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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里格斯的行政生态理论将生态学与行政学相结合，阐释了棱柱社会及其相对应的棱柱形行政模式的具体内容，为分析我国特有的行政系统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框架。通过具体分析我国特有的经济、政治、沟通网络等五大要素如何作用于政府的行政系统并发挥何种影响，指明我国行政系统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这一研究过程对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明确和践行和谐的行政生态系统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关键词]行政生态理论；棱柱社会；行政系统；政策执行环境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05 — 0059 — 03
一、行政生态理论的回顾与阐释
（一）里格斯行政生态理论的溯源与推演
行政生态理论于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行政学界兴起，它是一门以生态学的方法研究行政现象、行政行为与行政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行政学分支学科。1945年，美国哈佛大学的约翰·高斯教授首次详尽阐述了如何运用生态学方法研究公共行政这一主题，但他的理论在当时并未引起学界的重视，真正使行政生态学成为一门系统学科并在行政学研究领域产生重要影响的则是美国的行政学家弗雷德·里格斯。里格斯指出，要考察一个国家的公共行政，必须着眼于该国的社会这个大系统而不是仅局限于该国的行政系统本身，即应考察一国的行政与该国环境的相互关系。也正是基于此种观点，里格斯将行政生态学定义为：研究“自然以及人类文化环境与公共政策运行之间的相互影响情形”的一门行政学分支学科，并指出其研究范围大致包括：探究一国特有的社会文化、政治、历史等诸多因素如何影响并塑造该国的公共行政；与此相对应，一国的公共行政又是如何影响并作用于该国的社会变迁及社会发展。
（二）行政生态理论核心思想与中国现实契合的可行性阐释
研究行政生态理论的后期学者认为，里格斯提出的行政生态学的理论基础由四个原理构成：一是，生态学理论研究的立足点是生命有机体在其延续与进化过程中以及与其外界环境间存在着相互作用；二是，生态学产生并发展的理论基础是生命有机体与其外界环境间存在着多方面的相互依赖关系；三是，生态学研究中的重要方法论特征是泛科学性；四是，生态学理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研究生命有机体与环境间的动态平衡关系。这种动态平衡，在生物学意义上指的是有机体与外界环境由于保持正常有效的能量、物质与信息交换过程，呈现出一种动态的连续性与均衡的状态。正如上述原理所述，一个国家的行政系统必然与外界的政策执行环境间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产生互动关系。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里格斯出生于中国桂林，并长期在东南亚地区生活，其行政生态学中有关过渡社会公共行政的诸多论点都是源于对中国现实社会的研究。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里格斯的行政生态理论为研究我国政策执行环境与行政系统的互动关系，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指导框架。
二、转型时期我国行政模式的厘定
里格斯在《公共行政生态学》（1961年）一书中指出，一个国家的行政生态要素是多样的，其对该国产生的影响也是多样的，但，经济要素、社会要素、沟通网、符号系统以及政治构架在内的五个要素是其中最主要的。里格斯对三种社会形态所对应的行政模式进行了逐一的分析（见表1）。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再基于里格斯对于三种行政模式的基本分析，笔者认为，我国作为过渡（棱柱）社会的典型代表，其特有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几个生态要素对我国行政系统的构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就以各生态要素与和行政系统的互动关系作为剖析的切入点进行探讨。
三、转型时期我国政策执行环境与行政系统間的互动影响
（一）经济生态对行政系统的影响
就目前我国的总体发展状况而言，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处在起步时期，其经济形态更接近于“集市——有限市场”结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对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经济体制改革在多方面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经济结构由国家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而这种变化又引发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与调整，驱使各种社会利益主体重新整合各种关系，从而形成了各个阶层的利益差别扩大的趋势。因此，各利益主体间关系的动态性和多样性使社会各阶层的经济关系变得更加复杂，这些现实情况都要求相应行政系统的有效配合，特别是在涉及行政系统自身利益的问题方面，我国政府必须坚定改革的立场，扎实推进改革进程。其次，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极其不平衡：我国不同地域之间的资源分配和利益关系存在差异，不同性质的企业享受的优惠政策也不同，这些情况导致了利益群体之间利益关系的不平衡。这就要求相应行政系统必须坚定市场经济发展方向，在减少行政干预的同时加强整改，使改革的成果真正惠及于民。
