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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张家口是侵华日军所占领的地区之一，也是在日军统治下建立伪“蒙疆政权”的首府所在地。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向华北各地大举进攻，张家口、大同、绥远先后被日军占领，并先后成立了“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三个伪政权。为便于控制这三个伪政权，1937年11月22日，在张家口成立了伪“蒙疆联合委员会”，以协调三个伪政权之间的关系。1939年9月，又将察南、晋北、蒙古三个伪政权合并成立“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都处在日本的全面控制，这一地区的人民在日本法西斯的统治下，度过了八年被奴役的生活。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也是张家口第一次解放七十周年，笔者试图把这一时期所存的档案及后续编写的史料内容进行编辑并加以展示（之前笔者曾编写过《伪蒙疆政府概况》作为一种编研成果，这次又查阅了一些档案史料进行了充实并重新编辑），也是对日本侵略者罪恶行径的揭露。
伪蒙疆政权的产生、发展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一声炮响，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7月30日，北平、天津相继沦陷。8月9日，日本关东军接到在察哈尔进行作战的命令。日本侵略者对包括察哈尔在内的华北地区早有图谋，13日，日本关东军制定了“察哈尔方面政治工作紧急处理大纲”，并向日本陆军中央部提出了在察哈尔“建立政权的设想”。据《张家口革命史话》一书中引用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所编《华北治安战》所载的内容，日本关东军8月14日即提出了所谓积极处理华北时局的设想：“华北政权大致以五省自治为最终目标，先将河北及山东二省（将来包括山西）组成一个政权。另将察南、察北合并建立一个政权。前者设于北平，后者设于张家口。两政权内各配以有能力的日本顾问。日军则专门负责确保各地治安。有关政治、经济等的指导问题，由设在北平、张家口的大特务机关长，通过日本顾问，对其外交、经济、内政方面进行幕后指导”。
从8月上旬开始，日本军队以第二十师团川岸文三郎全部及第五、第十两师团各一部并酒井兵团等沿平绥铁路进攻南口，其主力于8月21日绕经南口右侧进攻居庸关、怀来;又以关东军第4师第32旅团（本多旅团）与铃木旅团进攻张北及张家口;另以大井支队由沽源经龙关截击平绥铁路。26日，进入张北的地上部队和空军协力攻破长城线的中国守军刘汝明部，占据了八角台高地。27日，迅速进入并占领张家口。30日，由一贯亲日的汉奸组织了治安维持委员会，9月4日在张家口发表了自治政府成立声明，同时公布政府暂行组织法，首先在张家口成立了伪“察南自治政府”。汉奸于品卿、杜运宇就任最高委员，受日本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吉冈安直大佐及最高顾问金井章次的指导，统治张家口市及察哈尔南部万全、怀来、赤城、龙关、延庆、涿鹿、怀安、宣化、阳原、蔚县10县，人口约200万。
继日本占据张家口并于9月4日宣告成立伪察南自治政府之后，又快速向山西发动进攻，于9月12日占据大同，并扶持汉奸夏恭、马永魁组织了“治安维持会”，并于10月15日成立了伪“晋北自治政府”，最高顾问为前岛升，管辖山西北部的大同市及阳高、天镇、怀仁、山阴、塑县、应县、浑源、广灵、平鲁、右玉、左云、灵邱12县，人口约150万。
