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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有媒体披露保定被定为“政治副中心”的报道，随后保定市长出面否认；3月26日，河北省发布《河北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保定市将承接首都部分行政功能，“副中心”的传言被部分证实为真。保定市长马誉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态称，将规划上千平方公里承接北京功能疏解。不过，冯奎指出，京津冀区域的中小城市是否有吸纳产业和人口的能力还需要仔细调研，否则会影响北京人口向周边的疏解。
值得关注的是，2011年，河北省公布的《河北省城镇化发展“十二五”规划（2011年-2015年）》中提到，到2015年，河北省城镇化率达到51.5%，城镇人口由2010年的3150万人增加到3800万人。石家庄、唐山两市将成为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邯郸、保定的城区人口将超200万人。如果北京的部分人口疏解到京津冀区域，当地的水、土地等资源是否能承载这样一个规模，还是会再造一个污染、拥堵等“城市病”与贫困并存的“特大城市”？很多专家表示了疑虑。
然而，在专家疑虑还未得到消除时，日前河北官方又再次澄清，“副中心”只是保定一厢情愿，尚待中央拍板。短短两周时间里，保定“副中心”的传言就经历了“确认—否认—再确认—再否认”的多次变化。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解志勇：现在，中国有很多城市患上了“城市病”，不仅仅是北京。 交通拥堵、人口拥挤，环境污染让二千多万人拥挤在北京。一到雾霾天，我们总是等着风来。有人担心过一阵就该到沙尘暴天了，现在想想沙尘暴比雾霾要好得多，至少吸入沙尘暴的颗粒比雾霾对人体危害要小得多。城市越大，“城市病”也就越厉害，如何来缓解？又如何来思考城镇化结合？
从京津冀一体化来看，大家不自觉地想到长三角、珠三角，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比较好，是中国改革开放区域发展的典范，北京为何不能成为试点典范？北京有通向廊坊高教校园区，有大学城公交车，为什么廊坊对此不愿意？因为，北京没有给中间城市带来机遇。能否打破一亩三分地，实现1 1大于3的效果？
在京津冀一体化上，河北热情很高，原因是：以往的北京发展总是让天津、河北如何配合，如何跟进，这次提出把首都部分功能迁过去，还要搞特区，甚至新的机构。因此，河北省率先出台意见，将承接首都行政事业功能。对此很多人疑惑：中南海要不要搬过去？高校要不要都迁过去？
天津和北京相互联络，在此提到发展7环，也就是说，备受诟病的摊大饼式的发展还会继续摊，这样的思路是否可行？现在，房价每平米已经涨到一、二千，有人怀疑是否阴谋炒作房价而为？会不会出现特大城市？
这些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要发展京津冀一体化，解决这些问题，摆脱困境才是关键。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冯奎：新型城镇化规划所解决的问题跟京津冀一体化所要面对的问题，严格意义上面说并不是一种类型，京津冀一体化主要是区域的问题，新型城镇化研究的对象是城镇化发展，但两者有密切联系。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能不能充当新型城镇化发展非常好的试点、示范，包括目标选择，是走上城镇化的老路还是带来新的路径的启示，带来新的活力，在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为其他城市发展、区域发展带来重要的制度性探索。
当地方政府急于出政绩时，往往会采取写堆砌资源、攫取资源的方式堆积一个大城市，比如各类土地指标用于假定的副中心、假定的一个将要成为集聚影响力的特大城市。如果按这样的路走一体化，给河北中小城市带来的红利不能完全得到落实。
如果集中资源发展某几个特大城市，可以利用政府的力量，推动资源向河北范围内的特大城市集中，很快会造出一些政绩出来，但本质上，民营企业，也就是城市发展长期所需要的毛细血管，没有培养成功，城市发展持久的活力就形成不了。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新业：如果讲京津冀一体化，从更广泛背景看是国家问题的缩影，我归结为三方面：一是京津冀一体化的目的是什么——一个是污染严重、一个是产业结构重、一个是地区差异大。北京这个地方，产业不辐射、区域不带动，就是“灯下黑”。
