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很爱中国，写了一部厚重的Science and Civilisafion in China（简称SCC），中译本即有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1954年，李约瑟在该书初版序言中问道：“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发展，而只在欧洲发展出来？”以及“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在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李约瑟问题”。这个问题甚至比他的书影响力更大。
　　如果啃不下SCC这块“大砖头”，不妨一读《文明的滴定》。该书集结李约瑟8篇论文和演讲稿，基本围绕“李约瑟问题”展开，可谓简明版的SCC。因主题相似、成稿时间不同，结集而成书，故前后内容略有重复。但瑕不掩瑜，前两篇《中国科学传统的不足与成就》和《科学和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提纲挈领，其余各篇角度不同，亦可以相互印证，对了解李约瑟本人的想法不无裨益。
　　我们熟知的“四大发明”，据说就是由李约瑟总结表述的。四大发明真的像李约瑟所说的那么重要，引起了西方社会大变革吗？这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作为中国文化的“迷弟”，李约瑟的SCC可能有拔高中国的成分，我们在阅读时对此要有所注意。
　　李约瑟的“重新发现”很有意义。比如机械钟，李约瑟说：“时间测量是现代科学绝对不可或缺的几种工具之一。”以苏颂所著《新仪象法要》中描述的仪器为例，中国的机械时钟设计技术远远领先世界。丹尼尔·布尔斯廷在《发现者》一书中也高度赞扬了苏颂，称其“伟大”。不要小瞧计时准确的重要性。时钟是一切“机器之母”，除了运用大量的物理学和车床工艺，它还要求非常复杂的天文学知识。张衡、苏颂、郭守敬等人不断改进了浑天仪，准确而持久的观察是科学的基石之一。通常认为中国古代只有技术没有科学的说法是极其错误的，没有科学的观念，就不可能有时钟这样由观念化作实践的发明。
　　研究者經常把封建官僚制度和中国科技水平挂钩。比如，中国天文学的成就得益于官方的要求，重儒学轻工匠，科学家的社会地位低，等等。这些说法都有道理。
　　李约瑟另有见解。他从诸子百家的学说中挖掘出了丰富的自然科学观念。东西方的宇宙观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中国古代也有“人定胜天”的思想，但更讲究“天人合一”，中国的文明秩序有着内在的稳定要求，发明和发现是为了维持现有秩序更加和谐，中国人没有西方那种旺盛的征服自然的欲望，不像欧洲那样追求剧烈的变动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结构变化。
　　李约瑟认为，冯友兰所说的《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是错误的，欧洲人也绝不像汤因比所说的那样富有原创性和发明才能。之所有会有这么多的悖论，部分是因为对“科学”一词的含义有所误解。科学并不仅仅等于“现代科学”，这是一个长期的探索、发展、传承和创新的过程。不同文明的交流是一个“滴定”的过程，在对东西方文化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分忻之时，同时不能忘记观念系统所起的重要作用。
　　李约瑟提出了一个好问题，他的回答并不意味着就是标准答案，百家争鸣的探讨本身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