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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学认为，人是追求幸福的。但如何衡量幸福并非易事，截至目前哪些指标可以最好衡量人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国际上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
国内生产总值指在特定时间内一国国内所生产的商品和提供的劳务的市场价值。它是衡量一国(或地区)经济成果最常用的重要指标；但是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中的许多内容，比如折旧等等并不能够增加人的幸福感。
尽管经济的幸福受到物质方面因素的制约，但它也是一个较宽泛的概念；国内生产总值的物质构成、非市场方面的活动和财产等都会增加经济幸福，而失业和不平等会削弱经济幸福。根据加拿大“生活水平研究中心”(简称CSLS)的研究，挪威和法国人的经济幸福是世界最高的。
个人生活质量的概念包括健康状况、寿命预期、教育和环境质量等非物质方面。“社会发展加权指数”(Weighted Index of Social Progress)显示瑞典、丹麦和挪威的指数最高；而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的“快乐星球指数”(Happy Planet Index)位于前列。
“幸福感”是一个更加宽泛的概念，家庭亲密关系、朋友、工作满意度和个人的日常活动都会提升幸福感；而收入并不对幸福感提高起到决定性作用。根据有关民意调查，随着时间变化整个社会的幸福感变化其实并不明显。
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公布了本国的“国家幸福测算”(Nationale Woh-lergehens-Rechnungen)或正在进行这项工作；总之，如何更好理解社会个体的幸福感、并对其进行更准确地界定对决策者具有越来越重要参考作用。
一、国内生产总值指标的作用和局限
国内生产总值指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对其国内的生产能力有个全面的了解，由美国政府于1942年首先对外公布出台。由于大萧条和当时各种经济信息的匮乏和局限，利用财政、货币政策手段来实现经济的稳定，需要在国民收入生产核算体系中引入国内生产总值这个指标。在这以后的几十年国内生产总值指标被经常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用来说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福利或经济幸福；但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仅能衡量一国国内生产的用于最终的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由于它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局限性，用它来衡量经济幸福就很不合适。
第一，国内生产总值包含对资本折旧的补偿，是个虚的指标。因为折旧并不能带来富裕的提高；对旧资本的补偿只能将经济带回原来的起点。资料显示，折旧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英国和爱尔兰约10％左右，日本则超过20％；另外日本1990年至2004年折旧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不到16％快速上升至近22％。也就是说有一部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并未给消费者带来好处，最终是用于固定资产的补偿。国内生产总值扣除折旧后即是国内生产净值。
第二，国内生产总值只是反映国内创造的收入，并不包含从国外流入网内的收入；而部分国内创造的GDP作为资本收入还会流到国外。这一点在爱尔兰尤为明显，上世纪90年代GDP的8％流到国外，现在达到15％。其后果是爱尔兰GDP增长中有一部分是为外国人创造的。相反日本和德国是收入净流入国，而且流入趋势在增长。这些国家中居民收入的增长要快于GDP的增长。净国内生产总值扣除国外净收入得到净国民收入，资料显示在1990—2005年爱尔兰净国民收入年均增长9.5％，净国民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990年的82.7％降为76.4％，即GDP的24％左右流到国外或被用于补偿折旧。
第三，由于GDP只反映了货币交换价值，所以许多其他不能用货币反映、但与居民生活相关的非常重要的活动(比如家庭中照料未成年人和老人)并未包括。另外，像休闲活动、与家人和朋友在一起等也没包括；空气和水的质量问题也没考虑。以上这些反映生活质量的各类指标都是衡量幸福程度的指标。
