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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E297【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1-1297（2012）10-0286-01
1946年12月，中共闽浙赣省委地下党闽江工委为发动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筹集革命经费，委派工委干事陆集圣（化名阿谷）赴台湾发展党组织。在台湾，他利用台湾成功出版社的编辑身份为掩护，先后在台北、台中建立两个联络点，并发展了林庆清、谢北平等党员。此时期陆集圣建立的地下党称为中共闽浙赣省委城工部闽江支部台北小组，在台湾的活动较为谨慎和秘密，以学习马列中共思想、扩大组织和积蓄革命力量为主要的方针。
1948年8月，上海大夏大学放暑假，朱旭返回莆田老家。一天，朱旭碰巧遇见了初中时的同窗挚友关淦侯，关此时依据陆集圣（化名阿谷）的指示，回大陆建立龙安支部的联络站（点）。朱旭十分意外，心中欣喜，邀约久别的好友回家中一叙。两人谈了有关国内外的形势，以及上海和台湾的学运，深忧国家之未来命运，认为蒋介石的反动政策是危国危民的，均主张要赞同中共的政治阶级立场。同年年仅18岁的朱旭经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中共的地下党员，他就这样正式开始了自己为党和人民解放和富强事业奋斗的一生。
此时阿谷派回的其他几位龙安部成员也都相继发展了人员，建立联络点备于信息和武器装备的流通。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由于部分闽浙赣省委城工部领导的失误，大批城工部地下成员受到审查和处决，对党的事业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1949年寒假，朱旭决定正式参与台北龙安支部的活动，遂随另外两名龙安部的成员蔡来盛、薛秋帆一同经厦门赴台湾。抵达台湾后，朱旭以台湾大学政治系学生的身份参加组织进步学生的地下斗争，后经过安排插班到台湾大学法学院读书。
1949年初国内形势出现重大的转变，国民党在与中共军队相关战役中节节败退，4月发生声援国内和谈的学生遭国民党军警枪击伤亡事件，即“四·一惨案”，4月6日凌晨，爆发了震惊世人的“四·六”事件。事先得到密报的台湾主席兼警备司令陈诚出动大量警力包围了台大等高校的学生宿舍，手无寸铁的学生被逮捕，多达200多人，同时，当局公开通缉30多位学生领袖。当时四面出动的台湾军警和特务让组织反抗国民党的学生领袖们处在岌岌可危的境地。此次刚加入地下党组织的朱旭承担了联络学生领袖的特殊任务。当时的学生组织者之一的薛秋帆在回忆文章中提到当时自己的处境，“忽然，台大学生朱启坚（朱旭原名）来宿舍找我，说现在台北形势很紧张，大部分学校停课，多数学生都跑了，龙安支部阿蔡（指蔡来盛）叫朱特地赶来通知我尽快离开。”
逃出的学生主要领袖们为了尽量避免暴露，就隐蔽在台北万华区的贫民窟里，这里来往的主要是底层的人力车夫等，林庆清、蔡来盛、朱旭和薛秋帆等人只能暂时躲避在这里，温饱无定。朱旭通过家里的堂哥朱启泽（时任台中面粉厂厂长，思想进步）为组织的同伴送行李衣物等，一切小心行事，如果被抓，则必死无疑，龙安支部的成员只能艰难地等待时机。
4月中旬，台湾当局扬言五一节前要封锁陆海空交通，进行全省复课大检查。学生青年们义愤难消，更加不满国民党当局的独裁专制，出于长久以来的共产主义信仰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激情，在支部负责人林庆清主持下，大家决定要及早准备返回大陆。胆大心细的朱旭四处联系学生，积极筹集返乡资金。
