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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教室是什么样子的？教室应该具备哪些育人功能？学生在教室里只是听、说和做习题吗？教室里的课桌椅都要一样吗？基于近20年对国内外课堂教学的观察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朱旭东提出了“教室文化”这一概念。他强调，教室文化必须关注学生当下的生活、需求和欲望，“可以肯定地说，当学生在教室里作为生命个体存在的时候，其生活绝不只是拿一本教材坐在课桌前的生活，其需求也绝不仅仅是听老师讲课，其欲望更不仅限于在家长和老师面前考一个高分”。朱旭东认为，教室文化应该根据学生学习规律和多样化发展进行优化，鼓励学生动手操作、体验和探究，这与当下的“双减”政策不谋而合，可作为探索“双减”落地的一条新路径。
教室，是另一个重要的“教育者”
《教育家》：一直以来，人们常说的是学校文化、班级文化、课堂文化，关于教室文化很少被提及。您对教室文化的关注是如何开始的？
朱旭东：过去几年，我曾到美国、英国、芬兰、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大学进行访问，期间也顺访了一些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当走进课堂去观察，让我感到诧异的是，中西方的教室文化是如此不同。于是，我开始有目的地观察教室文化。教室，既是一个讲台、桌椅、黑板等构成的物质空间，又是一个师生同在的活动空间、生活空间、信息空间和社会空间，甚至是一个生态空间。在这个具有教育意义的文化空间里，既可以建立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道德关系，又可以满足学生学习和发展的需要。基于此，我认为教室文化应具有以下内涵——
首先，教室文化一定是满足学生发展需要的文化。教室文化应该满足学生大脑发育、生理和身体发展、认知和情感发展、道德和公民性发展、个性和社会性发展、健康与安全发展、艺术和审美发展的需要。因此，教室文化应该是指向学生发展目标建构的文化。
其次，教室文化应该指向学生学习的精神、物质、制度和行为文化的总体。教室文化应该创造性地为学生设计有利于学习的环境，应该为教师和学生设计有关学习认知的内容。
再次，教室文化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创造的精神、物质、制度和行为的文化。教室文化应该是一种具有理念价值、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的统一的价值体系，它通过诱发师生行为的动机，指引并制约师生的行动，从而使教室保持在“秩序”状态。
最后，教室文化应该是适合儿童成长的具有家庭文化延续性的精神、制度、物质和行为的文化。教室文化应该是有利于儿童成长的生活文化，是“教育即生活”的文化。
总之，教室文化构建的前提应该是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教室只有在学生、教师和文化共存的条件下，才具有时间和空间的互动意义。教室文化是为学生和教师提供学与教的文化，是学生可以能动、自主、主体地构建学习过程的文化，是教师可以实现全专业属性的文化。
《教育家》：目前我国学校的教室文化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应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变革？
朱旭东：在几千年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形态的影响下，我国学校形成了“九个一”（一个讲台、一張桌子、一把椅子、一块黑板、一个投影仪、一台计算机、一本教材、一个练习册、一支笔）的教室文化。作为教室文化存在的一种形态，我们不能说它是过时的、没有价值的，但是从操作性、创造性、自由性的个性化学习的角度来说，“九个一”的教室文化的确有很大局限性，与当下工业化的社会生活缺乏紧密联系。
为了孩子能更好地学习，尤其是今天我们需要培养创造性人才，变革教室文化是必要的。只有借助于教室文化的学习资源，我们才能有效开展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情感交际等。创造性人才的想象力、好奇心、专注力、问题解决能力等的培养离不开教室文化。“九个一”的教室文化不利于儿童大脑的充分发育，也难以促进儿童心智的全面发展，尤其是创造力发展。因此，有必要在尊重大脑分工规律的基础上进行教室文化建设的探索与创新，在设计中体现出知识学习系统、技能性系统的不同要求，体现出中国的文化特质与创新。
因此，我们提出了教室文化的五大构建路径，即基于学校文化的教室文化构建路径、基于教师自我知识形成的教室文化构建路径、基于学段的教室文化构建路径、基于学科领域的教室文化构建路径、基于技术的教室文化构建路径。
