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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阿甘本针对意大利政府想象“例外状态”造成“赤裸生命”的现象展开批判。但是，从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不同人群的生命关系和状态可以看到，在新冠肺炎疫情下例外状态不仅不具备“常态化”的必然性，而且例外状态中的生命也不必然沦为“赤裸生命”，反而从生命类型、生命关系和生命状态三个维度中展现出生命的丰富意涵。尤其是例外状态下的抗疫勇士既不单纯展现为生物性生命，也不呈现出单一的政治性生命，而是一种超越了生物性生命与政治性生命的对立框架，升华为一种精神性价值性生命状态。
关键词：阿甘本;生命政治理论;生命意涵;批判限度
中图分类号：D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6-0023-03
一、新冠肺炎疫情与例外状态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初，针对意大利政府为防御疫情而采取紧急状态的行为，阿甘本①认为政府只不过以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借口”，以此制造出一种非正常的“紧急状态”打破当下社会秩序。“如果恐怖主义已经不再能成为宣布例外状态的理由，那么現在，‘发明’一场流行病就可以为无限拓宽例外状态提供理想的借口。”[1]这个以保护生命安全的“紧急状态”，其实是现代制宪权对治下生命宰制的一个缩影而已。实际上，阿甘本并不惧怕例外状态本身，而是隐忧制宪权通过例外状态常态化悬置法律，从而使得“赤裸生命”成为生命的必然出路。因为现代制宪权借助例外状态的常态化而实现对生命的绝对控制，成为现代自由民主难以逾越的障碍。
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及其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发表的言论，关注点主要集中于现代制宪权对例外状态的想象及其造成“赤裸生命”的后果。那么需要追问的是，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例外状态果真是现代制宪权想象出来的吗？“赤裸生命”是例外状态下生命的唯一路向吗？如果要回答上述两个问题，就需要立足当前世界各国对新冠肺炎疫情采取的不同应对策略以及取得的各种效果，回答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例外状态是否具备常态化的必然性？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生命在例外状态中将会展现出何种意涵？
二、新冠肺炎疫情的例外状态是否具备“常态化”的必然性
其一，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例外状态是客观事件，而非现代制宪权想象的结果。阿甘本批评意大利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宣布的“紧急状态”是想象的结果，现代制宪权 “发明”一场流行病，是要用“病毒”这个借口来拓宽例外状态的空间，从而增强自身行使权力的任意性。如果阿甘本意识到，例外状态不是都由政治权力主观宣告的，而可能是客观真实的存在，他也就不会如此忧虑[2]。新冠肺炎疫情就是一场人类所必须正确、紧急应对的“真实的例外状态”，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病理性指标无不表明当前人类难以采取常态的方式有效应对。
其二，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例外状态不具备“悬法”实际可能性。在现代政治场域中，生命若要沦为“赤裸生命”，其中一个必经环节是例外状态对日常保护生命自由安全的法律进行悬置，即“悬法”。阿甘本在此预设了例外状态与法律状态对立的前提，那么“例外状态与法律状态的绝对分立就回避了法律实践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即制宪权力本身是否要考虑例外状态并对例外状态做出界定。”[3]纵观大部分国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种例外状态在对感染者或者潜在的病毒携带者设定为与生存生命不同类型生命的同时，也事实上将感染者或者潜在的病毒携带者视为公共卫生资源服务的生命对象。在疫情爆发之初，中国政府就依据实际作出决定，使得国家进入了类似于阿甘本所定义的例外状态。然而并未发生阿甘本所认为的“悬法”环节，因为这种例外状态其实已经包含在了中国政府公共卫生安全的治理框架之中，即以为保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为出发点的例外状态并未超越制度和法律的解释框架。
