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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真年代
冯媛在他们班被认为是个很怪的人，没什么同学愿意搭理她。但是当我转到他们班后，不知怎么的，就首先认识了她。当然，那个时候我也被认为是个怪人。我原先所在的班级改为双语班，所有人都拼命地往那里挤，我竟然自愿被放逐了。作为毫无攻击力的入侵者，大家很快就丧失了对我的兴趣。一天中午，冯媛对我说：“你和我走吧。”于是她带我到她家，和她爷爷奶奶一起吃午饭。
冯媛的家很远。在此之前，我从未坐过公交车，也是第一次在她手上看到月票为何物。我家在云集路和珍珠路的交界处，旁边是儿童公园和商业街，离小学不过五分钟的路程。但我们坐了很久的车才到她家，她爷爷奶奶是很好的人，拉着我的手说：“阿媛功课不好，你要多帮帮她。”冯媛乖巧地笑道：“我也很努力的好吧。我都开始背单词了，不信你问她。”就这样我去了她家好几回，也好打发学校午休时光。直到一天上午课业结束，冯媛说：“我妈妈今天回家吃饭，我们先去她单位找她。”
冯媛的妈妈在一家百货公司做销售员，冯媛领着我熟门熟路地钻进仓库。仓库很长，两头是门，中间一条通道，可以并行两辆货物搬运车。我们在箱子后面的空隙坐下，只要不出声，完全不会被发现。没过多久，就到工人们的休息时间，几名女销售员身穿制服，拿着饭盒从仓库穿过。冯媛转过头，盯着我看了会儿，贴过来把我头上新买的发夹摘掉。
“你干吗？”我被她粗鲁的手法拔下几根头发，不禁哀叫一声。冯媛把发夹塞进我的口袋，拉着我站起来，拍拍我们身上的灰：“我前天和妈妈说想买个樱桃发卡，她没同意。让她看见你戴着，她会以为我故意在气她。”
我们跑出仓库，在货架之间连拐几道弯，便看见冯媛的妈妈了。她清瘦得厉害，两侧肩胛处，骨头像刀一样刺出来。奇怪的是，似乎在我认识的长辈中，所有结婚过的女人都这么瘦。冯媛见我尴尬地站在一旁，介绍说：“这是阿末，到过我们家的。”她妈妈上下打量了我一会，淡淡地说：“哦，是你啊。”她把存放票据的柜子锁上，牵起冯媛的手：“走吧。”
因为有长辈在的缘故，我们一路都没有说话。爷爷奶奶已经做好午饭，吃完饭，冯媛带我到她房间。她的房间很小，门边放着一张单人床，对面是书桌和衣柜。一扇小门通往阳台，但没有开，屋里闷得很。
我向阳台走去，余光却瞧见书桌上放着我的电子词典，这才记起来，几个礼拜前因她喜欢玩里面的贪吃蛇，我便借给了她。之前她或许收在抽屉里，我才没有注意到。我看了电子词典一会儿，想要要回来，但不知该怎么说。其实这个电子词典也不是我的。我这一整年都寄居在姨妈家，表哥很小的时候姨妈就离婚了，我晚上到她家吃饭，夜里就和她睡一起。后来表哥买了个新的电子词典，姨妈就让他把旧的借给我，黑白的小屏幕，每个字母都看得到凸起的小小方块。
我看了看冯媛，她正对着衣柜上的装饰镜梳理刘海，很认真的样子。我忽然想起来，她似乎从来没说起过她的爸爸。
就在这时，房门突地打开了，冯媛的妈妈走进来：“阿媛，你不午睡吗？”
我连忙退出房间。客厅里，爷爷奶奶正在看电视，我也跟着一起看。一集电视不过四五十分钟，冯媛午睡出来，电视里正好在放片尾曲，她的眼神还有些迷糊，却也扭头往屏幕里看。字幕飞快地滚动，歌声无谓地唱道：
“美丽的西双版纳
留不住我的爸爸
上海那么大
有没有我的家
爸爸一个家
妈妈一个家
剩下我自己
好像是多余的
……”
冯媛的妈妈也跟着出来了，冯媛把戴在手腕上的发绳递给她，她便站在冯媛背后给她扎头发。
“到学校要好好听课啊。”扎好头发，她督促说，“不要在路上磨蹭。我先去上班了。”
冯媛的妈妈离开后，屋里再次陷入沉默，只有电视的广告声响，殷勤地补给着。冯媛朝我使了个眼色，于是我起身告辞。
“明天来不？”奶奶问道。
“下次吧。”
“要大结局了。”奶奶补充道。
“是吗？”冯媛绕过我去换鞋，我照例鞠了个躬，“我们走了。谢谢啊。”
我转身关门时，冯媛已经噔噔噔走下去了。她没有沿着来时的路返回，而是往相反的方向行去。没过多久，视野忽然开阔，原来我们已来到江边。虽然水流依旧阔大而平稳，但这里没有雕栏，也没有饰灯，看起来和乡间的小河没什么两样。我从来不知还有这种地方。冯媛拿纸巾擦了擦，在堤坝上坐下。
“好香。”她才一坐下，就站起来，围着上边的几棵矮树转，兴奋地说，“是栀子，栀子开花了。”
“是吗？”我不明白这有什么可高兴的。
她摘下两朵，系在我俩的发绳上。
风静静地吹着，把花香更多地吹到我们脸颊。我想起从前爸爸带我到江边放风筝，也是这样的夏天，从滨江公园出发，在堤坝上奔跑。对了，还有表哥，他也总喜欢缠着我爸爸带他去玩。
“你不要再来了。”她一边拨弄我的头发，一边说道。
“嗯。”我点点头。
“爷爷奶奶喜欢的东西，她都不喜欢。”她补充道。
我笑了笑。
她轻轻哼了一声：“真不想讨好他们。我才不想扮演乖孩子。”
“一切喜欢都是有代价的。不是吗？”我帮她把系上去的花瓣藏进发辫里，不让它那么醒目，“他们说不定也很讨厌我们，是看在那么辛苦才生下我們的份上，才原谅我们的吧。”
冯媛也笑了，问：“你爸妈常和你联系吗？”
“不常。爸爸不太打电话，妈妈偶尔会打。她都和姨妈聊天。”