在万华躲避了将近10天，薛秋帆碰巧遇见了惠安县下朱尾村的一位船主，他正准备开动货船回福建。薛赶紧联络朱旭、林庆清等人，并通知隐蔽在台北木棚、被通缉的郑约翰，商讨要依据陆集圣的安排分两批回福建。30日上午大家集合后，船主冒险开船，可是没想到刚一开船遇到麻烦，水上保安队和水上派出所的检查前来做出境检查，王惠民、薛秋帆、朱旭等机智地谎称是回家结婚、经商等，这些所谓的警察翻倒搜遍他们的行李，还是相机胶卷曝光，后经熟人打通才涉险过关，大家虚惊一场，幸好平安无事。然而入夜天气骤变，风雨交加，台湾海峡台风猛烈，巨大的风浪冲击船身，始终无法安稳前行，船主放下两根床杆子（该船为帆船），为了减轻船身重量，所以他决定丢下船上大部分的货物和行李，船主跪在床头大声呼叫妈祖保佑。浪潮带来的巨大的颠簸使得几个同伴晕眩呕吐不已，虚弱地蜷缩在船舱中，大家担心刚逃出国民党的魔掌这下又难逃命丧海上的厄运，只好彼此安慰。等到第三天暴风雨才有所缓和，能看见对面连绵的海岸山了，大家心想大概成功了。就在朱旭他们心中欢喜、心神开朗之际，对面突然驶来了两艘不明来历的帆船，一时间大家手足无措，大眼瞪小眼，船主当机立断，命令他们立刻到船舱底下躲避。水手们也眼疾手快地将事先准备好的枪支上膛，朝对方开枪射击，同时舵手加速向前行驶。待安全脱险后，朱旭疑惑地问船主：“如果他们是好人的船，你们这样冒失把人打死了怎么办？"满头大汗的船主歇了好一会儿，才回答道："这你们学生就不懂啦，我们常在海上飘的，都晓得的好坏，他们肯定是坏人”。朱旭心想，一路上能有这些好心群众的帮助，他们心中无限的感激。
月色降临，终于成功脱逃了，风平浪静，就在帆船即将行驶进湄洲湾港口时，由于风力微弱，船竟然开不动了，大家只好动手摇橹，直到下半夜三点，大家才筋疲力尽地在惠安县下的朱尾港登陆上岸。能够成功脱离险境，安全返回故土，朱旭他们都大感意外，这样能够继续为党的事业奋斗了。这时大家的救命恩人船主开口了，“货物丢了，现在没办法了，你们是穷学生，这就不要你们赔了。但是一路上有妈祖保佑，当时许愿要为妈祖出一台戏，妈祖救了你们的命，做戏的钱你们要出啊！”朱旭觉得这时应该报答的恩情，就主动把刚从台北用黄金换购的新手表拿出来，还有人把钢笔拿出来，都给了船主。这时好心的船主说：“我晓得你们是穷学生，没有多少钱，大家出一点给妈祖做戏，关键是心意。读书人要用手表钢笔，你们拿回去。这一点钱我就收下了。”大家感激不尽。后来朴实的船主代表当地的群众为朱旭他们煮了一锅咸鱼干稀饭，现在朱旭的回忆中是当时难得的美味，更坚定他要继续为人民幸福而革命下去的信念。
当年朱旭入党的介绍人也被活埋杀害了，若不是老领导林汝梁努力保朱旭留在莆田工作，那朱旭的命运恐也难知。谈及为城工部事件，朱旭心中更多是一份对党和国家解放事业的忠诚，回忆自己早年热血投身学生运动，一直到参加解放战争，为党为人民的幸福而奋斗一直是朱旭心中最大的自豪和精神寄托。
参考文献
[1] 《怀念陆集圣烈士》，陆继圣编，莆新出（2005）内书第029号
1946年12月，中共闽浙赣省委地下党闽江工委为发动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筹集革命经费，委派工委干事陆集圣（化名阿谷）赴台湾发展党组织。在台湾，他利用台湾成功出版社的编辑身份为掩护，先后在台北、台中建立两个联络点，并发展了林庆清、谢北平等党员。此时期陆集圣建立的地下党称为中共闽浙赣省委城工部闽江支部台北小组，在台湾的活动较为谨慎和秘密，以学习马列中共思想、扩大组织和积蓄革命力量为主要的方针。
1948年8月，上海大夏大学放暑假，朱旭返回莆田老家。一天，朱旭碰巧遇见了初中时的同窗挚友关淦侯，关此时依据陆集圣（化名阿谷）的指示，回大陆建立龙安支部的联络站（点）。朱旭十分意外，心中欣喜，邀约久别的好友回家中一叙。两人谈了有关国内外的形势，以及上海和台湾的学运，深忧国家之未来命运，认为蒋介石的反动政策是危国危民的，均主张要赞同中共的政治阶级立场。同年年仅18岁的朱旭经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中共的地下党员，他就这样正式开始了自己为党和人民解放和富强事业奋斗的一生。
此时阿谷派回的其他几位龙安部成员也都相继发展了人员，建立联络点备于信息和武器装备的流通。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由于部分闽浙赣省委城工部领导的失误，大批城工部地下成员受到审查和处决，对党的事业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1949年寒假，朱旭决定正式参与台北龙安支部的活动，遂随另外两名龙安部的成员蔡来盛、薛秋帆一同经厦门赴台湾。抵达台湾后，朱旭以台湾大学政治系学生的身份参加组织进步学生的地下斗争，后经过安排插班到台湾大学法学院读书。