第四，GDP作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指标，包含了许多并不能给居民带来幸福的内容。当飓风和地震彻底摧毁了一个地区，为了重建所产生的劳动被计入GDP增加；实际上只是将不久前已经存在的又加以恢复罢了。还有许多国家用于安全和打击犯罪的活动也带来GDP的增加——这实际是恢复和平安全的环境。由于空气污染、噪音污染的药物支出也同样带来GDP的增长。这些情况也说明，衡量幸福福利的指标是何其复杂，随意拿出一套指标是何其容易，所以才会出现以下种种测量幸福感和满意度的指标体系。
二、国内生产总值与生活质量——幸福感、满意度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和威廉·诺德豪斯在上世纪70年代初已经指出，国内生产总值GDP不能作为衡量社会福利的标准，并提出衡量家庭福利的理论方法——国民收入加上家务劳动及闲暇时间的价值，同时扣除折旧以及因环境污染、警察防治犯罪支出两大部分。根据这个理论方法，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研究成果。由于研究者的主观评价不同，这些衡量标准体系所含指标、各指标的权重也随之变化。
目前比较可靠和完整的指数是由加拿大生活水平研究中心(CSIS)提出的家庭福利综合指数：(1)个人和国家(社会)消费支出点；(2)本国居民拥有的固定资产和人力资本——可以由下一代继承的资源；(3)收入分配情况——借助基尼系数和贫困化程度测算；(4)家庭稳定性——离婚率、失业率。家庭福利综合指数是以上四方面的加权平均数，各项的权重分别为0.4、0.1、0.25和0.25。
对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洲11个国家利用该指数进行测算，2004年挪威指数最高，法国和比利时分列二、三位，英国和西班牙列倒数一、二名。其顺序与各国人均GDP排序明显不同，呈现出与收入分配、家庭不稳定性较强的相关性。
由于各国研究者的价值观不同、个人偏好不同，各个指标体系之间差别很大；不过可以预见在未来10年一定会出现一个较为统一的指标体系。
三、生活质量的各种标准研究
(一)各国衡量生活福利的方法介绍
消费、富足、收入分配和家庭安全只是构成个人生活福利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重要方面。前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指出，一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状况并不能完整地统一起来，对所有成员都需要的、最有可能生活质量只能通过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来实现。目前比较常用的指数包括：
最著名且相对完整表述生活质量的指标是人力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简称HDI)，每年由联合国在其发展报告书中公布。该指数包括各国预期寿命、教育水平、GDP和人力发展状况等方面。2003年挪威、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瑞典列前四位，而 这几个国家的教育水平起了关键作用。1990年以来中国、印度、韩国和爱尔兰的HDI上升很快，主要得益于其较高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HDI无疑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指标，但它仍然有不完全之处，而且与GDP的增长密切相关。
社会发展加权指数(简称WISP)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理查德·厄斯特斯从1970年对163个国家研究开始。尽管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存在某些数据资料不完整可能导致计算结果出现失误，但是该指数囊括了有关福利的各个方面，比如收入、教育、健康、妇女作用、环境、社会正义、机会均等以及社会救济等众多方面。2000年瑞典、丹麦和挪威的社会发展指数较高，而智利、芬兰、葡萄牙和中国从1980年至2000年社会发展指数明显提高。
快乐星球指数(简称HPI)是英国新经济学基金会提出的，HPI不仅考察人的寿命，还要对人们的生活满意度进行调查，以及资源(能源、土地等)消耗情况。由于HPI重点关注对环境污染，所以处于赤道附近的国家名次就会靠前，比如瓦努阿图、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的HPI就位列前三名，德国81位，美国列150位。毫无疑问，HPI高低对于选择休闲度假之地是一个不错的参考。
