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内企业的企业公民意识大都还处于一种朴素的、自发的状态，所以才会有企业认为履行社会责任是一种负担。只有把社会责任理念与企业战略发展融为一体，企业才会成为成熟的企业公民。”
　　
　　第一次见到汪纪戎女士，是在宝钢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华环保基金会捐资的捐赠仪式上，她以中华环保基金会副理事长的身份在致词中讲述了3年前带领国家环境友好企业考察组对宝钢进行考核的事。那时候的汪纪戎担任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已达8年之久，再之前的十几年里她是山东省枣庄市的副市长。
　　此时坐在记者面前的汪纪戎女士，是全国政协常委、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在这样的一串头衔之下，她的率真、平易近人和对一些问题的见解都是在人意料之外的。就好像你看到摆放在她写字台上的一个木制的改善了阅读倾斜角度的“健康读书架”，你绝不会想到这是汪纪戎女士的发明，并且她向工厂一次就订做了30多个，送给朋友和同事们分享。事实上，她1967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路桥系之后，成为了一位桥梁工程师。这是一个细节，却很值得玩味，因为女人的感性与理工科背景的理性交融在了一起。
　　在感性与理性的视角下，汪纪戎女士如何看待“企业社会责任”、“企业公民”、“公益捐赠”、“慈善文化”这些为众人所关心的话题呢？近日，就这些问题她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正确认识公益捐赠”
　　
　　访谈更像是对话。“有什么问题可以交流，我也希望听听你们看法。”一开始汪纪戎女士就这样说。记者问她对于“责任竞争力”的看法，（“责任竞争力”即企业运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参与解决社会、环境、员工等方面的问题，使得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经济效益也得以提升。）汪纪戎女士说，她很赞同这样的提法。“将企业社会责任与自身经营业务相结合确实是比较高效的社会责任，而公益慈善捐赠则显得比较简单。”
　　“但是总体来看，当前还是要提倡和肯定公益捐赠的。”汪纪戎女士表示。因为公益捐赠，其意义不仅体现在直接受益者身上，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平衡贫困阶层的失衡心理，从而有助于建立和谐、和睦、和气的社会氛围和心理。这样的社会氛围，受益者无疑是每一个社会成员。
　　中华慈善总会曾有一个统计：中华慈善总会所获捐赠的70％都来自国外和港台地区，内地富豪的捐赠不到15％。另一个来自国家发改委统计是，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但有过捐赠纪录的不超过1%。对于这些数字，汪纪戎表示，“统计能说明一些问题，但是统计未必是准确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企业实力的壮大，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进行慈善捐赠活动，通过实际行动来回报社会。值得注意的是，在近日公布的‘胡润百富榜’上15位企业家捐赠过亿，这显然是一个很好的态势。”
　　然而，汪纪戎指出，“一俊不能遮百丑”，有些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还在污染环境，连最基本的法律责任都没有履行好，这是公益慈善捐赠无法弥补的。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汪纪戎解释说，企业社会责任分为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两者是有层次的，法律责任是第一位的，也是最低义务标准；而道德是企业自愿去履行的义务，公益慈善捐赠属于道德义务中的一部分。
　　
　　“责任与透明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双重概念”
　　
　　在汪纪戎看来，企业社会责任包含了“责任”与“透明”的双重概念，“责任”是指企业活动应该把员工、客户、投资方、供应商、社区公众以及合作伙伴等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融入其商业目标与行为中。“透明”是对社会、经济、环境三重底线信息的公开透明。汪纪戎说，企业把自身的做法与实践写成可持续发展报告是一个值得提倡的做法。
