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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推公选、“直播竞选”等民主形式和改革措施，既是由官员推动的，也是由群众推动的——至少顺应了群众的内在要求，并为群众进一步参与、推动民主和改革创造了条件。
在今天这样一个改革的年代，一些充满了探索勇气、焕发着改革精神的新举措总是令人欣喜。3月27日，南京举行公推公选市政府组成人员演讲答辩会，16名经过首次民主推荐确定的候选人在电视上公开亮相，南京电视台、新浪网、龙虎网等媒体现场进行了电视、网络直播，向亿万观众和网民展示了16名候选人的个人魅力和政治风采，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电视和网络直播当然是最能吸引眼球的，许多观众和网友可能更希望在这次演讲答辩会上欣赏到精彩的“公开ＰＫ”，有人难免对多名候选人缺乏个性的表现不满意，认为他们的ＰＫ不够激烈，远不如“加油好男儿”、“超级女声”等电视选秀节目扣人心弦。也有人批评说，公众只是观众，不能对候选人行使投票权，演讲答辩会形式大于内容，不能算是真正的“竞选”。这些意见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也不能抹煞这次“直播竞选”在干部选拔形式上的突破性意义。同时，南京市这次将公推公选职位扩大到新一届政府的全部组成人员（包括16名候选人竞争的4个职位），这在南京市是当之无愧的首创，其力度之大在全国堪称罕见。
饱含民主意味的公推公选能够走到“直播竞选”这一步，绝非偶然。据报道，李源潮同志自2001年调任江苏以来，以一种近乎苛刻的方式，在南京以及江苏省各机关厉行作风改造，这使得公选工作在他离任江苏后仍然继续推进。
近几年来，江苏、云南、四川、重庆、吉林在党政干部公开选拔上进行改革试点，探索出了公推公选、公推直选、公推差选、差额直选、双推一选等积极可行的做法。一个普遍现象是，这些改革措施能够出台并如期践行，得益于一批具有鲜明个性和强劲改革冲动的地方官员的大力推动。反之可以说，不少地方之所以没有进行这类改革，与地方官员缺少强劲的改革冲动很有关系。而且，一些地方官员认为，搞公推公选、“直播竞选”没什么不好，但我这里没有搞公推公选、“直播竞选”，也没见群众有多大的意见，既然如此，搞这些改革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这种观望等待的心态，实际上涉及到一个民主和改革的动力问题。一种较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现在一些地方的改革没有明显起因，反倒隐约透露出一些干部的主观意图，这种观念推动的改革是不可取的，尤其要防止那种在不正确的政绩观推动下的改革”。论者担心，当人们的权利意识通过民主形式和政治改革措施被调动起来后，民主和改革虽然能够解决一些矛盾，但同时也会使更多的矛盾迅速显现出来，使局面变得不可收拾。概言之，他们认为民主和改革要避免“由观念推动”、“由官员推动”，而更应当“由问题推动”、“由群众推动”，通过对具体问题的解决使体制逐渐完善。
这里，论者至少忽略了三个问题。其一，在信息化时代，在一个日渐开放的社会，即使没有民主和改革的调动，公民权利意识不断增长也是一个必然趋势，如果无视公民的权利需求，甚至对公民权利意识进行人为压制，只会引起更多的反弹和对立情绪。其二，矛盾在没有“迅速显现”的时候，或者说在被人为淡化、掩盖的时候，它也是客观存在的，甚至可能在“静悄悄”地酝酿、发酵，在潜滋暗长中不断积累、扩大甚至恶化，最终使矛盾解决起来更困难，使局面更加不可收拾。其三，民主和改革可以调动公民的权利意识，民主和改革更可以为公民释放权利意识提供“安全通道”，为公民有序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充分实现（而不是有意无意地压抑）自己的权利提供更大的空间，也为积极主动地及时解决各种矛盾（而不是坐等矛盾和问题来推动）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更有效的办法。
其实，民主和改革“由官员推动”和“由群众推动”，两者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一些地方官员认为自己不搞改革，“也没见群众有多大的意见”，真实情况更可能是，由于改革滞后，民主渠道不畅通，群众有意见也无处表达，或者表达了官员也听不见，于是就让官员形成了“群众没意见”的错觉。如果官员“预先”拓宽了民主的渠道，营造好了改革的氛围，则不但便于听到群众的真实声音，而且也有利于在产生了相应的问题，或者一些矛盾已经迅速显现出来的时候，更好地抓住契机，配合群众的参与，以既有的民主渠道和改革氛围为平台，通过解决问题和矛盾来将民主和改革推向深入。
由此说来，公推公选、“直播竞选”等民主形式和改革措施，既是由官员推动的，也是由群众推动的——至少顺应了群众的内在要求，并为群众进一步参与、推动民主和改革创造了条件。官员追求这样的政绩并没有什么不好，因为“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也是个好政绩。