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污染的确很严重。如果从工业废水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三个指标看，京津冀这些城市全在20名以内。唐山二氧化硫排放量排第一，工业废水排放量第一的是石家庄。最好的承德也排在13。北京工业废水排在7位，二氧化硫排在10位，烟尘排第11位。这是从全国城市而言的。大家天天看到的雾霾是结果，背后有数字在这里。这是第一件事，污染非常严重。
第二件事是产业结构非常重。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高耗能产业。2011年高耗能产业，北京占1.6%，天津3%，河北占7%，京津冀地带占了11.5%。高耗能产业很厉害，全国六大高耗能产业占全国用电量48%。
以唐山为例，唐山粗钢产量，2008年是8107万吨，占全国产量9.4%，生铁占全国产量比重是10.4%，钢材占8890万吨，占全国产量6.5%。世界第一大钢铁国是中国，第二大钢铁经济体是河北，第三大钢铁经济体是唐山。同样的指标，邯郸是5.1、5.3和3.8。从河北省全省来看，粗钢占10.9%、生铁10.3%、钢铁14%。如果把天津和北京放在一起，粗钢占3%、生铁25%、钢铁17.5%，这个比重一下就可以看出来。整个经济结构，确实比较重。类似陶瓷、水泥一样，唐山水泥产量占4千万吨。这个经济非常重。从国家层面一直在说污染要治理，经济结构比较重要处理，但遇到京津冀的状态，数字就摆在那儿。很多人说解决北京的问题，要问河北怎么办？怎么处理？但这样重的经济结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说产能过剩，其实十几年来的钢材产销两旺。北京十几年来产的钢材很少。没有河北的钢铁产业，北京的高速公路、高铁怎么来？所以我想说这既是它的问题，也有它的合理性。
第三件事是发展差异大。关于经济，职工工资排名，北京人均排第二，唐山排第七，天津排17，保定排179。全国排名，河北都是往后的，很靠后的，除了唐山之外。低保也是，人均低保北京比较高，河北好的是石家庄238元/月，低的还有173元/月的，如沧州。医生、医院的比重都很少。教育更差，一本录取率，天津24.52%，北京24.33%，一到河北就变成9.03%，所以发展差距非常大。城市绿化率北京排19，一到河北沧州就排到208位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一世界、第三世界是水和油的经济，它们怎么融合在一起？是解决河北问题还是北京问题？还是给中国城市一体化趟开一条路？我自己比较悲观，写一些话遭到一些人的批评。做到京津冀一体化，清友比较乐观，说有新的增长带，但我觉得不太容易实现。因为北京有自己的经济，有没有余力去支持和帮助河北是个问题，这是第一。第二，北京的优势有教育、医疗、体育、传媒和中央政府，这四个领域里是集聚经济，很难打破。北京现在的问题是把医院全部迁走，还是把医院科室迁走。把某一个科室迁走，带来的问题是各种检验，医生很可能就跑了。医生必须要有支撑系统，而到了河北又得建支撑系统，医疗中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都会被牺牲掉。而且麻烦的是病人不一定去那里，两头都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京津冀一体化，就想产业化，把产业迁过去，但不一定能过去，这是行业本身性质所决定的。还有教育，人民大学要迁到通州去，校长得烦死了。附小怎么办、附中怎么办？而且通州这个地方，就算晚上开车去，也要45分钟。现在办学痛苦的，莫过于中国政法大学了，从海淀区跑到昌平那么远的地方。首钢搬迁，大家可以回顾一下，首钢搬迁成效如何？不成功。如果打破城市的聚集经济，假定北京很高，往河北流，但怎么往河北流，是个难题。