其三，作为客观事件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制宪权行为的影响使得例外状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一是制宪权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性质。部分西方国家主张放弃救治带有基础性疾病的老年人，同时对其进行“紧急状态”下严格的社会性隔离。那么，这部分老年人一则无法得到公共医疗资源救助，再则受到“紧急状态”制约，从而沦为被“双重排斥”的“赤裸生命”。反观中国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以“生命至上”的原则为保护全体人民果断采取系列措施，保障隔离状态下群众生活物资的供应、恢复和加大医疗物资的生产，与部分西方国家的选择性救助形成鲜明对照。
二是作为客观事件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危急性。新冠肺炎疫情事关人类的整体存亡。在此情形下的“赤裸生命”是被现代政治强权，还是病毒，抑或是其他自然因素对生命的挤压，使得生命在这种危急事态下突出展现为生物性？譬如，在海啸、地震等难以抗拒的自然灾害面前，生命被直接挤压成为生物性身体。那么这种客观事件的危急性状态自身就成为打乱现代社会秩序的例外状态，制宪权只不过将其纳入现代政治场域成为现代国家的“紧急状态”。
三是制宪权的应对能力。从诸多国家在医疗物资、应对策略等方面的力不从心，可以看出现代制宪权在新冠病毒面前的应对能力和经验有限。当前世界大部分国家尚处于经济水平较低、医疗卫生资源薄弱的发展阶段，难以凭借自身医疗能力防控疫情。在此种情形下，现代制宪权为最大限度地保存治下公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只能借助“紧急状态”的方式弥补医疗资源和水平的不足。面对新冠病毒难题，现代制宪权只能在“紧急状态”中优先保存每一个个体作为社会性生命载体和基础的生物性身体。
四是推动形成例外状态的真实动力不是制宪权而是现代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全球化。阿甘本忽略了制宪权行使权力需要遵照特定的利益机制，制宪权在根本上受到背后的利益逻辑影响和制约。首先，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世界相对隔离的状态，助长了病毒的传播速度;其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高传染性、高死亡率特征对劳动力造成了危害，因此现代制宪权的代言人只是遵照当前资本主导下的逻辑，保卫生产环节中工人的身体健康与安全;再者，隔离其实是为了更快结束隔离，政府并非为了制造例外状态而刻意想象病毒。 三、例外状态下的生命意涵
例外状态并非现代制宪权的任意想象，阿甘本所预见的永久性的紧急状态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新冠肺炎疫情，而且其实“无论是卡尔·施米特，还是阿甘本，与之前的政治理论家不同，他们并不认为例外状态是一个彻底的、失控的、无序混乱的状况。”[4]那么，新冠肺炎疫情背景的例外状态下，生命是否必然沦为“赤裸生命”？抑或展现出其他内涵？
（一）生命的类型
阿甘本在其《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之中，对人的定义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生命的概念。zoē（近汉语“生命”义）表达了一切活着的存在（诸种动物、人或神）所共通的一个简单事实——“活着”;“bios”（近汉语“生活”义）则指一个或一个群体的适当的生存形式或方式[5]。阿甘本将生命区分为生存生命和生活生命，前者指的是在政治生活中被承认的具有身份意义的生命，后者指以生物性特征出场的生物身体。在新冠肺炎疫情的例外状态中，现代制宪权为防止疫情扩散所倡导的社会暂时性封闭或隔离，在表象上看各个国家在采取紧急状态时所采取的是对生存生命的封闭或者隔离，而实际上已经预设了疫情感染者作为病毒携带或传染源的生物性身体，即疫情感染者或者潜在的病毒携带者已经被设定为与生存生命不同类型的生命，这种生命在国家宣布例外状态之后沦为“赤裸生命”而与病毒本身相等同。
（二）生命的关系
新冠肺炎疫情中，國家的紧急状态主要表现在要求社会中的部分人牺牲部分社会交往活动或者人身自由以换取暂时的空间隔离从而抑制新冠病毒传播。阿甘本认为倘若国家宣布紧急状体成为常态化行为，现代制宪权通过例外状态悬置法律和制度，生命在此种“悬法”情形下随时可以被剥夺人身自由乃至生命本身。尽管阿甘本旨在揭示现代制宪权其原初目的在于创造生命政治性的身体。但现实却是，即便疫情感染者或者潜在的病毒携带者已经被设定为与生存生命不同类型的生命，国家“紧急状态”的直接动机却旨在维护和拯救这些“赤裸生命”。就其实质，阿甘本对国家例外状态的指认把生命规定在生理维度，是借用虚无的社会性遮蔽了生命的生理维度，从而形成对生物性身体的排除。
首先，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政治场域，生物性身体都作为政治性身体不可或缺的载体和基础，是生命的最后一道屏障。其次，政治性生命是生物性身体在现代政治场域的延伸与发展，设想纯粹独立的政治性生命是不可能的。生物性和身份性作为政治性生命的双重内在规定性，在本质和事实上决定了二者统一于政治性生命之中。再者，生物性生命与政治性生命的流动性联结。权力源于大众对于权力的想象，阿甘本在此强调了对于想象的象征意味，却忽略了想象的主体——大众，即最高权力背后站立的是一个利益群体，这个利益全体由生物性生命与政治性生命流动性联结，作为共同想象的权力需要寻求生物性生命的联结才能实现。
