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为他家乡的鹿原中学写了首校歌,让我找个作曲家谱曲。我请人谱好了曲子,便打电话通知忠实。
　　接电话的是忠实的妻子。她说:“忠实不在家,请问你是谁?”
　　我报上了我的姓名,并问:“还记得我吗?”
　　我说:“记得,记得。你那年还到过俺西蒋哩!”
　　忠实的妻子是位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如今怕也接近五十的年纪了吧,居然还记得十六七年前的事,真是好记性。
　　她的话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
　　忠实家在西安东郊毛西乡的西蒋村。这里南倚白鹿原,北临灞河,再朝东走二三里便是蓝田县的地盘了。西蒋村离西安城三十来里,交通方便。十几年前我是骑自行车去忠实家的,他当时在毛西公社当干部。我去的时候,他正在灞河滩上领一帮农民整修河滩。河滩上有几间临时搭建的草棚子,是干部办公和农民住宿的地方。见到我来,忠实很高兴,匆匆安排了工地上的工作,便拉着我朝他住的西蒋村走去。
　　这是一个贫穷的乡村,忠实的家于贫穷中更显贫穷。村里已经有了不少瓦房,忠实家的院子依然是土墙,房子依然是麦草盖顶。房子里除了一盘土炕、一个老板柜、一张破旧的桌子,几乎四壁皆空。
　　入乡随俗,我们坐在土炕上说话。他的妻子端酒上来,我看那酒是乳白色的,认得是陕西的特产稠酒。稠酒是用江米做的,忠实却问我:“你知道这是拿啥做的?”
　　穷人有穷人的办法,玉米芯子能做酒,我是头一次听说。喝一口,那味道甜甜的,与城里人用江米做的稠酒一般。我便连喝了三碗。问:“这酒醉人不?”
　　忠实说:“醉人,醉了还不好醒。不过,像你的酒量,十碗八碗没事!”
　　盘腿坐在土炕上,端起大碗喝酒,颇有点绿林好汉的味道!
　　我和陈忠实都是“文革”前就学着写东西的。“文革”中,我们跟着打了一阵子轰轰。“四人帮”被打倒了,文艺开始复苏,我们已经嗅到了春天的气息。对过去的作品,我们感到不满和愧赧,但对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又有些茫然。谈话就是围绕着这些问题进行的。从和忠实相识,我就感觉到他是个有顽强进取心的硬汉子,对文学的确有种陕西“愣娃”的执著倔犟。我佩服的就是这股子劲儿。相比起来,我觉得自己过分散淡,有点“玩”文学的味儿。
　　忠实的妻子做好了午饭,我们围在炕头边吃边聊。话说热乎了,忠实的妻子发起了牢骚:“这人一年到头,整天趴着写,点灯熬油,顶啥用啊?你看俺村里,谁有俺屋穷?”说着,那眼泪,便在眼眶中打转了。
　　是的,那时我们写东西确实很苦笔墨纸都得自己买,报、刊、社却从不发一分钱稿费。忠实是农村干部,每月只有三十几元的工资。我在工厂当工人,每月工资是38.2元,还要养活两个孩子。忠实也有两个孩子,操持家务的妻子能不埋怨吗?
　　我忽然想起,临来的前一天,我收到一份稿费通知单。正好那年从10月1日恢复稿费制度。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的一本书上发了我的一篇作品。编辑告诉我:“书在10月1日前就印好了,我故意拖到节后才让印刷厂送来,能给作者发点稿费嘛!”
　　我急忙从口袋里掏出稿费单,递给忠实的妻子,对他说:“嫂子,别骂了。现在恢复稿费制了,忠实再写东西,就能给家里挣钱了。”忠实的妻子接过稿费单,双手捧住,仔细端详着,虽然只有两行字,她却足足看了有3分钟。忽然,她“扑哧”一声笑了起来,嘴对着稿费单说:“哎哟,啥时候俺忠实能把这拿上,就好了!”
　　她说得很惊喜,我听了却有些心酸:那单子上总共只有二十几元的稿费啊!
　　也许这件事对她刺激太大了,所以十几年后,她仍记得我的西蒋村之行。
　　也许往日的贫穷对陈忠实的刺激太大了。所以,当1993年他被推举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后,即席发表了一番就职演说。演说中除了阐述文学事业的神圣和作家的历史使命外,还特别提到了作协的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要努力改善作家的创作条件,提高作家的待遇和生活水平,让作家摆脱贫穷的困扰。
　　然而,朋友们都知道,陈忠实在贫穷冷清的白鹿原下,埋头耕耘着文学的圣土,与贫穷抗争,与命运抗争,讴歌着贫困中那不屈的灵魂,塑造着为挣脱贫困、挣脱蛮荒而苦苦求索、苦苦拼搏的关中汉子的形象。从而使他成了驰誉当代文坛的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