英国新经济基金会还提出一个衡量英国经济进步的国内进步指数(简称MDP)，从消费支出等经济指标中将社会成本(收入分配不公、事故、犯罪、家庭不和等)、环境成本和资源消耗扣除。英国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MDP达到最高点，随后到80年代中期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此后没有再重现70年代中期的辉煌。长期停滞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成本上升和环境负担加重。英国工党政府一直以改善英国人的生活质量作为其执政的首要目标，这个指数对其决策无疑有很大的影响。
美国私立的再定义进步研究机构提出的真实进步指数(简称GPI)与英国的MDP相似，包括私人消费加上未支付报酬的家务劳动、净固定资产投资和耐用消费品，减去上下班往返成本、潮湿造成的损失、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等各种损耗。数据表明，1980---2000年美国的真实进步指数基本没有变化，而同期人均GDP增长了55％。
新西兰政府从2002年开始公布衡量其家庭生活水准的经济生活指数(简称ELSI)，该指数通过对国内7000个人抽样调查为基础得来，包括消费、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参加社交场合的活动(比如每两周晚间出去的次数)以及个人对自己生活水平的估计。2004年有8％的新西兰人对生活很不满意(第一档)，27％的认为生活不错(第六档)。8％的对自己的生活非常满意(第七档)；与2002年相比有所改善。
澳大利亚生活质量研究中心从2001年开始每年公布以2000人问卷调查为样本的国家幸福指数，该指数包括家庭经济状况、环境状况、社会活动、对政府和企业满意程度以及国家安全形势等方面。
美国卫生部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讷曼帮助下，于2004年底推出一个测算所有年龄组成员幸福的新指数——国家福利计算；其理论基础是采用重构每天的方法(简称DRM)，即被访者如何分配每天的时间，并对这一天的感觉如何及认识。
联邦德国目前还没有相似的衡量生活福利的专用指数，联邦统计局也没有制定并公布类似指数的计划。
(二)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
尽管以上的所有指数还不能完全准确说明和衡量每个人的幸福和满意程度(或者被调查对象的主管幸福)，但是可以看出所有的福利指数告诉我们一个比GDP更加全面的社会状态。当然目前学术界关于“幸福感”(Gluecksempfinden)和“满意度”(zufriedenheit)两个概念还没有一个一致、统一的定义。
测量“幸福感”的完全有效的方法是民意调查或民意普查。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欧洲委员会发布的欧洲晴雨表指数，2006年欧洲委员会进行的春季民意调查显示，66％的丹麦人对自己的生活“非常满意”，这个比例也说明在欧盟内部丹麦人的生活满意度是最高的；而同期只有17％的德国人和4％的葡萄牙人非常满意自己的生活现状。
过去15年尽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很快，但是平均生活满意度并没有显著变化；资料显示，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生活满意度有所提高，同期德国和葡萄牙的生活满意度下降。法国随着1998年成功举办世界杯足球赛并获得冠军，生活满意度开始上升；德国的情况是，随着两德重新统一、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少许兴奋持续到1997年“红绿”政府的更迭后就呈现下降趋势；在德国足球世界杯后，德国的生活满意度有所提高(意大利也有同样情形)。
对欧洲各国生活幸福感发展的短期回顾说明：生活满意度除了与收入有关外，还受到收入以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另外长期保持生活满意度持续上升很难做到。生活满意度的变化可以成为政治变革、政府更迭的诱因——也可以是互为因果的关系。欧洲晴雨表的变化也显示，生活满意度与对政府的信任度之间存在相当强的关联度。
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的长期停滞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人们会很快适应高收入、高消费和较好的生活方式。比如首次驾驶自己的新车可以带来较高的幸福感和满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感觉就会消退(即兴趣疲劳效用)；当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收入的提高并不一定会必然带来幸福感的上升。第二，人总是给自己设定更高的生活目标。当自己的新房建好后，人们会希望在更好的环境更安全的地方有自己的房子(即满意疲劳效用)。第三，个体对生活的满意度受其他人的影响。当某人、且是唯一拥有一辆好汽车的人，这可以带来满足；但如果他的朋友或邻居也有一辆相似的汽车，那他的满足肯定会下降。当他买了新车后，由于有与其竞争的想法，邻居的满足感必然减少，结果总的满足感是下降的。