（三）生命的状态
从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不同人群的生命状态，可以看出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例外状态不仅不具备“常态化”的必然性，而且例外状态中的生命也不止于生物性状态，反而展现出丰富的意涵。
其一是中国的病毒感染者或者疑似病毒传播者作为有限、具体场域的生物性生命处于受保护的政治性生命状态。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病毒感染者或者疑似病毒传播者无疑是倍受关注的生命。在中国，病毒感染者或者疑似病毒传播者是在医院、病房或则隔离间等具备医疗防治能力的具体的、限定的场域里才被作为生物性生命所对待。就其实质而言，不仅在生物性生命状态下成为公共医疗资源的受治者，还是在公民基础信息、社会尊严等方面的受保护者。
其二是普通群众处于被救治或者保存的生命状态。普通群众的生命状态在社会性隔离下主要表现在活动时空受到限定、身体指标受到监督、行为轨迹受到管理等。疫情中普通群众的体温、咳嗽等与新冠病毒感染者身体状况相近的身体指标不仅成为官方监督的内容，还成为观察与隔离的判断标准。与阿甘本视野中的反恐叙事不同，安检设备监控下，不携带武器但依然可以是恐怖分子，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不携带病毒则一定不是感染者。前者旨在透过生物性指标判断其政治性特征，从而被排除;对于后者则是筛选和排除其生物性指标，并以此依据对其进行救治或者保存。由此可见，尽管普通群众的生命状态呈现出强生物性的特征，但却是以被救治或者保护的生命状态出场，而非被排除的“赤裸生命”。
其三是奋战在抗疫战线的医护人员、志愿者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处于超越生物性生命和政治性生命的价值性生命状态。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各条战线的抗疫勇士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困难面前豁得出、关键时刻冲得上，以生命赴使命，用大爱护众生。”[6]他们面对疫情不是退缩选择自我保存，而是凭借肉身之躯直面病毒，以保存他人生物性生命的安全从而维护人类社会的健康与安全。例外状态下的抗疫勇士在新冠病毒面前，是凭借专业或职能直面病毒的战士，在病人或被隔离观察者面前，是满怀情感和信念救治帮扶病人的同胞。那么，抗疫勇士不仅是依据其具体工作职责而落实在公共卫生安全体系中的一分子，更是凭借“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从而“铸就起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强大精神防线。”[6]由此可见，例外状态下的抗疫勇士既不单纯展现为生物性生命，也不呈现出单一的政治性生命，而是一种超越了生物性生命与政治性生命的对立框架，升华为一种精神性价值性生命状态。
结语
阿甘本基于自由主义的生命政治理论本质上是通过对生存在现代制宪权框架下生命形态和生存状态的阐释，深刻揭露现代技术权力机制经由例外状态做成“赤裸生命”，从而实现对生命的宰制。他的揭露打破了现代制宪权对当下人类社会的整合和管理的合法性，最终走到宗教论域，想借由弥赛亚精神试图构建人的真正自由的政治领域。但是蓝江认为：“我们也需要看到，生命政治并不是对政治哲学的否定，相反，之所以会出现生命政治，就是为了通过制宪权作用于赤裸生命，最终让社会和国家恢复到常规状态，从而继续让政治哲学的逻辑发挥作用。”[7]因此，尽管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在人类不同境况中具有不同程度的解释与批判力，由此并不能构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与主流，但为反对现代政治极权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动力。
注释：
①阿甘本，意大利维罗拉大学美学教授，哲学家。
参考文献：
[1] 阿甘本.由无端的紧急情况带来的例外状态[A/OL].2021-
3-18. https：//xw.qq.com/cmsid/20200402A0NIQ700.
[2] 陈培永.如何栖思于新冠病毒带来的例外状态——回应阿甘本[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4）.
[3] 吴静.例外状态与自由的边界——后疫情时代对阿甘本生命政治理论的反思[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4）.
[4] 蓝江.从赤裸生命到荣耀政治——浅论阿甘本homo sacer思想的发展谱系[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4）.
[5] 吉奥乔·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M].吴冠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6] 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9-09（2）.
