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1937年广州培英中学发行的《义声期刊》（图一），刊号为第二期，现藏于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
　　广州培英中学是美国那夏礼博士（Dr.Henry V.Noyes，1836-1914年）于1879在广州沙基同德大街创办的，当时叫“安和堂”，1888年迁至芳村，改名为“培英书院”。1953年广州市人民政府接管培英中学，书院更名为“广州市第八中学”。时至今日，培英中学已有136年的校史。
　　1937年是中国抗战史上标志性的一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彼时的中国，无论在政治、军事还是文坛、思潮上都潜藏着奴役与反抗的尖锐矛盾。在中国这片辽阔的疆土之上，革命的火种在侵略者的暴力之下悄然蔓延。回顾这一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迁驻延安。2月2日，东北军分裂，主和将领王以哲被杀。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举行，国民党内外政策开始转变。3月6日，老舍发表长篇小说《骆驼祥子》。4月3日，蒋百里的《国防论》出版，暗示中国练兵要以日本为假想敌人。5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苏区党代表会议。6月8日，国共两党庐山谈判，周恩来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7月8日，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7月29日，北平、天津沦陷。7月31日，“七君子”出狱。是月，麦新作《大刀进行曲》，张寒晖谱写《（松花江上》。8月13日，日军以租界和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日舰为基地，对上海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上海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开始了历时3个月之久的淞沪会战。8月15日，日机大举空袭南京，爆发激烈空战。8月22日，中共中央洛川会议通过《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9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5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伏击日军，歼敌一千余人，史称平型关大捷。12月13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陷落。日军攻入南京城，开始了长达六个星期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30万中华同胞被杀，南京城三分之一的建筑被烧毁，8万妇女遭到强奸。
　　《义声期刊》正是在这样一个山河沦陷、国破家亡的环境下诞生的。作为当时中学生的发声通道，它相对于锋芒犀利的政治运动显得温和而稚嫩，但是它真实地反映了抗日时期中国青年学子的进步思想。《义声期刊》是民族危机在青少年身上的一个缩影，堪称一本有态度的刊物。它的观点毫不保守，一方面规避了政党倾向，一方面又能大胆地揭露政治现象，折射了当时学生群体的生存状况和有待成熟的世界观。
　　与今天的中学生期刊不同，这本1937年的《义声期刊》囊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它不仅讨论学校教育，还热切关注民权、民生。它的文章运用了新式的有标点的白话文，翻页由左至右。从封面开始，期刊内容依次为广告、插图、扉页、编者寄语、目录、正文、后记、广告（图二、图三）。让笔者感到震惊的是，期刊最前和最后的部分投放了大量五花八门的商业广告（图四、图五），有装修公司、服装店、鞋店、电影院、眼镜铺、琴行、药行、砖厂、男科性病诊所……笔者猜想，可能由于社会动荡，当时的培英中学经费拮据，必须依赖各类赞助商才能维持刊物的运营，因此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商业气息。翻过广告页是扉页，上书：“敬献校祖那公夏礼”，足见当时的学生对学校创始人那夏礼先生是深怀感恩之心的。接着，插图页印有校篮球队、排球队、足球队、期刊编纂人员的团体合影，青春烂漫、严肃又不失明媚。编者寄语（图六）里编者用比喻的手法说：“这里是义社同学们思想和言论的总农场，地方并不是大，可是从多方面的进行，有的去开垦种瓜植豆的田园；有的去开垦栽花的田园；甚至有的正准备开拓理想的田园，而且也有正待肥料的田园……统看来，要算是通力作合耕耘下的结果了。”
