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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的经典概念，“安全困境”一直是学者们的热门研究对象。本文通过对安全困境学理假定以及历史渊源的介绍，对这一概念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拓展解析。
关键词：安全困境;体系引导型安全困境;国家引导型安全困境
一、学理假定
在现实主义的视角下，国际社会一直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国与国之间会由于自助（Self-help）的发展产生国家权力、国家实力的差别。实力较弱的国家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会加大对国防力量的投入和对国家整体实力的建设，较强的国家也不甘示弱，进一步加强国家建设，由此产生国家之间在各个领域的竞争和较量，无限循环下去“安全困境”就此产生。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就讲到“正是雅典力量的增长以及由此导致的斯巴达的恐惧使得战争无法避免。”也就是说，导致国家间关系冲突的根据在于国家实力的积聚这个客观诱因。“安全困境”这一概念最初由约翰·赫兹、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和罗伯特·杰维斯等人共同界定。赫兹指出，“在没有被组织成为更高的统一体之前，一些具有生存相关性的集团或个人一定会考虑自己的安全，努力使自己免于受到其他集团的攻击、隶属、独裁或毁灭。为了逃脱其他国家的权力威慑，这些国家会努力获取更多权力。而这又导致其他国家缺乏安全感，纷纷往最坏处做准备，最终形成安全与权力的恶性循环”。在这种情势下，权力单元发现它们自己在任何时候都是并肩存在，在它们之上没有更高的权威把行为的标准强加给它们，从而使它们彼此互不攻击。在这种情况下，由相互猜疑和恐惧而产生的不安全感驱使这些单元去争夺更多的权力以获得更大的安全。但这种努力证明有违自己得到安全的初衷，因为十全十美的安全最后是不可能得到的。赫兹描述下的“安全困境”是一个国家作为国际行为主体在不断发展的同时所面临的对自身安全的旋循环式的恐慌悖论，是国家实力与国家安全二者的矛盾关系造成的两难困境。
上述的“安全困境”的概念界定和特征描述因起源于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背景因此学界一般称其为“经典安全困境”或“传统安全困境”。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决策者）不会设身处地为他们的邻国着想;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的行为可能看上去很有威胁性。即使他们知道了这个问题也是不重要的。他们所处环境的特性迫使他们采取他们要做的措施。”国家主体的行为受其所处的“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国际体系大背景的影响不得不走入怪圈，因此“经典安全困境”又有“体系引导型安全困境”（system-induced security dilemma）的称号。与之相对应的是“国家引导型安全困境”（state- induced security dilemma）。“一战的案例指出世界政治中存在着一种更为重要的困境。当1914年来临时，欧洲大国发现它们自己深陷于一个愈加剧烈的安全困境之中。在这样一种情势里，每个国家相信它的安全需要别国的不安全。”根据斯内德的看法，“国家引导型安全困境”的最大特征便是通过牺牲别国的安全或是安全感来使自身的安全感得到提升，但其只是“经典安全困境”的一种较为特殊的状态。原因之一是它存在于无政府状态的现实主义理论大框架之下;原因之二是国家主体也无法获得全部的信息因此产生偏见做出错误的决断和行为;原因之三在于这两种困境的产生都源于国家对自身安全产生的焦虑和挫败感。二者的不同在于“经典安全困境”是由自助发展不足激起的自责心理产生行为动机;“国家引导型”则缘起子国家主体满足于自身发展现状又要保持住其稳定国际地位和国家安全的情境之下，这种困境形成的结果多半是各种形式的霸权侵略。
二、历史之中的“安全困境”
公元前5世纪初雅典和斯巴达结盟，在希波战争中打败了波斯帝国，但是，希波战争之后的希腊诸城邦并没有建立起中央权威，希臘的城邦国家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由此诸城邦，尤其是最强大的两个城邦雅典和斯巴达便迅速地陷入“安全困境”：某一方的维护自身安全的行为，诸如扩军和结盟立即被另一方视为对自己的威胁。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希波战争结束之后不到20年便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修昔底德在探讨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成因时指出：正是雅典力量的增长及其引起斯巴达的恐惧，才使得战争不可避免。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的近现代国际关系也不断地陷入“安全困境”之中，例子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英德军备竞赛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苏军备竞赛。近几年来朝鲜与韩国两国的举动与氛围亦是如此。
