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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左传》对于后世小说的创作影响巨大，《左传》中丰富的文化元素对于各个时代的小说创作者都存在着极其重大的影响。大量的考古学及人类学材料表明，巫术及巫文化在古代社会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渗透到了人类生活及艺术创作的诸多方面。巫文化代表着想象的超自然力量，在创作上通过多种形式进行艺术表达。巫文化表达了远古时期人们对于万物有灵的崇拜，同时巫文化与中国自然和谐、天人合一等思想有着紧密的联系。探究巫文化在《左传》中的文化表达，同时分析《左传》中巫文化对明清小说艺术特色的影响，能够探究文化发展的实际价值，了解文学浪漫主义色彩以及《左传》中巫文化巨大的文学价值与影响。本文分析巫文化内涵及《左传》中巫文化的分布及展演。从展演形式及文学意义两个方面，分析《左传》中巫文化对明清小说艺术特色的影响，探究《左传》中巫文化的艺术价值。
关键词：左传;巫文化;明清小说
明清小说中，以巫文化为题材的作品有很多，多数受到了《左传》的影响。他们在《左传》的基础上，对文化进行进一步的加工、补充及润色，实现了更为丰富的演绎，达到了更好的文学效果。在明清小说中，大量运用了《左传》的巫文化叙事模式，借梦境道出因果，重巫事明道德。同时，借助《左传》中神秘的描绘方式，增添小说的趣味。《左传》对于明清小说的影响之大，构成了明清小说中主要的超现实写作模式，强化了明清小说的主题思想，借助巫文化的描绘，弥补了我国传统叙事文学的不足，更加创造了明清小说的艺术价值，引发万千读者的遐想。
一、巫文化概述
巫文化是中国华夏文化中的组成部分。巫文化是指人神之间存在的特殊群体，他们能够感受神的旨意、侍奉神。在上古文化中，巫文化十分盛行，渗透到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巫文化引申出了对人性情的陶冶、道德的培养，其形态及原貌难觅踪迹。但可以确定的是，其在文化艺术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不仅代表了繁盛的巫术，同时代表着地位崇高的巫师，与远古时期人民生活的方式、内容息息相关。巫文化是在历代智者经营下获得的巫术文化源头，不仅蕴含着深厚的文化价值，同时蕴含了大量的艺术内容。尽管随着时代的推演，人们对于鬼神的信任感下降，巫的地位逐渐降低。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类对于未知事物的迷信心理以及探究趋吉避凶的心理行为模式，都会对其行为作出指导与期待，这也是巫文化始终处于文化历史形态中的原因。随着巫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巫的范围逐渐被祝、宗、史、卜等取代。一部分融入了历史文化中，以天文、历法、占卜、预言、怪异故事等进行展现;一部分融入了礼乐文化中，以祭祀、娱神、歌舞、器具等进行展现，也有一些融入到了诸子思想中。正是这种复杂的分化，致使巫文化形成了政教合一、巫事传承的文化意义。巫文化中包含了宗教性质、哲学、思想、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等，在崇尚君权的古代，使文化、史、神、政合一有了前提条件，也给君权的巩固提供了信徒。巫文化由巫向史的过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巫的地位逐渐下降，而史的地位不断上升，《左传》正是在这其中的代表。《左传》借助各类巫卜之事，理性地划分了巫史传统，促使两者紧密相连，又使巫文化以史学的形态延续至今。《左传》与巫文化的紧密相连，对巫文化传承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也为后世作品借助巫文化发扬文学与史学提供了先决条件。
二、《左传》中巫文化的文本分布及展演方式
（一）《左传》中巫文化的文本分布