京津冀一体化从更广泛背景看是国家问题的缩影。京津冀一体化的目的是什么——一个是污染严重、一个是产业结构重、一个是地区差异大。如果北京这个地方，产业不辐射、区域不带动，就是“灯下黑”。基于此，我觉得期望值不要太高，尤其是先不要想着做多少饼，而是先要考虑减少多大的损害，不能让河北未受其利、先受其害。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副教授郑思齐：现在想把城市内居住、产业和公共服务三要素互动，延伸到城市体系研究里，对于京津冀一体化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首先是产业和居住。一般来说，产业和居住在一个城市的特系特别是在北京这样一个大城市和周边城市，应该形成互补和联动的效应。比如一个大城市、中城市、小城市联起来，有一些需要聚集经济很强的城市化经济产业适合大城市，比如金融。有一些适合中小规模，形成地方化经济的，可以分布到小城市或者可以自愿到小城市。对于居民也是。一些大型的公共设施和服务需要规模经济，还是应该在大城市，比如机场和博物馆。一些日常需要的服务小城市也是具备的。这样使居民和产业能够在大中小城市自由选址，形成一个梯度的自由选址。
具体到京津冀我不了解，也没有发言权，但我觉得应该在不同城市之间进行差异化分布。公共服务是共建共享，郑新业老师说对于北京的拥堵问题很多是内部问题，在京津冀这一块，北京的优势最明显，不但是数量问题，很多是质量问题，比如老师、医生、高考录取的概率问题。我在想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机制应该和房地产市场联动起来。因为公共服务分散开，会带来地方居住机会的很大差别。那如何能够避免房价先行？在公共服务开始改良的地方，不能限制他住房用地和土地，特别是居住用地的供给。如果居住用地供给约束，会带来房价上升很快。为了靠近这个学校，在房价、地价里支付的钱很高。为了提高人们住房的支付能力，就应该在比较好的公共服务的地方，加大住房供给，给人们提供机会。
另外，我也做过一些高铁的研究，高速铁路对城市群的建设和一体化挺有作用。高速铁路的连通，有助于缓解大城市的拥堵。在大城市能够享受其正外部性，同时，又降低负外部性。当然，这也许不能适用于京津冀。
最后，我想谈谈新城。关于新城怎么选，主城和新城之间多少距离合适？都需要做研究。固安新城强调产业融合，产业先行，但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如开发的孔雀城，居住的人并不是在固安上班，在固安产业园区上班的人住在当地人建的城中村、农民房，或产业园区的宿舍楼里，他们现在想进一步推进，但要有一个过程。我也了解了万通的立体模式，很多人觉得只是一个概念。当然，很多开发商之间不产生融合发展的机制。所以，这需要时间的考验和更多实际调研。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敬波：建设京津冀一体化，首先要明白到底要实现什么目标？为北京排忧解难，找几个小兄弟扛扛？目的决定了功能的分流，什么分出去，怎么分是核心问题。同时京津冀一体化还有其他制度安排，比如行政权力的“走转改”的问题。如果中央的权力不是这么集中，大家都不需要跑部钱进的话，很多问题也能疏解，包括教育均衡问题。这些问题若都能够得到有效的制度安排，很多就不一定非通过一体化的方式或者不通过一体化，更多地通过市场资源已经实现了一体化的融合。
从法律层面来说，“京津冀一体化”需要在以下几方面做前提性研究。
一是区域规划与现行规划制度的矛盾。现在的规划，都是以一个城市为核心进行的，根本没有“区域规划”的法律地位，“区域规划”的“跨区域”的制度安排超过了城市为核心的行政体制的架构。
目前，在法律上没有为区域规划定位，那么区域规划应由谁来制定？规划拥有怎样的法律效力？如何对各区域的城市规划整合？如何衔接？这些都由《规划法》来解决。
二是“京津冀一体化”最先反映出来的应该是决策的公开和经济社会稳定的问题。近年来，多次经济社会问题决策的公开都引发了较大的经济社会波动，比如北京、天津汽车限号，比如现在的保定房价的上涨。
决策信息公开如何保证公众参与、民主公开又能够避免不当得利，不危及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目前还缺乏相应的政策。
中国青年报编辑童大焕：如果真的像保定设计的——把中央部委研究院、大学搬过去，绝对不是保定兴盛的开始，而是这些大学和研究院衰败的开始，好的人才肯定会跑掉，要产业来吸引根本没可能。至于有人说保定现在要做副中心或者其他，如郑老师说的，还没有影子就给地方先带来灾害，灾害是房价上涨。这有点像一个人看见了一个美女，也没跟人家打招呼，就在大街上公开渲染我明天娶她了。