（二）社会生态对行政系统的影响
对于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生态的分析主要从以下两个角度来开展：其一，政党制度对于一国行政系统的构建、发展、改革以及完善全过程都起着先导性的作用，无论异构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政党与政权的关系永远是政治生活中的主旋律。〔1〕各国的政治实践证明：政党的产生必然会对行政系统及其运行过程产生影响；现代政党也需要依靠行政系统来实现自身的政治纲领以及政治目标。其二，社会生态要素也涉及市民社会的发展方面。所谓市民社会是指所有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属于第三部门的那些社会组织。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推进了社会组织的发展进程，不仅在数量上不断增多，而且在种类上也逐步实现多元化，按照里格斯的界定，此类社会组织都可被称为“社团”。“社团”不仅对于实现政府部分职能的社会化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还有利于重塑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关系。然而，从国际视角来看，我国“社团”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行政部门的过度干预，社会大众的接受度低，“社团”自身在筹集资金与志愿者招募上面临重重困难等皆造成我国“社团”的发展阻力重重，这不仅不利于社会组织自身的发展，而且也降低了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利用效率。 （三）沟通网络对行政系统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的生产、生活方式深刻地影响着计划经济体制下传统社会的面貌。我国从改变经济领域的所有制结构以及分配方式入手，进而改变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模式和交往方式。随着市场化、全球化、网络化等不断的渗透，我国公众的主体意识逐步觉醒，自我利益实现的追求空前彰显。沟通网络的畅通开阔了人们的视界，在我国大量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西方的价值观念也迅速渗透到了社会、民众之中，公众的价值观实现了多元化的同时也带动了需求的多元化。畅通便捷的沟通网络不仅带来了种种的便利，也对政府提出了严峻的考验，“我国行政系统该如何应对日益多样的公共需求”成为一个新的难题。
（四）符号系统对行政系统的影响
以行政生态学为指导，我国的政治神话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始终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然而，由于我国具备过渡型社会的主要特征，文化意识方面具有融合传统社会与现代工业社会特征的复杂性。与西方国家“能力本位”的“共同意识”不同，我国社会仍然存在严重的对“官本位”的共识。这种区别导致了中国与西方国家权力结构的根本区别，中国深受“官本位”和“权力本位”思想影响，其权力结构是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形态；而美国的国家权力结构是自下而上的分散状态。这决定了在中国，人们认为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权威代表应该承担一切责任，而西方国家却认为政府的权力越少越好，社会应实现高度自治。此外，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性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体系对我国社会的统治，在这种政治体系的指导下，人们将集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这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个人需求的表达，不利于民主政治的进一步深入。
（五）政治构架对行政系统的影响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决定了政治构架的复杂性，必须从行政体制与行政制度两个紧密相连的问题入手。“所谓行政体制就是经由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具有基本社会公信力和权威性的国家行政组织形态。行政制度则是以一定的政治思想、法律想和管理思想的原则为前提的、同样经由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体制内各权力主体的关系形态或关系模式。”〔2〕 二者形成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但从现实来看，二者不仅自身存在许多的矛盾而且相互之间往往存在不协调，甚至冲突。从行政体制来看，旧体制的衰落，新体制的诞生与成熟都要经历一系列的阵痛和多次反复。尤其是代表新经济关系，并具有社会主义特点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和成熟更需要一个痛苦的脱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代表着旧经济关系的行政职能在新体制建立与成熟之前仍旧发挥着作用，致使政府不得不保留某些旧的职能和机构，以各种过渡性的制度安排来适应新旧行政管理体制的更迭。实际上，旧的体制在力量上往往处于优势地位，阻碍着新体制的成长。总之，我国政治构架这一生态要素表现出的新旧行政管理体制的复杂交织的局面。从行政制度来看，我国行政改革中实行的简政放权分别从纵向和横向两个向度下放和扩散经济权利。在这场社会经济权利结构的巨大调整中，势必会出现大量的权力真空和管理漏洞，政府行政难免出现职能缺位、职能越位和职能错位的乱象。〔3〕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转型期我国政府行政模式则是一种棱柱型行政模式，行政系统表现出异质性、重叠性、形式主义和动态性的特点，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1.行政系统：腐败现象滋生蔓延