　　无独有偶，今年4月，环保总局出台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并准备于2008年5月1日起施行。该办法规定有环境违法行为的、经检查发现超标准排污的企业必须接受强制性公开环境信息。汪纪戎女士说，该办法的目的就是要让企业置于社会和公众的监督之下。“以前企业几乎从来不会披露自己的信息，或者要么是做假，要么就是只说好的不说坏的。十几年前我就给排污严重的企业挂过黑牌，被挂了黑牌的企业很着急，要求别挂在工厂外边，挂在里面的办公楼上。我就说，黑牌就是要挂在外面给老百姓看的，只有调动公众和社会来监督，企业才有压力。结果这些企业的排污现象大都得到了改善，他们要求赶快把黑牌摘掉。”
　　“对于即将施行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我想会发挥它的作用的。以后互联网都可以公开企业的这些信息。现在老百姓逐渐懂得捍卫自己的权益了，这是一个锻炼成长的过程，也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汪纪戎说，应当建立消费者和第三方监督机制，形成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监督，让那些不负责任的企业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没有市场机会。而对于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社会应当充分肯定，国家则应当给予法律上的支持。
　　
　　“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意识有待加强”
　　
　　


　　当问到“如何评价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现状”时，汪纪戎女士表示，不好一概而论，同时她也坦言，“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意识有待加强”。
　　“中国的行业、企业应该学习国外行业、企业的优秀社会责任意识。”汪纪戎告诉记者，美国化工行业为了规范相关企业，由化学协会国际理事会(ICCA)在2006年拟订了《责任关怀全球宪章》，即通过提高签约公司化学产品的安全、健康、环保等性能，以及鼓励共同利益合作者间的对话沟通，从而促进签约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责任关怀全球宪章》中的一个原则是对产品监管作出更高承诺，旨在实现风险评估、风险管理与产品信息及其安全处理方面的长期改善。“美国化工行业自愿实行比国家标准更严格的行业标准。这值得我们学习。企业的社会责任除了用法律加以规范外，我认为制定我国的社会责任标准对企业加以引导也是一个好办法。不能疲于应付别人的标准，那样我们就被动了。”汪纪戎表示。
　　汪纪戎女士还谈到她去一家老牌家具厂参观的事。为了销售到世界各地的家具便于维修、翻新和回收，这个家具厂在各个零件上都标明了产地、材质等信息便于区分。汪纪戎说，“这家工厂承担了一个产品从孕育到摇篮，从消失到再生的整个过程。这样的企业谁要求他这么做了？是他们自己的社会责任意识决定这些负责任的行动。当然这也为他们最终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不是简单的觉悟，而是成熟的理念。”
　　“相比而言，再看看我国的企业。就拿这几年的特大责任事故来说，2003年重庆开县井喷事故、2004年沱江川化集团特大污染事故、2005年吉化爆炸引发松花江水污染事故。这些事故的根源，都可以归结为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更可怕的是，这些事故造成了比事故本身更严重的社会后果。”汪纪戎进一步说，“2003年我是到过重庆井喷事故现场的，实际上井喷事故就是由一连串的违规操作引发的。中毒遇难的243人中，只有1人是川东北气矿的工人，其余都是在矿井附近居住的农民。钻井队的人都开车撤离了，可是28个村庄的几万老百姓遭殃了！就像沉船的时候船长不能光弃船逃跑必须坚持到最后一个离船一样，有井场应急知识的钻井队必须承担救人护己的责任。”
　　汪纪戎说：“通过这些特大责任事故，我们的大企业、中央企业是不是该好好反思一下这些问题呢？是不是应该把企业文化、企业的终极目标与企业的社会责任相统一呢？近年来，很多大企业忙着收购和兼并，如果管理跟不上机构兼并的步伐，那就会外面掠地扩张、内部消化不良，最后屡屡引发责任危机。”