从城市的发展规律看，特大城市才更有“吸附”作用，才能释放市场活力。中国37%的城市住房供应过剩，且多集中在三四线城市。根据腾讯最新的一个大数据显示，QQ八亿用户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座大城市，年前减少1000万人，而年后新增了1904万。所以，哪里房价高就往哪里走吧，否则几年后你会哭着回到大城市。因为，中国第三产业发展的前提是人口的聚集。
盘古智库学术会秘书长管清友：如果9-11式的恐怖袭击事件或者昆明这样的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在北京，如果非典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在北京，北方这样一个交通非常拥堵、人口密度非常大的城市怎么解决？说得再严重一些，如果遇到外部有局部战争，北京作为首都和军事指挥中心怎么解决？政治和安全方面的考虑，是这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疏解首都功能非常重要的考虑，甚至可以说是起始点。因此这件事推也得推，不推也得推。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一旦确定一体化方案，行政区划调整是前提条件。经济一体化发展必须在法制框架下进行，重大问题如何协商、基础设施上马走哪些程序、怎样使产业布局合理，都需立法解决。
要保障“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必须有组织保障。现在光靠国家发改委协商可能不够，因为国家发改委虽然是十分重要的综合协商部门，但“京津冀一体化”是一个重大的国家战略，远远超出了一个区域发展的问题。
结语：京津冀一体化被视为继长三角、珠三角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在有助于缓解北京城市职能超负荷外，具有更深层次意义的是起到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示范作用。
时下，京津冀一体化正成为世界观察中国改革的窗口。然而，在这个世所罕见的“一个首都、两个直辖市、三个行政区”中推行一体化改革，并非易事。此次在国家层面的助推下，三地延宕至少十年的“合体梦”能否成真，引发期待。
相较而言，在大城市病愈演愈烈、经济转型升级迫切等现实困境之下，此次京津冀“合体”凝聚了更大共识。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变革依旧面临着巨大的利益掣肘，如何打破昔日“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实现“抱团取暖”，考验着决策层的智慧和勇气。
值得关注的是，2011年，河北省公布的《河北省城镇化发展“十二五”规划（2011年-2015年）》中提到，到2015年，河北省城镇化率达到51.5%，城镇人口由2010年的3150万人增加到3800万人。石家庄、唐山两市将成为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邯郸、保定的城区人口将超200万人。如果北京的部分人口疏解到京津冀区域，当地的水、土地等资源是否能承载这样一个规模，还是会再造一个污染、拥堵等“城市病”与贫困并存的“特大城市”？很多专家表示了疑虑。
然而，在专家疑虑还未得到消除时，日前河北官方又再次澄清，“副中心”只是保定一厢情愿，尚待中央拍板。短短两周时间里，保定“副中心”的传言就经历了“确认—否认—再确认—再否认”的多次变化。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解志勇：现在，中国有很多城市患上了“城市病”，不仅仅是北京。 交通拥堵、人口拥挤，环境污染让二千多万人拥挤在北京。一到雾霾天，我们总是等着风来。有人担心过一阵就该到沙尘暴天了，现在想想沙尘暴比雾霾要好得多，至少吸入沙尘暴的颗粒比雾霾对人体危害要小得多。城市越大，“城市病”也就越厉害，如何来缓解？又如何来思考城镇化结合？
从京津冀一体化来看，大家不自觉地想到长三角、珠三角，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比较好，是中国改革开放区域发展的典范，北京为何不能成为试点典范？北京有通向廊坊高教校园区，有大学城公交车，为什么廊坊对此不愿意？因为，北京没有给中间城市带来机遇。能否打破一亩三分地，实现1 1大于3的效果？
在京津冀一体化上，河北热情很高，原因是：以往的北京发展总是让天津、河北如何配合，如何跟进，这次提出把首都部分功能迁过去，还要搞特区，甚至新的机构。因此，河北省率先出台意见，将承接首都行政事业功能。对此很多人疑惑：中南海要不要搬过去？高校要不要都迁过去？