　　期刊正文分为“论丛”和“文艺”两大版块，“文艺”又分为“散文”“小说”“随笔”“歌诗”“社闻”五个部分。
　　“论丛”里《乡村教育与中国前途》《今日的德意志与欧洲大势》《论心理改造》《民众教育如何实施》《我们今后的责任》等几篇文章不同程度地体现了1937年的中学生对抗战救国、民族觉醒以及自我担当等方面的思考。
　　在《乡村教育与中国前途》（图七）一文中作者呼吁民众：“你既是中国人，中国的存亡问题，你须负担四万万五千分之一！中国的存亡问题，你应有相当的了解，回顾乡村的衰落，想点救济和教育的方法，别再依恋着这皮毛的都市。”
　　在《今日的德意志与欧洲大势》（图八）一文中作者是这样描写帝国主义的：“他们明白只有武力可以解决纠纷的一切问题，所以整天的疯狂着来扩充军备。一层一层的战云密布在人间了，预备再来一次的大屠杀。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统辖下的国家，受了一切思潮的激荡，已有了很大的觉悟，竭力地抬过头来，拼命地求独立……”
　　在《论心理改造》（图九、图十）一文中，作者犀利地说：“现在我国哪一种人需要心理改造？”即“一般自私心理者”、“留恋旧时代者”和“迷信心理者”。作者说：“由于过去的天灾人祸及战争过多的缘故”，“中国人的自私心理是最发达”。作者还说，留恋旧时代者有两类人，一类是“智识份子”，一类是“没有智识的庸俗份子”。“智识份子”留恋旧时代因为他们“存着一脑子的庸腐思想”和“孔孟之道”，而“没有智识的庸俗份子”则认为“革命是一件多么残忍的事”，“旧时代已经很好了，何必又多此一举呢？”对于迷信心理者，作者认为“从科学的眼光看他们，真令得笑人齿冷了”。针对具有以上心理的人，作者提出了两种改造方法：“从教育方面去感化”和“改良社会制度”。
　　在《民众教育如何实施》（图十一）一文中，作者认为“中国民族到了这个地步，这不单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中国民族本身不争气，引诱他人起心侵略的……‘贫，愚，弱，私’，的确是中国民族思想上的大缺点，要是复兴民族的话，非根本改革这缺点不行……”，因此，教育民众应当先从改良他们的思想开始。例如，把教育按“主要目标分类”，分为“语文教育”“阅读能力”“公民教育”“生计教育”；还要着重实施民众教育的“重要目标”，即“健康教育”、“家事教育”和“休乐教育”。
　　在《我们今后的责任》（图十二）一文中，作者提出“我们的责任是在农村”，原因是，经济的崩溃让城市里的中产阶级购买力下降，农民生产的作物因找不到买家而大量囤积，价格下跌。这导致种植业已经养活不了农村人口，于是大量的农民进城务工，靠出卖廉价劳动力残喘为生。因此，农民的日子是最不好过的。在这种境况下，“我们的责任”首当其冲是“催促地方自治机关，建立切实的政府，建设农村，解决农民生活问题”。作者呼吁人们“到农村去，我们一同为农村去服务，建立平民义学，把应有智识灌输到一般孩童和乡人，使他们得有读书识字的机会”。
　　“文艺”是这本《义声期刊》的第二大板块，无论“散文”部分，还是“小说”、“歌诗”部分，都或深或浅地表达了热血方刚的年轻人对饱受战争疾苦的社会的情绪，有愤慨、无奈、焦虑甚至是讽刺。这些情绪在《人间地狱》《哭母》《罪犯》《乡居杂记》《战歌》等作品中均有体现。比如，散文《人间地狱》描述了一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少女备受封建礼教的残害，最终惨死在婚姻里的悲剧。诗歌《战歌》（图十三）用铿锵有力的战斗语气呼吁人们反抗压迫、争取尊严与独立：“弱小民族低微的叹息，变成宏亮的威武的战歌：再不能牺牲这将要流尽的鲜血，躲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下哀求和平……”
　　回忆1937，它是多灾多难的一年。这一年，中华民族的不幸接踵而至，积压已久的矛盾积聚爆发。但是，在时间的长河里，这一年的血雨腥风离我们越来越远。战争中的中国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动乱年代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只有真正经历了那场战争的人能告诉我们答案。不幸的是，时间带走了一批又一批亲历者的生命，我们能够采访的老人也越来越少。
　　然而，一个社会的现实和意识形态总会在它留下的文字里给后人一些蛛丝马迹。这本泛黄的《义声期刊》诞生在中国抗战史上具有标志性的1937年，它是那个时代意识形态的产物。透过它我们能够看到，当时的中国，在刀与枪的战场背后还有一个隐形的思想的战场。那里有广大学生团队和有识青年。尽管他们手无寸铁，他们一样焦急地关切着、探索着、践行着如何挽救一个国家的命运。《义声期刊》是战争中国的一个缩影。它侥幸留存于世，提醒着今天的我们：勿忘灾难，珍惜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