世伟人矣。无几，先生东游，士人想望其风采。……以有为之才，处多故之世，一朝风会，去泥土，冲云霄，霈然膏雨，使万生仰苏息之恩，先生盖其人也。”钦仰之情溢于言表。
《扶桑游记》中收录不少王韬与日人和寓日中国文人的唱和诗作。上述水越耕南所编《翰墨因缘》中收王韬诗八首，皆王韬光绪五年(1879)东游日本时和吴广霈(晚清著名学者，曾参与编修《清史稿》，著有《劫后吟》、《南行日记》、《石鼓文考证》、《天下大势通论》、《救时要策万言书》等)之作，同时收入吴赠王韬诗作(王吴唱和之作皆见于王韬《扶桑游记》)。王韬诗中有：“平生自作信天翁，惭愧词坛一世雄”；“卅年空下才人泪，四海谁知国士风”；“不作人间第二流”，“平生豪气俯凡流”，“千古文章心自得，五洲形势掌中收”等句。此时的王韬已年过五旬，因上书太平天国遭清廷通缉，过了多年流亡生涯，但同时，他游西洋，看东洋，翻译书籍，沟通中西，办报纸，撰政论，指点江山，评论时政，在海内外早已享有盛名。从这些诗句中可看出王韬的万丈豪气，也可品味出那一丝落寞。吴广霈赠王韬诗中有“甘年飘泊逐南翁，跋扈飞扬意态雄”：“名山早擅千秋业，健笔能开万里云”等句，可看作对王韬的写照与评价。
在日本期间，王韬还受到驻日公使何如璋，参赞黄遵宪的热情招待。尤其是黄遵宪，王韬在东京时，几乎无日不见。王韬在为黄遵宪《日本杂事诗》所作序中说：“余去岁闰三月，以养疴余闲，旅居江户，遂得识君于节署。嗣后联诗别墅，画壁旗亭……游屐追陪，殆无虚日。……三日不见，则折简来招”。
从本轴题署可知，王韬在日本漫游期间，并未见到水越耕南，其原因应是王游历东京、大阪、神户、横滨等地时，而水越并不在其地，致无缘相见。虽未谋面，如王韬所说，水越常寄赠王韬书籍，二人时“通笔札”，“神交”已久。可见水越早慕王韬之名。这件书法显是王韬应水越之请而作。
(三)
马相伯(1840—1939)是近代史上的传奇人物，著名教育家、爱国者。早年入耶稣会，通西学：光绪间积极从事外交和洋务活动，曾先后去日本、朝鲜、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后致力教育，为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创始人。“九·一八”后，马相伯以九十高龄，为救亡呼号奔走，被称为“爱国老人”。
所谓“以诗证史”，王韬赠马相伯这首长诗，征诸当时史实，则其本事一一可按。“前年神山作仙吏，割鲜小试庖丁刀。”当指马相伯1881年任驻日公使参赞(旋改任驻神户领事)事。“难弟难兄并心许，君家昆季云霄侣”，当然是指马相伯、马建忠兄弟。兄弟二人都是李鸿章赏识倚重的干才(其兄马建勋为李鸿章淮军将领)，都曾出使朝鲜。1882年马建忠智计平定朝鲜“壬午兵变”，诱擒大院君李昰应。后马相伯任朝鲜国顾问，帮助编练新军，整理外交，改革朝政，赢得朝鲜国王的信任和尊重。“中朝威力宣藩封，浃旬戡乱擒元凶”，“年来此事差快意”等句当指以上诸事。但马氏兄弟的作为，也遭到朝内一些人的忌妒非议，尤其后来的招商局换旗风波，马氏兄弟一起经历了一段风风雨雨。所以有“奇功乃复遭蜚语”，“彼忌刻者真凡庸”的说法。
另外，《蘅华馆诗录》卷六紧接着《马相伯自朝鲜回馈余发纸赋此志谢》这首诗的，是王韬询病问候马相伯的一首七律——《相伯还乡养疴赋此询之》，很能说明二人交往之多、关系之近，不妨录在这里：
黄瘦竹即黄文瀚，江宁籍婺源人。字师竹、瘦竹，号揖竹词人，室名揖竹词馆、苍筤轩。精刻印，晶玉竹木，无不擅长。又工诗词。徐世昌《晚晴簃诗汇》收录其诗。存世有《苍篦轩印存》，《揖竹词馆诗草》。咸丰间至上海。