改善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事情。心理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和许多其他方面的专家过去几十年已经对这个复杂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2005年柳博米尔斯基(Lyubomirsky)等人的研究报告应该说已经接近问题的答案，“幸福感”的约50％由先天性遗传因素决定，40％取决于从事带来幸福的工作和活动，其余10％左右则由生活环境状况(收入、气候、环境、稳定的民主政治等)决定。
四、生活质量指标研究前景及政策建议
各项经济指标反映了经济政策执行情况，是经济政策结果的反馈；国民经济指标对政府制定经济政策和个人的经济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国内生产总值GDP是稳定的货币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保证生产能够长期满足需求；对于政策的其他方面内容，GDP并没有准确反映，也不合适，所以就需要通过其他指标来反映。
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能够恰当反映每个人的幸福感和福利的标准。已有的各种不同指标和方法，只能促使决策者在未来进行决策时，充分认识到“满意度”和“幸福感”的重要；在涉及到生活满意度和改善民众生活方面提供不同参考、能够使其有所依据。相信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形成更加统一的对“满意度”和“幸福感”的计算方法。至少可以有以下结论：
一是幸福的衡量，是为了了解哪些是构成幸福的主要方面；为了能够提高幸福，必须衡量幸福的组成内容。
二是失业不仅会影响到当事人的幸福，还会对整个社会福利带来消极影响。所以，必须减少失业。
三是由于人们过高估计了收入对幸福的意义，就倾向于更长时间去工作。因此，应提倡将时间多用在带来幸福的活动上。
四是对幸福研究表明：朋友、家庭日益重要。所以。要加强公民社会的建设以及提倡更多的社会参与度。
五是研究结果还表明，与电视节目中那些漂亮的、幸福的、成功的、但是“人造”的人物相比，看电视越多的人越感觉自己贫穷和贫乏。因此，应严格限制物欲广告。
六是提倡全面健康。根据联合国的解释，健康是身体的、精神的和社会的全面健康。所以，各国的健康政策也必须是全面的健康政策，要更加重视心理、健康的疾病以及预期寿命等方面。
(本栏目策划、编辑：苏小梅)
国内生产总值指在特定时间内一国国内所生产的商品和提供的劳务的市场价值。它是衡量一国(或地区)经济成果最常用的重要指标；但是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中的许多内容，比如折旧等等并不能够增加人的幸福感。
尽管经济的幸福受到物质方面因素的制约，但它也是一个较宽泛的概念；国内生产总值的物质构成、非市场方面的活动和财产等都会增加经济幸福，而失业和不平等会削弱经济幸福。根据加拿大“生活水平研究中心”(简称CSLS)的研究，挪威和法国人的经济幸福是世界最高的。
个人生活质量的概念包括健康状况、寿命预期、教育和环境质量等非物质方面。“社会发展加权指数”(Weighted Index of Social Progress)显示瑞典、丹麦和挪威的指数最高；而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的“快乐星球指数”(Happy Planet Index)位于前列。
“幸福感”是一个更加宽泛的概念，家庭亲密关系、朋友、工作满意度和个人的日常活动都会提升幸福感；而收入并不对幸福感提高起到决定性作用。根据有关民意调查，随着时间变化整个社会的幸福感变化其实并不明显。
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公布了本国的“国家幸福测算”(Nationale Woh-lergehens-Rechnungen)或正在进行这项工作；总之，如何更好理解社会个体的幸福感、并对其进行更准确地界定对决策者具有越来越重要参考作用。
一、国内生产总值指标的作用和局限
国内生产总值指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对其国内的生产能力有个全面的了解，由美国政府于1942年首先对外公布出台。由于大萧条和当时各种经济信息的匮乏和局限，利用财政、货币政策手段来实现经济的稳定，需要在国民收入生产核算体系中引入国内生产总值这个指标。在这以后的几十年国内生产总值指标被经常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用来说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福利或经济幸福；但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仅能衡量一国国内生产的用于最终的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由于它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局限性，用它来衡量经济幸福就很不合适。