《左传》作为一部编年体史书，其在文本的各个角落中包含了古代文化中的巫文化。其具体展现形式包括占卜、天象、灾祥、梦境、星气、祭祀等。在《左传》的编撰年代，周朝史官对于巫文化的经营及礼乐文化的浸润已经十分了解。因此，《左传》文本中保存巫文化的力度十分明显。尽管巫文化在《左传》编撰时已经没落，但其影响力仍未消失。大量的巫文化被《左传》留存下来。在这一时期，人们仍然相信占卜，占卜是获得神启示的有效方式。因此，與之相关的行星运行、梦理以及人像外表等灾降体现，都属于与人物命运相关或特定事件联系的启示。除此之外，《左传》中包含的大量谣谚也与巫文化息息相关。很多怪力乱神的内容都被《左传》保留下来，尽管这构成了《左传》史实记载的相关非议，但这也是《左传》艺术加工的特色，可见《左传》对于巫文化保存的力度。《左传》之所以对巫文化进行了详细的保留，并不仅仅是由于史官个人的观念，而是由于所处的年代、当时的社会环境，巫文化是人们对世间万物所具有的普遍认知。《左传》作者在记载史实时，已经对其中的巫文化进行了筛选及鉴定，促使《左传》中的巫文化既具有史学意义，也具有文学价值。占卜是《左传》中最常见的文化因素。《左传》中不仅用《周易》进行占卜，同时，还利用这些内容为《连山》《归藏》等卜书进行卜辞，如“千乘三去，获其雄狐”“南国蹙，射其元王中厥目”等。此外与占卜相关的内容，《左传》还进行了说理，利用梦占与星占等关联形式来探究古老而重要的占卜方法。大量的祭祀内容也属于巫文化的范畴，在《左传》中多有提及，因其对明清小说的文学价值影响不大，本文不进行过多论述。
（二）《左传》中巫文化的展演方式
《左传》中巫文化的展演方式主要有五种，一是传统的占卜、二是梦占、三是星气占，四是兆相，五是相人术。
传统占卜内容十分广泛，因此会与其他的占卜有类别相互重叠。比如《左传·闵公二年》：“成季之将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间于两社，为公室辅。季氏亡，则鲁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这段内容详细地介绍了闵公二年的占卜之象。但《左传》中对于卜辞的收录较少，只是对占卜结果进行记录，或简单的对占卜后产生的卦象进行分析，将部分影响收录到文本中。
梦占就是利用梦中的景象进行占卜算卦，对现实的事件发展进行某种特定的启示。《左传》中对于梦占的记载多达29处，对于梦占的预言多达26处。例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晋侯梦与楚子搏中，作为释梦者的子犯，就对晋侯梦释梦之辞“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梦被设为现实事件的预示，因此在解释梦境时，可以对未来事件进行预测式的占卜。此外，梦占也与传统占卜、星气占等其他巫文化进行了结合。 星气占，具体内容包含了星象、日食、风气等与天象有关的占卜内容，《左传襄公十八年》晋人闻有楚师中，占卜者师旷利用星气占占卜卜辞为“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诸如此类的例子在《左传》中多达21处。值得注意的是，星气占记录的时代中非常平凡，因此《左传》并非完全记录，而是择而录之，将星气占作为史学叙事的连接点及组织材料。同样由于《左传》的纪实性，《左传》中记载的星占预言并非全部应验，也正因如此证明了《左传》中巫文化是基于历史实录完成的。
兆相指没有进行占卜，而是基于万物化生出的显现成效，进行预测或判断。例如“内蛇斗外蛇死”这种明显具有巫文化色彩的文化现象。在《左传》中。兆相有接近20处，例如《左传成公九年》出现梁山崩的景象，伯宗对其进行解释“山有朽坏，而崩可若何”，这种与兆相解释相关的说辞具有文化的现象性。兆相的发生代表事件始末、结果同时出现，因此具有了多种神秘色彩。
相人术就是通过观察人的面相而进行占卜预测。这类记载在《左传》中并不常见，但每一篇都具有极强的影响力。《左传·文公元年》有两处：“王使内史叔服来会葬。公孙敖闻其能相人也，见其二子焉。叔服曰：‘谷也食子，难也收子。谷也丰下，必有后于鲁国。’初，楚子将以商臣为大子，访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齿未也。而又多爱，黜乃乱也。楚国之举。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蜂目而豺声，忍人也，不可立也。’弗听。”
三、由展演方式看《左传》中巫文化对明清小说艺术特色的影响
