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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听力作为外语输入和输出的重要形式，极易引起外语学习者的焦虑，因而研究外语听力焦虑对促进外语学习意义重大。国内外外语听力焦虑的实证研究中，主要量表为美国心理学家Horwitz的FLCAS即外语课堂焦虑量表和韩国学者Kim的FLLAS即外语听力焦虑量表。本文旨在对Horwitz的FLCAS和Kim的FLLAS做详细分析，以期未来相关研究更好地借鉴和使用。
【关键字】外语焦虑 外语听力焦虑 听力焦虑量表
一、外语听力焦虑研究的意义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焦虑作为语言学习中最大的情感因素之一成为了国内外二语习得研究的热点。美国心理学家Horwitz(1986)最先明确了外语学习焦虑的内涵，即外语学习过程中所产生的独特而复杂的自我感知、信念、情感和行为的综合体。为了对外语焦虑进行有效的定量的实证分析，Horwitz等于1986年首次设计了FLCAS即外语课堂焦虑量表，并得到广泛应用。近年来，外语学习焦虑开始关注听、说、读、写等具体语言技能的学习过程。Horwitz的实证研究表明，焦虑对听说技能影响尤为突出。根据美国学者Wilt和Rankin的研究，语言交流中的听说读写四种形式分别占45%，30%，16%和9%，听说为首，因此，研究外语学习的听力焦虑对促进外语学习意义重大。
二、外语听力焦虑量表研究的意义
根据施渝，徐锦芬(2013)对发表在国外29 种 SSCI 期刊和国内 12 种 CSSCI 期刊上 198 篇有关焦虑的文章的统计，近40年来国内外外语焦虑的实证研究高达80% 以上。听力焦虑实证研究中的量表设计，主要依据为Horwitz (1986)等的FLCAS和韩国学者Kim(2000)年的FLLAS即外语听力焦虑量表，如高新艳(2007)，朱莉(2011)，关越(2013)，Zafar Iqbal Khattak(2011)等的研究中都使用或借鉴了Horwitz的FLCAS；而瞿慧(2008)，张琳娜(2012)，Hussein Elkhafaifi(2005)，Harumi Kimura(2008)等的研究则使用或借鉴了Kim(2000)的FLLAS。基于此，本文旨在对Horwitz的FLCAS和Kim的FLLAS做详细分析，以期未来相关研究更好地借鉴和使用。
三、外语听力焦虑量表综述
Horwitz的FLCAS:该量表共33项变量，分别属于交际焦虑(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考试焦虑(test-anxiety)和负面评价焦虑(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3个维度。交际焦虑指在与别人交流时产生的以担心和忧虑为特征的焦虑。考试焦虑表示由于担心考试失败而产生的行为焦虑，这是学校语言学习中常见的焦虑来源。而负面评价恐惧则指对他人评价的恐惧、对评价场合的逃避、以及对他人会对自己做出负面评价的预期心理。该量表具有高度的内部信度(internal reliability)，α系数(alpha coefficient)值高达0.93，时间间隔长达8周的重测信度(test-retest reliability)r=0.83(p<0.001)。较高的信效度使得该量表在外语焦虑研究领域广泛采用，但是，Horwitz外语课堂焦虑量表关注的是焦慮对语言学习的整体影响，包括听、说、读、写多项外语活动，然而，每项外语活动有其自身独特性，在研究时也应有所区别。
Kim的外语听力焦虑量表：为了更好适应外语听力，韩国学者Kim对Horwitz的FLCAS做了因素分析，在此基础上设计了FLLAS。该量表共33项变量，分别属于口语听力焦虑(fear of listening to spoken English)、过程相关焦虑(process-related anxiety)、缺乏自信(lack of self-confidence)和基础知识不足焦虑(apprehension of insufficient prior knowledge)四个维度。Kim进一步将以上4个维度简化为2个因素，即外语听力焦虑(Tension and Worry over English Listening)和外语听力自信缺乏(Lack of Confidence in Listening)。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internal consistency)为0.93，重测信度为0.84。作为第一个具有较高信效度、专门针对外语听力焦虑的量表，Kim的FLLAS得到了广泛借鉴和使用。除了探究外语听力焦虑程度，该量表还涉及了引起外语听力焦虑的可能因素，包括听力材料的难易度、熟悉度、呈现速度和频率，听力理解中必要的背景知识、听力理解过程的认知因素等，这为研究外语焦虑来源有重要启示作用。
四、结论与启示
基于Horwitz的FLCAS和Kim的FLLAS，对外语听力焦虑的定性研究居多，而定性研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再者，国内外研究在借用此两种焦虑量表时没有充分考虑到不同国家、地域、种族、人群、语言、认知水平的差异，而作相关调整和修改。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该基于以上量表，诊断引起外语焦虑的因素，进而对症下药，并提出针对性、可操作的焦虑抑制策略。
参考文献：