黄氏是个诗人、印人，他号揖竹词人，斋名揖竹词馆，王韬赠诗亦恰是题在其揖竹图上。从诗中可以看出王韬对这位穷朋友的推重。“论才不复计斗斛”，“生平材艺殊足豪，腕底铁笔銛于刀。刀耶笔耶君两绝，驰骋天下轻凡曹”，“琢句玲珑谐律吕”等，是赞其才其艺：“风清节苦心自虚”，“最难贫士不言钱”等，是崇其德其节：“自古才人多失职”，“无用词章世莫知，徒工文字愁同煮”是愤激之语：“飘零我亦与君同，年来踪迹如飞蓬”则有些顾影自怜，惺惺相惜之意了。
黄瘦竹似乎有着很深的竹的情结。他刻竹，画竹，咏竹，甚至名竹，拜竹，隐于竹，师于竹。竹象征一种高节。中国古代文人与竹，真有说不完的话题。苏东坡说，食可无肉，居不可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使人俗。王韬的诗，生动的活化出一位不辞清贫啸傲苍筤的文人高士形象。
跟马相伯比起来，黄瘦竹不是一个特别有名的人物。正因为他的不著名，人们对这位晚清的文人、印人可能了解得也较少。在此抄录《晚晴簃诗汇》一百八十一卷所收黄瘦竹诗与黄协埙(梦畹，曾任《申报》总编纂，主《申报》笔政二十年)吊黄瘦竹诗，与王韬此诗相互参看，也算是增加一点关于黄瘦竹的资料。
王韬书赠水越耕南诗轴，纸本发笺，日本裱，尺寸44.5×27cm，小行草书自作赠马相伯、黄瘦竹诗，通幅近五百字。书法极精彩，多北魏墓志笔意——晚清崇碑抑帖，亦一时风气。款署：“水越君耕南先生，日本诗人也；居神户，与余从未见一面。屡惠书籍，通笔札，此杜陵之所谓神交者非耶特写蛮笺以报之。天南逐叟王韬。”钤印：“王韬惟”、“天南逐叟”。(“王韬惟”一印原石现藏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惟”盖为制印之衬字)
王韬书法至为稀见。所见仅《上海博物馆藏明清名家手稿》(上海古籍出版社)收手稿两页、《王韬年谱》(张志春编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载《王韬遗翰》一页，及《郑逸梅收藏名人手札百通》(学林出版社，1989年)收短札一件。书札尺牍之外，专门所作书法作品则目之所及海内外公私收藏此轴为仅见。
上款水越耕南，即水越成章，耕南其号也，又称裁之，播磨(今兵库县)人，日本名诗人，汉学家，有《薇山摘葩》(二卷)、《游箕面山诗》(一卷)、《皇朝百家绝句》(三卷)、《唐宋诗话纂》(一卷)、《游赞小稿》(一卷)等存世。所编《翰墨因缘》(二卷)尤为著名和重要，内收清人致水越诗文尺牍，计文十篇，诗一百九十首，函五十五封。凡二十五人。其中有黄遵宪等驻日外交官，亦有寓日文人，对了解光绪初中日文人交往情形颇有裨益。《翰墨因缘》明治十七年(光绪十年，1884年)刊行，200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所编《文献丛刊》之《中日诗文交流集》将此书收入，且置于十九种诗文集之首。
水越成章热心收集中国文人书作，也可从其所编《翰墨因缘》中见一斑。书中所收黄遵宪赠水越诗(《翰墨因缘》收黄遵宪诗二首，其一赠水越，另一首为赠王韬者——《奉赠弢园先生即用饔江韵》：“神山风不引回船，且喜浮槎到日边。如此文章宜过海，其中绰约信多仙。司勋最健言兵事，宗宪先闻筹海篇。团扇家家诗万首。风流多被画图传。”此诗作之黄遵宪手迹原件现藏于南开大学，见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黄遵宪集》)之小引中提到，水越亦曾求黄为他作书：“耕南先生因吾友枢仙(即廖锡恩，神户领事)，千里索书。余素不工书，求者，多婉谢以掩其拙。顾夙闻耕南诗名不敢却。京阪山水梦寐以之。酷暑中赋此代简。书竟便觉习习风生矣。耕南仙史近如何，闻说园居水竹多。城市软尘红十丈，可能容我借吟窝?”