日军沿平绥线继续大举向西侵犯，并于10月14日侵入绥远省城归绥（今呼和浩特），17日侵占包头。绥远大部地区沦陷。绥远被日军侵占后，即扶持云王（云瑞旺楚克）、德王（德鲁楚克栋鲁普）、李守信之流于10月27日至28日在归绥召开第二次蒙古大会，成立了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将归绥改称厚和，定为首都。云王任“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主席，德王为副主席（1938年3月24日云王去逝，德王继任主席），李守信任蒙古军总司令，军事最高顾问为日本人高场损藏大佐，政务最高顾问为宇山兵士。统辖区域为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巴彦塔拉盟、伊克昭盟及厚和、包头两市。
为了增强对察哈尔、绥远、山西北部和平绥铁路沿线地区的军事控制，还在日军侵占归绥、包头之前，日本关东军即制定了所谓“蒙疆方面政治工作指导大纲”，决定：在日军侵占了归绥、包头以后，察南、晋北、蒙古三个自治政府要派出委员，在张家口成立“蒙疆联合委员会”。三个伪政权的代表于1937年11月22日在张家口召开会议，按预定计划成立了伪“蒙疆联合委员会”。日本人金井章次担任最高顾问，并代行总务委员长的职务，汉奸于品卿、夏恭、卓特巴扎普等担任委员。
1939年，侵华日军准备了以“在促进蒙疆地方的统一、提高民生、民族协和的方针下，建设强有力的防共特殊地带”为要点的所谓“蒙疆建设基本计划”。9月1日，“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和“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三个伪政权正式合并在一起，成立了“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日本人金井章次为最高顾问，蒙奸德王为主席;于品卿、夏恭为副主席。定张家口为首都，采用成吉思汗纪元年号（将1939年改为成吉思汗734年）。伪“蒙疆自治政府”以“日察如一，剿除共党，民族协和，民生向上”作为“施政大纲”。据《察哈尔纪事》所载：“伪蒙疆联合委员会在日军指使下改组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9月1日在张家口举行成立大会。定张家口为首府，红白蓝黄四色七条为联合自治政府旗帜，借用元太祖成吉思汗734年为纪元年号。德王任主席，李守信、于品卿、夏恭为副主席，卓特巴扎普任政务院长、吴鹤龄任参议会议长、李守信兼任蒙古军总司令。政务院下设总务、民政、治安、司法、财政、产业、交通、铁道等部及牧业、电报等局。统辖伊、乌、巴、锡、察5个盟和察南、晋北2个自治政府，厚和、包头、张家口3市，32个县，36个旗。总面积达45万平方公里，人口达525万（其中汉人502万，蒙古人15.4万，回民3.8万，日本人3.3万）”。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随后又在张家口设立蒙疆学院，由自治政府总务顾问关口保兼任院长。
在张家口市档案馆保存的革命历史档案中有这样一份文件：1945年张家口获得解放后，晋察冀边区委员会在整理敌伪文献中发现了一册《蒙疆的现势与未来》的油印本，该文出版于1944年5月，作者为敌“朝鲜大兴贸易有限公司社长”贺田直治，晋察冀边区财经委员会对该文进行了编译。该文对“蒙疆”国土、产业、经济以及政府组织等都作了概况的叙述。其中在第一部分《论蒙疆国体及蒙疆新国家的肇建略史》描述道：“由于中日战争内外情势的变化，蒙疆地区在炮火中也随着展开了一个新的局面。一面扫荡了疆内的中国军队（察哈尔的刘汝明，绥远的傅作义，山西的阎锡山），一面籍日本及满洲国之力，很快的组成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和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及三政府的联络编制机关‘蒙疆联合委员会’（昭和十二年十一月二二日於张家口成立），可是成立不久，随着时局的进展及疆内六百万民众的一意要求，终於在昭和十四年九月一日，又创立了一个完整统一的政权‘蒙古联合自治政府’，这个新事实的出现，在大东亚历史说来，确实是值得注目的一个辉煌记载”。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目的就是搜罗一帮蒙奸和汉奸，大搞卖国求荣和分裂祖国的罪恶活动，把张家口地区、晋北地区和绥远地区变成第二个“满洲国”。 伪蒙疆政权统辖区域与组织机构