（一）占卜
《左传》中的占卜例证促使明清小说为了增加情节及神秘性，继承了占卜这一文化现象。在红楼梦中，由占卜文化引发而来的诗文融合、人物品评十分常见。例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记载陈公子完其妻对他的卜辞，作为基础发展而来的红楼梦第5回中对袭人的评价，以及对妙玉的评价如下。
“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堪羡优伶有福.谁知公子无缘。”
“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
这类形式的诗词都可以从文学形式上追溯到《左传》里的卜辞。明清小说通过这种占卜卜辞的形式，增加人物推进过程中的悬念，使小说更具有可读性。同时，在小说中增加类似于卜辞的文学判词，对于后续作品中预测人物命运、埋下情节推进伏笔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卜辞对于明清小说中人物品评的影响，可以引申到姓名、算命、拆字游戏、人物未来暗示等多项内容中，在魏晋南北朝的人物品评中，占卜卜辞发展出了多种形式的影响，而明清小说继承了这一品评类型，红楼梦中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对宝玉等人的评价，皆可视作对《左传》占卜文化的传播与继承。
（二）梦占
《左传》的记述中对于梦占的展示五光十色，千奇百怪。梦中杂着大量的现实事件，也包含了大量的虚幻情节，从先祖请托、天使赠兰、梦中诉讼、梦生天国等情节，可以看出《左传》作者通过浪漫主义的梦境描写，将梦占点缀在史诗的真实叙述中。梦占对于后世文学的影响十分具有戏剧化，通过错综复杂的梦占表述，能够回应人物结局。梦占对明清小说章回式的结构具有很大的启发。例如《红楼梦》中第一回至第四回是全书的引子。而第五回开始，由“梦幻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正式拉开了红楼梦的开端。也正是这一回，借助梦占寓言的形式，构建了全书的人物形象、命运结局，以宝玉梦游的形式，暗示了情节的推进及主题思想。红楼梦的第5回可以说是整部红楼梦的梦占，对于后续的情节推进具有重要的意义。人物塑造、情景的铺排都依照这一回的梦占结果进行逐步展开。第5回中小梦境描写、大梦境的幻遥呼应，呈现出了迷离凄婉的艺术氛围，同时也是《左传》梦占预言的扩大与丰富。再比如《水浒传》中第42回“还道村受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玄女”，从这一题目中就可以感受到其对全书情节的梦占意义，即包含了情节的大转折，同时也包含了结构总纲的引领。宋江受困于环道村九天玄女庙中，受到娘娘入梦的影响，“逢高不是凶”“两处建奇功”成为宋公明的命运指南。也是这一梦预示着梁山各英雄的未来发展，形成了替天行道的征途命运。明清小说家们基于《左传》的梦占寓言形式，构建了多种追溯与插叙，作为结构小说的巧妙应用，对《左传》梦占预言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
（三）兆相
兆相是《左传》中以怪异故事进行展现的特定内容。兆相在《左传》中的表达既有文字的精妙，又能够展现详细的叙述逻辑，因此可以将《左传》中的兆相怪异故事视为精艺的史实小说。由此可见，经由《左传》中兆相的影响获得艺术特色发展的明清小说当属《聊斋志异》。《左传》中的文化体现在“聊斋志异”中，可以进一步引申出“石言于晋，神降于莘，内蛇斗而外蛇伤，新鬼大而故鬼小”。例如《左传庄公八年》《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左传僖公十年》中记载的三条兆相故事。