“你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吗？”冯媛又问。
“读书啊。就跟我们上课一样。”
“他们在一个学校？”
“不是一个。妈妈说他们的学校之间有很远，她的宿舍离校门口也很远，学校里面还有座山。桂子山。” “有多远？”
“大概是学校到你家这么远吧。”
冯媛叹了口气，说：“他们应该不常见面吧。”
“不知道。”
“你以后也要去武汉读书？读硕士、博士，一直读上去？”
“也许吧。”
“不会无聊吗？”
“别的事才无聊吧。”
“不是吧。你最近在看什么？”
“我在看凡尔纳。”
“讲的什么？”
“讲的是一个英国人，他用八十天的时间周游了世界。”
冯媛朝后仰了仰身体，轻轻“哦”了一声，露出不感兴趣的样子。过了会儿，她说：“我还没离开过家。”
“我也没有。”我回答道。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我因为没睡午觉，不知不觉就靠在堤坝上，闭上了眼睛。正要入梦，突然被大力推醒：“几点钟了，会不会迟到。”
“我没有表。”
冯媛撇撇嘴：“你是不需要。你家来回18次都不会迟到。”
我们慌忙跑到公交车站，车还没来。“你有多少钱？”她问道。
妈妈临走前留了生活费给我，都是清点好的零钱，夹在相片簿里，一格对应一天。这天我早饭用去两块五，一块是来时路费，手上还剩下四块钱——一张两元的纸币，两个一元的硬币。她抽走那张纸币，想了一想，又拿走一个硬币，说：“饭钱算你三块，给你一块坐车。”
她的计算很是公允。其实妈妈的梳妆台里有一些分子钱，每当我嘴馋得厉害，就集齐两三块买零食吃。但她不能，她的每一分吃用都在她妈妈的掌控之中。
“我很想买那个发卡。”她说。
“很好啊。”我摸了摸口袋里的发卡，没有说送给她的话。
公交车姗姗来迟。车内很空，虽然夏日的午休时间格外长，但人们不愿把大好的时光浪费在路上。车窗全都开着，风从四面八方吹进来，像是坐在敞篷的马车上，每一个街道都停下来致礼。庆幸的是我们没有迟到。到教室的时候，刚刚打铃，挂钟显示两点整。再过一个小时，就是三点。再过一个小时，就到了放学时间。没有比童年更快乐的了。
洗 当
王超给人剪发。一开始在连锁店做学徒，后来和师父一起出来单干，从市中心到了城郊，开了一家小店。
这里虽是城郊，居民不比别处稀少，多是白日往城里上班、夜里回来的住客，也有些城里来的拆迁户，新房在不远处的大公寓里。相邻几条商业街，中间斜穿几排居民楼，因是老旧的房子，也没人照管，一楼纷纷改作门面。师父只租了半边房子，另一半还用水泥糊着，上面房东贴道：招租。当然不怎么美观，于是理发店也只临街打了个门窗，漆上几道铁栏杆似的黑线，依旧保持水泥本色。为了占房租的便宜，居民楼间竟开了六家理发店、十多家餐厅。刚开始互相还嚷嚷，后来就像是说好了似的，理发店一律20元一位，不论男女。理发师们相互也熟识了，有时自己家没开门，去隔壁家借个地剪头，也是常有的事。
王超剪了两年头发，手法纯熟了，却也谈不上什么技术，无非长的剪短、厚的打薄，只要均匀整齐，一切听顾客吩咐。因此他虽然木讷，也被认为可靠。新店也不玩虚的，不推荐染发，不卖卡。来了就剪，剪了收钱。理发店除了他和师父，再一个女的，都叫她妙妙姐，是他师父老乡。他一早来开门，妙妙姐中午过来，师父往往下午才到。通常整个上午就他一人，客人也寥寥无几。晚上他可以早些下班，为的是去旁边的KTV找他女朋友。
KTV在街面上，占了两层，装修也洋气很多。女朋友比她小一岁，名叫阮佳，也是刚来杭州一两年。阮佳站前台，给客人登记。他就缩在前台下面的椅子上，像是和她一道上班。同事和朋友时常拿她俩开玩笑，说像小夫妻，他俩自觉也是感情甚笃。
他们住的地方，比居民楼又差一层，是农民的自建房。房间三米宽五米长，自带厕所，就是隔音不好，路上老有摩托车来来去去。不过这一带据说要拆，等租期一结束他们就打算搬到KTV附近。阮佳多少还是想找间带厨房的房子，最好厕所带窗，阮佳老嫌味道大说他没冲水。
一天，王超给客人剪头，刚哥来了。刚哥住这楼里，常来他们店洗头。王超让刚哥稍等，过一会儿，妙妙姐来了。妙妙姐给刚哥洗了头，刚哥也不急出门，两人就坐一旁聊天。也没什么可聊，就说起刚哥女朋友。刚哥不搭话，问妙妙姐最近有没有看到一个女的，二十来岁，喜欢穿吊带短裤，夹着个大拖鞋。妙妙姐说看到过。王超插话说，早上还看到她经过。
是不是。刚哥说，我就说最近总看到她。我还有她微信呢。
你认识她？妙妙姐问。
我老早就认识她啦。她在KTV里干活。
KTV王超熟啊。妙妙姐问王超，你见到她没？
不是這边KTV。好久以前啦，在城北那块，我还和她上过床。
你和她上过床？
有什么奇怪。只要是女人我都能得手，除非她不在那里做。
妙妙姐嘿嘿笑。
我一看她就认出她来了。她微信名叫斑鸠斑马长耳兔，还是斑马斑鸠，头像是一只手扮兔耳朵。是不是她！是不是她！
刚哥把手机递到妙妙姐面前，两人凑在一起翻相册。王超看不到，继续给客人剪头，剪完稍微一吹，头发末也不打扫，尽管收钱。刚哥在那边又说，厉害吧。妙妙姐咯咯乱笑，也不知道在笑什么。
这之后刚哥时常和那女的一起，主要是吃饭，说要带她过来洗头，却一次也没来。女的个子高挑，多肉，吊带把肩头勒起来，显得有些蛮。一次刚哥不在，那女的进来。“洗头吗？”女的看了看王超，他手里还抓着蓝布巾。她说洗。