《蒙疆的现势与未来》的第二部分“蒙疆国土的全貌”中描述道：（蒙疆）位置和地势“位于华北的东北，东依兴安岭山脉为界，与满洲国接邻，南面以内长城为境界，与河北、山西两省连接，西南与西北地域的甘肃、宁夏相连，北面隔戈壁沙漠与外蒙接壤。为一海拔1000米以上的大高原地带”;面积“据说是五十万平方公里（其他资料中显示，察南地区约有16400平方公里，晋北地区约有23800平方公里，察哈尔等五盟约有466600平方公里），略与日本的本州、九州、四国及朝鲜等合起来的面积相同”;人口方面“蒙疆的人口与面积比较起来极其稀疏，总数约六百万”;都市方面“在长816公里的平绥线沿线有张家口、大同、绥远、包头四大都市”。
自1937年 “蒙疆联合委员会”成立后，由日人金井章次担任最高顾问和兼任总务委员长，总揽一切权力。又于1938年8月1日，在金井章次操纵下进行改组。原总务、产业、交通、金融等专门委员会改组扩大为总务、产业、财政、保安、民生、交通六部，各部均由日本人担任顾问，掌握实权。改组后，蒙疆联合委员会由协商性机构变为高于蒙古联盟、察南、晋北3个政权之上的指导机关。金井章次于1939年4月29日辞去“蒙疆联合委员会”最高顾问兼总务委员长之职，德王就任总务委员长。7月28日，日兴亚院会议决定改组蒙疆联合委员会，成立统一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8月11日，伪蒙疆联合委员会设立“政权统一审议会”。就组织新中央政府的组织机构、名称等进行协商。于9月1日建立了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
1941年，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进行了调整和改组，“蒙疆（古）联合自治政府”对内改称为“蒙古自治邦政府”。最高顾问金井章二回日本，日军于8月4日派大桥忠一任自治政府最高顾问（因与驻蒙日军长官政见不一，于1942年9月辞职，随后废除了最高顾问制），吴鹤龄改任政务院院长。1942年8月在张家口召开的第五次蒙古大会上德王当选为“蒙古自治邦”主席，于品卿、李守信为副主席，首都设在张家口。以四色七条旗为邦旗。下辖察哈尔、乌兰察布、锡林郭勒、巴彦塔拉、伊克昭五个盟公署。察哈尔盟辖张北、沽源、宝昌、化德、康保、尚义、商都、多伦等8个县公署及4个旗总管署。察南、晋北两个政厅，察南政厅驻张家口，长官陈玉铭，辖万全、怀安、阳原、蔚县、涿鹿、怀来、延庆、赤城、龙关、宣化等10个县公署;晋北政厅驻大同，长官夏恭，辖大同、天镇等13个县公署;张家口、大同、厚和、包头4个市公署。5个盟人口约270万，察南人口约200万，晋北人口约150万，总计约600万人。其土地面积约50万平方公里（《察哈尔纪事》所载数字）”。
1943年1月，德王为谋求加强其联合自治政府的统治力量，将察南政厅改组为宣化省公署，辖10县，省会设宣化;晋北政厅改为大同省，省会设大同，辖13县;张家口改为特别市，5个盟公署也改为盟政府，均直属于“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在1944年秋季，又将张家口改为政务院直辖特别市，市长韩广森、副市长崔景岚。至此，直到抗战结束，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组织机构再无变化。
日伪政权所犯罪行及覆灭
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也称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在政治上投靠日本帝国主义，成为日本侵略者压迫、奴役中国人民的傀儡。实际上，真正的实权全部操纵在日本人手里，凌驾于伪蒙疆政府之上，具体统治它的是日本蒙疆驻屯军司令部和特务机关。日寇对张家口及“蒙疆”地区施行的是法西斯式的武装统治。为了加强其殖民统治，日本侵略者不遗余力地镇压张家口地区人民的抗日活动，伪蒙古军及警备队予以配合，不断向我绥西、察南、各抗日根据地进犯和扫荡，在根据地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见房就烧，制造了无数惨案。为了防止人民反抗，实行“保甲连坐法”，一人有事，全甲问罪，常常以“私通八路、企图抗日”为名，把对他们反动统治不满的群众抓去，随意吊打，滥施淫威，施行种种极其惨无人道的刑罚。许多无辜群众在日本侵略军的折磨下，致残或惨死。据《张家口革命史话》中记载：1942年，日本侵略军在张家口制造了“抗日救国联合会”案件，当时被拷打折磨而死的有100多人，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幸存者只有20多人。