冬，十二月，齐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贝丘。见大豕，从者日：“公子彭生也。”公怒日：“彭生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队于车.伤足丧屦。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问诸内史过日：“是何故也？”对日：“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秋，狐突适下国.遇大子。大子使登仆，而告之曰：“夷吾无礼。余得请于帝矣。将以晋畀秦，秦将祀余。”对曰：“臣闻之：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君祀无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图之！”君日：“诺！吾将复请。七日，新城西偏，将有巫者而见我焉。”许之，遂不见。及期而往，告之日：“帝许我罚有罪矣，敝于韩。”
由第一条死后魂灵幻化复仇的兆相故事，演变出了聊斋志异的诸多故事原型。例如《聊斋志异三生》《聊斋志异促织》等。《左传庄公三十二年》中诸多灵异兆相的描绘奇特异常。祥云还照、先秦跟随、电闪雷鸣等奇特景象的描写，在明清小说中也有诸多类似的参照。神降场面的发源正是来源于这一篇。聊斋志异中的《叶生》《鬼妻》，可以说是《左传僖公十年》的嫡传。在这些小说内容中，厉鬼的形象受到了《左传》的深刻影响，作品中厉鬼狰狞面目的描绘仿照了《左传》晋侯梦大厉的形象。正是《左传》中的巫文化影响，才使后世的明清小说中对厉鬼的形象进行了深刻的描写，从《左传》中厉鬼侵入屋门等情节幻化出聊斋志异诸多具有《左传》影子的情景。 四、由文学意义看《左传》中巫文化对明清小说艺术特色的影响
（一）推动情节安排、预言结局
《左传》中的占卜预言，一般借特定的人物之口，预测事件结局或人物命运，同时辅以天象或妖异的灾变兆相，对发展事件进行预测。这种手法体现在《左传》梦占描绘中，与祭祀、死亡、战争、复仇、婚姻等皆有相关。通过《左传》中巫文化的描写，对明清小说在情节安排、寓言结局等方面产生了诸多艺术影响。许多明清小说作者抓住了梦占与现实之间的某种联系，将其转化为现实中的事件本质特性，并以梦占作为某一情節或事件的开端，展开作品的描写。有些作者通过梦占暗示事件结局、预言人物命运;有些作者则利用梦与现实的差异，将情节发展推至高潮，将梦境、梦占结果、卜辞作为小说高潮的催化剂。
（二）塑造人物形象、完善性格
在情节推动的过程中，人物形象是明清小说中着重描写的内容，也是小说立足的根本。在针对小说人物进行性格完善的过程中，明清小说作家们参考了《左传》巫文化纳入情节序列的特征，在突出人物神秘色彩的同时点缀作品，致使情节体系更为丰富。在塑造及丰富人物性格时，很多明清小说作家利用梦境、预言、卜辞等巫文化形式，仿照《左传》的描写模式，增添人物神秘色彩，促使人物形象更为丰满突出。作者在引入梦境、卜辞等文化特征时，并非为了渲染作品文化内涵或哗众取宠，而是在情节系统构建时更为突出人物的特性。作者将涉及的人物梦境或针对各类事件的卜辞纳入到小说中，能够将梦境与情节推进的事实结合起来，既成为塑造人物传奇色彩的一类方式，又成为宣扬小说作品主题的一种途径。梦境的应验、卜辞的准确，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小说作者在主题思想上，对于命运或信仰的敬畏。
（三）标榜道德准则、道德规范
《左传》中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对当下历史的道德准则。《左传》中的卜辞梦境均具有卜法古老、地位尊崇以及加工创作等特性，巫文化在明清小说的艺术特色中与天意命运连接起来，表达了作者在小说人物塑造、情节推动时，标榜的道德准则以及推崇的道德规范行为。有些小说以巫事作为好兆头的开端，也有的小说以巫事作为败亡的征兆。通过对具体巫文化的塑造与加工，鲜明地表现了巫文化中所显现的道德化倾向，这与《左传》描述兆相和占卜的内容，一脉相承。
五、结语
《左传》巫文化符合了中华民族早期的文化心理，其对后世明清小说的艺术特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展演方式来看，《左传》中的巫文化在明清小说艺术中以占卜、梦占、兆相等诸多形式存在;从文化意义上看，《左传》中的巫文化促使明清小说在艺术表达上、情节安排、寓言结局更为丰富;人物形象塑造、性格完善更为多样;同时表达出了小说作者标榜的道德准则及道德规范。后世的明清小说不断从《左传》中汲取巫文化的文化营养，从而对其中内容进行了改造与加工，创作了属于中华民族独有的经典名著。
参考文献：
〔1〕赵祖阳，刘子木.左传中巫文化对明清小说艺术特色的影响[J].大江周刊（论坛），2012：66-67.