他把她的头放进池子里，姿势不太舒服，她两条腿将脚蹬踢开，叉在那里。洗头池旁边是架子，架子上好几个脑袋，都是瓜子脸，大眼睛，微笑。他多抹了些洗发膏掂着她的脑袋，搓出些泡沫。
泡沫流进池子里，他把喷头从固定处拿起来。他一手托着她的头，水软软的，一直冲着她的耳后根，在那儿发呆。泡沫早就冲没了，他的手搔不到痒处，胡乱摩擦着头皮。他觉得她有些神秘，但没的可问，默默把头洗完。吹头发的时候妙妙姐来了，哎呀了几声，说常来聊天。女的也很冷淡。妙妙姐碰了个冰骷髅，有些不高兴。最后王超递了张纸给她擦脸，她擦完脸扔地上，用微信付钱。王超看见她的头像果然是一只兔耳朵。 阮佳和王超吵架了，理由是他和别的女的上床。这件事查无实据，闹了半天，除了分手没别的说法。刚哥也不太高兴，那女的不说一声就回千岛湖了。她家在千岛湖，虽然不远，但也不可能去千岛湖找她。但刚哥也没吃亏，将床事向妙妙姐吹嘘一通。
阮佳和王超到底没分成。居民楼要做封闭式小区，不许在里面开店。虽然许多店闹着不肯关，但临街的前后两个入口加了铁门锁上，出入不便，渐渐客流稀少，理发店也只有搬家。师父奔忙数日，终于在城西找到家店面。王超收拾屋里东西，问阮佳还在不在城中村住，不然一并退房。
KTV因在街面不受社区规划影响，但阮佳还是辞了职，决定跟王超去做洗头妹。师父也高兴多一个人，剪头洗头分开，显得专业。KTV的小姐妹们劝阮佳不要离开，但阮佳却出奇地坚定。只有刚哥十分感伤，一时间这么多家理发店，一时间洗个头的地方都没有了。
刚哥，你这点头发，自己水一冲不就成了。妙妙姐笑他。
你不懂。刚哥叹息一声，拉妙妙姐出门。认识这么久了，还没请你吃过饭，走。
王超隔着玻璃，看见刚哥和妙妙姐进了隔壁家的烤鱼店。两家店都是最后一天开门，那边厨师干脆站门外抽烟。王超正望着，忽听身后，师父感叹说，幸好没在装修上多花钱，这地方难得，本来也不指望占一辈子的便宜。王超心道，一样做生意，有什么便宜。王超问师父要不要帮忙收拾，两个人一起把零碎的用具装了箱。晚上有客人来问，一齐说，搬了，不做了。
相亲记
和虞芳洲约定八点半见面，打电话给她，原来她又睡过了。两个人磨磨蹭蹭，九点半出发。她穿着白色的衬衣，有些宽大，披一件黄色的短外套，袖口喇叭状敞开，下面是黑色的长筒袜，深绿色的短裤，加上一双越过膝盖的长靴。虞芳洲的人和她的名字一样，总让我想起“芳草萋萋鹦鹉洲”这句诗。她的装扮无疑是现代的，容貌和性情却有些古典。她说她该买一面全身镜，以免整日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我说我卧室墙上有一面，可我觉得还是不知道比较好。这就是美与不美的差距。
但附庸风雅还是必要的。按照计划，我们先去了多伦多现代美术馆，但因为展览结束，没有开门。她在附近的便利店买了一打发绳，挑出一根，把长发系上，若再梳成一髻，便当真是位虞美人。手机信号不好，坐在便利店里，好半天才查到地图，顺便也吃完一个冰淇淋，冷得浑身凉飕飕的。接着乘车到南京西路的上海美术馆，铁门向两边敞开，一副宽厚待客的模样。哪知刚走进去，便望见告示上毫无同情地写着：展馆已整体搬迁至浦东，咖啡馆照常营业。“今天是什么日子？”两人互相说道，百无聊赖地打算穿过人民广场往回走，却被挤挤攘攘的人群吓了一跳。“这在做什么？”虞芳洲问，“我们是不是走错了？”
不算宽敞的道路上，两旁都斜躺着成列的雨伞。有的雨伞后面坐着老头老太，有的只是空空地放着。雨伞上或多或少，贴着A4至A5大小的纸张。纸张上大都有统一的格式，写着男或女、本地人或外地人，年龄25至65，月薪数千至数万，一起贷款买房至家有房产数套，不一而足。我们总算看清楚了，这就是传说中的父母替子女相亲。
虞芳洲拿出相机，蹲下来，从人群入口往纵深处拍摄。等到拍够了，把相机藏进包里，潇洒地说：“我们逛逛吧。现在十一点一刻，我们逛到十二点。”我怀疑我们是否能呆这么久，因为许多老人说的都是上海话，叽叽喳喳，一句也听不懂，但也只得沿着人群的走向，慢慢地往前挪。直到走到一把贴着许多名片的雨伞前，我和虞芳洲对视一眼，不约而同地停下了脚步。
雨伞后头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女子，穿着深紫色的套头衫，当中是亮黄色的英文字母，头发乱糟糟地蓬着。她坐在自带的板凳上，臀部把整个板凳都遮住，膝头放一本厚大的笔记，上面是密密麻麻用铅笔和圆珠笔记录的信息。她一边熟练地翻找，一边和一个向她咨询的女士对话。许多人围在她们身后，一面考量，一面窥探，一面看热闹。
虞芳洲的出现引起了摊主的注意，像所有中介一样，她善于发现猎物，主动和虞芳洲攀谈道：“你找对象吗？”虞芳洲愣住了，毫无诚意地“嗯”了一声。摊主只当她害羞，眼睛望向她：“你要找什么样的？89年，上海户口，怎样啊？”
虞芳洲嗫嚅了几下，终于发声：“我要找年纪大点的。”摊主讶异地说：“89年还不大啊？小姑娘你几几年的？”“我91的。”“89配91可以撒。”虞芳洲坚持说：“我喜欢大一点的。”摊主了然：“大一点的也可以，我给你找，现场联系。”“现场就联系？”“对啊。我又不是骗你。”
虞芳洲朝我看来，一副该如何是好的样子，我忍住笑，没有理她。摊主一手勾拉铅笔，眼睛在本子上搜罗起来。过了半分钟，抬起头来，问道：“85年，年薪45万。可以吧？”