王韬所书两诗，分别为赋赠马相伯、黄瘦竹七古。诗曰：
两诗皆载于《蘅华馆诗录》(光绪16年(1890)铅印本)第六卷，而且二诗比邻，赠黄者在前，赠马者在后。《蘅华馆诗录》所载与该书作基本相同，只偶有个别文字不同。如赠马相伯诗题书作为“赠余发笺”，《蘅华馆诗录》为“赠余发纸”，赠黄瘦竹诗题书作为“即题其揖竹图”，《蘅华馆诗录》为“并题其揖竹图”，赠黄诗句“无用词章世莫知”，《蘅华馆诗录》作“无用文章世莫知”，如此而已。
据《王韬年谱》(张志春编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1884年条下载：
“是年冬未，马相伯从朝鲜回上海，赠王韬以朝鲜出产的发纸，王韬特赋诗志谢。他在诗中说‘羡君偏衣海外锦，崇衔特赐亚一品。仍王官耳非陪臣，今日还乡且共饮。平生好友兼好奇，得君佳纸赠君诗。愿得我诗写万纸，凭君传入高句骊。’
是年仲冬十一月，日本友人寺田望南、冈鹿门来到上海，邀请名士集饮酒楼。时在座者有王韬、李芋仙刺史、易实甫郎中、曾重伯孝廉、黄式权茂才、黄瘦竹处士。寺田望南即席作诗，王韬因和其韵，赋七律四首……”
根据年谱记载和《蘅华馆诗录》卷六所录两诗顺序，则马相伯赠王韬发笺，王韬赋诗奉答马相伯之甲申年冬，王韬、黄瘦竹都在上海，并常相往还，赠黄诗也作于此期间，且可能稍早于赠马诗(据《蘅华馆诗录》所录两诗顺序)，而日本友人寺田望南等来上海访王韬亦在此期间。因此可能的情况是，当时日本友人受水越成章之托，求王韬书作，而王即以马所赠朝鲜发笺书赋赠马、黄二人新作以报之。
(二)
王韬(1828—1897)，字紫诠，号仲弢、天南遯叟、弢园老民、蘅华馆主等。江苏苏州府甫里村(今角直镇)人。1845年考取秀才。1849年应英国传教士麦都士之邀，到上海墨海书馆工作。1862年因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被发现，清廷下令逮捕，在英国驻沪领事帮助下逃亡香港。应邀协助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将十三经译为英文。1867冬季至1868春漫游法、英、苏格兰等国，对西方现代文明了解更深。1868-1870年旅居苏格兰克拉克曼南郡的杜拉村，协助理雅各。1870年返香港。1874年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评论时政，提倡维新变法，影响很大。1879年，王韬应日本文人邀请，前往日本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考察。游历东京、大阪、神户、横滨等城市，写成《扶桑记游》。王韬在1884年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上海。次年任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直至去世。王韬一生在哲学、教育、新闻、史学、文学等许多领域都作出杰出成就，著有《弢园文录外编》，《弢园尺牍》、《西学原始考》、《淞滨琐话》、《漫游随录图记》、《淞隐漫录》等著作四十余种。
王韬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革关涉极大，是近代史上开风气的先驱，是留下许多“第一”的传奇人物。他是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报人、文言小说巨匠，是中国历史上第—位报刊政论家，他创办的《循环日报》是晚清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的报纸，是我国近代第一家鼓吹变法自强的报纸，也是历史上中国人自己主编的第一份中文报纸，是中国报业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王韬因此被林语堂称为“中国新闻报纸之父”。