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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课程改革风险用现在的高频词汇来描述就是“机遇”与“挑战”共存。对待体育课程改革风险的态度对体育课程改革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主动积极地参与风险还是被动无奈地经历风险?体育课程改革的决策者、实施者、参与者都必须作出自己的回应。吉登斯将风险的后果分为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风险在孕育损失的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反思的机会，如何降低或规避体育课程改革的风险所带来的消极后果，笔者认为既需要专家们反思意识的自觉，同时更需要建立一个民主平等的机制为体育课程改革的发展提供一个对话和交流的平台。
一、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加强体育课程改革基础理论建设
对体育课程改革的理解和认识应该具有一定的哲学视角，应将其建立在相应的课程理论和学科教学理论基础之上，而理论本身也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和时间的沉淀。体育课程改革是在我国体育课程理论研究成果还非常缺乏的条件下进行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其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研制无疑是一次大胆的创新。但这种创新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其课程设计的根基有多深?在理论上的准备是否充分?其设计是否经过了比较充分的论证?涉及本次课程改革设计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比如，体育课程的本质是什么?其课程设计的逻辑起点是什么?其课程编制的基本原理是否具备?我们能否套用一般文化科学课程的编制原理来建构体育课程?体育课程和体育与健康课程在本质上有无区别?是否只是称谓上的变化?两者在课程设计上遵循的课程构建原理是否相同?以“身体练习为主要手段、突出健康目标的课程”应该按照什么逻辑设计?按照运动和健康两条主线设计课程在逻辑或原理上是否成立?我们的课程设计是否具有哲学、社会学、教育学、体育学意义上的深入思考?这诸多问题值得深思。对这次新体育课程改革，广大体育教师充满了期待，而实验伊始，一线教师更是热情投入，积极努力探索，取得了诸多可喜的教改成果。但随着实验的不断深入，一些问题也接二连三地显露了出来，出现了诸如“淡化运动技能教学”、“赶时髦，搞形式主义”、“体育教学虚无化”等倾向。更令我们难堪的是，一些教学经验丰富的优秀体育教师竟然不知道怎么上体育课了：“扁担南瓜进课堂”、“体育课像演活报剧一样”、“模拟劳动的体育课”等怪异的体育课接连不断地出现，一些新体育课的观摩示范给人以内涵不深、做秀表演之嫌。随之而来的争论也越来越多，我们不得不讨论体育课程“应不应该教运动技术”这类令人不可思议的问题。课程改革实践层面出现的问题必然和其指导改革的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体育课程的改革在理论上准备不足，势必会影响其改革的进程。
二、体育课程改革应有针对性、连贯性
体育课程的改革还应该建立在对以往体育课程问题的深刻认识和针对性基础之上，如果其改革不能针对以往存在的主要问题，其收效必会受到影响。中外课程改革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课程改革中，如何避免“推倒式重来”的矫枉过正是改革者必须深思和谨慎处理的问题。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伊始，有些人为了宣传新课标的优越，把大纲时代的传统体育课程作为批判的靶子，并通过“新课标”与“旧大纲”、“课标课”与“大纲课”、“新教师”与“旧教师”的比较，否定传统的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课程改革只有建立在对以往问题的深刻认识基础之上，其改革才会明确而有针对性。否则，改革就会盲目，就会偏离其初衷，甚至错误地改掉本不该改的东西，犹如泼脏水同时把孩子泼了出去。不容否认的是，在新一轮的课程改革中确实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比如，我们在改革知识教育弊端的过程中误以为知识不重要，导致轻视知识传递的倾向。这种倾向在新体育课程改革中同样有所表现。例如，新课程标准中在体育学习领域的划分中将认知发展这一最基本的目标排除在五个领域之外。体育课程教学难道就不学习体育运动的文化科学知识?更令人不解的是，课程标准为什么又要在五个领域的具体水平目标中羞羞答答地夹杂着诸多认知学习的目标呢?难道过去大纲时代的“三基”学习就完全错了?学生增进健康没有科学知识的指引是否行得通?目前，从世界范围来看，体育作为学科的地位正在下降，其存在的价值甚至受到了怀疑，体育教育的地位和处境岌岌可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加强体育作为课程的学科地位呢?我们还能再忽视学生体育认知的发展吗?最近，我国著名教育家吕型伟先生呼吁要学点教育史。这种呼吁可谓用心良苦。“时代每向前迈进一步，都要唤起人们反思一下历史，以便弄清楚自己背靠的是什么，自己起点在哪里，自己处于历史发展链条中的哪一环。”中外课程改革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课程改革中，如何避免“推倒式重来”的“矫枉过正”是改革者必须深思和谨慎处理的问题。体育课程改革毕竟不是搞运动，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正如一棵树的生长会有年轮的印痕。如果仅凭着一股热情，缺乏问题意识，不着力分析和解决过去体育课程建设发展中存在的真切问题，难免会做出不切实际的事情。