目前，我国行政系统中的一大不和谐因素便是行政腐败。虽然，近几年我国党和政府投入大量精力对行政腐败现象进行了系统的整治，其努力的成果也有目共睹，许多重大举措都足以彰显我国党和政府针对腐败问题的坚定立场，但就目前的结果来看仍不尽人意，时至今日我国的行政腐败问题并未得到较好的遏制。由于我国正处于转轨期，经济秩序进行重新排列组合，国家公职人员在经济、政治、道德等方面出现了违背社会规范的现象，腐败问题不断滋生蔓延。〔4〕腐败现象在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同时也严重削弱了我国行政系统的权威，造成了社会思想的混乱。
2.行政生态环境：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拉大
伴随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社会财富不断增多的是收入分配差距愈发的严峻。在我国现代化成长的初期，经济人社会业已形成。不断发展的多元化社会中，经济利益成为人们社会行为的主要驱动力，凡事皆问利益大小，经济人社会使社会的收益差异和利益冲突愈发不可容忍与调和，社会差异主要体现为经济利益的差异和对立。〔5〕 目前，我国正处在现代化成长的初期，公众经济收入的不断扩大以及经济利益的逐渐对立已越发明显。虽然近些年来我国在促进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有意识的采取措施抑制此类问题的发展，对应的经济政策也不断的发生变动以适应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但这些辉煌成就背后所隐藏着得事實：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却不易扭转。收入分配的差距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不利于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
四、 构建和谐行政系统：实现行政生态平衡
行政生态是行政系统与其有关的各种条件的总和，而行政生态的平衡不仅是行政主体、行政行为与自然的协调与平衡，更重要的是行政主体及行政行为与行政对象之间的协调与和谐，行政行为体现着社会公平和人的自由和谐发展。〔6〕因此，我国要进行生态系统的建设，实现行政生态平衡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首先，在构建和谐行政系统过程中，必然要建设和完善和谐的行政文化为行政系统的改革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力量支持，努力使先进、和谐的行政文化变成全体行政人员的共同价值观以及内在的价值追求。一方面，力求实现行政文化建设的制度化、习俗化。毋庸置疑，我国行政机关在旧有行政文化的影响下存在许多问题，领导带头打破旧有的行政文化理念是实现和谐行政理念的关键，努力建立、健全新的规章制度以规范行政人员的行为。此外，要不断加强思想教育，使行政人员自觉的将先进的行政理念变成自发的外在行为。扭转行政习俗，使行政人员在软性约束下实践理念，将先进理念内化为全体公务员的内在价值追求。另一方面，实现行政理念教育的科学化、经常化。要使和谐的行政理念变为行政人员行为准则，必须通过多样化的、科学的形式与方法，使和谐的行政理念深入人心。其次，实现行政系统改革中上下级行政系统的良好衔接。我国行政系统的改革不应是单一进行的，需要把机构改革延伸到省、市、县等低一级的行政系统中。转变行政系统的职能、归并精简其机构，实现上下级行政系统的良好衔接。建立对于各级行政系统更加全面、科学的绩效考评体系。只有有效实现上下级行政系统间的良好衔接，我国的行政系统才能从以政绩为核心的压力型体制解脱出来，各级行政系统的职能才能实现根本和真正意义上的转变。最后，重塑行政系统的形象和公信力。我国行政系统的职能转变的滞后导致政府行为失范现象时有发生，加剧了社会矛盾。因此行政系统要尽快的实现职能的转变，由以管理为主转变为以服务为主，重塑行政系统在公众中的公信力。而行政生态建设是我国整个行政系统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的一环，其核心是“使人们认识并坚信行政与社会利益的一致性，行政主体与行政客体对象之间的一致性，并达成相互关系的和谐与平衡。”〔7〕因此需要我们在行政实践中加大生态行政的建设，重塑行政系统的形象和公信力。
〔参 考 文 献〕
〔1〕 安亮.和谐社会视域下我国行政生态与行政系统的互动影响〔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04）：11-16.
〔2〕 霍秀红. 和谐社会建设的行政生态分析〔D〕. 南京师范大学， 2008.
〔3〕 张菁菁. 行政生态学视角下的中国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研究〔D〕.北京体育大学，2013.
〔4〕 丁美琴，宗钱. 构建和谐社会的行政生态学分析〔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06（03）：81-84.
〔5〕 乐后圣. 和谐社会构建论〔M〕. 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 2005.
〔6〕 高焕清. 转型时期我国县级政府政策执行环境研究：基于里格斯行政生态理论的分析框架〔J〕. 特区经济， 2008，（07）：188-192.