[7] 蓝江.身份与生命：政治哲学与生命政治学的路径差异[J].社会科学战线，2020（11）.
作者简介：赵海泉（1992—），男，汉族，广西全州人，单位为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
刘冬妮（1993—），女，汉族，广西横州人，单位为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御夫）
关键词：阿甘本;生命政治理论;生命意涵;批判限度
中图分类号：D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6-0023-03
一、新冠肺炎疫情与例外状态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初，针对意大利政府为防御疫情而采取紧急状态的行为，阿甘本①认为政府只不过以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借口”，以此制造出一种非正常的“紧急状态”打破当下社会秩序。“如果恐怖主义已经不再能成为宣布例外状态的理由，那么現在，‘发明’一场流行病就可以为无限拓宽例外状态提供理想的借口。”[1]这个以保护生命安全的“紧急状态”，其实是现代制宪权对治下生命宰制的一个缩影而已。实际上，阿甘本并不惧怕例外状态本身，而是隐忧制宪权通过例外状态常态化悬置法律，从而使得“赤裸生命”成为生命的必然出路。因为现代制宪权借助例外状态的常态化而实现对生命的绝对控制，成为现代自由民主难以逾越的障碍。
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及其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发表的言论，关注点主要集中于现代制宪权对例外状态的想象及其造成“赤裸生命”的后果。那么需要追问的是，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例外状态果真是现代制宪权想象出来的吗？“赤裸生命”是例外状态下生命的唯一路向吗？如果要回答上述两个问题，就需要立足当前世界各国对新冠肺炎疫情采取的不同应对策略以及取得的各种效果，回答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例外状态是否具备常态化的必然性？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生命在例外状态中将会展现出何种意涵？
二、新冠肺炎疫情的例外状态是否具备“常态化”的必然性
其一，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例外状态是客观事件，而非现代制宪权想象的结果。阿甘本批评意大利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宣布的“紧急状态”是想象的结果，现代制宪权 “发明”一场流行病，是要用“病毒”这个借口来拓宽例外状态的空间，从而增强自身行使权力的任意性。如果阿甘本意识到，例外状态不是都由政治权力主观宣告的，而可能是客观真实的存在，他也就不会如此忧虑[2]。新冠肺炎疫情就是一场人类所必须正确、紧急应对的“真实的例外状态”，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病理性指标无不表明当前人类难以采取常态的方式有效应对。
其二，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例外状态不具备“悬法”实际可能性。在现代政治场域中，生命若要沦为“赤裸生命”，其中一个必经环节是例外状态对日常保护生命自由安全的法律进行悬置，即“悬法”。阿甘本在此预设了例外状态与法律状态对立的前提，那么“例外状态与法律状态的绝对分立就回避了法律实践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即制宪权力本身是否要考虑例外状态并对例外状态做出界定。”[3]纵观大部分国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种例外状态在对感染者或者潜在的病毒携带者设定为与生存生命不同类型生命的同时，也事实上将感染者或者潜在的病毒携带者视为公共卫生资源服务的生命对象。在疫情爆发之初，中国政府就依据实际作出决定，使得国家进入了类似于阿甘本所定义的例外状态。然而并未发生阿甘本所认为的“悬法”环节，因为这种例外状态其实已经包含在了中国政府公共卫生安全的治理框架之中，即以为保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为出发点的例外状态并未超越制度和法律的解释框架。
其三，作为客观事件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制宪权行为的影响使得例外状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一是制宪权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性质。部分西方国家主张放弃救治带有基础性疾病的老年人，同时对其进行“紧急状态”下严格的社会性隔离。那么，这部分老年人一则无法得到公共医疗资源救助，再则受到“紧急状态”制约，从而沦为被“双重排斥”的“赤裸生命”。反观中国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以“生命至上”的原则为保护全体人民果断采取系列措施，保障隔离状态下群众生活物资的供应、恢复和加大医疗物资的生产，与部分西方国家的选择性救助形成鲜明对照。