〔2〕赵祖阳，刘子木.《左传》中巫文化的表现及特征[J].剑南文学：经典阅读（上），2011：156.
〔3〕刘子木，赵祖阳.东周列国志对左传中巫文化的继承与演绎[J].大江周刊（论坛），2012：10-11.
关键词：左传;巫文化;明清小说
明清小说中，以巫文化为题材的作品有很多，多数受到了《左传》的影响。他们在《左传》的基础上，对文化进行进一步的加工、补充及润色，实现了更为丰富的演绎，达到了更好的文学效果。在明清小说中，大量运用了《左传》的巫文化叙事模式，借梦境道出因果，重巫事明道德。同时，借助《左传》中神秘的描绘方式，增添小说的趣味。《左传》对于明清小说的影响之大，构成了明清小说中主要的超现实写作模式，强化了明清小说的主题思想，借助巫文化的描绘，弥补了我国传统叙事文学的不足，更加创造了明清小说的艺术价值，引发万千读者的遐想。
一、巫文化概述
巫文化是中国华夏文化中的组成部分。巫文化是指人神之间存在的特殊群体，他们能够感受神的旨意、侍奉神。在上古文化中，巫文化十分盛行，渗透到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巫文化引申出了对人性情的陶冶、道德的培养，其形态及原貌难觅踪迹。但可以确定的是，其在文化艺术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不仅代表了繁盛的巫术，同时代表着地位崇高的巫师，与远古时期人民生活的方式、内容息息相关。巫文化是在历代智者经营下获得的巫术文化源头，不仅蕴含着深厚的文化价值，同时蕴含了大量的艺术内容。尽管随着时代的推演，人们对于鬼神的信任感下降，巫的地位逐渐降低。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类对于未知事物的迷信心理以及探究趋吉避凶的心理行为模式，都会对其行为作出指导与期待，这也是巫文化始终处于文化历史形态中的原因。随着巫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巫的范围逐渐被祝、宗、史、卜等取代。一部分融入了历史文化中，以天文、历法、占卜、预言、怪异故事等进行展现;一部分融入了礼乐文化中，以祭祀、娱神、歌舞、器具等进行展现，也有一些融入到了诸子思想中。正是这种复杂的分化，致使巫文化形成了政教合一、巫事传承的文化意义。巫文化中包含了宗教性质、哲学、思想、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等，在崇尚君权的古代，使文化、史、神、政合一有了前提条件，也给君权的巩固提供了信徒。巫文化由巫向史的过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巫的地位逐渐下降，而史的地位不断上升，《左传》正是在这其中的代表。《左传》借助各类巫卜之事，理性地划分了巫史传统，促使两者紧密相连，又使巫文化以史学的形态延续至今。《左传》与巫文化的紧密相连，对巫文化传承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也为后世作品借助巫文化发扬文学与史学提供了先决条件。
二、《左传》中巫文化的文本分布及展演方式
（一）《左传》中巫文化的文本分布
《左传》作为一部编年体史书，其在文本的各个角落中包含了古代文化中的巫文化。其具体展现形式包括占卜、天象、灾祥、梦境、星气、祭祀等。在《左传》的编撰年代，周朝史官对于巫文化的经营及礼乐文化的浸润已经十分了解。因此，《左传》文本中保存巫文化的力度十分明显。尽管巫文化在《左传》编撰时已经没落，但其影响力仍未消失。大量的巫文化被《左传》留存下来。在这一时期，人们仍然相信占卜，占卜是获得神启示的有效方式。因此，與之相关的行星运行、梦理以及人像外表等灾降体现，都属于与人物命运相关或特定事件联系的启示。除此之外，《左传》中包含的大量谣谚也与巫文化息息相关。很多怪力乱神的内容都被《左传》保留下来，尽管这构成了《左传》史实记载的相关非议，但这也是《左传》艺术加工的特色，可见《左传》对于巫文化保存的力度。《左传》之所以对巫文化进行了详细的保留，并不仅仅是由于史官个人的观念，而是由于所处的年代、当时的社会环境，巫文化是人们对世间万物所具有的普遍认知。《左传》作者在记载史实时，已经对其中的巫文化进行了筛选及鉴定，促使《左传》中的巫文化既具有史学意义，也具有文学价值。占卜是《左传》中最常见的文化因素。《左传》中不仅用《周易》进行占卜，同时，还利用这些内容为《连山》《归藏》等卜书进行卜辞，如“千乘三去，获其雄狐”“南国蹙，射其元王中厥目”等。此外与占卜相关的内容，《左传》还进行了说理，利用梦占与星占等关联形式来探究古老而重要的占卜方法。大量的祭祀内容也属于巫文化的范畴，在《左传》中多有提及，因其对明清小说的文学价值影响不大，本文不进行过多论述。