当今时代，科技迅猛发展。有必要详谈一下基于技术的教室文化构建路径，主要包括：其一，基于信息技术构建教室文化，为学生提供一个现实学习资源和虚拟学习资源共存的环境;其二，基于工业技术构建教室文化，把人类文明所积累的工业技术知识，通过实物、标本、缩微模型等成为教室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仅成为学生学习技术的教室文化，而且是学生学习学科知识的手段和工具;其三，基于农业技术构建教室文化，把人类文明所积累的农业技术知识通过环境的设计提供给学生可体验的教室文化。
教室文化变革，探索“双减”落地新路径
《教育家》：当下，课堂不局限于教室，但教室依然是课堂的主阵地。“双减”对课堂教学提出了更高要求，这是否能成为变革教室文化的一个契机，同时使教室文化变革成为探索“双减”落地的一种新路径？
朱旭东：高质量的教育应该落到孩子的高质量发展。国家下大力气落实“双减”政策，是为了让孩子们全面自由地发展、健康快乐地成长。在幼儿和小学阶段，孩子最需要成长和发展的自由，我们的教育应该以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为准，给儿童创造自由发展的空间，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学习兴趣，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解放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也正是教室文化变革的核心要义所在。
“双减”的确对课堂教学提出了更高要求，这就需要教师努力优化教育方法，不断提升育人效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教师要提升课堂教学质量，需要更多有效的抓手。“九个一”的教室文化使师生教育交往实践受限，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教师教学的能动性。在研究教师发展的过程中，我曾提出一个观点，即教室文化的物质存在决定了教师的专业意识。因此，我们要通过重构教室文化来推动教师专业意识的变革。 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是“双减”工作的指向之一。现在，大多数教师布置的作业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书面作业，如果仅站在这个指针下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恐难真正减轻学生作业负担。我认为，在减负过程中，非常有必要引入教室文化的逻辑，增加作业的丰富性、可操作性、可选择性，给教师提供更大的改革空间。
从我们所能找到的教育学术相关文献来看，教室文化还没有正式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在实践中推动教室文化变革的举措也不多。在我看来，若要使中国教育走出今天所遇到的诸多困境，亟需一场广泛、深入、持久的“教室文化变革”。
《教育家》：构建基于教室文化的学习理论，您提出四个范畴——集体性个人学习、集体性集体学习、个体性集体学习、个体性个人学习，请您解释一下这四个范畴的含义。在“九个一”的教室文化中，我国学生多进行的是集体性个人学习。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背景下，您认为这种情况需要作出怎样的改变？
朱旭东：集体性个人学习，是指学生们坐在教室里各学各的，互不干扰。集体朗读课文是典型的集体性集体学习。同一间教室里，教师给学生布置不同的任务，这就是个体性个人学习。个体性集体学习，则是指每个个体的学习任务不同，但每个个体所做的与其他人所做的又紧密联系，最后要融为一体，比如在美国的课堂里，我看到很多孩子通过这种学习方式一起制作野营帐篷。
目前，我国的教室里普遍呈现出集体性个人学习的特点。个人学习很重要，但在此基础之上，需要增加集体性集体学习和个体性集体学习，以培养孩子的合作性、交往性、规定性与制约性等。虽然我们也有教师开始探索并开展小组学习，但往往仅关注过程性学习，并没有将过程性学习与结果性学习相统一。比如，小组学习往往在讨论、合作之后，依然回到学生个人的作业本上。
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合作是一个人生存的必要条件，团队精神、合作能力是现代人必备的基本素质。据相关资料显示，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团队合作取得成就的比例已高达60%。
《教育家》：您强调，在教室里一定要体现儿童生命成长的过程，要通过教室文化建设，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情境化、具有生命意义和社会情感关系的环境。在教室文化建设中，不同主体分别要承担什么责任？