天津和北京相互联络，在此提到发展7环，也就是说，备受诟病的摊大饼式的发展还会继续摊，这样的思路是否可行？现在，房价每平米已经涨到一、二千，有人怀疑是否阴谋炒作房价而为？会不会出现特大城市？
这些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要发展京津冀一体化，解决这些问题，摆脱困境才是关键。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冯奎：新型城镇化规划所解决的问题跟京津冀一体化所要面对的问题，严格意义上面说并不是一种类型，京津冀一体化主要是区域的问题，新型城镇化研究的对象是城镇化发展，但两者有密切联系。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能不能充当新型城镇化发展非常好的试点、示范，包括目标选择，是走上城镇化的老路还是带来新的路径的启示，带来新的活力，在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为其他城市发展、区域发展带来重要的制度性探索。
当地方政府急于出政绩时，往往会采取写堆砌资源、攫取资源的方式堆积一个大城市，比如各类土地指标用于假定的副中心、假定的一个将要成为集聚影响力的特大城市。如果按这样的路走一体化，给河北中小城市带来的红利不能完全得到落实。
如果集中资源发展某几个特大城市，可以利用政府的力量，推动资源向河北范围内的特大城市集中，很快会造出一些政绩出来，但本质上，民营企业，也就是城市发展长期所需要的毛细血管，没有培养成功，城市发展持久的活力就形成不了。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新业：如果讲京津冀一体化，从更广泛背景看是国家问题的缩影，我归结为三方面：一是京津冀一体化的目的是什么——一个是污染严重、一个是产业结构重、一个是地区差异大。北京这个地方，产业不辐射、区域不带动，就是“灯下黑”。
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污染的确很严重。如果从工业废水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三个指标看，京津冀这些城市全在20名以内。唐山二氧化硫排放量排第一，工业废水排放量第一的是石家庄。最好的承德也排在13。北京工业废水排在7位，二氧化硫排在10位，烟尘排第11位。这是从全国城市而言的。大家天天看到的雾霾是结果，背后有数字在这里。这是第一件事，污染非常严重。
第二件事是产业结构非常重。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高耗能产业。2011年高耗能产业，北京占1.6%，天津3%，河北占7%，京津冀地带占了11.5%。高耗能产业很厉害，全国六大高耗能产业占全国用电量48%。
以唐山为例，唐山粗钢产量，2008年是8107万吨，占全国产量9.4%，生铁占全国产量比重是10.4%，钢材占8890万吨，占全国产量6.5%。世界第一大钢铁国是中国，第二大钢铁经济体是河北，第三大钢铁经济体是唐山。同样的指标，邯郸是5.1、5.3和3.8。从河北省全省来看，粗钢占10.9%、生铁10.3%、钢铁14%。如果把天津和北京放在一起，粗钢占3%、生铁25%、钢铁17.5%，这个比重一下就可以看出来。整个经济结构，确实比较重。类似陶瓷、水泥一样，唐山水泥产量占4千万吨。这个经济非常重。从国家层面一直在说污染要治理，经济结构比较重要处理，但遇到京津冀的状态，数字就摆在那儿。很多人说解决北京的问题，要问河北怎么办？怎么处理？但这样重的经济结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说产能过剩，其实十几年来的钢材产销两旺。北京十几年来产的钢材很少。没有河北的钢铁产业，北京的高速公路、高铁怎么来？所以我想说这既是它的问题，也有它的合理性。