三、走中庸之道，促进体育课程改革的和谐发展
既然有些风险是无法规避的，也是无法感知的，但是在未来有可能会给人类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因此，走中庸之道，保持必要的张力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孔子提出的“中庸”，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中道”，库恩提出的保持“必要的张力”，表达的都是同样的意思，即防止出现极端的问题。
促进教育改革的和谐发展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教育改革与社会改革之间的和谐。教育改革是社会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应与一定时期内的经济、科技、政治体制等社会改革协调一致，相互影响，彼此促进，避免出现“扬此抑彼”的现象。二是教育领域内各组成部分的和谐。如体育教育与基础教育、城乡之间的教育、区域之间的教育等协调、均衡发展，缩小它们之间的自然的、人为的差距。体育课程的改革不能“为所欲为”，而应该在一定的条件下展开，保持一种必要的度，实行有限度的发展。就公平与效率而言，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侧重点不同，保持二者之间必要的张力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之一，因而要反对走极端，反对非此即彼的两极思维。一方面，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它内在的具有伦理价值取向，要求教育改革者关注所有学校和学生的发展，理想的做法是公平地分配教育资源；另一方面，由于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如同经济资源总是稀缺的，而人们对教育资源的需求总是日益在增长，因而“帕累托最优”一般难以实现。这样，国家在一定的时期实行倾斜性政策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这种倾斜性政策在不同的时期应该倾向不同，而不是长期倾向于同一地方或区域，同时对作出牺牲的地区进行补偿。体育课程改革是一项复杂的过程，面对课程改革风险的主要因素除做好以上的工作外，我认为还应该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这样对规避体育课程改革中的风险有一定意义。
体育课程改革必须处理好“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吸收、借鉴他国体育课程改革的经验是重要的，我们不能闭门造车，必须注意吸收他国的成功经验与教切I。但另一方面，任何课程改革都是本土的、民族的、具体的，因此，体育课程改革又必须充分结合、照顾本国的国情，考虑自身所处的文化处境，体现“本土化的实际”，对于“他者”的经验，必须作实事求是的分析，不能一味地将国外经验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课程改革经验理想化、绝对化。在学习、借鉴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本国的实际在认真研究自己的国情的基础上综合分析、消化吸收。只有立足本国，洋为中用，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继承与发展、借鉴与创新。
体育课程改革必须处理好“改革”与“稳定”的关系。这不仅是我们顺利推进体育课程改革的重要保障，同时又是创设良好课程运行机制的重要条件。从二者关系看，改革是体育课程发展的动力，稳定是体育课程发展的保障，改革是稳定的基础，但稳定也是改革的前提。在体育课程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决防止重“稳定”、轻“改革”，把稳定与改革对立起来的做法，同时，也要防止重“改革”轻“稳定”的冲动冒进主义。在当前，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大势所趋，基础教育课程不改革，无疑会有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业。但不讲稳定也会影响课程改革的顺利实现。在改革已成大势所趋的当下，我们尤其要认识到体育课程改革的长期性，不能急功近利，因为任何教育改革都是渐进的、继承和革新并存的过程，不能企盼通过一次性体育课程改革就能达到一劳永逸的效果，不能用“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方法，而应该分步地扎实、稳步地向前推进，要尽可能减少在基层实施中引发震荡。