朱旭东：现在孩子们学习和生活的方式太单一，关注教室文化，就是希望能够为孩子们提供多种多样的学习资源和学习机会。當然，这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
首先，需要政府在进行学校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将教室文化建设充分考虑进去。当前，我国城市的学校和教室资源的投入已基本完成，文化审美性投入也在逐渐增大，但教室文化的投入尚未开展。乡村地区的学校和教室的财政投入也已经基本满足了教育发展的需要，但在学校和教室的文化审美性上的投入还非常欠缺，更没有进入教室文化的财政投入阶段。政府除了在学生营养餐等方面的投入，更应在学生全面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方面进行投入，尤其是在教室里的学科学习资源方面的投入，尽管这还需要小班化教学和扩大教室空间等条件的支持，但开始做就是一种突破。
其次，校长要有教室文化建设的意识，真正去思考应该为儿童提供一个具有何种教室文化特征的学习环境，这也是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的一条重要途径。
最后，落到具体的教室文化建设层面，则需教师和学生共同努力。教师是最重要的教室文化的构建者，教室文化中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等建构都需要通过班主任、科任教师来实现。比如，要培养学生提问的能力，班主任可以在教室里设置一面“问题墙”，专门用来张贴学生提出的问题，而提问本身就能够促进学生思考。
对于学生而言，教室文化是其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的学业成就的反映，是和教师共同商讨制定的班规制度。但走进我国的中小学教室，你会发现大部分教室里张贴的规章制度都是统一的，或者是教育部的某项规定，或者是学校的某项制度，很少有学生共同协商出来的班级制度，这说明我们的教室文化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营造立体化育人环境
《教育家》：在您看来，教室文化和班级文化有什么不一样？教室文化如何与学校文化、班级文化相互促进，营造立体化育人环境？
朱旭东：建立班级行政管理小组是班级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它更多是站在制度文化建设的立场上，从行政逻辑反映班级建设的情况，属于一种“软文化”。而教室文化不仅仅基于一种行政逻辑，更重要的是基于学生学习和发展的逻辑，它不仅代表行政组织的文化，还是一个通过师生共同创造为学生成长提供的一个有益的文化环境。
可以说，教室文化是隐性文化的显性化，是价值观文化在教室里的具体体现。一间教室承载着儿童道德发展、情感发展、价值观形成等场景。比如，日本学校通常会将一个班级按照健康、学习、体育、艺术等领域编成几个小组，每个学生分别担任不同的角色，并将具体分工情况和照片挂在教室墙壁上，这不就是制度文化建设在教室里的显性化吗？
教室文化是通过学校文化的公共性来建构的。它既是学校文化的细胞，又是学校文化多样性的反映。学校文化的公共性体现在学校的公共区域，而学校文化的多样性则体现在教室文化中。因此，不能离开学校文化精神去孤立地谈教室文化。从我的观察来看，我国的学校文化普遍表现为装饰性文化、张贴性文化、口号性文化、牌匾性文化等内容。这也使教室文化呈现出类似特点。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些教室文化没有价值，但这也反映出，在我们的学校文化和教室文化中，欠缺具有教育性和儿童成长性的文化、生活性文化、玩乐性文化等，这是值得我们反思和亟待改变的。
《教育家》：基于比较教育研究的经验，您认为国外学校在教室文化建设方面的经验有哪些是适合并值得我们借鉴的？
朱旭东：在时代多元化发展的进程中，我们借鉴了西方国家一些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可是在落地时发现我们的教室缺少物质基础。西方文献里所提出来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都是某种具体现象或某个具体指向性对象的反映，是在特定的土壤里长出来的。因此，我们要真正学习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还需借鉴和学习多种教室文化的建设路径。我国人口基数庞大，各年龄段受教育者众多，教室空间有限，不可能照搬西方的经验，但我们可以通过建造专业教室、局部性改造等途径来丰富教室的功能性。
西方国家的教室文化普遍具有丰富性的特点，此外，物质性、制度性、行为性和精神性也都有所体现。比如，在教室里设计数学墙、词汇墙、工作墙、研究墙、挑战墙，通过教室墙本身反映教室里所发生的事情。在英国和美国，教室的墙壁几乎没有空白，甚至天花板上都挂满了各种各样的学习资料、学习用具、学习成果。他们注重教室里的情感文化建设，我看到他们把大大的“love”贴在墙壁上，或者用孩子的手印组成一个大大的心形。