[1]Kim, J. H.(2000).Foreign language listening anxiety: A study of Korean students learning English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关键字】外语焦虑 外语听力焦虑 听力焦虑量表
一、外语听力焦虑研究的意义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焦虑作为语言学习中最大的情感因素之一成为了国内外二语习得研究的热点。美国心理学家Horwitz(1986)最先明确了外语学习焦虑的内涵，即外语学习过程中所产生的独特而复杂的自我感知、信念、情感和行为的综合体。为了对外语焦虑进行有效的定量的实证分析，Horwitz等于1986年首次设计了FLCAS即外语课堂焦虑量表，并得到广泛应用。近年来，外语学习焦虑开始关注听、说、读、写等具体语言技能的学习过程。Horwitz的实证研究表明，焦虑对听说技能影响尤为突出。根据美国学者Wilt和Rankin的研究，语言交流中的听说读写四种形式分别占45%，30%，16%和9%，听说为首，因此，研究外语学习的听力焦虑对促进外语学习意义重大。
二、外语听力焦虑量表研究的意义
根据施渝，徐锦芬(2013)对发表在国外29 种 SSCI 期刊和国内 12 种 CSSCI 期刊上 198 篇有关焦虑的文章的统计，近40年来国内外外语焦虑的实证研究高达80% 以上。听力焦虑实证研究中的量表设计，主要依据为Horwitz (1986)等的FLCAS和韩国学者Kim(2000)年的FLLAS即外语听力焦虑量表，如高新艳(2007)，朱莉(2011)，关越(2013)，Zafar Iqbal Khattak(2011)等的研究中都使用或借鉴了Horwitz的FLCAS；而瞿慧(2008)，张琳娜(2012)，Hussein Elkhafaifi(2005)，Harumi Kimura(2008)等的研究则使用或借鉴了Kim(2000)的FLLAS。基于此，本文旨在对Horwitz的FLCAS和Kim的FLLAS做详细分析，以期未来相关研究更好地借鉴和使用。
三、外语听力焦虑量表综述
Horwitz的FLCAS:该量表共33项变量，分别属于交际焦虑(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考试焦虑(test-anxiety)和负面评价焦虑(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3个维度。交际焦虑指在与别人交流时产生的以担心和忧虑为特征的焦虑。考试焦虑表示由于担心考试失败而产生的行为焦虑，这是学校语言学习中常见的焦虑来源。而负面评价恐惧则指对他人评价的恐惧、对评价场合的逃避、以及对他人会对自己做出负面评价的预期心理。该量表具有高度的内部信度(internal reliability)，α系数(alpha coefficient)值高达0.93，时间间隔长达8周的重测信度(test-retest reliability)r=0.83(p<0.001)。较高的信效度使得该量表在外语焦虑研究领域广泛采用，但是，Horwitz外语课堂焦虑量表关注的是焦慮对语言学习的整体影响，包括听、说、读、写多项外语活动，然而，每项外语活动有其自身独特性，在研究时也应有所区别。
Kim的外语听力焦虑量表：为了更好适应外语听力，韩国学者Kim对Horwitz的FLCAS做了因素分析，在此基础上设计了FLLAS。该量表共33项变量，分别属于口语听力焦虑(fear of listening to spoken English)、过程相关焦虑(process-related anxiety)、缺乏自信(lack of self-confidence)和基础知识不足焦虑(apprehension of insufficient prior knowledge)四个维度。Kim进一步将以上4个维度简化为2个因素，即外语听力焦虑(Tension and Worry over English Listening)和外语听力自信缺乏(Lack of Confidence in Listening)。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internal consistency)为0.93，重测信度为0.84。作为第一个具有较高信效度、专门针对外语听力焦虑的量表，Kim的FLLAS得到了广泛借鉴和使用。除了探究外语听力焦虑程度，该量表还涉及了引起外语听力焦虑的可能因素，包括听力材料的难易度、熟悉度、呈现速度和频率，听力理解中必要的背景知识、听力理解过程的认知因素等，这为研究外语焦虑来源有重要启示作用。
四、结论与启示
基于Horwitz的FLCAS和Kim的FLLAS，对外语听力焦虑的定性研究居多，而定性研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再者，国内外研究在借用此两种焦虑量表时没有充分考虑到不同国家、地域、种族、人群、语言、认知水平的差异，而作相关调整和修改。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该基于以上量表，诊断引起外语焦虑的因素，进而对症下药，并提出针对性、可操作的焦虑抑制策略。
参考文献：
[1]Kim, J. H.(2000).Foreign language listening anxiety: A study of Korean students learning English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