在今天这样一个改革的年代，一些充满了探索勇气、焕发着改革精神的新举措总是令人欣喜。3月27日，南京举行公推公选市政府组成人员演讲答辩会，16名经过首次民主推荐确定的候选人在电视上公开亮相，南京电视台、新浪网、龙虎网等媒体现场进行了电视、网络直播，向亿万观众和网民展示了16名候选人的个人魅力和政治风采，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电视和网络直播当然是最能吸引眼球的，许多观众和网友可能更希望在这次演讲答辩会上欣赏到精彩的“公开ＰＫ”，有人难免对多名候选人缺乏个性的表现不满意，认为他们的ＰＫ不够激烈，远不如“加油好男儿”、“超级女声”等电视选秀节目扣人心弦。也有人批评说，公众只是观众，不能对候选人行使投票权，演讲答辩会形式大于内容，不能算是真正的“竞选”。这些意见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也不能抹煞这次“直播竞选”在干部选拔形式上的突破性意义。同时，南京市这次将公推公选职位扩大到新一届政府的全部组成人员（包括16名候选人竞争的4个职位），这在南京市是当之无愧的首创，其力度之大在全国堪称罕见。
饱含民主意味的公推公选能够走到“直播竞选”这一步，绝非偶然。据报道，李源潮同志自2001年调任江苏以来，以一种近乎苛刻的方式，在南京以及江苏省各机关厉行作风改造，这使得公选工作在他离任江苏后仍然继续推进。
近几年来，江苏、云南、四川、重庆、吉林在党政干部公开选拔上进行改革试点，探索出了公推公选、公推直选、公推差选、差额直选、双推一选等积极可行的做法。一个普遍现象是，这些改革措施能够出台并如期践行，得益于一批具有鲜明个性和强劲改革冲动的地方官员的大力推动。反之可以说，不少地方之所以没有进行这类改革，与地方官员缺少强劲的改革冲动很有关系。而且，一些地方官员认为，搞公推公选、“直播竞选”没什么不好，但我这里没有搞公推公选、“直播竞选”，也没见群众有多大的意见，既然如此，搞这些改革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这种观望等待的心态，实际上涉及到一个民主和改革的动力问题。一种较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现在一些地方的改革没有明显起因，反倒隐约透露出一些干部的主观意图，这种观念推动的改革是不可取的，尤其要防止那种在不正确的政绩观推动下的改革”。论者担心，当人们的权利意识通过民主形式和政治改革措施被调动起来后，民主和改革虽然能够解决一些矛盾，但同时也会使更多的矛盾迅速显现出来，使局面变得不可收拾。概言之，他们认为民主和改革要避免“由观念推动”、“由官员推动”，而更应当“由问题推动”、“由群众推动”，通过对具体问题的解决使体制逐渐完善。
这里，论者至少忽略了三个问题。其一，在信息化时代，在一个日渐开放的社会，即使没有民主和改革的调动，公民权利意识不断增长也是一个必然趋势，如果无视公民的权利需求，甚至对公民权利意识进行人为压制，只会引起更多的反弹和对立情绪。其二，矛盾在没有“迅速显现”的时候，或者说在被人为淡化、掩盖的时候，它也是客观存在的，甚至可能在“静悄悄”地酝酿、发酵，在潜滋暗长中不断积累、扩大甚至恶化，最终使矛盾解决起来更困难，使局面更加不可收拾。其三，民主和改革可以调动公民的权利意识，民主和改革更可以为公民释放权利意识提供“安全通道”，为公民有序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充分实现（而不是有意无意地压抑）自己的权利提供更大的空间，也为积极主动地及时解决各种矛盾（而不是坐等矛盾和问题来推动）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更有效的办法。
其实，民主和改革“由官员推动”和“由群众推动”，两者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一些地方官员认为自己不搞改革，“也没见群众有多大的意见”，真实情况更可能是，由于改革滞后，民主渠道不畅通，群众有意见也无处表达，或者表达了官员也听不见，于是就让官员形成了“群众没意见”的错觉。如果官员“预先”拓宽了民主的渠道，营造好了改革的氛围，则不但便于听到群众的真实声音，而且也有利于在产生了相应的问题，或者一些矛盾已经迅速显现出来的时候，更好地抓住契机，配合群众的参与，以既有的民主渠道和改革氛围为平台，通过解决问题和矛盾来将民主和改革推向深入。
由此说来，公推公选、“直播竞选”等民主形式和改革措施，既是由官员推动的，也是由群众推动的——至少顺应了群众的内在要求，并为群众进一步参与、推动民主和改革创造了条件。官员追求这样的政绩并没有什么不好，因为“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也是个好政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