1949年初国内形势出现重大的转变，国民党在与中共军队相关战役中节节败退，4月发生声援国内和谈的学生遭国民党军警枪击伤亡事件，即“四·一惨案”，4月6日凌晨，爆发了震惊世人的“四·六”事件。事先得到密报的台湾主席兼警备司令陈诚出动大量警力包围了台大等高校的学生宿舍，手无寸铁的学生被逮捕，多达200多人，同时，当局公开通缉30多位学生领袖。当时四面出动的台湾军警和特务让组织反抗国民党的学生领袖们处在岌岌可危的境地。此次刚加入地下党组织的朱旭承担了联络学生领袖的特殊任务。当时的学生组织者之一的薛秋帆在回忆文章中提到当时自己的处境，“忽然，台大学生朱启坚（朱旭原名）来宿舍找我，说现在台北形势很紧张，大部分学校停课，多数学生都跑了，龙安支部阿蔡（指蔡来盛）叫朱特地赶来通知我尽快离开。”
逃出的学生主要领袖们为了尽量避免暴露，就隐蔽在台北万华区的贫民窟里，这里来往的主要是底层的人力车夫等，林庆清、蔡来盛、朱旭和薛秋帆等人只能暂时躲避在这里，温饱无定。朱旭通过家里的堂哥朱启泽（时任台中面粉厂厂长，思想进步）为组织的同伴送行李衣物等，一切小心行事，如果被抓，则必死无疑，龙安支部的成员只能艰难地等待时机。
4月中旬，台湾当局扬言五一节前要封锁陆海空交通，进行全省复课大检查。学生青年们义愤难消，更加不满国民党当局的独裁专制，出于长久以来的共产主义信仰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激情，在支部负责人林庆清主持下，大家决定要及早准备返回大陆。胆大心细的朱旭四处联系学生，积极筹集返乡资金。
在万华躲避了将近10天，薛秋帆碰巧遇见了惠安县下朱尾村的一位船主，他正准备开动货船回福建。薛赶紧联络朱旭、林庆清等人，并通知隐蔽在台北木棚、被通缉的郑约翰，商讨要依据陆集圣的安排分两批回福建。30日上午大家集合后，船主冒险开船，可是没想到刚一开船遇到麻烦，水上保安队和水上派出所的检查前来做出境检查，王惠民、薛秋帆、朱旭等机智地谎称是回家结婚、经商等，这些所谓的警察翻倒搜遍他们的行李，还是相机胶卷曝光，后经熟人打通才涉险过关，大家虚惊一场，幸好平安无事。然而入夜天气骤变，风雨交加，台湾海峡台风猛烈，巨大的风浪冲击船身，始终无法安稳前行，船主放下两根床杆子（该船为帆船），为了减轻船身重量，所以他决定丢下船上大部分的货物和行李，船主跪在床头大声呼叫妈祖保佑。浪潮带来的巨大的颠簸使得几个同伴晕眩呕吐不已，虚弱地蜷缩在船舱中，大家担心刚逃出国民党的魔掌这下又难逃命丧海上的厄运，只好彼此安慰。等到第三天暴风雨才有所缓和，能看见对面连绵的海岸山了，大家心想大概成功了。就在朱旭他们心中欢喜、心神开朗之际，对面突然驶来了两艘不明来历的帆船，一时间大家手足无措，大眼瞪小眼，船主当机立断，命令他们立刻到船舱底下躲避。水手们也眼疾手快地将事先准备好的枪支上膛，朝对方开枪射击，同时舵手加速向前行驶。待安全脱险后，朱旭疑惑地问船主：“如果他们是好人的船，你们这样冒失把人打死了怎么办？"满头大汗的船主歇了好一会儿，才回答道："这你们学生就不懂啦，我们常在海上飘的，都晓得的好坏，他们肯定是坏人”。朱旭心想，一路上能有这些好心群众的帮助，他们心中无限的感激。
月色降临，终于成功脱逃了，风平浪静，就在帆船即将行驶进湄洲湾港口时，由于风力微弱，船竟然开不动了，大家只好动手摇橹，直到下半夜三点，大家才筋疲力尽地在惠安县下的朱尾港登陆上岸。能够成功脱离险境，安全返回故土，朱旭他们都大感意外，这样能够继续为党的事业奋斗了。这时大家的救命恩人船主开口了，“货物丢了，现在没办法了，你们是穷学生，这就不要你们赔了。但是一路上有妈祖保佑，当时许愿要为妈祖出一台戏，妈祖救了你们的命，做戏的钱你们要出啊！”朱旭觉得这时应该报答的恩情，就主动把刚从台北用黄金换购的新手表拿出来，还有人把钢笔拿出来，都给了船主。这时好心的船主说：“我晓得你们是穷学生，没有多少钱，大家出一点给妈祖做戏，关键是心意。读书人要用手表钢笔，你们拿回去。这一点钱我就收下了。”大家感激不尽。后来朴实的船主代表当地的群众为朱旭他们煮了一锅咸鱼干稀饭，现在朱旭的回忆中是当时难得的美味，更坚定他要继续为人民幸福而革命下去的信念。
当年朱旭入党的介绍人也被活埋杀害了，若不是老领导林汝梁努力保朱旭留在莆田工作，那朱旭的命运恐也难知。谈及为城工部事件，朱旭心中更多是一份对党和国家解放事业的忠诚，回忆自己早年热血投身学生运动，一直到参加解放战争，为党为人民的幸福而奋斗一直是朱旭心中最大的自豪和精神寄托。
参考文献
[1] 《怀念陆集圣烈士》，陆继圣编，莆新出（2005）内书第02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