　　
　　“理念决定一切”
　　
　　在汪纪戎女士看来，理念决定一切。她说，“优秀的企业公民有其成熟的社会责任理念、策略、内在驱动力，他们将履行社会责任与企业的发展战略和商业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整套规范化、制度化的运作机制。”
　　企业社会责任就是企业公民理念所体现出的行为。汪纪戎女士举了三个人的例子。福特汽车公司董事长比尔·福特认为，“一个好企业与一个伟大的企业是有区别的，一个好企业能为顾客提供优秀产品和服务，而一个伟大的企业不仅能为顾客提供产品和服务，还竭尽全力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可以用“富可敌国”来形容的李嘉诚直言：“富贵两个字，必须分开解释。这句话可能得罪了人，但是其实有不少人富而不贵。”他认为，真正的富贵是要懂得运用个人财富为社会做好事，帮助有需要的人，尽一点义务和责任。而洛克菲勒家族的第三代传人劳伦斯·洛克菲勒，最让人难忘的不是他在福布斯世界超级富豪排行榜上的排名，而是他运用自己的财富、影响力和社会声望为环保事业作出了一系列贡献，建立和保护了一大批美国国家公园，并创立了美国环境保护协会，还赞助其他多个环保组织。可以说，他的声誉是这样为人们所熟知的。
　　“从这三个例子可以看出，这些企业家都有成熟的企业公民理念，因此他们以及他们的企业才会受到公众的尊敬。”汪纪戎告诉记者，成熟的企业公民理念有一个标志，就是客观为他人、主观为自己，最终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汪纪戎坦言，目前国内企业的企业公民意识大都还处于一种朴素的、自发的状态，所以才会有企业认为履行社会责任是一种负担。只有把社会责任理念与企业战略发展融为一体，企业才会成为成熟的企业公民。令人欣慰的是，目前这样的中国企业在逐渐增多。宝钢集团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宝钢集团在发展战略中明确提出，要努力回馈社会，服务社会，实现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实现企业和员工的共同发展；坚持绿色环保，体现宝钢价值取向和高尚道德，以实现企业所有者、员工、用户和社会各方利益的和谐统一。
　　
　　“慈善文化决定了公益捐赠的内在驱动力”
　　
　　汪纪戎女士认为，“中西方慈善文化的差异性决定了不同的内在驱动力，公益捐赠也需要理念的支撑。”
　　在当今的西方社会，慈善捐助已经蔚然成风。在美国，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盖茨基金会早已誉满天下，受益者不计其数。前不久，巴菲特决定，把大部分财产都捐给盖茨夫妇创立并掌管的慈善基金会。至于盖茨夫妇，他们早就宣布把99%以上的财产捐献给社会。基金会对于西方社会发展进步的巨大作用，已成为共识。举例来说，美国的一流高校如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都是由私人捐助建立的。谁能说清这些教育和学术机构，对美国乃至全人类的贡献有多大？
　　据汪纪戎女士分析，美国特有的慈善文化基于基督教精神中的“原罪文化”。在基督教的传统中，慈善是一种精神寄托和终极价值的体现。富人只是财富的社会管理人，在法律层面上看，财富是私有的；但是在道德和价值层面上看，超过了生活需要的财富就是社会的。19世纪美国的钢铁大王卡耐基有一句名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卡耐基还认为，处置多余的财富并使它真正有益于社会是一种本领。况且，西方社会认为，且不论重重的遗产税，给子孙留下太多的财富并非好事。被喻为“股神”的美国超级富豪巴菲特就认为，给子孙留下巨额财富会使他们失去生活的热忱、做事的成就感，甚至丧失自尊和毅力，导致堕落。
　　再来看看中国企业，他们的捐赠理念主要是“回报社会、造福桑梓”，做了慈善好像是恩赐和施舍，没有一种终极关怀在里边。想想看，施舍和企业自身的发展、利益是不挂钩的。因为慈善捐赠与企业发展战略不挂钩，所以这样的理念一定有局限性。“国内很多企业公益捐赠的随意性太强，甚至只是由企业家的喜好和心情而定。不要说民营企业，国有大企业也是一样。”汪纪戎表示，“以后需要引导企业将社会责任理念、慈善理念与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结合起来，与提高企业竞争力结合起来，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