日寇侵占张家口以后，以张家口为基地，对整个蒙疆地区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以此来支持其罪恶的侵略战争。他们不仅在占领了下花园、宣化、张家口、大同等地以后，直接没收和霸占了许多中国工厂，而后又在张家口成立了蒙疆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名目繁多的各种株式会社、股份有限公司等（据日本出版的1942年《北支·蒙疆年鉴》的统计，包括龙烟铁矿、大同炭矿等13家株式会社;蒙疆不动产等58家股份有限公司;蒙疆、察南实业、晋北实业、蒙古实业等4家银行。株式会社、股份有限公司、银行共计有81所，累计资金1.9亿元）。日本人把蒙疆地区看成是“羊毛、煤炭、兽皮等重要物资的宝库”，是“东亚共荣圈内唯一的畜产资源供应地”，大量掠夺畜产、皮毛等军用物资，控制矿山资源，把大批煤炭、矿石等资源运往日本，据《察哈尔纪事》所载的统计资料显示：仅1938年，“伪蒙疆向日本输出羊毛1000万斤。据调查，该地域年产羊毛达3500万斤”;“本年蒙疆地区有耕地面积14253平方公里，主要农作物为：小麦1381164石、黍子1473649石、高粱807288石、豆类686708石、马铃薯14883945斤。总产量的三分之一被日本掠夺去”;“蒙疆地区年产大青盐、白盐、土熬盐、土晒盐80万担，每年向伪满洲输出盐20万担。这是满蒙贸易主要物资之一以谋取高额利润”。制定粮谷控制法，实行配给，将大米、白面屯积起来或运走，供日本人吃用，对中国人民则配给一定数量的杂合面，其他棉布等生活必需品都是限量配给，使人民吃不饱，穿不暖，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受日本把持的各株式会社、股份有限公司的排挤，本地区民族工商业受到严重摧残，店员、职员大批失业。在《晋察冀日报》1946年2月10日和3月31日的报道中说：“抗战以前，张家口全市共有皮毛业381家，日本侵占张家口以后，有324家陆续倒闭。全市46家粮店、102家面粉店及107家煤店也都全部歇业。仅牛羊肉行业倒闭歇业的有600多家，造成1.8万多人失业”，“杨茅钦、赵景文等150家牛羊肉商店的资本及房产都被日伪以‘组合’为名予以没收，被弄得倾家荡产，无法生活”。日本政府制定所谓《日满华生产力扩充计划》：计划从1939年至1944年5年内，龙烟铁矿石产量达300万吨、铣铁80万吨、钢材40万吨，所产之矿石及铁一半运往日本。日本侵略者为多生产铁矿石，采取“以人换矿“的政策，在占领区内大批抓骗中国劳工下坑采矿。 伪蒙疆政府为了支持日寇的侵略战争，提供大量军用物资，不择手段地搜刮民财，对蒙疆地区县城以上的城镇，一切生活必需品均实行配给制，其余充作军用。同时，对民众征收繁重的捐税，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尤其恶毒的是迫使人民广种鸦片，制定鸦片管理法，设立清查榷运总署，遍地开设烟馆，毒害人民，在各城镇遍设俱乐部（实际是赌场），聚赌抽头，巧夺民财。据《察哈尔纪事》所载的统计资料显示：1938年，察南、晋北、蒙古三自治政府总共输出鸦片量为9654779两，金额达43821175元。占输出总金额的41%，占全年总收入的25%以上。到1939年，“日军指使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在管辖地域大量种植鸦片，面积约90万亩，年收额约4000万两，当地销售约1700万两，其他约300万两经商人之手，向北平、天津、山西等地销售。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仅鸦片一项年收入额即达5000万元”。