（二）《左传》中巫文化的展演方式
《左传》中巫文化的展演方式主要有五种，一是传统的占卜、二是梦占、三是星气占，四是兆相，五是相人术。
传统占卜内容十分广泛，因此会与其他的占卜有类别相互重叠。比如《左传·闵公二年》：“成季之将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间于两社，为公室辅。季氏亡，则鲁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这段内容详细地介绍了闵公二年的占卜之象。但《左传》中对于卜辞的收录较少，只是对占卜结果进行记录，或简单的对占卜后产生的卦象进行分析，将部分影响收录到文本中。
梦占就是利用梦中的景象进行占卜算卦，对现实的事件发展进行某种特定的启示。《左传》中对于梦占的记载多达29处，对于梦占的预言多达26处。例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晋侯梦与楚子搏中，作为释梦者的子犯，就对晋侯梦释梦之辞“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梦被设为现实事件的预示，因此在解释梦境时，可以对未来事件进行预测式的占卜。此外，梦占也与传统占卜、星气占等其他巫文化进行了结合。 星气占，具体内容包含了星象、日食、风气等与天象有关的占卜内容，《左传襄公十八年》晋人闻有楚师中，占卜者师旷利用星气占占卜卜辞为“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诸如此类的例子在《左传》中多达21处。值得注意的是，星气占记录的时代中非常平凡，因此《左传》并非完全记录，而是择而录之，将星气占作为史学叙事的连接点及组织材料。同样由于《左传》的纪实性，《左传》中记载的星占预言并非全部应验，也正因如此证明了《左传》中巫文化是基于历史实录完成的。
兆相指没有进行占卜，而是基于万物化生出的显现成效，进行预测或判断。例如“内蛇斗外蛇死”这种明显具有巫文化色彩的文化现象。在《左传》中。兆相有接近20处，例如《左传成公九年》出现梁山崩的景象，伯宗对其进行解释“山有朽坏，而崩可若何”，这种与兆相解释相关的说辞具有文化的现象性。兆相的发生代表事件始末、结果同时出现，因此具有了多种神秘色彩。
相人术就是通过观察人的面相而进行占卜预测。这类记载在《左传》中并不常见，但每一篇都具有极强的影响力。《左传·文公元年》有两处：“王使内史叔服来会葬。公孙敖闻其能相人也，见其二子焉。叔服曰：‘谷也食子，难也收子。谷也丰下，必有后于鲁国。’初，楚子将以商臣为大子，访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齿未也。而又多爱，黜乃乱也。楚国之举。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蜂目而豺声，忍人也，不可立也。’弗听。”
三、由展演方式看《左传》中巫文化对明清小说艺术特色的影响
（一）占卜
《左传》中的占卜例证促使明清小说为了增加情节及神秘性，继承了占卜这一文化现象。在红楼梦中，由占卜文化引发而来的诗文融合、人物品评十分常见。例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记载陈公子完其妻对他的卜辞，作为基础发展而来的红楼梦第5回中对袭人的评价，以及对妙玉的评价如下。
“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堪羡优伶有福.谁知公子无缘。”
“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