虞芳洲不置可否。摊主又说：“他是东华大学的，本硕连讀。你什么学历？”虞芳洲答：“硕士。” “你也是硕士？哪个学校的？”虞芳洲答：“复旦。”“复旦的硕士？”摊主惊讶且怀疑地瞅了她一眼：“你哪里人？”“重庆人。”“重庆的。”摊主重复了一遍，似是在考量她的条件，末了又瞅她一眼，说：“85年，年薪45万，上海户口。人家只要90后，条件很好了啦。”虞芳洲静默了好会儿，礼貌地推拒道：“我再看看。谢谢阿姨。”
“你都不救我。”挤出人群，虞芳洲指责道。“你们不是聊得很投合吗？”我终于笑出声来，“发现你真的很好卖耶。”“下次卖你。”“我是卖不出去的。一回生二回熟，再卖你一次。”虞芳洲呵呵一笑：“这次真没准备好。”“我倒是奇怪你都说实话呢。”“对呀。一下子也想不起来怎么说。”走了一段，我提议道：“给你编个身份吧。上海大学。89年。你喜欢的话，比较容易找年纪大的。”“什么专业？”“金融？热门的。”“上海大学有金融？”“不知道。”“不然上海交大？”“随便啦。籍贯就不要乱编了，口音听得出来。”
相亲角的中段，靠墙牵一根长线，挂着一列列的“招领启示”。没有父母坐守的地方，要求就变得戏谑而私密得多：“脸小，腿长，1.7m以上，不穿高跟鞋。”“漂亮，有眼缘（第一眼能从眸子里看见善良）。”几个和我们一样误闯进此的外国人大大咧咧地举着单反相机四处拍照，其中一个指了指当中一张红字介绍，其他人不由大笑起来。我们凑过去一看，不禁也会心一笑。上面写道：“长宁女，83年，本科，外企，皮肤白身材好，气质绝佳一挂成功，见了心动不见后悔，欢迎来电138XXXXXXXX。” 到达相亲角另一头时，一个拖着麻袋的年轻人凑到虞芳洲面前，笑眯眯地问：“你来相亲？”虞芳洲轻巧地避开，拉着我绕了个圈，往来处走去。“还逛？”我问。虞芳洲看了看表：“还没到十二点呢。”
仙蒂瑞拉的水晶鞋该送给谁？是王子秃顶的父亲，还是褐黄的皮肤凹进骨头里的母亲？这扰扰攘攘的场域使我的精神麻木又活跃起来。我来回睨视那些高低不齐的雨伞，努力想找尋一个合适的目标，奈何名片上总是女多男少，条件适当的男性更是少之又少。走了两三回，终于在拐角处的两把雨伞之间，看到一张立着的木质小折叠椅，介绍就贴在椅面，上面写道：“男（独子），88年，175cm，上海人，家里有房，在世界五百强企业工作。要求对方160cm以上，文静大方，收入稳定。”
我拍了拍虞芳洲，示意她看。道路另一边，正和附近“同好”闲聊的家长瞧见了我们，走过来问：“你们来相亲，还是来玩？”我毫不客气地指指虞芳洲。
这位女士显然是上海人，穿着合身的深绿色外套，戴一条丝巾，下面是紧身的黑色长裤，蹬一双短靴。“你多大了？”她上下打量虞芳洲，好半会儿才问道。“我89年的。”虞芳洲面无表情地答道。“89年？”女士在头脑里算了算，“在哪里工作？”“呃……在读书。”“还在读书？”“对。我是硕士。”“硕士在读？也就是明年四月毕业？”虞芳洲沉吟了好会儿，说：“对。明年毕业。”女士似乎放松了些，随意问道：“哪里的硕士？”“交大的。”“什么专业？”“金融。”“哦。”女士仰了仰头，双手环抱，摆出个舒服的姿势：“交大金融是还可以。但你还没定下来，你要毕业了才好打算啊。”
这样一说，她显然是等不及了。见我们没走，出于礼仪，她又顺口问了几句：“你哪里人啊？”“重庆。”“重庆有点远啊。在四川吧。”“重庆是重庆，四川是四川。”“哦。你父母做什么的？”虞芳洲一板一眼地答道：“爸爸在国企，妈妈在事业单位。”是个中规中矩的答案。女士抬头又望了望天，一只脚下意识地踢了踢地砖：“是还可以。就是你太小了啦。你其实没必要相亲啦，是不是今天先来看看，以后再考虑？”虞芳洲说：“对。今天先来看看。”
道别以后，虞芳洲叹了口气。“你不该说你还在读书啦。”我建议道，“89年的话，可以说今年硕士毕业刚工作。”“但是找什么工作呢？”我努力搜寻企业的名字：“富士康？上海有富士康吗？”“不知道。”“那就国联证券吧。”虞芳洲笑道：“学校门口那一家？”“对啊。就那一家。”绕过花坛，余光又看见那个拖着麻袋的男人，从雨伞后头穿进来。虞芳洲低垂着头，似在回忆刚才的画面，不知想到什么，嘿嘿笑道：“还蛮有趣的。”我也移开目光，附和道：“对呀。能够借此理直气壮地了解到不同的人，观察他们。”“就怕暴露了自己。”“可以化名相亲嘛。”走了几步，我掏出手机一看，“啊，十二点到了。”
厚重的钟声从美术馆方向传来，许多次地将行人的步伐打断，好似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了。而那些各占据一隅之地的人们，从包裹里变出他们的午餐，开始大口吞嚼起来。我闻到了青椒的味道。
“我们去吃饭吧。再买杯咖啡，好困。” 虞芳洲打了个哈欠。
我们背对钟声，走到相亲角的另一头。银白色的弧形顶棚犹如教堂的穹顶，穿过一道铁门，便见一块浅棕色的石头，像许多景区的铭牌一样，从上往下，刻着“人民广场”四个大字。这个从前跑马的地方，先以外语角闻名，现在成了相亲角，真不负人民生计。
“你好。我叫虞芳洲。89年生。毕业于交大，学的是金融。现在在国联证券工作。”
“证券公司啊，有什么内幕吗？”
“人生无常，就像股票一样。若是我知道，还让你知道，能叫内幕？”
“叫内裤吧。”
等公交车的时候，虞芳洲忽然笑道：“你说要化名相亲，我想到有一次我在百度上搜自己的名字，出来一张‘虞芳洲拉屎照’，打开一看，真的是一个男人在拉屎。”