第一，国内生产总值包含对资本折旧的补偿，是个虚的指标。因为折旧并不能带来富裕的提高；对旧资本的补偿只能将经济带回原来的起点。资料显示，折旧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英国和爱尔兰约10％左右，日本则超过20％；另外日本1990年至2004年折旧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不到16％快速上升至近22％。也就是说有一部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并未给消费者带来好处，最终是用于固定资产的补偿。国内生产总值扣除折旧后即是国内生产净值。
第二，国内生产总值只是反映国内创造的收入，并不包含从国外流入网内的收入；而部分国内创造的GDP作为资本收入还会流到国外。这一点在爱尔兰尤为明显，上世纪90年代GDP的8％流到国外，现在达到15％。其后果是爱尔兰GDP增长中有一部分是为外国人创造的。相反日本和德国是收入净流入国，而且流入趋势在增长。这些国家中居民收入的增长要快于GDP的增长。净国内生产总值扣除国外净收入得到净国民收入，资料显示在1990—2005年爱尔兰净国民收入年均增长9.5％，净国民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990年的82.7％降为76.4％，即GDP的24％左右流到国外或被用于补偿折旧。
第三，由于GDP只反映了货币交换价值，所以许多其他不能用货币反映、但与居民生活相关的非常重要的活动(比如家庭中照料未成年人和老人)并未包括。另外，像休闲活动、与家人和朋友在一起等也没包括；空气和水的质量问题也没考虑。以上这些反映生活质量的各类指标都是衡量幸福程度的指标。
第四，GDP作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指标，包含了许多并不能给居民带来幸福的内容。当飓风和地震彻底摧毁了一个地区，为了重建所产生的劳动被计入GDP增加；实际上只是将不久前已经存在的又加以恢复罢了。还有许多国家用于安全和打击犯罪的活动也带来GDP的增加——这实际是恢复和平安全的环境。由于空气污染、噪音污染的药物支出也同样带来GDP的增长。这些情况也说明，衡量幸福福利的指标是何其复杂，随意拿出一套指标是何其容易，所以才会出现以下种种测量幸福感和满意度的指标体系。
二、国内生产总值与生活质量——幸福感、满意度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和威廉·诺德豪斯在上世纪70年代初已经指出，国内生产总值GDP不能作为衡量社会福利的标准，并提出衡量家庭福利的理论方法——国民收入加上家务劳动及闲暇时间的价值，同时扣除折旧以及因环境污染、警察防治犯罪支出两大部分。根据这个理论方法，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研究成果。由于研究者的主观评价不同，这些衡量标准体系所含指标、各指标的权重也随之变化。
目前比较可靠和完整的指数是由加拿大生活水平研究中心(CSIS)提出的家庭福利综合指数：(1)个人和国家(社会)消费支出点；(2)本国居民拥有的固定资产和人力资本——可以由下一代继承的资源；(3)收入分配情况——借助基尼系数和贫困化程度测算；(4)家庭稳定性——离婚率、失业率。家庭福利综合指数是以上四方面的加权平均数，各项的权重分别为0.4、0.1、0.25和0.25。
对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洲11个国家利用该指数进行测算，2004年挪威指数最高，法国和比利时分列二、三位，英国和西班牙列倒数一、二名。其顺序与各国人均GDP排序明显不同，呈现出与收入分配、家庭不稳定性较强的相关性。
由于各国研究者的价值观不同、个人偏好不同，各个指标体系之间差别很大；不过可以预见在未来10年一定会出现一个较为统一的指标体系。
三、生活质量的各种标准研究
(一)各国衡量生活福利的方法介绍
消费、富足、收入分配和家庭安全只是构成个人生活福利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重要方面。前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指出，一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状况并不能完整地统一起来，对所有成员都需要的、最有可能生活质量只能通过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来实现。目前比较常用的指数包括：
