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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苏轼和辛弃疾是宋代豪放词创作并峙的双峰。苏轼是豪放词的基石，倾向于从痛苦中求超越、求解脱，跨越现实的黑暗去追寻理想的光明;辛弃疾是豪放词的集大成者，其词更多表现了苦恨执着和挣扎奋斗，显示了悲愤的呼喊和燃烧的激情。总之，东坡旷达，稼轩悲慨。
关键词：豪放词;旷达;悲慨
何为“豪放”？《诗品浅解》中指出：“豪者我有可盖乎世，放者物无可羁乎我”。纵观苏轼和辛弃疾的豪放词，不难看出前者侧重于“放”，后者偏重于“豪”。苏轼是天生的乐观派，对理想的热烈追求，使其词活泼自然，动荡跳跃，慷慨激昂。辛弃疾因国仇家恨的长期压抑，其词既豪迈奔放，慷慨激昂，热情澎湃，而又忧思悲壮，沉郁苍凉。政治理想和社会现实的矛盾，决定了辛词不可能有苏词空旷洒脱的风致。正如王国维所说：“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
一、衣冠伟人与弓刀游侠
苏轼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均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世称“一门父子三词客”。苏轼考科举，中进士，一扫五代、宋初词坛的艳曲，改为描写士大夫生活情趣的豪放词，俨然是个“衣冠伟人”，在苏轼的一生中，政坛上宦海沉浮，十几年的贬谪生活是他生命中的主题，一生漂泊，暮年投荒，经受了无数的磨难。乌台诗案是其人生的转折点。诗案之前，其诗词风格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作品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晚年谪居惠州儋州，他仍然能够用诙谐的语言总结自己“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坦荡的胸襟成全了苏轼，成全了一种伟大的人格，一种进退自如，超然人生的文人士大夫品质。
辛弃疾是一位厉兵秣马、叱咤风云的抗金英雄。他21岁参加抗金义军，与耿京一起率两千民众高举抗金义旗，后又率五十骑与敌营五万众中生擒叛徒，献俘建康。这一系列气吞万里如虎的英勇行动，乃是一個22岁青年在不足两年内完成的，是文学史上其他词人难以比拟的人生巅峰。这成为他以后四十五年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力量与创作泉源，也是他词心永驻并与其他词人风格截然不同的根本原因。然则金戈铁马，终被闲置，江西湖北、辗转“安抚”，两度落职，两度复归。他一生坚决主张抗击金兵，进奏的《美芹十论》、《九议》都未得到采纳和施行。在各地任上他认真革除积弊，积极整军备战，又累遭投降派掣肘，甚至受到革职处分，恢复祖国的豪情壮志得不到施展，一腔忠愤发而为词，由此造就了南宋词坛一代大家。其词热情洋溢，笔力雄厚，艺术风格多样，慷慨悲壮。
二、旷达超迈与慷慨激昂
苏轼和辛弃疾都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也都受尽了现实的迫害和打击。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悲愤之情在他们的词中都有所流露。但苏词对内心痛苦可愤慨的抒写是隐蔽的、含蓄的;苏词种种忧郁的情绪总会在词人超脱和达观的心态中被排除和化解，最终也会表现出坦荡潇洒、乐观的情怀。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在仰慕古英雄的时候，自然带出了自己的失意之情。结句“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看似消极悲观，实质上是借佛、道思想放松自己，安慰自己，追求一种精神上的豁达。而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词中，却能“吟啸”、“徐行”，视若等闲，无丝毫窘迫畏缩之态;“一蓑烟雨任平生”，表明词人已彻悟人生旅途中与风雨相伴为必然之事。这就是“心底无私天地宽”的境界。
辛词则不然，其抒写痛苦和愤慨是溢于言表的;所流露的悲愤和哀痛总是那么悲壮、深切，那么激越、苍凉。读辛词，自有一种热血奔涌、悲壮慷慨、甚而至于潸然涕下的激情，英雄末路的无限孤独和对现实的怨愤溢于言表，那种孤独和怨愤，是不能排除也是无法排除的。《永遇乐·登京口北古亭怀古》中抒发江山依旧人事己非的情感和自己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抱负，同时，借古人之状讽喻南宋皇帝之昏庸，手法老辣，意味深远。词末，“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词人以廉颇自比，倾诉报国有心，请缨无门的悲愤。