一百多年前，他就发出“盖今之天下，乃地球合一之天下”的宏论，有了“全球化”的意识。当晚清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王韬批判现实，启迪民智，提倡西学，鼓吹变革，为中国社会向现代化的演进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王韬既是怀风云之志、具远见卓识、善宏大议论的思想家、政论家，又是富儿女之情歌筵绮席文滔跌宕的卓落不羁之士。无论当时后世，无论“正史”、民间或笔记小说，都有一些关于王韬的故事。其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莫过于那个“长毛状元”的外号。因为曾上书太平天国，他被盛传参加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成为“长毛状元”。王韬与太平天国的故事及所谓“长毛状元”的封号，流传很广，影响很大，甚至被人写进当时的笔记和文学作品。20世纪30年代，罗尔纲、谢兴尧还在胡适指导下考证过王韬上书太平天国一事，洪深等亦撰文考证王韬与太平天国关系及是否中过“长毛状元”，商衍鎏《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中华书局，1961年)设专章讨论有关问题，指出“长毛状元”“乃是那时朋友间所赠予的雅谑”。虽是个玩笑，于此亦可见王韬在当时的影响。
王韬的才学见识，当时颇为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盛宣怀等洋务派大员的赏识，曾欲将他招致江南制造局，因曾去世，事遂寝；后李鸿章在致上海道的信中 亦有“昆山王君，不世英才，胸罗万有。沦落香港，殊为可惜。执事能为我招致，不惜干金买骏骨”的话。光绪二十年(1894)，孙中山经郑观应介绍拜访王韬，王为他修改《上李傅相书》，托人呈李鸿章，并发表于《万国公报》。康有为创立上海强学会，亦拜访王韬，王支持他的变法维新主张。
王韬的《普法战纪》等大量译著及政论宏文，不仅在国内影响巨大，而且声名远播，及于外邦，尤其在日本，许多学者文人都是王韬的fans。光绪五年(1879)的日本之行，即是受粟本锄云、寺田宏、重野安绎、冈千仞等日本文化界名流之邀。这次一百二十八天的日本之行，王韬写成著名的《扶桑游记》(明治十二年、十三年日本报知社印行，1985年钟叔河先生将此书与黄遵宪《日本杂事诗》一起收入岳麓书社《走向世界丛书》)。《扶桑游记》龟谷行跋中转述粟本锄云的话说：“吾闻有弢园王先生者，今寓粤东，学博而材伟，足迹殆遍海外。曾读其《普法战记》，行文雄奇，其人可想。若得飘然来游，愿为东道主。”中村正直在《扶桑游记·序》中说：“都下名士，争与先生交。文酒谈宴，殆无虚日；山游水戏，追从如云，极一时之盛。”《扶桑游记》平安西尾跋云：“胸襟洞豁与人莫逆者，独推王君紫诠先生矣。余于先生一见如旧，情谊甚笃，文酒之会，每尽其欢。已而先生举帆西归，转瞬之间，其人已远，郁抑累日，恍若有亡也。”冈千仞跋云：“紫诠王先生…以卓识伟论，鼓舞一世风痹，实为当世伟人矣。无几，先生东游，士人想望其风采。……以有为之才，处多故之世，一朝风会，去泥土，冲云霄，霈然膏雨，使万生仰苏息之恩，先生盖其人也。”钦仰之情溢于言表。
《扶桑游记》中收录不少王韬与日人和寓日中国文人的唱和诗作。上述水越耕南所编《翰墨因缘》中收王韬诗八首，皆王韬光绪五年(1879)东游日本时和吴广霈(晚清著名学者，曾参与编修《清史稿》，著有《劫后吟》、《南行日记》、《石鼓文考证》、《天下大势通论》、《救时要策万言书》等)之作，同时收入吴赠王韬诗作(王吴唱和之作皆见于王韬《扶桑游记》)。王韬诗中有：“平生自作信天翁，惭愧词坛一世雄”；“卅年空下才人泪，四海谁知国士风”；“不作人间第二流”，“平生豪气俯凡流”，“千古文章心自得，五洲形势掌中收”等句。此时的王韬已年过五旬，因上书太平天国遭清廷通缉，过了多年流亡生涯，但同时，他游西洋，看东洋，翻译书籍，沟通中西，办报纸，撰政论，指点江山，评论时政，在海内外早已享有盛名。从这些诗句中可看出王韬的万丈豪气，也可品味出那一丝落寞。吴广霈赠王韬诗中有“甘年飘泊逐南翁，跋扈飞扬意态雄”：“名山早擅千秋业，健笔能开万里云”等句，可看作对王韬的写照与评价。