这类形式的诗词都可以从文学形式上追溯到《左传》里的卜辞。明清小说通过这种占卜卜辞的形式，增加人物推进过程中的悬念，使小说更具有可读性。同时，在小说中增加类似于卜辞的文学判词，对于后续作品中预测人物命运、埋下情节推进伏笔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卜辞对于明清小说中人物品评的影响，可以引申到姓名、算命、拆字游戏、人物未来暗示等多项内容中，在魏晋南北朝的人物品评中，占卜卜辞发展出了多种形式的影响，而明清小说继承了这一品评类型，红楼梦中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对宝玉等人的评价，皆可视作对《左传》占卜文化的传播与继承。
（二）梦占
《左传》的记述中对于梦占的展示五光十色，千奇百怪。梦中杂着大量的现实事件，也包含了大量的虚幻情节，从先祖请托、天使赠兰、梦中诉讼、梦生天国等情节，可以看出《左传》作者通过浪漫主义的梦境描写，将梦占点缀在史诗的真实叙述中。梦占对于后世文学的影响十分具有戏剧化，通过错综复杂的梦占表述，能够回应人物结局。梦占对明清小说章回式的结构具有很大的启发。例如《红楼梦》中第一回至第四回是全书的引子。而第五回开始，由“梦幻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正式拉开了红楼梦的开端。也正是这一回，借助梦占寓言的形式，构建了全书的人物形象、命运结局，以宝玉梦游的形式，暗示了情节的推进及主题思想。红楼梦的第5回可以说是整部红楼梦的梦占，对于后续的情节推进具有重要的意义。人物塑造、情景的铺排都依照这一回的梦占结果进行逐步展开。第5回中小梦境描写、大梦境的幻遥呼应，呈现出了迷离凄婉的艺术氛围，同时也是《左传》梦占预言的扩大与丰富。再比如《水浒传》中第42回“还道村受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玄女”，从这一题目中就可以感受到其对全书情节的梦占意义，即包含了情节的大转折，同时也包含了结构总纲的引领。宋江受困于环道村九天玄女庙中，受到娘娘入梦的影响，“逢高不是凶”“两处建奇功”成为宋公明的命运指南。也是这一梦预示着梁山各英雄的未来发展，形成了替天行道的征途命运。明清小说家们基于《左传》的梦占寓言形式，构建了多种追溯与插叙，作为结构小说的巧妙应用，对《左传》梦占预言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
（三）兆相
兆相是《左传》中以怪异故事进行展现的特定内容。兆相在《左传》中的表达既有文字的精妙，又能够展现详细的叙述逻辑，因此可以将《左传》中的兆相怪异故事视为精艺的史实小说。由此可见，经由《左传》中兆相的影响获得艺术特色发展的明清小说当属《聊斋志异》。《左传》中的文化体现在“聊斋志异”中，可以进一步引申出“石言于晋，神降于莘，内蛇斗而外蛇伤，新鬼大而故鬼小”。例如《左传庄公八年》《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左传僖公十年》中记载的三条兆相故事。
冬，十二月，齐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贝丘。见大豕，从者日：“公子彭生也。”公怒日：“彭生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队于车.伤足丧屦。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问诸内史过日：“是何故也？”对日：“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秋，狐突适下国.遇大子。大子使登仆，而告之曰：“夷吾无礼。余得请于帝矣。将以晋畀秦，秦将祀余。”对曰：“臣闻之：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君祀无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图之！”君日：“诺！吾将复请。七日，新城西偏，将有巫者而见我焉。”许之，遂不见。及期而往，告之日：“帝许我罚有罪矣，敝于韩。”