二是作为客观事件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危急性。新冠肺炎疫情事关人类的整体存亡。在此情形下的“赤裸生命”是被现代政治强权，还是病毒，抑或是其他自然因素对生命的挤压，使得生命在这种危急事态下突出展现为生物性？譬如，在海啸、地震等难以抗拒的自然灾害面前，生命被直接挤压成为生物性身体。那么这种客观事件的危急性状态自身就成为打乱现代社会秩序的例外状态，制宪权只不过将其纳入现代政治场域成为现代国家的“紧急状态”。
三是制宪权的应对能力。从诸多国家在医疗物资、应对策略等方面的力不从心，可以看出现代制宪权在新冠病毒面前的应对能力和经验有限。当前世界大部分国家尚处于经济水平较低、医疗卫生资源薄弱的发展阶段，难以凭借自身医疗能力防控疫情。在此种情形下，现代制宪权为最大限度地保存治下公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只能借助“紧急状态”的方式弥补医疗资源和水平的不足。面对新冠病毒难题，现代制宪权只能在“紧急状态”中优先保存每一个个体作为社会性生命载体和基础的生物性身体。
四是推动形成例外状态的真实动力不是制宪权而是现代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全球化。阿甘本忽略了制宪权行使权力需要遵照特定的利益机制，制宪权在根本上受到背后的利益逻辑影响和制约。首先，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世界相对隔离的状态，助长了病毒的传播速度;其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高传染性、高死亡率特征对劳动力造成了危害，因此现代制宪权的代言人只是遵照当前资本主导下的逻辑，保卫生产环节中工人的身体健康与安全;再者，隔离其实是为了更快结束隔离，政府并非为了制造例外状态而刻意想象病毒。 三、例外状态下的生命意涵
例外状态并非现代制宪权的任意想象，阿甘本所预见的永久性的紧急状态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新冠肺炎疫情，而且其实“无论是卡尔·施米特，还是阿甘本，与之前的政治理论家不同，他们并不认为例外状态是一个彻底的、失控的、无序混乱的状况。”[4]那么，新冠肺炎疫情背景的例外状态下，生命是否必然沦为“赤裸生命”？抑或展现出其他内涵？
（一）生命的类型
阿甘本在其《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之中，对人的定义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生命的概念。zoē（近汉语“生命”义）表达了一切活着的存在（诸种动物、人或神）所共通的一个简单事实——“活着”;“bios”（近汉语“生活”义）则指一个或一个群体的适当的生存形式或方式[5]。阿甘本将生命区分为生存生命和生活生命，前者指的是在政治生活中被承认的具有身份意义的生命，后者指以生物性特征出场的生物身体。在新冠肺炎疫情的例外状态中，现代制宪权为防止疫情扩散所倡导的社会暂时性封闭或隔离，在表象上看各个国家在采取紧急状态时所采取的是对生存生命的封闭或者隔离，而实际上已经预设了疫情感染者作为病毒携带或传染源的生物性身体，即疫情感染者或者潜在的病毒携带者已经被设定为与生存生命不同类型的生命，这种生命在国家宣布例外状态之后沦为“赤裸生命”而与病毒本身相等同。
（二）生命的关系
新冠肺炎疫情中，國家的紧急状态主要表现在要求社会中的部分人牺牲部分社会交往活动或者人身自由以换取暂时的空间隔离从而抑制新冠病毒传播。阿甘本认为倘若国家宣布紧急状体成为常态化行为，现代制宪权通过例外状态悬置法律和制度，生命在此种“悬法”情形下随时可以被剥夺人身自由乃至生命本身。尽管阿甘本旨在揭示现代制宪权其原初目的在于创造生命政治性的身体。但现实却是，即便疫情感染者或者潜在的病毒携带者已经被设定为与生存生命不同类型的生命，国家“紧急状态”的直接动机却旨在维护和拯救这些“赤裸生命”。就其实质，阿甘本对国家例外状态的指认把生命规定在生理维度，是借用虚无的社会性遮蔽了生命的生理维度，从而形成对生物性身体的排除。
首先，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政治场域，生物性身体都作为政治性身体不可或缺的载体和基础，是生命的最后一道屏障。其次，政治性生命是生物性身体在现代政治场域的延伸与发展，设想纯粹独立的政治性生命是不可能的。生物性和身份性作为政治性生命的双重内在规定性，在本质和事实上决定了二者统一于政治性生命之中。再者，生物性生命与政治性生命的流动性联结。权力源于大众对于权力的想象，阿甘本在此强调了对于想象的象征意味，却忽略了想象的主体——大众，即最高权力背后站立的是一个利益群体，这个利益全体由生物性生命与政治性生命流动性联结，作为共同想象的权力需要寻求生物性生命的联结才能实现。
（三）生命的状态
从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不同人群的生命状态，可以看出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例外状态不仅不具备“常态化”的必然性，而且例外状态中的生命也不止于生物性状态，反而展现出丰富的意涵。