另外，诸如“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水龙吟》），“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贺新郎>）。这些表面看来似旷达又似颓废的句子，却更使人感受到他心中极高期望破灭成为绝望时无法销磨的痛苦。
三、“以诗为词”与“以文为词”
明人毛晋在《稼轩词跋》中说：“宋人以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善评也。”
苏轼“以诗为词”主要表现在用题序和用典故两方面上。在词中与诗一样大量采用标题和小序的形式，如《满江红》（忧喜相寻）、《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二词，词序用来纪事，词文本则着重抒发由其事所引发的情感，便于交代系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丰富和深化了词的审美内涵。另一方面，苏东坡的“以诗为词”也突破了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如《水调歌头》则就表现出充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的语言风格，极具音乐美。
辛弃疾“以文为词”用词来抒发自我内心情感，又把自我一生的经历、体验以论说的形式表现于词中。他常常将古人的散文语言直接用于词中，无论是经语、史语、庄语、俚语都能“一经运用，便得风流”，如《贺新郎》中首句和结尾四句，都从经史中化出，而自绕心意。大量的运用典故，以古喻今，增强了词的表现力和历史厚度。又如《西江月·遣兴》“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日‘去’”。虽多事散文化，音韵节奏依然自然流畅，活泼传神。辛弃疾不仅打破了诗词界限，并达诗词散文合流的境界。并且用韵绝不限制，不讲琢雕，随意抒发，形成一种散文化歌词。
苏轼和辛弃疾都是豪放词有力的开拓者。正是因为他们豪放词风的差异性所体现出的各自的特点和魅力，为豪放词派的发展增添了绚丽的光彩。正如叶嘉莹先生对苏辛的评价：“辛词沉郁，苏词超妙。辛词多愤慨之气，苏词富旷飘逸之怀。”
关键词：豪放词;旷达;悲慨
何为“豪放”？《诗品浅解》中指出：“豪者我有可盖乎世，放者物无可羁乎我”。纵观苏轼和辛弃疾的豪放词，不难看出前者侧重于“放”，后者偏重于“豪”。苏轼是天生的乐观派，对理想的热烈追求，使其词活泼自然，动荡跳跃，慷慨激昂。辛弃疾因国仇家恨的长期压抑，其词既豪迈奔放，慷慨激昂，热情澎湃，而又忧思悲壮，沉郁苍凉。政治理想和社会现实的矛盾，决定了辛词不可能有苏词空旷洒脱的风致。正如王国维所说：“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
一、衣冠伟人与弓刀游侠
苏轼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均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世称“一门父子三词客”。苏轼考科举，中进士，一扫五代、宋初词坛的艳曲，改为描写士大夫生活情趣的豪放词，俨然是个“衣冠伟人”，在苏轼的一生中，政坛上宦海沉浮，十几年的贬谪生活是他生命中的主题，一生漂泊，暮年投荒，经受了无数的磨难。乌台诗案是其人生的转折点。诗案之前，其诗词风格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作品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晚年谪居惠州儋州，他仍然能够用诙谐的语言总结自己“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坦荡的胸襟成全了苏轼，成全了一种伟大的人格，一种进退自如，超然人生的文人士大夫品质。
辛弃疾是一位厉兵秣马、叱咤风云的抗金英雄。他21岁参加抗金义军，与耿京一起率两千民众高举抗金义旗，后又率五十骑与敌营五万众中生擒叛徒，献俘建康。这一系列气吞万里如虎的英勇行动，乃是一個22岁青年在不足两年内完成的，是文学史上其他词人难以比拟的人生巅峰。这成为他以后四十五年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力量与创作泉源，也是他词心永驻并与其他词人风格截然不同的根本原因。然则金戈铁马，终被闲置，江西湖北、辗转“安抚”，两度落职，两度复归。他一生坚决主张抗击金兵，进奏的《美芹十论》、《九议》都未得到采纳和施行。在各地任上他认真革除积弊，积极整军备战，又累遭投降派掣肘，甚至受到革职处分，恢复祖国的豪情壮志得不到施展，一腔忠愤发而为词，由此造就了南宋词坛一代大家。其词热情洋溢，笔力雄厚，艺术风格多样，慷慨悲壮。