在日本期间，王韬还受到驻日公使何如璋，参赞黄遵宪的热情招待。尤其是黄遵宪，王韬在东京时，几乎无日不见。王韬在为黄遵宪《日本杂事诗》所作序中说：“余去岁闰三月，以养疴余闲，旅居江户，遂得识君于节署。嗣后联诗别墅，画壁旗亭……游屐追陪，殆无虚日。……三日不见，则折简来招”。
从本轴题署可知，王韬在日本漫游期间，并未见到水越耕南，其原因应是王游历东京、大阪、神户、横滨等地时，而水越并不在其地，致无缘相见。虽未谋面，如王韬所说，水越常寄赠王韬书籍，二人时“通笔札”，“神交”已久。可见水越早慕王韬之名。这件书法显是王韬应水越之请而作。
(三)
马相伯(1840—1939)是近代史上的传奇人物，著名教育家、爱国者。早年入耶稣会，通西学：光绪间积极从事外交和洋务活动，曾先后去日本、朝鲜、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后致力教育，为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创始人。“九·一八”后，马相伯以九十高龄，为救亡呼号奔走，被称为“爱国老人”。
所谓“以诗证史”，王韬赠马相伯这首长诗，征诸当时史实，则其本事一一可按。“前年神山作仙吏，割鲜小试庖丁刀。”当指马相伯1881年任驻日公使参赞(旋改任驻神户领事)事。“难弟难兄并心许，君家昆季云霄侣”，当然是指马相伯、马建忠兄弟。兄弟二人都是李鸿章赏识倚重的干才(其兄马建勋为李鸿章淮军将领)，都曾出使朝鲜。1882年马建忠智计平定朝鲜“壬午兵变”，诱擒大院君李昰应。后马相伯任朝鲜国顾问，帮助编练新军，整理外交，改革朝政，赢得朝鲜国王的信任和尊重。“中朝威力宣藩封，浃旬戡乱擒元凶”，“年来此事差快意”等句当指以上诸事。但马氏兄弟的作为，也遭到朝内一些人的忌妒非议，尤其后来的招商局换旗风波，马氏兄弟一起经历了一段风风雨雨。所以有“奇功乃复遭蜚语”，“彼忌刻者真凡庸”的说法。
另外，《蘅华馆诗录》卷六紧接着《马相伯自朝鲜回馈余发纸赋此志谢》这首诗的，是王韬询病问候马相伯的一首七律——《相伯还乡养疴赋此询之》，很能说明二人交往之多、关系之近，不妨录在这里：
黄瘦竹即黄文瀚，江宁籍婺源人。字师竹、瘦竹，号揖竹词人，室名揖竹词馆、苍筤轩。精刻印，晶玉竹木，无不擅长。又工诗词。徐世昌《晚晴簃诗汇》收录其诗。存世有《苍篦轩印存》，《揖竹词馆诗草》。咸丰间至上海。
黄氏是个诗人、印人，他号揖竹词人，斋名揖竹词馆，王韬赠诗亦恰是题在其揖竹图上。从诗中可以看出王韬对这位穷朋友的推重。“论才不复计斗斛”，“生平材艺殊足豪，腕底铁笔銛于刀。刀耶笔耶君两绝，驰骋天下轻凡曹”，“琢句玲珑谐律吕”等，是赞其才其艺：“风清节苦心自虚”，“最难贫士不言钱”等，是崇其德其节：“自古才人多失职”，“无用词章世莫知，徒工文字愁同煮”是愤激之语：“飘零我亦与君同，年来踪迹如飞蓬”则有些顾影自怜，惺惺相惜之意了。
黄瘦竹似乎有着很深的竹的情结。他刻竹，画竹，咏竹，甚至名竹，拜竹，隐于竹，师于竹。竹象征一种高节。中国古代文人与竹，真有说不完的话题。苏东坡说，食可无肉，居不可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使人俗。王韬的诗，生动的活化出一位不辞清贫啸傲苍筤的文人高士形象。
跟马相伯比起来，黄瘦竹不是一个特别有名的人物。正因为他的不著名，人们对这位晚清的文人、印人可能了解得也较少。在此抄录《晚晴簃诗汇》一百八十一卷所收黄瘦竹诗与黄协埙(梦畹，曾任《申报》总编纂，主《申报》笔政二十年)吊黄瘦竹诗，与王韬此诗相互参看，也算是增加一点关于黄瘦竹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