冯媛在他们班被认为是个很怪的人，没什么同学愿意搭理她。但是当我转到他们班后，不知怎么的，就首先认识了她。当然，那个时候我也被认为是个怪人。我原先所在的班级改为双语班，所有人都拼命地往那里挤，我竟然自愿被放逐了。作为毫无攻击力的入侵者，大家很快就丧失了对我的兴趣。一天中午，冯媛对我说：“你和我走吧。”于是她带我到她家，和她爷爷奶奶一起吃午饭。
冯媛的家很远。在此之前，我从未坐过公交车，也是第一次在她手上看到月票为何物。我家在云集路和珍珠路的交界处，旁边是儿童公园和商业街，离小学不过五分钟的路程。但我们坐了很久的车才到她家，她爷爷奶奶是很好的人，拉着我的手说：“阿媛功课不好，你要多帮帮她。”冯媛乖巧地笑道：“我也很努力的好吧。我都开始背单词了，不信你问她。”就这样我去了她家好几回，也好打发学校午休时光。直到一天上午课业结束，冯媛说：“我妈妈今天回家吃饭，我们先去她单位找她。”
冯媛的妈妈在一家百货公司做销售员，冯媛领着我熟门熟路地钻进仓库。仓库很长，两头是门，中间一条通道，可以并行两辆货物搬运车。我们在箱子后面的空隙坐下，只要不出声，完全不会被发现。没过多久，就到工人们的休息时间，几名女销售员身穿制服，拿着饭盒从仓库穿过。冯媛转过头，盯着我看了会儿，贴过来把我头上新买的发夹摘掉。
“你干吗？”我被她粗鲁的手法拔下几根头发，不禁哀叫一声。冯媛把发夹塞进我的口袋，拉着我站起来，拍拍我们身上的灰：“我前天和妈妈说想买个樱桃发卡，她没同意。让她看见你戴着，她会以为我故意在气她。”
我们跑出仓库，在货架之间连拐几道弯，便看见冯媛的妈妈了。她清瘦得厉害，两侧肩胛处，骨头像刀一样刺出来。奇怪的是，似乎在我认识的长辈中，所有结婚过的女人都这么瘦。冯媛见我尴尬地站在一旁，介绍说：“这是阿末，到过我们家的。”她妈妈上下打量了我一会，淡淡地说：“哦，是你啊。”她把存放票据的柜子锁上，牵起冯媛的手：“走吧。”
因为有长辈在的缘故，我们一路都没有说话。爷爷奶奶已经做好午饭，吃完饭，冯媛带我到她房间。她的房间很小，门边放着一张单人床，对面是书桌和衣柜。一扇小门通往阳台，但没有开，屋里闷得很。
我向阳台走去，余光却瞧见书桌上放着我的电子词典，这才记起来，几个礼拜前因她喜欢玩里面的贪吃蛇，我便借给了她。之前她或许收在抽屉里，我才没有注意到。我看了电子词典一会儿，想要要回来，但不知该怎么说。其实这个电子词典也不是我的。我这一整年都寄居在姨妈家，表哥很小的时候姨妈就离婚了，我晚上到她家吃饭，夜里就和她睡一起。后来表哥买了个新的电子词典，姨妈就让他把旧的借给我，黑白的小屏幕，每个字母都看得到凸起的小小方块。
我看了看冯媛，她正对着衣柜上的装饰镜梳理刘海，很认真的样子。我忽然想起来，她似乎从来没说起过她的爸爸。
就在这时，房门突地打开了，冯媛的妈妈走进来：“阿媛，你不午睡吗？”
我连忙退出房间。客厅里，爷爷奶奶正在看电视，我也跟着一起看。一集电视不过四五十分钟，冯媛午睡出来，电视里正好在放片尾曲，她的眼神还有些迷糊，却也扭头往屏幕里看。字幕飞快地滚动，歌声无谓地唱道：
“美丽的西双版纳
留不住我的爸爸
上海那么大
有没有我的家
爸爸一个家
妈妈一个家
剩下我自己
好像是多余的
……”
冯媛的妈妈也跟着出来了，冯媛把戴在手腕上的发绳递给她，她便站在冯媛背后给她扎头发。
“到学校要好好听课啊。”扎好头发，她督促说，“不要在路上磨蹭。我先去上班了。”
冯媛的妈妈离开后，屋里再次陷入沉默，只有电视的广告声响，殷勤地补给着。冯媛朝我使了个眼色，于是我起身告辞。
“明天来不？”奶奶问道。
“下次吧。”
“要大结局了。”奶奶补充道。
“是吗？”冯媛绕过我去换鞋，我照例鞠了个躬，“我们走了。谢谢啊。”
我转身关门时，冯媛已经噔噔噔走下去了。她没有沿着来时的路返回，而是往相反的方向行去。没过多久，视野忽然开阔，原来我们已来到江边。虽然水流依旧阔大而平稳，但这里没有雕栏，也没有饰灯，看起来和乡间的小河没什么两样。我从来不知还有这种地方。冯媛拿纸巾擦了擦，在堤坝上坐下。
“好香。”她才一坐下，就站起来，围着上边的几棵矮树转，兴奋地说，“是栀子，栀子开花了。”
“是吗？”我不明白这有什么可高兴的。
她摘下两朵，系在我俩的发绳上。
风静静地吹着，把花香更多地吹到我们脸颊。我想起从前爸爸带我到江边放风筝，也是这样的夏天，从滨江公园出发，在堤坝上奔跑。对了，还有表哥，他也总喜欢缠着我爸爸带他去玩。
“你不要再来了。”她一边拨弄我的头发，一边说道。
“嗯。”我点点头。
“爷爷奶奶喜欢的东西，她都不喜欢。”她补充道。
我笑了笑。
她轻轻哼了一声：“真不想讨好他们。我才不想扮演乖孩子。”
“一切喜欢都是有代价的。不是吗？”我帮她把系上去的花瓣藏进发辫里，不让它那么醒目，“他们说不定也很讨厌我们，是看在那么辛苦才生下我們的份上，才原谅我们的吧。”
冯媛也笑了，问：“你爸妈常和你联系吗？”
“不常。爸爸不太打电话，妈妈偶尔会打。她都和姨妈聊天。”
“你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吗？”冯媛又问。
“读书啊。就跟我们上课一样。”
“他们在一个学校？”