关键词：安全困境;体系引导型安全困境;国家引导型安全困境
一、学理假定
在现实主义的视角下，国际社会一直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国与国之间会由于自助（Self-help）的发展产生国家权力、国家实力的差别。实力较弱的国家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会加大对国防力量的投入和对国家整体实力的建设，较强的国家也不甘示弱，进一步加强国家建设，由此产生国家之间在各个领域的竞争和较量，无限循环下去“安全困境”就此产生。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就讲到“正是雅典力量的增长以及由此导致的斯巴达的恐惧使得战争无法避免。”也就是说，导致国家间关系冲突的根据在于国家实力的积聚这个客观诱因。“安全困境”这一概念最初由约翰·赫兹、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和罗伯特·杰维斯等人共同界定。赫兹指出，“在没有被组织成为更高的统一体之前，一些具有生存相关性的集团或个人一定会考虑自己的安全，努力使自己免于受到其他集团的攻击、隶属、独裁或毁灭。为了逃脱其他国家的权力威慑，这些国家会努力获取更多权力。而这又导致其他国家缺乏安全感，纷纷往最坏处做准备，最终形成安全与权力的恶性循环”。在这种情势下，权力单元发现它们自己在任何时候都是并肩存在，在它们之上没有更高的权威把行为的标准强加给它们，从而使它们彼此互不攻击。在这种情况下，由相互猜疑和恐惧而产生的不安全感驱使这些单元去争夺更多的权力以获得更大的安全。但这种努力证明有违自己得到安全的初衷，因为十全十美的安全最后是不可能得到的。赫兹描述下的“安全困境”是一个国家作为国际行为主体在不断发展的同时所面临的对自身安全的旋循环式的恐慌悖论，是国家实力与国家安全二者的矛盾关系造成的两难困境。
上述的“安全困境”的概念界定和特征描述因起源于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背景因此学界一般称其为“经典安全困境”或“传统安全困境”。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决策者）不会设身处地为他们的邻国着想;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的行为可能看上去很有威胁性。即使他们知道了这个问题也是不重要的。他们所处环境的特性迫使他们采取他们要做的措施。”国家主体的行为受其所处的“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国际体系大背景的影响不得不走入怪圈，因此“经典安全困境”又有“体系引导型安全困境”（system-induced security dilemma）的称号。与之相对应的是“国家引导型安全困境”（state- induced security dilemma）。“一战的案例指出世界政治中存在着一种更为重要的困境。当1914年来临时，欧洲大国发现它们自己深陷于一个愈加剧烈的安全困境之中。在这样一种情势里，每个国家相信它的安全需要别国的不安全。”根据斯内德的看法，“国家引导型安全困境”的最大特征便是通过牺牲别国的安全或是安全感来使自身的安全感得到提升，但其只是“经典安全困境”的一种较为特殊的状态。原因之一是它存在于无政府状态的现实主义理论大框架之下;原因之二是国家主体也无法获得全部的信息因此产生偏见做出错误的决断和行为;原因之三在于这两种困境的产生都源于国家对自身安全产生的焦虑和挫败感。二者的不同在于“经典安全困境”是由自助发展不足激起的自责心理产生行为动机;“国家引导型”则缘起子国家主体满足于自身发展现状又要保持住其稳定国际地位和国家安全的情境之下，这种困境形成的结果多半是各种形式的霸权侵略。
二、历史之中的“安全困境”
公元前5世纪初雅典和斯巴达结盟，在希波战争中打败了波斯帝国，但是，希波战争之后的希腊诸城邦并没有建立起中央权威，希臘的城邦国家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由此诸城邦，尤其是最强大的两个城邦雅典和斯巴达便迅速地陷入“安全困境”：某一方的维护自身安全的行为，诸如扩军和结盟立即被另一方视为对自己的威胁。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希波战争结束之后不到20年便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修昔底德在探讨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成因时指出：正是雅典力量的增长及其引起斯巴达的恐惧，才使得战争不可避免。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的近现代国际关系也不断地陷入“安全困境”之中，例子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英德军备竞赛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苏军备竞赛。近几年来朝鲜与韩国两国的举动与氛围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