总之，体育课程改革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在对其体育课程改革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中找出课程改革风险因素后，对风险因素采取规避措施来控制、减轻风险是关键。
责任编辑 关燕云
一、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加强体育课程改革基础理论建设
对体育课程改革的理解和认识应该具有一定的哲学视角，应将其建立在相应的课程理论和学科教学理论基础之上，而理论本身也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和时间的沉淀。体育课程改革是在我国体育课程理论研究成果还非常缺乏的条件下进行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其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研制无疑是一次大胆的创新。但这种创新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其课程设计的根基有多深?在理论上的准备是否充分?其设计是否经过了比较充分的论证?涉及本次课程改革设计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比如，体育课程的本质是什么?其课程设计的逻辑起点是什么?其课程编制的基本原理是否具备?我们能否套用一般文化科学课程的编制原理来建构体育课程?体育课程和体育与健康课程在本质上有无区别?是否只是称谓上的变化?两者在课程设计上遵循的课程构建原理是否相同?以“身体练习为主要手段、突出健康目标的课程”应该按照什么逻辑设计?按照运动和健康两条主线设计课程在逻辑或原理上是否成立?我们的课程设计是否具有哲学、社会学、教育学、体育学意义上的深入思考?这诸多问题值得深思。对这次新体育课程改革，广大体育教师充满了期待，而实验伊始，一线教师更是热情投入，积极努力探索，取得了诸多可喜的教改成果。但随着实验的不断深入，一些问题也接二连三地显露了出来，出现了诸如“淡化运动技能教学”、“赶时髦，搞形式主义”、“体育教学虚无化”等倾向。更令我们难堪的是，一些教学经验丰富的优秀体育教师竟然不知道怎么上体育课了：“扁担南瓜进课堂”、“体育课像演活报剧一样”、“模拟劳动的体育课”等怪异的体育课接连不断地出现，一些新体育课的观摩示范给人以内涵不深、做秀表演之嫌。随之而来的争论也越来越多，我们不得不讨论体育课程“应不应该教运动技术”这类令人不可思议的问题。课程改革实践层面出现的问题必然和其指导改革的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体育课程的改革在理论上准备不足，势必会影响其改革的进程。
二、体育课程改革应有针对性、连贯性
体育课程的改革还应该建立在对以往体育课程问题的深刻认识和针对性基础之上，如果其改革不能针对以往存在的主要问题，其收效必会受到影响。中外课程改革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课程改革中，如何避免“推倒式重来”的矫枉过正是改革者必须深思和谨慎处理的问题。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伊始，有些人为了宣传新课标的优越，把大纲时代的传统体育课程作为批判的靶子，并通过“新课标”与“旧大纲”、“课标课”与“大纲课”、“新教师”与“旧教师”的比较，否定传统的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课程改革只有建立在对以往问题的深刻认识基础之上，其改革才会明确而有针对性。否则，改革就会盲目，就会偏离其初衷，甚至错误地改掉本不该改的东西，犹如泼脏水同时把孩子泼了出去。不容否认的是，在新一轮的课程改革中确实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比如，我们在改革知识教育弊端的过程中误以为知识不重要，导致轻视知识传递的倾向。这种倾向在新体育课程改革中同样有所表现。例如，新课程标准中在体育学习领域的划分中将认知发展这一最基本的目标排除在五个领域之外。体育课程教学难道就不学习体育运动的文化科学知识?更令人不解的是，课程标准为什么又要在五个领域的具体水平目标中羞羞答答地夹杂着诸多认知学习的目标呢?难道过去大纲时代的“三基”学习就完全错了?学生增进健康没有科学知识的指引是否行得通?目前，从世界范围来看，体育作为学科的地位正在下降，其存在的价值甚至受到了怀疑，体育教育的地位和处境岌岌可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加强体育作为课程的学科地位呢?我们还能再忽视学生体育认知的发展吗?最近，我国著名教育家吕型伟先生呼吁要学点教育史。这种呼吁可谓用心良苦。“时代每向前迈进一步，都要唤起人们反思一下历史，以便弄清楚自己背靠的是什么，自己起点在哪里，自己处于历史发展链条中的哪一环。”中外课程改革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课程改革中，如何避免“推倒式重来”的“矫枉过正”是改革者必须深思和谨慎处理的问题。体育课程改革毕竟不是搞运动，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正如一棵树的生长会有年轮的印痕。如果仅凭着一股热情，缺乏问题意识，不着力分析和解决过去体育课程建设发展中存在的真切问题，难免会做出不切实际的事情。