日伪还强征劳工，把征集到的劳苦大众，押送到日本国或其他各地矿山，从事牛马不如的艰苦劳动。这些劳工不仅吃不饱，劳动量还大，稍有怠慢，棒打鞭击，遍体鳞伤，凡被征走的劳动人民，无一生还。日寇在张家口坝上建秘密工事时，为了灭口，工毕将数千劳工集体杀害，又在夜间运至张北境内的安固里淖水泊，凿开冰口，将尸体塞进冰下，翌年冰消水干，白骨磷磷，触目惊心。
在思想文化方面，日伪统治者采取愚民手法，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在各级学校中，定日语为必修课，灌输“亲日反共、民族协和、发扬东亚道义”的反动思想，迫使我青年一代不知有祖国，永作日本的奴隶，妄想从文化教育上来灭亡中国。用升日本旗典礼和向东方遥拜等行为，从精神上加以钳制约束，使之不能起来反抗。设立各种学院和训练班，培养忠于日本的汉奸，为其所用。组织青年兴亚同盟、排共青年团、妇女防共团等，灌输亲日反共思想，麻痹我民族意识。
人民正义战争必胜，侵略者的非正义战争必败，此乃历史的逻辑。随着德、意法西斯在欧洲战场的彻底失败，日本侵略者孤立无援，百万苏联红军也加入到对日军的战争并一举击溃日本关东军，此时的中国抗日部队也转入全面进攻态势，日寇已成强弩之末，万难再战。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在蒙疆的日寇也放下武器，宣布放弃对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支持。8月20日夜，驻张家口的27000余名日军部队及侨民乘火车全部撤退。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主席德王、蒙古军司令李守信率其家眷及在张家口之亲信高级官吏向北平逃走。8月23日，冀察军区部队攻克张家口及伪军警占据的“德王府”。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副主席于品卿、张家口特别市市长韩广森、副市长崔景岚及700余名敌伪军警政人员全部缴械投降。当晚，张家口军事接管会及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入城并宣布废除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及所属一切机构。到此，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政权机构宣告崩溃。
伪蒙疆政权的产生、发展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一声炮响，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7月30日，北平、天津相继沦陷。8月9日，日本关东军接到在察哈尔进行作战的命令。日本侵略者对包括察哈尔在内的华北地区早有图谋，13日，日本关东军制定了“察哈尔方面政治工作紧急处理大纲”，并向日本陆军中央部提出了在察哈尔“建立政权的设想”。据《张家口革命史话》一书中引用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所编《华北治安战》所载的内容，日本关东军8月14日即提出了所谓积极处理华北时局的设想：“华北政权大致以五省自治为最终目标，先将河北及山东二省（将来包括山西）组成一个政权。另将察南、察北合并建立一个政权。前者设于北平，后者设于张家口。两政权内各配以有能力的日本顾问。日军则专门负责确保各地治安。有关政治、经济等的指导问题，由设在北平、张家口的大特务机关长，通过日本顾问，对其外交、经济、内政方面进行幕后指导”。