最著名且相对完整表述生活质量的指标是人力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简称HDI)，每年由联合国在其发展报告书中公布。该指数包括各国预期寿命、教育水平、GDP和人力发展状况等方面。2003年挪威、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瑞典列前四位，而 这几个国家的教育水平起了关键作用。1990年以来中国、印度、韩国和爱尔兰的HDI上升很快，主要得益于其较高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HDI无疑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指标，但它仍然有不完全之处，而且与GDP的增长密切相关。
社会发展加权指数(简称WISP)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理查德·厄斯特斯从1970年对163个国家研究开始。尽管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存在某些数据资料不完整可能导致计算结果出现失误，但是该指数囊括了有关福利的各个方面，比如收入、教育、健康、妇女作用、环境、社会正义、机会均等以及社会救济等众多方面。2000年瑞典、丹麦和挪威的社会发展指数较高，而智利、芬兰、葡萄牙和中国从1980年至2000年社会发展指数明显提高。
快乐星球指数(简称HPI)是英国新经济学基金会提出的，HPI不仅考察人的寿命，还要对人们的生活满意度进行调查，以及资源(能源、土地等)消耗情况。由于HPI重点关注对环境污染，所以处于赤道附近的国家名次就会靠前，比如瓦努阿图、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的HPI就位列前三名，德国81位，美国列150位。毫无疑问，HPI高低对于选择休闲度假之地是一个不错的参考。
英国新经济基金会还提出一个衡量英国经济进步的国内进步指数(简称MDP)，从消费支出等经济指标中将社会成本(收入分配不公、事故、犯罪、家庭不和等)、环境成本和资源消耗扣除。英国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MDP达到最高点，随后到80年代中期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此后没有再重现70年代中期的辉煌。长期停滞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成本上升和环境负担加重。英国工党政府一直以改善英国人的生活质量作为其执政的首要目标，这个指数对其决策无疑有很大的影响。
美国私立的再定义进步研究机构提出的真实进步指数(简称GPI)与英国的MDP相似，包括私人消费加上未支付报酬的家务劳动、净固定资产投资和耐用消费品，减去上下班往返成本、潮湿造成的损失、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等各种损耗。数据表明，1980---2000年美国的真实进步指数基本没有变化，而同期人均GDP增长了55％。
新西兰政府从2002年开始公布衡量其家庭生活水准的经济生活指数(简称ELSI)，该指数通过对国内7000个人抽样调查为基础得来，包括消费、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参加社交场合的活动(比如每两周晚间出去的次数)以及个人对自己生活水平的估计。2004年有8％的新西兰人对生活很不满意(第一档)，27％的认为生活不错(第六档)。8％的对自己的生活非常满意(第七档)；与2002年相比有所改善。
澳大利亚生活质量研究中心从2001年开始每年公布以2000人问卷调查为样本的国家幸福指数，该指数包括家庭经济状况、环境状况、社会活动、对政府和企业满意程度以及国家安全形势等方面。
美国卫生部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讷曼帮助下，于2004年底推出一个测算所有年龄组成员幸福的新指数——国家福利计算；其理论基础是采用重构每天的方法(简称DRM)，即被访者如何分配每天的时间，并对这一天的感觉如何及认识。
联邦德国目前还没有相似的衡量生活福利的专用指数，联邦统计局也没有制定并公布类似指数的计划。
(二)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
尽管以上的所有指数还不能完全准确说明和衡量每个人的幸福和满意程度(或者被调查对象的主管幸福)，但是可以看出所有的福利指数告诉我们一个比GDP更加全面的社会状态。当然目前学术界关于“幸福感”(Gluecksempfinden)和“满意度”(zufriedenheit)两个概念还没有一个一致、统一的定义。
测量“幸福感”的完全有效的方法是民意调查或民意普查。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欧洲委员会发布的欧洲晴雨表指数，2006年欧洲委员会进行的春季民意调查显示，66％的丹麦人对自己的生活“非常满意”，这个比例也说明在欧盟内部丹麦人的生活满意度是最高的；而同期只有17％的德国人和4％的葡萄牙人非常满意自己的生活现状。