“不是一个。妈妈说他们的学校之间有很远，她的宿舍离校门口也很远，学校里面还有座山。桂子山。” “有多远？”
“大概是学校到你家这么远吧。”
冯媛叹了口气，说：“他们应该不常见面吧。”
“不知道。”
“你以后也要去武汉读书？读硕士、博士，一直读上去？”
“也许吧。”
“不会无聊吗？”
“别的事才无聊吧。”
“不是吧。你最近在看什么？”
“我在看凡尔纳。”
“讲的什么？”
“讲的是一个英国人，他用八十天的时间周游了世界。”
冯媛朝后仰了仰身体，轻轻“哦”了一声，露出不感兴趣的样子。过了会儿，她说：“我还没离开过家。”
“我也没有。”我回答道。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我因为没睡午觉，不知不觉就靠在堤坝上，闭上了眼睛。正要入梦，突然被大力推醒：“几点钟了，会不会迟到。”
“我没有表。”
冯媛撇撇嘴：“你是不需要。你家来回18次都不会迟到。”
我们慌忙跑到公交车站，车还没来。“你有多少钱？”她问道。
妈妈临走前留了生活费给我，都是清点好的零钱，夹在相片簿里，一格对应一天。这天我早饭用去两块五，一块是来时路费，手上还剩下四块钱——一张两元的纸币，两个一元的硬币。她抽走那张纸币，想了一想，又拿走一个硬币，说：“饭钱算你三块，给你一块坐车。”
她的计算很是公允。其实妈妈的梳妆台里有一些分子钱，每当我嘴馋得厉害，就集齐两三块买零食吃。但她不能，她的每一分吃用都在她妈妈的掌控之中。
“我很想买那个发卡。”她说。
“很好啊。”我摸了摸口袋里的发卡，没有说送给她的话。
公交车姗姗来迟。车内很空，虽然夏日的午休时间格外长，但人们不愿把大好的时光浪费在路上。车窗全都开着，风从四面八方吹进来，像是坐在敞篷的马车上，每一个街道都停下来致礼。庆幸的是我们没有迟到。到教室的时候，刚刚打铃，挂钟显示两点整。再过一个小时，就是三点。再过一个小时，就到了放学时间。没有比童年更快乐的了。
洗 当
王超给人剪发。一开始在连锁店做学徒，后来和师父一起出来单干，从市中心到了城郊，开了一家小店。
这里虽是城郊，居民不比别处稀少，多是白日往城里上班、夜里回来的住客，也有些城里来的拆迁户，新房在不远处的大公寓里。相邻几条商业街，中间斜穿几排居民楼，因是老旧的房子，也没人照管，一楼纷纷改作门面。师父只租了半边房子，另一半还用水泥糊着，上面房东贴道：招租。当然不怎么美观，于是理发店也只临街打了个门窗，漆上几道铁栏杆似的黑线，依旧保持水泥本色。为了占房租的便宜，居民楼间竟开了六家理发店、十多家餐厅。刚开始互相还嚷嚷，后来就像是说好了似的，理发店一律20元一位，不论男女。理发师们相互也熟识了，有时自己家没开门，去隔壁家借个地剪头，也是常有的事。
王超剪了两年头发，手法纯熟了，却也谈不上什么技术，无非长的剪短、厚的打薄，只要均匀整齐，一切听顾客吩咐。因此他虽然木讷，也被认为可靠。新店也不玩虚的，不推荐染发，不卖卡。来了就剪，剪了收钱。理发店除了他和师父，再一个女的，都叫她妙妙姐，是他师父老乡。他一早来开门，妙妙姐中午过来，师父往往下午才到。通常整个上午就他一人，客人也寥寥无几。晚上他可以早些下班，为的是去旁边的KTV找他女朋友。
KTV在街面上，占了两层，装修也洋气很多。女朋友比她小一岁，名叫阮佳，也是刚来杭州一两年。阮佳站前台，给客人登记。他就缩在前台下面的椅子上，像是和她一道上班。同事和朋友时常拿她俩开玩笑，说像小夫妻，他俩自觉也是感情甚笃。
他们住的地方，比居民楼又差一层，是农民的自建房。房间三米宽五米长，自带厕所，就是隔音不好，路上老有摩托车来来去去。不过这一带据说要拆，等租期一结束他们就打算搬到KTV附近。阮佳多少还是想找间带厨房的房子，最好厕所带窗，阮佳老嫌味道大说他没冲水。
一天，王超给客人剪头，刚哥来了。刚哥住这楼里，常来他们店洗头。王超让刚哥稍等，过一会儿，妙妙姐来了。妙妙姐给刚哥洗了头，刚哥也不急出门，两人就坐一旁聊天。也没什么可聊，就说起刚哥女朋友。刚哥不搭话，问妙妙姐最近有没有看到一个女的，二十来岁，喜欢穿吊带短裤，夹着个大拖鞋。妙妙姐说看到过。王超插话说，早上还看到她经过。
是不是。刚哥说，我就说最近总看到她。我还有她微信呢。
你认识她？妙妙姐问。
我老早就认识她啦。她在KTV里干活。
KTV王超熟啊。妙妙姐问王超，你见到她没？
不是這边KTV。好久以前啦，在城北那块，我还和她上过床。
你和她上过床？
有什么奇怪。只要是女人我都能得手，除非她不在那里做。
妙妙姐嘿嘿笑。
我一看她就认出她来了。她微信名叫斑鸠斑马长耳兔，还是斑马斑鸠，头像是一只手扮兔耳朵。是不是她！是不是她！
刚哥把手机递到妙妙姐面前，两人凑在一起翻相册。王超看不到，继续给客人剪头，剪完稍微一吹，头发末也不打扫，尽管收钱。刚哥在那边又说，厉害吧。妙妙姐咯咯乱笑，也不知道在笑什么。
这之后刚哥时常和那女的一起，主要是吃饭，说要带她过来洗头，却一次也没来。女的个子高挑，多肉，吊带把肩头勒起来，显得有些蛮。一次刚哥不在，那女的进来。“洗头吗？”女的看了看王超，他手里还抓着蓝布巾。她说洗。
他把她的头放进池子里，姿势不太舒服，她两条腿将脚蹬踢开，叉在那里。洗头池旁边是架子，架子上好几个脑袋，都是瓜子脸，大眼睛，微笑。他多抹了些洗发膏掂着她的脑袋，搓出些泡沫。