三、走中庸之道，促进体育课程改革的和谐发展
既然有些风险是无法规避的，也是无法感知的，但是在未来有可能会给人类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因此，走中庸之道，保持必要的张力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孔子提出的“中庸”，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中道”，库恩提出的保持“必要的张力”，表达的都是同样的意思，即防止出现极端的问题。
促进教育改革的和谐发展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教育改革与社会改革之间的和谐。教育改革是社会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应与一定时期内的经济、科技、政治体制等社会改革协调一致，相互影响，彼此促进，避免出现“扬此抑彼”的现象。二是教育领域内各组成部分的和谐。如体育教育与基础教育、城乡之间的教育、区域之间的教育等协调、均衡发展，缩小它们之间的自然的、人为的差距。体育课程的改革不能“为所欲为”，而应该在一定的条件下展开，保持一种必要的度，实行有限度的发展。就公平与效率而言，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侧重点不同，保持二者之间必要的张力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之一，因而要反对走极端，反对非此即彼的两极思维。一方面，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它内在的具有伦理价值取向，要求教育改革者关注所有学校和学生的发展，理想的做法是公平地分配教育资源；另一方面，由于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如同经济资源总是稀缺的，而人们对教育资源的需求总是日益在增长，因而“帕累托最优”一般难以实现。这样，国家在一定的时期实行倾斜性政策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这种倾斜性政策在不同的时期应该倾向不同，而不是长期倾向于同一地方或区域，同时对作出牺牲的地区进行补偿。体育课程改革是一项复杂的过程，面对课程改革风险的主要因素除做好以上的工作外，我认为还应该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这样对规避体育课程改革中的风险有一定意义。
体育课程改革必须处理好“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吸收、借鉴他国体育课程改革的经验是重要的，我们不能闭门造车，必须注意吸收他国的成功经验与教切I。但另一方面，任何课程改革都是本土的、民族的、具体的，因此，体育课程改革又必须充分结合、照顾本国的国情，考虑自身所处的文化处境，体现“本土化的实际”，对于“他者”的经验，必须作实事求是的分析，不能一味地将国外经验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课程改革经验理想化、绝对化。在学习、借鉴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本国的实际在认真研究自己的国情的基础上综合分析、消化吸收。只有立足本国，洋为中用，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继承与发展、借鉴与创新。
体育课程改革必须处理好“改革”与“稳定”的关系。这不仅是我们顺利推进体育课程改革的重要保障，同时又是创设良好课程运行机制的重要条件。从二者关系看，改革是体育课程发展的动力，稳定是体育课程发展的保障，改革是稳定的基础，但稳定也是改革的前提。在体育课程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决防止重“稳定”、轻“改革”，把稳定与改革对立起来的做法，同时，也要防止重“改革”轻“稳定”的冲动冒进主义。在当前，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大势所趋，基础教育课程不改革，无疑会有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业。但不讲稳定也会影响课程改革的顺利实现。在改革已成大势所趋的当下，我们尤其要认识到体育课程改革的长期性，不能急功近利，因为任何教育改革都是渐进的、继承和革新并存的过程，不能企盼通过一次性体育课程改革就能达到一劳永逸的效果，不能用“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方法，而应该分步地扎实、稳步地向前推进，要尽可能减少在基层实施中引发震荡。
总之，体育课程改革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在对其体育课程改革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中找出课程改革风险因素后，对风险因素采取规避措施来控制、减轻风险是关键。
责任编辑 关燕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