过去15年尽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很快，但是平均生活满意度并没有显著变化；资料显示，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生活满意度有所提高，同期德国和葡萄牙的生活满意度下降。法国随着1998年成功举办世界杯足球赛并获得冠军，生活满意度开始上升；德国的情况是，随着两德重新统一、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少许兴奋持续到1997年“红绿”政府的更迭后就呈现下降趋势；在德国足球世界杯后，德国的生活满意度有所提高(意大利也有同样情形)。
对欧洲各国生活幸福感发展的短期回顾说明：生活满意度除了与收入有关外，还受到收入以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另外长期保持生活满意度持续上升很难做到。生活满意度的变化可以成为政治变革、政府更迭的诱因——也可以是互为因果的关系。欧洲晴雨表的变化也显示，生活满意度与对政府的信任度之间存在相当强的关联度。
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的长期停滞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人们会很快适应高收入、高消费和较好的生活方式。比如首次驾驶自己的新车可以带来较高的幸福感和满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感觉就会消退(即兴趣疲劳效用)；当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收入的提高并不一定会必然带来幸福感的上升。第二，人总是给自己设定更高的生活目标。当自己的新房建好后，人们会希望在更好的环境更安全的地方有自己的房子(即满意疲劳效用)。第三，个体对生活的满意度受其他人的影响。当某人、且是唯一拥有一辆好汽车的人，这可以带来满足；但如果他的朋友或邻居也有一辆相似的汽车，那他的满足肯定会下降。当他买了新车后，由于有与其竞争的想法，邻居的满足感必然减少，结果总的满足感是下降的。
改善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事情。心理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和许多其他方面的专家过去几十年已经对这个复杂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2005年柳博米尔斯基(Lyubomirsky)等人的研究报告应该说已经接近问题的答案，“幸福感”的约50％由先天性遗传因素决定，40％取决于从事带来幸福的工作和活动，其余10％左右则由生活环境状况(收入、气候、环境、稳定的民主政治等)决定。
四、生活质量指标研究前景及政策建议
各项经济指标反映了经济政策执行情况，是经济政策结果的反馈；国民经济指标对政府制定经济政策和个人的经济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国内生产总值GDP是稳定的货币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保证生产能够长期满足需求；对于政策的其他方面内容，GDP并没有准确反映，也不合适，所以就需要通过其他指标来反映。
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能够恰当反映每个人的幸福感和福利的标准。已有的各种不同指标和方法，只能促使决策者在未来进行决策时，充分认识到“满意度”和“幸福感”的重要；在涉及到生活满意度和改善民众生活方面提供不同参考、能够使其有所依据。相信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形成更加统一的对“满意度”和“幸福感”的计算方法。至少可以有以下结论：
一是幸福的衡量，是为了了解哪些是构成幸福的主要方面；为了能够提高幸福，必须衡量幸福的组成内容。
二是失业不仅会影响到当事人的幸福，还会对整个社会福利带来消极影响。所以，必须减少失业。
三是由于人们过高估计了收入对幸福的意义，就倾向于更长时间去工作。因此，应提倡将时间多用在带来幸福的活动上。
四是对幸福研究表明：朋友、家庭日益重要。所以。要加强公民社会的建设以及提倡更多的社会参与度。
五是研究结果还表明，与电视节目中那些漂亮的、幸福的、成功的、但是“人造”的人物相比，看电视越多的人越感觉自己贫穷和贫乏。因此，应严格限制物欲广告。
六是提倡全面健康。根据联合国的解释，健康是身体的、精神的和社会的全面健康。所以，各国的健康政策也必须是全面的健康政策，要更加重视心理、健康的疾病以及预期寿命等方面。
(本栏目策划、编辑：苏小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