二、旷达超迈与慷慨激昂
苏轼和辛弃疾都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也都受尽了现实的迫害和打击。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悲愤之情在他们的词中都有所流露。但苏词对内心痛苦可愤慨的抒写是隐蔽的、含蓄的;苏词种种忧郁的情绪总会在词人超脱和达观的心态中被排除和化解，最终也会表现出坦荡潇洒、乐观的情怀。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在仰慕古英雄的时候，自然带出了自己的失意之情。结句“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看似消极悲观，实质上是借佛、道思想放松自己，安慰自己，追求一种精神上的豁达。而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词中，却能“吟啸”、“徐行”，视若等闲，无丝毫窘迫畏缩之态;“一蓑烟雨任平生”，表明词人已彻悟人生旅途中与风雨相伴为必然之事。这就是“心底无私天地宽”的境界。
辛词则不然，其抒写痛苦和愤慨是溢于言表的;所流露的悲愤和哀痛总是那么悲壮、深切，那么激越、苍凉。读辛词，自有一种热血奔涌、悲壮慷慨、甚而至于潸然涕下的激情，英雄末路的无限孤独和对现实的怨愤溢于言表，那种孤独和怨愤，是不能排除也是无法排除的。《永遇乐·登京口北古亭怀古》中抒发江山依旧人事己非的情感和自己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抱负，同时，借古人之状讽喻南宋皇帝之昏庸，手法老辣，意味深远。词末，“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词人以廉颇自比，倾诉报国有心，请缨无门的悲愤。
另外，诸如“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水龙吟》），“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贺新郎>）。这些表面看来似旷达又似颓废的句子，却更使人感受到他心中极高期望破灭成为绝望时无法销磨的痛苦。
三、“以诗为词”与“以文为词”
明人毛晋在《稼轩词跋》中说：“宋人以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善评也。”
苏轼“以诗为词”主要表现在用题序和用典故两方面上。在词中与诗一样大量采用标题和小序的形式，如《满江红》（忧喜相寻）、《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二词，词序用来纪事，词文本则着重抒发由其事所引发的情感，便于交代系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丰富和深化了词的审美内涵。另一方面，苏东坡的“以诗为词”也突破了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如《水调歌头》则就表现出充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的语言风格，极具音乐美。
辛弃疾“以文为词”用词来抒发自我内心情感，又把自我一生的经历、体验以论说的形式表现于词中。他常常将古人的散文语言直接用于词中，无论是经语、史语、庄语、俚语都能“一经运用，便得风流”，如《贺新郎》中首句和结尾四句，都从经史中化出，而自绕心意。大量的运用典故，以古喻今，增强了词的表现力和历史厚度。又如《西江月·遣兴》“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日‘去’”。虽多事散文化，音韵节奏依然自然流畅，活泼传神。辛弃疾不仅打破了诗词界限，并达诗词散文合流的境界。并且用韵绝不限制，不讲琢雕，随意抒发，形成一种散文化歌词。
苏轼和辛弃疾都是豪放词有力的开拓者。正是因为他们豪放词风的差异性所体现出的各自的特点和魅力，为豪放词派的发展增添了绚丽的光彩。正如叶嘉莹先生对苏辛的评价：“辛词沉郁，苏词超妙。辛词多愤慨之气，苏词富旷飘逸之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