第三件事是发展差异大。关于经济，职工工资排名，北京人均排第二，唐山排第七，天津排17，保定排179。全国排名，河北都是往后的，很靠后的，除了唐山之外。低保也是，人均低保北京比较高，河北好的是石家庄238元/月，低的还有173元/月的，如沧州。医生、医院的比重都很少。教育更差，一本录取率，天津24.52%，北京24.33%，一到河北就变成9.03%，所以发展差距非常大。城市绿化率北京排19，一到河北沧州就排到208位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一世界、第三世界是水和油的经济，它们怎么融合在一起？是解决河北问题还是北京问题？还是给中国城市一体化趟开一条路？我自己比较悲观，写一些话遭到一些人的批评。做到京津冀一体化，清友比较乐观，说有新的增长带，但我觉得不太容易实现。因为北京有自己的经济，有没有余力去支持和帮助河北是个问题，这是第一。第二，北京的优势有教育、医疗、体育、传媒和中央政府，这四个领域里是集聚经济，很难打破。北京现在的问题是把医院全部迁走，还是把医院科室迁走。把某一个科室迁走，带来的问题是各种检验，医生很可能就跑了。医生必须要有支撑系统，而到了河北又得建支撑系统，医疗中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都会被牺牲掉。而且麻烦的是病人不一定去那里，两头都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京津冀一体化，就想产业化，把产业迁过去，但不一定能过去，这是行业本身性质所决定的。还有教育，人民大学要迁到通州去，校长得烦死了。附小怎么办、附中怎么办？而且通州这个地方，就算晚上开车去，也要45分钟。现在办学痛苦的，莫过于中国政法大学了，从海淀区跑到昌平那么远的地方。首钢搬迁，大家可以回顾一下，首钢搬迁成效如何？不成功。如果打破城市的聚集经济，假定北京很高，往河北流，但怎么往河北流，是个难题。
京津冀一体化从更广泛背景看是国家问题的缩影。京津冀一体化的目的是什么——一个是污染严重、一个是产业结构重、一个是地区差异大。如果北京这个地方，产业不辐射、区域不带动，就是“灯下黑”。基于此，我觉得期望值不要太高，尤其是先不要想着做多少饼，而是先要考虑减少多大的损害，不能让河北未受其利、先受其害。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副教授郑思齐：现在想把城市内居住、产业和公共服务三要素互动，延伸到城市体系研究里，对于京津冀一体化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首先是产业和居住。一般来说，产业和居住在一个城市的特系特别是在北京这样一个大城市和周边城市，应该形成互补和联动的效应。比如一个大城市、中城市、小城市联起来，有一些需要聚集经济很强的城市化经济产业适合大城市，比如金融。有一些适合中小规模，形成地方化经济的，可以分布到小城市或者可以自愿到小城市。对于居民也是。一些大型的公共设施和服务需要规模经济，还是应该在大城市，比如机场和博物馆。一些日常需要的服务小城市也是具备的。这样使居民和产业能够在大中小城市自由选址，形成一个梯度的自由选址。
具体到京津冀我不了解，也没有发言权，但我觉得应该在不同城市之间进行差异化分布。公共服务是共建共享，郑新业老师说对于北京的拥堵问题很多是内部问题，在京津冀这一块，北京的优势最明显，不但是数量问题，很多是质量问题，比如老师、医生、高考录取的概率问题。我在想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机制应该和房地产市场联动起来。因为公共服务分散开，会带来地方居住机会的很大差别。那如何能够避免房价先行？在公共服务开始改良的地方，不能限制他住房用地和土地，特别是居住用地的供给。如果居住用地供给约束，会带来房价上升很快。为了靠近这个学校，在房价、地价里支付的钱很高。为了提高人们住房的支付能力，就应该在比较好的公共服务的地方，加大住房供给，给人们提供机会。
另外，我也做过一些高铁的研究，高速铁路对城市群的建设和一体化挺有作用。高速铁路的连通，有助于缓解大城市的拥堵。在大城市能够享受其正外部性，同时，又降低负外部性。当然，这也许不能适用于京津冀。
最后，我想谈谈新城。关于新城怎么选，主城和新城之间多少距离合适？都需要做研究。固安新城强调产业融合，产业先行，但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如开发的孔雀城，居住的人并不是在固安上班，在固安产业园区上班的人住在当地人建的城中村、农民房，或产业园区的宿舍楼里，他们现在想进一步推进，但要有一个过程。我也了解了万通的立体模式，很多人觉得只是一个概念。当然，很多开发商之间不产生融合发展的机制。所以，这需要时间的考验和更多实际调研。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敬波：建设京津冀一体化，首先要明白到底要实现什么目标？为北京排忧解难，找几个小兄弟扛扛？目的决定了功能的分流，什么分出去，怎么分是核心问题。同时京津冀一体化还有其他制度安排，比如行政权力的“走转改”的问题。如果中央的权力不是这么集中，大家都不需要跑部钱进的话，很多问题也能疏解，包括教育均衡问题。这些问题若都能够得到有效的制度安排，很多就不一定非通过一体化的方式或者不通过一体化，更多地通过市场资源已经实现了一体化的融合。