100多年前，杜威在《学校与社会》中提出：“学校有机会把自己与生活连接在一起，成为儿童的家;在这里，儿童们通过直接的生活而学习。”杜威显然希望学校的教室成为学生生活的场地，学生不是用练习本和练习册来做作业，而是用各种材料来做作业。这不正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教室文化吗？
教室，是另一个重要的“教育者”
《教育家》：一直以来，人们常说的是学校文化、班级文化、课堂文化，关于教室文化很少被提及。您对教室文化的关注是如何开始的？
朱旭东：过去几年，我曾到美国、英国、芬兰、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大学进行访问，期间也顺访了一些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当走进课堂去观察，让我感到诧异的是，中西方的教室文化是如此不同。于是，我开始有目的地观察教室文化。教室，既是一个讲台、桌椅、黑板等构成的物质空间，又是一个师生同在的活动空间、生活空间、信息空间和社会空间，甚至是一个生态空间。在这个具有教育意义的文化空间里，既可以建立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道德关系，又可以满足学生学习和发展的需要。基于此，我认为教室文化应具有以下内涵——
首先，教室文化一定是满足学生发展需要的文化。教室文化应该满足学生大脑发育、生理和身体发展、认知和情感发展、道德和公民性发展、个性和社会性发展、健康与安全发展、艺术和审美发展的需要。因此，教室文化应该是指向学生发展目标建构的文化。
其次，教室文化应该指向学生学习的精神、物质、制度和行为文化的总体。教室文化应该创造性地为学生设计有利于学习的环境，应该为教师和学生设计有关学习认知的内容。
再次，教室文化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创造的精神、物质、制度和行为的文化。教室文化应该是一种具有理念价值、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的统一的价值体系，它通过诱发师生行为的动机，指引并制约师生的行动，从而使教室保持在“秩序”状态。
最后，教室文化应该是适合儿童成长的具有家庭文化延续性的精神、制度、物质和行为的文化。教室文化应该是有利于儿童成长的生活文化，是“教育即生活”的文化。
总之，教室文化构建的前提应该是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教室只有在学生、教师和文化共存的条件下，才具有时间和空间的互动意义。教室文化是为学生和教师提供学与教的文化，是学生可以能动、自主、主体地构建学习过程的文化，是教师可以实现全专业属性的文化。
《教育家》：目前我国学校的教室文化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应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变革？
朱旭东：在几千年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形态的影响下，我国学校形成了“九个一”（一个讲台、一張桌子、一把椅子、一块黑板、一个投影仪、一台计算机、一本教材、一个练习册、一支笔）的教室文化。作为教室文化存在的一种形态，我们不能说它是过时的、没有价值的，但是从操作性、创造性、自由性的个性化学习的角度来说，“九个一”的教室文化的确有很大局限性，与当下工业化的社会生活缺乏紧密联系。
为了孩子能更好地学习，尤其是今天我们需要培养创造性人才，变革教室文化是必要的。只有借助于教室文化的学习资源，我们才能有效开展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情感交际等。创造性人才的想象力、好奇心、专注力、问题解决能力等的培养离不开教室文化。“九个一”的教室文化不利于儿童大脑的充分发育，也难以促进儿童心智的全面发展，尤其是创造力发展。因此，有必要在尊重大脑分工规律的基础上进行教室文化建设的探索与创新，在设计中体现出知识学习系统、技能性系统的不同要求，体现出中国的文化特质与创新。
因此，我们提出了教室文化的五大构建路径，即基于学校文化的教室文化构建路径、基于教师自我知识形成的教室文化构建路径、基于学段的教室文化构建路径、基于学科领域的教室文化构建路径、基于技术的教室文化构建路径。
当今时代，科技迅猛发展。有必要详谈一下基于技术的教室文化构建路径，主要包括：其一，基于信息技术构建教室文化，为学生提供一个现实学习资源和虚拟学习资源共存的环境;其二，基于工业技术构建教室文化，把人类文明所积累的工业技术知识，通过实物、标本、缩微模型等成为教室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仅成为学生学习技术的教室文化，而且是学生学习学科知识的手段和工具;其三，基于农业技术构建教室文化，把人类文明所积累的农业技术知识通过环境的设计提供给学生可体验的教室文化。