由第一条死后魂灵幻化复仇的兆相故事，演变出了聊斋志异的诸多故事原型。例如《聊斋志异三生》《聊斋志异促织》等。《左传庄公三十二年》中诸多灵异兆相的描绘奇特异常。祥云还照、先秦跟随、电闪雷鸣等奇特景象的描写，在明清小说中也有诸多类似的参照。神降场面的发源正是来源于这一篇。聊斋志异中的《叶生》《鬼妻》，可以说是《左传僖公十年》的嫡传。在这些小说内容中，厉鬼的形象受到了《左传》的深刻影响，作品中厉鬼狰狞面目的描绘仿照了《左传》晋侯梦大厉的形象。正是《左传》中的巫文化影响，才使后世的明清小说中对厉鬼的形象进行了深刻的描写，从《左传》中厉鬼侵入屋门等情节幻化出聊斋志异诸多具有《左传》影子的情景。 四、由文学意义看《左传》中巫文化对明清小说艺术特色的影响
（一）推动情节安排、预言结局
《左传》中的占卜预言，一般借特定的人物之口，预测事件结局或人物命运，同时辅以天象或妖异的灾变兆相，对发展事件进行预测。这种手法体现在《左传》梦占描绘中，与祭祀、死亡、战争、复仇、婚姻等皆有相关。通过《左传》中巫文化的描写，对明清小说在情节安排、寓言结局等方面产生了诸多艺术影响。许多明清小说作者抓住了梦占与现实之间的某种联系，将其转化为现实中的事件本质特性，并以梦占作为某一情節或事件的开端，展开作品的描写。有些作者通过梦占暗示事件结局、预言人物命运;有些作者则利用梦与现实的差异，将情节发展推至高潮，将梦境、梦占结果、卜辞作为小说高潮的催化剂。
（二）塑造人物形象、完善性格
在情节推动的过程中，人物形象是明清小说中着重描写的内容，也是小说立足的根本。在针对小说人物进行性格完善的过程中，明清小说作家们参考了《左传》巫文化纳入情节序列的特征，在突出人物神秘色彩的同时点缀作品，致使情节体系更为丰富。在塑造及丰富人物性格时，很多明清小说作家利用梦境、预言、卜辞等巫文化形式，仿照《左传》的描写模式，增添人物神秘色彩，促使人物形象更为丰满突出。作者在引入梦境、卜辞等文化特征时，并非为了渲染作品文化内涵或哗众取宠，而是在情节系统构建时更为突出人物的特性。作者将涉及的人物梦境或针对各类事件的卜辞纳入到小说中，能够将梦境与情节推进的事实结合起来，既成为塑造人物传奇色彩的一类方式，又成为宣扬小说作品主题的一种途径。梦境的应验、卜辞的准确，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小说作者在主题思想上，对于命运或信仰的敬畏。
（三）标榜道德准则、道德规范
《左传》中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对当下历史的道德准则。《左传》中的卜辞梦境均具有卜法古老、地位尊崇以及加工创作等特性，巫文化在明清小说的艺术特色中与天意命运连接起来，表达了作者在小说人物塑造、情节推动时，标榜的道德准则以及推崇的道德规范行为。有些小说以巫事作为好兆头的开端，也有的小说以巫事作为败亡的征兆。通过对具体巫文化的塑造与加工，鲜明地表现了巫文化中所显现的道德化倾向，这与《左传》描述兆相和占卜的内容，一脉相承。
五、结语
《左传》巫文化符合了中华民族早期的文化心理，其对后世明清小说的艺术特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展演方式来看，《左传》中的巫文化在明清小说艺术中以占卜、梦占、兆相等诸多形式存在;从文化意义上看，《左传》中的巫文化促使明清小说在艺术表达上、情节安排、寓言结局更为丰富;人物形象塑造、性格完善更为多样;同时表达出了小说作者标榜的道德准则及道德规范。后世的明清小说不断从《左传》中汲取巫文化的文化营养，从而对其中内容进行了改造与加工，创作了属于中华民族独有的经典名著。
参考文献：
〔1〕赵祖阳，刘子木.左传中巫文化对明清小说艺术特色的影响[J].大江周刊（论坛），2012：66-67.
〔2〕赵祖阳，刘子木.《左传》中巫文化的表现及特征[J].剑南文学：经典阅读（上），201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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