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汉民，1943年生，河南平顶山人。少时家境贫寒，但勤奋好学，1963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1980年考入湖南师范大学，师从著名史学家林增平教授攻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学位，1983年毕业并留校任教。2002年调到湘潭大学工作，曾担任湘潭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湖南省历史学会副会长、湖湘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2001-2005年高等教育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于2001年被教育部授予“全国优秀教师”称号。郭汉民教授著作宏富，成就斐然，在中国近代史学界有着很高的学术地位。《郭汉民文集》于2015年10月由湘潭大学出版社出版。该文集共80多万字，除了“序”、“后记”以及“附录”“学术活动与著作编年”之外，共收录63篇论文。尽管不是全集，但其内容涵盖了作者一生科研和教学着力最多的几个领域，是他几十年学术与教学生涯的一个总结，对我们进一步了解他的人生历程、人生追求，十分宝贵。
　　 郭汉民是著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特别是在人物思想、社会思潮的研究方面有高深的造诣。《郭汉民文集》就集中体现了作者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方面取得的学术成就。
　　 第一，人物研究对象广泛，几乎囊括晚清每个时期的重要人物。特别是对龚自珍、魏源、郭嵩焘、薛福成、容闳、王韬、丁日昌、曾国藩、康有为、严复、梁启超、谭嗣同、李提摩太、唐才常、丘逢甲、孙中山、宋教仁、蔡锷等数十位思想家某些方面的思想都做过精深的专题研究。很多研究是言前人所未言，如对近代中国首任驻外使节郭嵩焘的护侨思想、早期维新思想家和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薛福成的侨务思想、寓华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来华初期的社会改革思想，著名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早年的文学革命思想、反满思想和利用外资思想，严复的自由观等，都有深入而独到的思考。
　　 第二，中国近代思潮史研究的推动者和领军人物之一。传统的思想史研究著作，多是各个时期一些主要思想家思想的汇编，其缺点是不容易写出思想的时代特征，以及某一个时代思想家的共性。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思潮史研究异军突起，蔚成风尚。郭汉民是较早从事思潮史研究的学者之一。他独著、参与撰写或主编的《晚清社会思潮研究》、《中国近代思想与思潮》、《清末社会思潮》、《中国近代社会思潮》（4卷）等著作，均是思潮史研究的代表作。这些著作对中国近代社会思潮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描绘，展示了自十九世纪上半叶到二十世纪中叶一百多年间中国社会思潮风起云涌、跌宕起伏的变迁过程。特别是由他参与主编的4卷本《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在1998年出版后，曾引起学界巨大反响，至今仍被认为“是同类著作中规模最大、篇幅最长的一套”，“思潮包容之多、涉及面之广，前所未有，的确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一部集大成著作”。
　　 在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研究中，郭汉民对晚清思潮史研究贡献尤为突出。他从总体上勾勒了晚清社会思潮的演变过程，并理清了百余年间经世致用、变革、洋务、早期维新、戊戌维新、戊戌后维新、君主立宪和反清革命等主要社会思潮的基本面貌。他指出：“晚清百余年间，社会思潮的主流沿着经世—变革—洋务—维新—立宪和革命的轨迹发展演变，其发展步伐愈益加快，其近代色彩愈益鲜明，这从思想史的角度反映了晚清社会变迁的历史走向。”他对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体系的建构，是以中国从古代宗法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曲折过程为主线，以重大事件（包括政治革新、战争等）直接冲击或间接波及的社会意识、社会心态、价值观念、文化思想等的变迁为辅线，以思想家的思想来见证思潮的演化，又以思潮的演化来加深对思想家思想的解剖，组成了多方面、多层次纵横交错、环环相扣的立体架构，对中国近代社会思潮递嬗、更新的轨迹进行了全面的呈现和深刻的阐释。
　　 第三，注重做既有“思想”又有“史”的思想史。一定的思想总是一定的社会环境下的思想，思想不能抽象地脱离其发生发展的历史条件，也就是说，“思想”与“史”结合，才是好的思想史。郭汉民就特别注重把思想与社会历史融会贯通，把思想、思潮放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考察。他提出，中国近代社会面临两大历史任务：一是反对列强侵略，捍卫民族的生存权利，维护民族独立与尊严;二是努力走出封闭，积极面向世界，追赶先进，争取国家富强，实现近代化。因此，“晚清一切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都要根据他们对上述两大历史任务的态度与实际作为加以评判”。