教室文化变革，探索“双减”落地新路径
《教育家》：当下，课堂不局限于教室，但教室依然是课堂的主阵地。“双减”对课堂教学提出了更高要求，这是否能成为变革教室文化的一个契机，同时使教室文化变革成为探索“双减”落地的一种新路径？
朱旭东：高质量的教育应该落到孩子的高质量发展。国家下大力气落实“双减”政策，是为了让孩子们全面自由地发展、健康快乐地成长。在幼儿和小学阶段，孩子最需要成长和发展的自由，我们的教育应该以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为准，给儿童创造自由发展的空间，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学习兴趣，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解放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也正是教室文化变革的核心要义所在。
“双减”的确对课堂教学提出了更高要求，这就需要教师努力优化教育方法，不断提升育人效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教师要提升课堂教学质量，需要更多有效的抓手。“九个一”的教室文化使师生教育交往实践受限，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教师教学的能动性。在研究教师发展的过程中，我曾提出一个观点，即教室文化的物质存在决定了教师的专业意识。因此，我们要通过重构教室文化来推动教师专业意识的变革。 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是“双减”工作的指向之一。现在，大多数教师布置的作业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书面作业，如果仅站在这个指针下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恐难真正减轻学生作业负担。我认为，在减负过程中，非常有必要引入教室文化的逻辑，增加作业的丰富性、可操作性、可选择性，给教师提供更大的改革空间。
从我们所能找到的教育学术相关文献来看，教室文化还没有正式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在实践中推动教室文化变革的举措也不多。在我看来，若要使中国教育走出今天所遇到的诸多困境，亟需一场广泛、深入、持久的“教室文化变革”。
《教育家》：构建基于教室文化的学习理论，您提出四个范畴——集体性个人学习、集体性集体学习、个体性集体学习、个体性个人学习，请您解释一下这四个范畴的含义。在“九个一”的教室文化中，我国学生多进行的是集体性个人学习。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背景下，您认为这种情况需要作出怎样的改变？
朱旭东：集体性个人学习，是指学生们坐在教室里各学各的，互不干扰。集体朗读课文是典型的集体性集体学习。同一间教室里，教师给学生布置不同的任务，这就是个体性个人学习。个体性集体学习，则是指每个个体的学习任务不同，但每个个体所做的与其他人所做的又紧密联系，最后要融为一体，比如在美国的课堂里，我看到很多孩子通过这种学习方式一起制作野营帐篷。
目前，我国的教室里普遍呈现出集体性个人学习的特点。个人学习很重要，但在此基础之上，需要增加集体性集体学习和个体性集体学习，以培养孩子的合作性、交往性、规定性与制约性等。虽然我们也有教师开始探索并开展小组学习，但往往仅关注过程性学习，并没有将过程性学习与结果性学习相统一。比如，小组学习往往在讨论、合作之后，依然回到学生个人的作业本上。
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合作是一个人生存的必要条件，团队精神、合作能力是现代人必备的基本素质。据相关资料显示，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团队合作取得成就的比例已高达60%。
《教育家》：您强调，在教室里一定要体现儿童生命成长的过程，要通过教室文化建设，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情境化、具有生命意义和社会情感关系的环境。在教室文化建设中，不同主体分别要承担什么责任？
朱旭东：现在孩子们学习和生活的方式太单一，关注教室文化，就是希望能够为孩子们提供多种多样的学习资源和学习机会。當然，这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