泡沫流进池子里，他把喷头从固定处拿起来。他一手托着她的头，水软软的，一直冲着她的耳后根，在那儿发呆。泡沫早就冲没了，他的手搔不到痒处，胡乱摩擦着头皮。他觉得她有些神秘，但没的可问，默默把头洗完。吹头发的时候妙妙姐来了，哎呀了几声，说常来聊天。女的也很冷淡。妙妙姐碰了个冰骷髅，有些不高兴。最后王超递了张纸给她擦脸，她擦完脸扔地上，用微信付钱。王超看见她的头像果然是一只兔耳朵。 阮佳和王超吵架了，理由是他和别的女的上床。这件事查无实据，闹了半天，除了分手没别的说法。刚哥也不太高兴，那女的不说一声就回千岛湖了。她家在千岛湖，虽然不远，但也不可能去千岛湖找她。但刚哥也没吃亏，将床事向妙妙姐吹嘘一通。
阮佳和王超到底没分成。居民楼要做封闭式小区，不许在里面开店。虽然许多店闹着不肯关，但临街的前后两个入口加了铁门锁上，出入不便，渐渐客流稀少，理发店也只有搬家。师父奔忙数日，终于在城西找到家店面。王超收拾屋里东西，问阮佳还在不在城中村住，不然一并退房。
KTV因在街面不受社区规划影响，但阮佳还是辞了职，决定跟王超去做洗头妹。师父也高兴多一个人，剪头洗头分开，显得专业。KTV的小姐妹们劝阮佳不要离开，但阮佳却出奇地坚定。只有刚哥十分感伤，一时间这么多家理发店，一时间洗个头的地方都没有了。
刚哥，你这点头发，自己水一冲不就成了。妙妙姐笑他。
你不懂。刚哥叹息一声，拉妙妙姐出门。认识这么久了，还没请你吃过饭，走。
王超隔着玻璃，看见刚哥和妙妙姐进了隔壁家的烤鱼店。两家店都是最后一天开门，那边厨师干脆站门外抽烟。王超正望着，忽听身后，师父感叹说，幸好没在装修上多花钱，这地方难得，本来也不指望占一辈子的便宜。王超心道，一样做生意，有什么便宜。王超问师父要不要帮忙收拾，两个人一起把零碎的用具装了箱。晚上有客人来问，一齐说，搬了，不做了。
相亲记
和虞芳洲约定八点半见面，打电话给她，原来她又睡过了。两个人磨磨蹭蹭，九点半出发。她穿着白色的衬衣，有些宽大，披一件黄色的短外套，袖口喇叭状敞开，下面是黑色的长筒袜，深绿色的短裤，加上一双越过膝盖的长靴。虞芳洲的人和她的名字一样，总让我想起“芳草萋萋鹦鹉洲”这句诗。她的装扮无疑是现代的，容貌和性情却有些古典。她说她该买一面全身镜，以免整日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我说我卧室墙上有一面，可我觉得还是不知道比较好。这就是美与不美的差距。
但附庸风雅还是必要的。按照计划，我们先去了多伦多现代美术馆，但因为展览结束，没有开门。她在附近的便利店买了一打发绳，挑出一根，把长发系上，若再梳成一髻，便当真是位虞美人。手机信号不好，坐在便利店里，好半天才查到地图，顺便也吃完一个冰淇淋，冷得浑身凉飕飕的。接着乘车到南京西路的上海美术馆，铁门向两边敞开，一副宽厚待客的模样。哪知刚走进去，便望见告示上毫无同情地写着：展馆已整体搬迁至浦东，咖啡馆照常营业。“今天是什么日子？”两人互相说道，百无聊赖地打算穿过人民广场往回走，却被挤挤攘攘的人群吓了一跳。“这在做什么？”虞芳洲问，“我们是不是走错了？”
不算宽敞的道路上，两旁都斜躺着成列的雨伞。有的雨伞后面坐着老头老太，有的只是空空地放着。雨伞上或多或少，贴着A4至A5大小的纸张。纸张上大都有统一的格式，写着男或女、本地人或外地人，年龄25至65，月薪数千至数万，一起贷款买房至家有房产数套，不一而足。我们总算看清楚了，这就是传说中的父母替子女相亲。
虞芳洲拿出相机，蹲下来，从人群入口往纵深处拍摄。等到拍够了，把相机藏进包里，潇洒地说：“我们逛逛吧。现在十一点一刻，我们逛到十二点。”我怀疑我们是否能呆这么久，因为许多老人说的都是上海话，叽叽喳喳，一句也听不懂，但也只得沿着人群的走向，慢慢地往前挪。直到走到一把贴着许多名片的雨伞前，我和虞芳洲对视一眼，不约而同地停下了脚步。
雨伞后头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女子，穿着深紫色的套头衫，当中是亮黄色的英文字母，头发乱糟糟地蓬着。她坐在自带的板凳上，臀部把整个板凳都遮住，膝头放一本厚大的笔记，上面是密密麻麻用铅笔和圆珠笔记录的信息。她一边熟练地翻找，一边和一个向她咨询的女士对话。许多人围在她们身后，一面考量，一面窥探，一面看热闹。
虞芳洲的出现引起了摊主的注意，像所有中介一样，她善于发现猎物，主动和虞芳洲攀谈道：“你找对象吗？”虞芳洲愣住了，毫无诚意地“嗯”了一声。摊主只当她害羞，眼睛望向她：“你要找什么样的？89年，上海户口，怎样啊？”
虞芳洲嗫嚅了几下，终于发声：“我要找年纪大点的。”摊主讶异地说：“89年还不大啊？小姑娘你几几年的？”“我91的。”“89配91可以撒。”虞芳洲坚持说：“我喜欢大一点的。”摊主了然：“大一点的也可以，我给你找，现场联系。”“现场就联系？”“对啊。我又不是骗你。”
虞芳洲朝我看来，一副该如何是好的样子，我忍住笑，没有理她。摊主一手勾拉铅笔，眼睛在本子上搜罗起来。过了半分钟，抬起头来，问道：“85年，年薪45万。可以吧？”