从法律层面来说，“京津冀一体化”需要在以下几方面做前提性研究。
一是区域规划与现行规划制度的矛盾。现在的规划，都是以一个城市为核心进行的，根本没有“区域规划”的法律地位，“区域规划”的“跨区域”的制度安排超过了城市为核心的行政体制的架构。
目前，在法律上没有为区域规划定位，那么区域规划应由谁来制定？规划拥有怎样的法律效力？如何对各区域的城市规划整合？如何衔接？这些都由《规划法》来解决。
二是“京津冀一体化”最先反映出来的应该是决策的公开和经济社会稳定的问题。近年来，多次经济社会问题决策的公开都引发了较大的经济社会波动，比如北京、天津汽车限号，比如现在的保定房价的上涨。
决策信息公开如何保证公众参与、民主公开又能够避免不当得利，不危及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目前还缺乏相应的政策。
中国青年报编辑童大焕：如果真的像保定设计的——把中央部委研究院、大学搬过去，绝对不是保定兴盛的开始，而是这些大学和研究院衰败的开始，好的人才肯定会跑掉，要产业来吸引根本没可能。至于有人说保定现在要做副中心或者其他，如郑老师说的，还没有影子就给地方先带来灾害，灾害是房价上涨。这有点像一个人看见了一个美女，也没跟人家打招呼，就在大街上公开渲染我明天娶她了。
从城市的发展规律看，特大城市才更有“吸附”作用，才能释放市场活力。中国37%的城市住房供应过剩，且多集中在三四线城市。根据腾讯最新的一个大数据显示，QQ八亿用户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座大城市，年前减少1000万人，而年后新增了1904万。所以，哪里房价高就往哪里走吧，否则几年后你会哭着回到大城市。因为，中国第三产业发展的前提是人口的聚集。
盘古智库学术会秘书长管清友：如果9-11式的恐怖袭击事件或者昆明这样的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在北京，如果非典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在北京，北方这样一个交通非常拥堵、人口密度非常大的城市怎么解决？说得再严重一些，如果遇到外部有局部战争，北京作为首都和军事指挥中心怎么解决？政治和安全方面的考虑，是这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疏解首都功能非常重要的考虑，甚至可以说是起始点。因此这件事推也得推，不推也得推。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一旦确定一体化方案，行政区划调整是前提条件。经济一体化发展必须在法制框架下进行，重大问题如何协商、基础设施上马走哪些程序、怎样使产业布局合理，都需立法解决。
要保障“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必须有组织保障。现在光靠国家发改委协商可能不够，因为国家发改委虽然是十分重要的综合协商部门，但“京津冀一体化”是一个重大的国家战略，远远超出了一个区域发展的问题。
结语：京津冀一体化被视为继长三角、珠三角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在有助于缓解北京城市职能超负荷外，具有更深层次意义的是起到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示范作用。
时下，京津冀一体化正成为世界观察中国改革的窗口。然而，在这个世所罕见的“一个首都、两个直辖市、三个行政区”中推行一体化改革，并非易事。此次在国家层面的助推下，三地延宕至少十年的“合体梦”能否成真，引发期待。
相较而言，在大城市病愈演愈烈、经济转型升级迫切等现实困境之下，此次京津冀“合体”凝聚了更大共识。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变革依旧面临着巨大的利益掣肘，如何打破昔日“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实现“抱团取暖”，考验着决策层的智慧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