〔7〕 黄计锋. 我国乡镇行政系统的行政生态与生态行政建构——基于苏北乡镇的实证研究〔J〕. 理论导刊， 2008，（02）：16-18.
〔责任编辑：张平凡〕
[关键词]行政生态理论；棱柱社会；行政系统；政策执行环境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05 — 0059 — 03
一、行政生态理论的回顾与阐释
（一）里格斯行政生态理论的溯源与推演
行政生态理论于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行政学界兴起，它是一门以生态学的方法研究行政现象、行政行为与行政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行政学分支学科。1945年，美国哈佛大学的约翰·高斯教授首次详尽阐述了如何运用生态学方法研究公共行政这一主题，但他的理论在当时并未引起学界的重视，真正使行政生态学成为一门系统学科并在行政学研究领域产生重要影响的则是美国的行政学家弗雷德·里格斯。里格斯指出，要考察一个国家的公共行政，必须着眼于该国的社会这个大系统而不是仅局限于该国的行政系统本身，即应考察一国的行政与该国环境的相互关系。也正是基于此种观点，里格斯将行政生态学定义为：研究“自然以及人类文化环境与公共政策运行之间的相互影响情形”的一门行政学分支学科，并指出其研究范围大致包括：探究一国特有的社会文化、政治、历史等诸多因素如何影响并塑造该国的公共行政；与此相对应，一国的公共行政又是如何影响并作用于该国的社会变迁及社会发展。
（二）行政生态理论核心思想与中国现实契合的可行性阐释
研究行政生态理论的后期学者认为，里格斯提出的行政生态学的理论基础由四个原理构成：一是，生态学理论研究的立足点是生命有机体在其延续与进化过程中以及与其外界环境间存在着相互作用；二是，生态学产生并发展的理论基础是生命有机体与其外界环境间存在着多方面的相互依赖关系；三是，生态学研究中的重要方法论特征是泛科学性；四是，生态学理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研究生命有机体与环境间的动态平衡关系。这种动态平衡，在生物学意义上指的是有机体与外界环境由于保持正常有效的能量、物质与信息交换过程，呈现出一种动态的连续性与均衡的状态。正如上述原理所述，一个国家的行政系统必然与外界的政策执行环境间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产生互动关系。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里格斯出生于中国桂林，并长期在东南亚地区生活，其行政生态学中有关过渡社会公共行政的诸多论点都是源于对中国现实社会的研究。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里格斯的行政生态理论为研究我国政策执行环境与行政系统的互动关系，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指导框架。
二、转型时期我国行政模式的厘定
里格斯在《公共行政生态学》（1961年）一书中指出，一个国家的行政生态要素是多样的，其对该国产生的影响也是多样的，但，经济要素、社会要素、沟通网、符号系统以及政治构架在内的五个要素是其中最主要的。里格斯对三种社会形态所对应的行政模式进行了逐一的分析（见表1）。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再基于里格斯对于三种行政模式的基本分析，笔者认为，我国作为过渡（棱柱）社会的典型代表，其特有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几个生态要素对我国行政系统的构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就以各生态要素与和行政系统的互动关系作为剖析的切入点进行探讨。
三、转型时期我国政策执行环境与行政系统間的互动影响
（一）经济生态对行政系统的影响
就目前我国的总体发展状况而言，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处在起步时期，其经济形态更接近于“集市——有限市场”结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对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经济体制改革在多方面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经济结构由国家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而这种变化又引发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与调整，驱使各种社会利益主体重新整合各种关系，从而形成了各个阶层的利益差别扩大的趋势。因此，各利益主体间关系的动态性和多样性使社会各阶层的经济关系变得更加复杂，这些现实情况都要求相应行政系统的有效配合，特别是在涉及行政系统自身利益的问题方面，我国政府必须坚定改革的立场，扎实推进改革进程。其次，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极其不平衡：我国不同地域之间的资源分配和利益关系存在差异，不同性质的企业享受的优惠政策也不同，这些情况导致了利益群体之间利益关系的不平衡。这就要求相应行政系统必须坚定市场经济发展方向，在减少行政干预的同时加强整改，使改革的成果真正惠及于民。
（二）社会生态对行政系统的影响