其一是中国的病毒感染者或者疑似病毒传播者作为有限、具体场域的生物性生命处于受保护的政治性生命状态。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病毒感染者或者疑似病毒传播者无疑是倍受关注的生命。在中国，病毒感染者或者疑似病毒传播者是在医院、病房或则隔离间等具备医疗防治能力的具体的、限定的场域里才被作为生物性生命所对待。就其实质而言，不仅在生物性生命状态下成为公共医疗资源的受治者，还是在公民基础信息、社会尊严等方面的受保护者。
其二是普通群众处于被救治或者保存的生命状态。普通群众的生命状态在社会性隔离下主要表现在活动时空受到限定、身体指标受到监督、行为轨迹受到管理等。疫情中普通群众的体温、咳嗽等与新冠病毒感染者身体状况相近的身体指标不仅成为官方监督的内容，还成为观察与隔离的判断标准。与阿甘本视野中的反恐叙事不同，安检设备监控下，不携带武器但依然可以是恐怖分子，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不携带病毒则一定不是感染者。前者旨在透过生物性指标判断其政治性特征，从而被排除;对于后者则是筛选和排除其生物性指标，并以此依据对其进行救治或者保存。由此可见，尽管普通群众的生命状态呈现出强生物性的特征，但却是以被救治或者保护的生命状态出场，而非被排除的“赤裸生命”。
其三是奋战在抗疫战线的医护人员、志愿者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处于超越生物性生命和政治性生命的价值性生命状态。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各条战线的抗疫勇士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困难面前豁得出、关键时刻冲得上，以生命赴使命，用大爱护众生。”[6]他们面对疫情不是退缩选择自我保存，而是凭借肉身之躯直面病毒，以保存他人生物性生命的安全从而维护人类社会的健康与安全。例外状态下的抗疫勇士在新冠病毒面前，是凭借专业或职能直面病毒的战士，在病人或被隔离观察者面前，是满怀情感和信念救治帮扶病人的同胞。那么，抗疫勇士不仅是依据其具体工作职责而落实在公共卫生安全体系中的一分子，更是凭借“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从而“铸就起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强大精神防线。”[6]由此可见，例外状态下的抗疫勇士既不单纯展现为生物性生命，也不呈现出单一的政治性生命，而是一种超越了生物性生命与政治性生命的对立框架，升华为一种精神性价值性生命状态。
结语
阿甘本基于自由主义的生命政治理论本质上是通过对生存在现代制宪权框架下生命形态和生存状态的阐释，深刻揭露现代技术权力机制经由例外状态做成“赤裸生命”，从而实现对生命的宰制。他的揭露打破了现代制宪权对当下人类社会的整合和管理的合法性，最终走到宗教论域，想借由弥赛亚精神试图构建人的真正自由的政治领域。但是蓝江认为：“我们也需要看到，生命政治并不是对政治哲学的否定，相反，之所以会出现生命政治，就是为了通过制宪权作用于赤裸生命，最终让社会和国家恢复到常规状态，从而继续让政治哲学的逻辑发挥作用。”[7]因此，尽管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在人类不同境况中具有不同程度的解释与批判力，由此并不能构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与主流，但为反对现代政治极权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动力。
注释：
①阿甘本，意大利维罗拉大学美学教授，哲学家。
参考文献：
[1] 阿甘本.由无端的紧急情况带来的例外状态[A/OL].2021-
3-18. https：//xw.qq.com/cmsid/20200402A0NIQ700.
[2] 陈培永.如何栖思于新冠病毒带来的例外状态——回应阿甘本[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4）.
[3] 吴静.例外状态与自由的边界——后疫情时代对阿甘本生命政治理论的反思[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4）.
[4] 蓝江.从赤裸生命到荣耀政治——浅论阿甘本homo sacer思想的发展谱系[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4）.
[5] 吉奥乔·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M].吴冠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6] 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9-09（2）.
[7] 蓝江.身份与生命：政治哲学与生命政治学的路径差异[J].社会科学战线，2020（11）.
作者简介：赵海泉（1992—），男，汉族，广西全州人，单位为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
刘冬妮（1993—），女，汉族，广西横州人，单位为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御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