虞芳洲不置可否。摊主又说：“他是东华大学的，本硕连讀。你什么学历？”虞芳洲答：“硕士。” “你也是硕士？哪个学校的？”虞芳洲答：“复旦。”“复旦的硕士？”摊主惊讶且怀疑地瞅了她一眼：“你哪里人？”“重庆人。”“重庆的。”摊主重复了一遍，似是在考量她的条件，末了又瞅她一眼，说：“85年，年薪45万，上海户口。人家只要90后，条件很好了啦。”虞芳洲静默了好会儿，礼貌地推拒道：“我再看看。谢谢阿姨。”
“你都不救我。”挤出人群，虞芳洲指责道。“你们不是聊得很投合吗？”我终于笑出声来，“发现你真的很好卖耶。”“下次卖你。”“我是卖不出去的。一回生二回熟，再卖你一次。”虞芳洲呵呵一笑：“这次真没准备好。”“我倒是奇怪你都说实话呢。”“对呀。一下子也想不起来怎么说。”走了一段，我提议道：“给你编个身份吧。上海大学。89年。你喜欢的话，比较容易找年纪大的。”“什么专业？”“金融？热门的。”“上海大学有金融？”“不知道。”“不然上海交大？”“随便啦。籍贯就不要乱编了，口音听得出来。”
相亲角的中段，靠墙牵一根长线，挂着一列列的“招领启示”。没有父母坐守的地方，要求就变得戏谑而私密得多：“脸小，腿长，1.7m以上，不穿高跟鞋。”“漂亮，有眼缘（第一眼能从眸子里看见善良）。”几个和我们一样误闯进此的外国人大大咧咧地举着单反相机四处拍照，其中一个指了指当中一张红字介绍，其他人不由大笑起来。我们凑过去一看，不禁也会心一笑。上面写道：“长宁女，83年，本科，外企，皮肤白身材好，气质绝佳一挂成功，见了心动不见后悔，欢迎来电138XXXXXXXX。” 到达相亲角另一头时，一个拖着麻袋的年轻人凑到虞芳洲面前，笑眯眯地问：“你来相亲？”虞芳洲轻巧地避开，拉着我绕了个圈，往来处走去。“还逛？”我问。虞芳洲看了看表：“还没到十二点呢。”
仙蒂瑞拉的水晶鞋该送给谁？是王子秃顶的父亲，还是褐黄的皮肤凹进骨头里的母亲？这扰扰攘攘的场域使我的精神麻木又活跃起来。我来回睨视那些高低不齐的雨伞，努力想找尋一个合适的目标，奈何名片上总是女多男少，条件适当的男性更是少之又少。走了两三回，终于在拐角处的两把雨伞之间，看到一张立着的木质小折叠椅，介绍就贴在椅面，上面写道：“男（独子），88年，175cm，上海人，家里有房，在世界五百强企业工作。要求对方160cm以上，文静大方，收入稳定。”
我拍了拍虞芳洲，示意她看。道路另一边，正和附近“同好”闲聊的家长瞧见了我们，走过来问：“你们来相亲，还是来玩？”我毫不客气地指指虞芳洲。
这位女士显然是上海人，穿着合身的深绿色外套，戴一条丝巾，下面是紧身的黑色长裤，蹬一双短靴。“你多大了？”她上下打量虞芳洲，好半会儿才问道。“我89年的。”虞芳洲面无表情地答道。“89年？”女士在头脑里算了算，“在哪里工作？”“呃……在读书。”“还在读书？”“对。我是硕士。”“硕士在读？也就是明年四月毕业？”虞芳洲沉吟了好会儿，说：“对。明年毕业。”女士似乎放松了些，随意问道：“哪里的硕士？”“交大的。”“什么专业？”“金融。”“哦。”女士仰了仰头，双手环抱，摆出个舒服的姿势：“交大金融是还可以。但你还没定下来，你要毕业了才好打算啊。”
这样一说，她显然是等不及了。见我们没走，出于礼仪，她又顺口问了几句：“你哪里人啊？”“重庆。”“重庆有点远啊。在四川吧。”“重庆是重庆，四川是四川。”“哦。你父母做什么的？”虞芳洲一板一眼地答道：“爸爸在国企，妈妈在事业单位。”是个中规中矩的答案。女士抬头又望了望天，一只脚下意识地踢了踢地砖：“是还可以。就是你太小了啦。你其实没必要相亲啦，是不是今天先来看看，以后再考虑？”虞芳洲说：“对。今天先来看看。”
道别以后，虞芳洲叹了口气。“你不该说你还在读书啦。”我建议道，“89年的话，可以说今年硕士毕业刚工作。”“但是找什么工作呢？”我努力搜寻企业的名字：“富士康？上海有富士康吗？”“不知道。”“那就国联证券吧。”虞芳洲笑道：“学校门口那一家？”“对啊。就那一家。”绕过花坛，余光又看见那个拖着麻袋的男人，从雨伞后头穿进来。虞芳洲低垂着头，似在回忆刚才的画面，不知想到什么，嘿嘿笑道：“还蛮有趣的。”我也移开目光，附和道：“对呀。能够借此理直气壮地了解到不同的人，观察他们。”“就怕暴露了自己。”“可以化名相亲嘛。”走了几步，我掏出手机一看，“啊，十二点到了。”
厚重的钟声从美术馆方向传来，许多次地将行人的步伐打断，好似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了。而那些各占据一隅之地的人们，从包裹里变出他们的午餐，开始大口吞嚼起来。我闻到了青椒的味道。
“我们去吃饭吧。再买杯咖啡，好困。” 虞芳洲打了个哈欠。
我们背对钟声，走到相亲角的另一头。银白色的弧形顶棚犹如教堂的穹顶，穿过一道铁门，便见一块浅棕色的石头，像许多景区的铭牌一样，从上往下，刻着“人民广场”四个大字。这个从前跑马的地方，先以外语角闻名，现在成了相亲角，真不负人民生计。
“你好。我叫虞芳洲。89年生。毕业于交大，学的是金融。现在在国联证券工作。”
“证券公司啊，有什么内幕吗？”
“人生无常，就像股票一样。若是我知道，还让你知道，能叫内幕？”
“叫内裤吧。”
等公交车的时候，虞芳洲忽然笑道：“你说要化名相亲，我想到有一次我在百度上搜自己的名字，出来一张‘虞芳洲拉屎照’，打开一看，真的是一个男人在拉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