对于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生态的分析主要从以下两个角度来开展：其一，政党制度对于一国行政系统的构建、发展、改革以及完善全过程都起着先导性的作用，无论异构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政党与政权的关系永远是政治生活中的主旋律。〔1〕各国的政治实践证明：政党的产生必然会对行政系统及其运行过程产生影响；现代政党也需要依靠行政系统来实现自身的政治纲领以及政治目标。其二，社会生态要素也涉及市民社会的发展方面。所谓市民社会是指所有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属于第三部门的那些社会组织。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推进了社会组织的发展进程，不仅在数量上不断增多，而且在种类上也逐步实现多元化，按照里格斯的界定，此类社会组织都可被称为“社团”。“社团”不仅对于实现政府部分职能的社会化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还有利于重塑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关系。然而，从国际视角来看，我国“社团”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行政部门的过度干预，社会大众的接受度低，“社团”自身在筹集资金与志愿者招募上面临重重困难等皆造成我国“社团”的发展阻力重重，这不仅不利于社会组织自身的发展，而且也降低了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利用效率。 （三）沟通网络对行政系统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的生产、生活方式深刻地影响着计划经济体制下传统社会的面貌。我国从改变经济领域的所有制结构以及分配方式入手，进而改变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模式和交往方式。随着市场化、全球化、网络化等不断的渗透，我国公众的主体意识逐步觉醒，自我利益实现的追求空前彰显。沟通网络的畅通开阔了人们的视界，在我国大量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西方的价值观念也迅速渗透到了社会、民众之中，公众的价值观实现了多元化的同时也带动了需求的多元化。畅通便捷的沟通网络不仅带来了种种的便利，也对政府提出了严峻的考验，“我国行政系统该如何应对日益多样的公共需求”成为一个新的难题。
（四）符号系统对行政系统的影响
以行政生态学为指导，我国的政治神话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始终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然而，由于我国具备过渡型社会的主要特征，文化意识方面具有融合传统社会与现代工业社会特征的复杂性。与西方国家“能力本位”的“共同意识”不同，我国社会仍然存在严重的对“官本位”的共识。这种区别导致了中国与西方国家权力结构的根本区别，中国深受“官本位”和“权力本位”思想影响，其权力结构是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形态；而美国的国家权力结构是自下而上的分散状态。这决定了在中国，人们认为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权威代表应该承担一切责任，而西方国家却认为政府的权力越少越好，社会应实现高度自治。此外，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性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体系对我国社会的统治，在这种政治体系的指导下，人们将集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这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个人需求的表达，不利于民主政治的进一步深入。
（五）政治构架对行政系统的影响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决定了政治构架的复杂性，必须从行政体制与行政制度两个紧密相连的问题入手。“所谓行政体制就是经由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具有基本社会公信力和权威性的国家行政组织形态。行政制度则是以一定的政治思想、法律想和管理思想的原则为前提的、同样经由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体制内各权力主体的关系形态或关系模式。”〔2〕 二者形成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但从现实来看，二者不仅自身存在许多的矛盾而且相互之间往往存在不协调，甚至冲突。从行政体制来看，旧体制的衰落，新体制的诞生与成熟都要经历一系列的阵痛和多次反复。尤其是代表新经济关系，并具有社会主义特点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和成熟更需要一个痛苦的脱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代表着旧经济关系的行政职能在新体制建立与成熟之前仍旧发挥着作用，致使政府不得不保留某些旧的职能和机构，以各种过渡性的制度安排来适应新旧行政管理体制的更迭。实际上，旧的体制在力量上往往处于优势地位，阻碍着新体制的成长。总之，我国政治构架这一生态要素表现出的新旧行政管理体制的复杂交织的局面。从行政制度来看，我国行政改革中实行的简政放权分别从纵向和横向两个向度下放和扩散经济权利。在这场社会经济权利结构的巨大调整中，势必会出现大量的权力真空和管理漏洞，政府行政难免出现职能缺位、职能越位和职能错位的乱象。〔3〕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转型期我国政府行政模式则是一种棱柱型行政模式，行政系统表现出异质性、重叠性、形式主义和动态性的特点，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1.行政系统：腐败现象滋生蔓延