首先，需要政府在进行学校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将教室文化建设充分考虑进去。当前，我国城市的学校和教室资源的投入已基本完成，文化审美性投入也在逐渐增大，但教室文化的投入尚未开展。乡村地区的学校和教室的财政投入也已经基本满足了教育发展的需要，但在学校和教室的文化审美性上的投入还非常欠缺，更没有进入教室文化的财政投入阶段。政府除了在学生营养餐等方面的投入，更应在学生全面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方面进行投入，尤其是在教室里的学科学习资源方面的投入，尽管这还需要小班化教学和扩大教室空间等条件的支持，但开始做就是一种突破。
其次，校长要有教室文化建设的意识，真正去思考应该为儿童提供一个具有何种教室文化特征的学习环境，这也是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的一条重要途径。
最后，落到具体的教室文化建设层面，则需教师和学生共同努力。教师是最重要的教室文化的构建者，教室文化中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等建构都需要通过班主任、科任教师来实现。比如，要培养学生提问的能力，班主任可以在教室里设置一面“问题墙”，专门用来张贴学生提出的问题，而提问本身就能够促进学生思考。
对于学生而言，教室文化是其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的学业成就的反映，是和教师共同商讨制定的班规制度。但走进我国的中小学教室，你会发现大部分教室里张贴的规章制度都是统一的，或者是教育部的某项规定，或者是学校的某项制度，很少有学生共同协商出来的班级制度，这说明我们的教室文化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营造立体化育人环境
《教育家》：在您看来，教室文化和班级文化有什么不一样？教室文化如何与学校文化、班级文化相互促进，营造立体化育人环境？
朱旭东：建立班级行政管理小组是班级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它更多是站在制度文化建设的立场上，从行政逻辑反映班级建设的情况，属于一种“软文化”。而教室文化不仅仅基于一种行政逻辑，更重要的是基于学生学习和发展的逻辑，它不仅代表行政组织的文化，还是一个通过师生共同创造为学生成长提供的一个有益的文化环境。
可以说，教室文化是隐性文化的显性化，是价值观文化在教室里的具体体现。一间教室承载着儿童道德发展、情感发展、价值观形成等场景。比如，日本学校通常会将一个班级按照健康、学习、体育、艺术等领域编成几个小组，每个学生分别担任不同的角色，并将具体分工情况和照片挂在教室墙壁上，这不就是制度文化建设在教室里的显性化吗？
教室文化是通过学校文化的公共性来建构的。它既是学校文化的细胞，又是学校文化多样性的反映。学校文化的公共性体现在学校的公共区域，而学校文化的多样性则体现在教室文化中。因此，不能离开学校文化精神去孤立地谈教室文化。从我的观察来看，我国的学校文化普遍表现为装饰性文化、张贴性文化、口号性文化、牌匾性文化等内容。这也使教室文化呈现出类似特点。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些教室文化没有价值，但这也反映出，在我们的学校文化和教室文化中，欠缺具有教育性和儿童成长性的文化、生活性文化、玩乐性文化等，这是值得我们反思和亟待改变的。
《教育家》：基于比较教育研究的经验，您认为国外学校在教室文化建设方面的经验有哪些是适合并值得我们借鉴的？
朱旭东：在时代多元化发展的进程中，我们借鉴了西方国家一些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可是在落地时发现我们的教室缺少物质基础。西方文献里所提出来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都是某种具体现象或某个具体指向性对象的反映，是在特定的土壤里长出来的。因此，我们要真正学习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还需借鉴和学习多种教室文化的建设路径。我国人口基数庞大，各年龄段受教育者众多，教室空间有限，不可能照搬西方的经验，但我们可以通过建造专业教室、局部性改造等途径来丰富教室的功能性。
西方国家的教室文化普遍具有丰富性的特点，此外，物质性、制度性、行为性和精神性也都有所体现。比如，在教室里设计数学墙、词汇墙、工作墙、研究墙、挑战墙，通过教室墙本身反映教室里所发生的事情。在英国和美国，教室的墙壁几乎没有空白，甚至天花板上都挂满了各种各样的学习资料、学习用具、学习成果。他们注重教室里的情感文化建设，我看到他们把大大的“love”贴在墙壁上，或者用孩子的手印组成一个大大的心形。
100多年前，杜威在《学校与社会》中提出：“学校有机会把自己与生活连接在一起，成为儿童的家;在这里，儿童们通过直接的生活而学习。”杜威显然希望学校的教室成为学生生活的场地，学生不是用练习本和练习册来做作业，而是用各种材料来做作业。这不正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教室文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