根据梁启超所提出的“过渡时代论”，郭氏强调，晚清时期是社会转型的“过渡时代”，其实质是进化、是进步，只有与社会进步相联系、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促进社会进步的人们，才可以成为“过渡人物”。晚清人物大都可以称为这样的人物。在他们身上往往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旧制度、旧思想、旧观念的影响，指出其局限性并加以分析是完全必要的，这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历史人物所生存的社会历史环境，并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训。但在给这些“过渡性人物”作历史定位时，则应当主要依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对社会的进步所作出的新的贡献。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判断历史的功绩，才能正确认识历史人物的价值，也才能从历史人物的身上汲取创造历史的智慧从而能动地创造自己的历史。
　　 既然思想是时代的产物，那么，由于“环境之变迁”以及与之相应的“心理之感召”[4]P1不同，思想也会随之发生变迁。在研究维新思潮时，郭氏指出，同是以“救亡启蒙”为主题的变法维新思潮，在“戊戌政变”前后却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前者以救亡为主，偏重于变法和身体力行的政治操作，以救亡唤起启蒙，后者的重心则在启蒙，大倡民权，开启民智以新吾民，以启蒙促进救亡”，而且“在思想理论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2]p196这正是戊戌政变前后康梁等维新派所处的政治、社会、生活环境的不同所决定的。这种分析无疑是非常深刻和有说服力的。
　　第四，尤其擅长思想史的比较研究。以当前学界所作的时间界定，一部中国近代历史不过一百余年，然而，其复杂与多变堪称中国历史之最。接踵而至的侵略与反侵略战争，革新、革命运动以及各种保守与复辟运动，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古今中西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融与碰撞，沿海与内地发展的不平衡等等，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动。而长期以来，由于革命史观的制约，很多论者曾以极其简单的思维方式来看待这段错综复杂的历史，按照某种抽象的原则与思维定势来划分那些千人千面且千变万化的人物与群体，把历史描绘得黑白分明、正误立见。郭汉民对人物思想和社会思潮的研究，则特别注重人物与人物之间、思潮与思潮之间的比较分析，以揭示古今、中西、新旧各种思想观念的交锋与融合。比如康有为、梁启超都是维新运动的杰出代表，学界论述近代史事，多以“康梁”并称，却没有具体探讨二者在思想和行动上从有差别到逐渐趋向对立的轨迹;即使偶有涉及，也不曾推究造成康梁分化的社会原因。郭氏《论康梁异同》一文则将康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政治上的异同加以比较研究，指出二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选择有同又有异，始合而終离，其轨迹大体分为“大同小异”、“大异小同”、“同床异梦”、“趋舍异路”、“异途同归”五个阶段，并着重结合中国社会经济、阶级关系、政潮起伏等社会生活的演变和人物性格的不同，探讨了导致康梁异同的根本原因。另外，作者对作为职业革命家的孙中山与作为学者和启蒙思想家的梁启超的文化思想的异同，对洋务思潮与早期维新思潮的异同，对“戊戌政变”后的维新思潮对政变前的维新思潮的继承与超越，对立宪思潮与反清革命思潮的对立与共生、分离又合作的复杂关系等都进行了细密的具体分析。通过比较研究，作者同中辨异，异中察同，将问题探讨引向深入。这较之司空见惯的那种非此即彼的定性分析与功过评判，更容易客观展现人物思想和社会思潮矛盾歧异的原生状态和跌宕起伏、盘根错节的历史场景，揭示近代中国曲折发展的变动过程。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几十年来，郭汉民以“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治学精神，淡泊名利，埋头耕耘，十年磨一剑，终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扎实的学术功力与涵养，以及对许多专题的细致而深入的探讨，决定了《郭汉民文集》的整体水准。当然，这种整体水准还取决于学界对于某些长期沿袭下来的既成观念清理的程度。随着时代环境的变迁，史料的进一步发掘和整理，以及中西学术交流的不断深入等，郭著对中国近代史诸多问题的评说和思考，也许有待后继者去补充和完善，这肯定也是以求真为职志的作者所期望的。但可以断言，《郭汉民文集》可以作为史学专业人员进行中国近代史研究和教学的重要参考著作，传播史家反思历史、知人论世的学术智慧和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1] 欧阳哲生.作为学科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上[J].社会科学论坛，2013（6）
　　 [2] 郭汉民.晚清社会思潮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3] 郭汉民、章育良.晚清人物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序言
　　 [4]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三十四）[C]，中华书局，1989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