目前，我国行政系统中的一大不和谐因素便是行政腐败。虽然，近几年我国党和政府投入大量精力对行政腐败现象进行了系统的整治，其努力的成果也有目共睹，许多重大举措都足以彰显我国党和政府针对腐败问题的坚定立场，但就目前的结果来看仍不尽人意，时至今日我国的行政腐败问题并未得到较好的遏制。由于我国正处于转轨期，经济秩序进行重新排列组合，国家公职人员在经济、政治、道德等方面出现了违背社会规范的现象，腐败问题不断滋生蔓延。〔4〕腐败现象在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同时也严重削弱了我国行政系统的权威，造成了社会思想的混乱。
2.行政生态环境：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拉大
伴随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社会财富不断增多的是收入分配差距愈发的严峻。在我国现代化成长的初期，经济人社会业已形成。不断发展的多元化社会中，经济利益成为人们社会行为的主要驱动力，凡事皆问利益大小，经济人社会使社会的收益差异和利益冲突愈发不可容忍与调和，社会差异主要体现为经济利益的差异和对立。〔5〕 目前，我国正处在现代化成长的初期，公众经济收入的不断扩大以及经济利益的逐渐对立已越发明显。虽然近些年来我国在促进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有意识的采取措施抑制此类问题的发展，对应的经济政策也不断的发生变动以适应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但这些辉煌成就背后所隐藏着得事實：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却不易扭转。收入分配的差距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不利于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
四、 构建和谐行政系统：实现行政生态平衡
行政生态是行政系统与其有关的各种条件的总和，而行政生态的平衡不仅是行政主体、行政行为与自然的协调与平衡，更重要的是行政主体及行政行为与行政对象之间的协调与和谐，行政行为体现着社会公平和人的自由和谐发展。〔6〕因此，我国要进行生态系统的建设，实现行政生态平衡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首先，在构建和谐行政系统过程中，必然要建设和完善和谐的行政文化为行政系统的改革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力量支持，努力使先进、和谐的行政文化变成全体行政人员的共同价值观以及内在的价值追求。一方面，力求实现行政文化建设的制度化、习俗化。毋庸置疑，我国行政机关在旧有行政文化的影响下存在许多问题，领导带头打破旧有的行政文化理念是实现和谐行政理念的关键，努力建立、健全新的规章制度以规范行政人员的行为。此外，要不断加强思想教育，使行政人员自觉的将先进的行政理念变成自发的外在行为。扭转行政习俗，使行政人员在软性约束下实践理念，将先进理念内化为全体公务员的内在价值追求。另一方面，实现行政理念教育的科学化、经常化。要使和谐的行政理念变为行政人员行为准则，必须通过多样化的、科学的形式与方法，使和谐的行政理念深入人心。其次，实现行政系统改革中上下级行政系统的良好衔接。我国行政系统的改革不应是单一进行的，需要把机构改革延伸到省、市、县等低一级的行政系统中。转变行政系统的职能、归并精简其机构，实现上下级行政系统的良好衔接。建立对于各级行政系统更加全面、科学的绩效考评体系。只有有效实现上下级行政系统间的良好衔接，我国的行政系统才能从以政绩为核心的压力型体制解脱出来，各级行政系统的职能才能实现根本和真正意义上的转变。最后，重塑行政系统的形象和公信力。我国行政系统的职能转变的滞后导致政府行为失范现象时有发生，加剧了社会矛盾。因此行政系统要尽快的实现职能的转变，由以管理为主转变为以服务为主，重塑行政系统在公众中的公信力。而行政生态建设是我国整个行政系统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的一环，其核心是“使人们认识并坚信行政与社会利益的一致性，行政主体与行政客体对象之间的一致性，并达成相互关系的和谐与平衡。”〔7〕因此需要我们在行政实践中加大生态行政的建设，重塑行政系统的形象和公信力。
〔参 考 文 献〕
〔1〕 安亮.和谐社会视域下我国行政生态与行政系统的互动影响〔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04）：11-16.
〔2〕 霍秀红. 和谐社会建设的行政生态分析〔D〕. 南京师范大学， 2008.
〔3〕 张菁菁. 行政生态学视角下的中国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研究〔D〕.北京体育大学，2013.
〔4〕 丁美琴，宗钱. 构建和谐社会的行政生态学分析〔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06（03）：81-84.
〔5〕 乐后圣. 和谐社会构建论〔M〕. 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 2005.
〔6〕 高焕清. 转型时期我国县级政府政策执行环境研究：基于里格斯行政生态理论的分析框架〔J〕. 特区经济， 2008，（07）：188-192.
〔7〕 黄计锋. 我国乡镇行政系统的行政生态与生态行政建构——基于苏北乡镇的实证研究〔J〕. 理论导刊， 2008，（02）：16-18.
〔责任编辑：张平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