从8月上旬开始，日本军队以第二十师团川岸文三郎全部及第五、第十两师团各一部并酒井兵团等沿平绥铁路进攻南口，其主力于8月21日绕经南口右侧进攻居庸关、怀来;又以关东军第4师第32旅团（本多旅团）与铃木旅团进攻张北及张家口;另以大井支队由沽源经龙关截击平绥铁路。26日，进入张北的地上部队和空军协力攻破长城线的中国守军刘汝明部，占据了八角台高地。27日，迅速进入并占领张家口。30日，由一贯亲日的汉奸组织了治安维持委员会，9月4日在张家口发表了自治政府成立声明，同时公布政府暂行组织法，首先在张家口成立了伪“察南自治政府”。汉奸于品卿、杜运宇就任最高委员，受日本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吉冈安直大佐及最高顾问金井章次的指导，统治张家口市及察哈尔南部万全、怀来、赤城、龙关、延庆、涿鹿、怀安、宣化、阳原、蔚县10县，人口约200万。
继日本占据张家口并于9月4日宣告成立伪察南自治政府之后，又快速向山西发动进攻，于9月12日占据大同，并扶持汉奸夏恭、马永魁组织了“治安维持会”，并于10月15日成立了伪“晋北自治政府”，最高顾问为前岛升，管辖山西北部的大同市及阳高、天镇、怀仁、山阴、塑县、应县、浑源、广灵、平鲁、右玉、左云、灵邱12县，人口约150万。
日军沿平绥线继续大举向西侵犯，并于10月14日侵入绥远省城归绥（今呼和浩特），17日侵占包头。绥远大部地区沦陷。绥远被日军侵占后，即扶持云王（云瑞旺楚克）、德王（德鲁楚克栋鲁普）、李守信之流于10月27日至28日在归绥召开第二次蒙古大会，成立了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将归绥改称厚和，定为首都。云王任“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主席，德王为副主席（1938年3月24日云王去逝，德王继任主席），李守信任蒙古军总司令，军事最高顾问为日本人高场损藏大佐，政务最高顾问为宇山兵士。统辖区域为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巴彦塔拉盟、伊克昭盟及厚和、包头两市。
为了增强对察哈尔、绥远、山西北部和平绥铁路沿线地区的军事控制，还在日军侵占归绥、包头之前，日本关东军即制定了所谓“蒙疆方面政治工作指导大纲”，决定：在日军侵占了归绥、包头以后，察南、晋北、蒙古三个自治政府要派出委员，在张家口成立“蒙疆联合委员会”。三个伪政权的代表于1937年11月22日在张家口召开会议，按预定计划成立了伪“蒙疆联合委员会”。日本人金井章次担任最高顾问，并代行总务委员长的职务，汉奸于品卿、夏恭、卓特巴扎普等担任委员。
1939年，侵华日军准备了以“在促进蒙疆地方的统一、提高民生、民族协和的方针下，建设强有力的防共特殊地带”为要点的所谓“蒙疆建设基本计划”。9月1日，“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和“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三个伪政权正式合并在一起，成立了“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日本人金井章次为最高顾问，蒙奸德王为主席;于品卿、夏恭为副主席。定张家口为首都，采用成吉思汗纪元年号（将1939年改为成吉思汗734年）。伪“蒙疆自治政府”以“日察如一，剿除共党，民族协和，民生向上”作为“施政大纲”。据《察哈尔纪事》所载：“伪蒙疆联合委员会在日军指使下改组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9月1日在张家口举行成立大会。定张家口为首府，红白蓝黄四色七条为联合自治政府旗帜，借用元太祖成吉思汗734年为纪元年号。德王任主席，李守信、于品卿、夏恭为副主席，卓特巴扎普任政务院长、吴鹤龄任参议会议长、李守信兼任蒙古军总司令。政务院下设总务、民政、治安、司法、财政、产业、交通、铁道等部及牧业、电报等局。统辖伊、乌、巴、锡、察5个盟和察南、晋北2个自治政府，厚和、包头、张家口3市，32个县，36个旗。总面积达45万平方公里，人口达525万（其中汉人502万，蒙古人15.4万，回民3.8万，日本人3.3万）”。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随后又在张家口设立蒙疆学院，由自治政府总务顾问关口保兼任院长。
在张家口市档案馆保存的革命历史档案中有这样一份文件：1945年张家口获得解放后，晋察冀边区委员会在整理敌伪文献中发现了一册《蒙疆的现势与未来》的油印本，该文出版于1944年5月，作者为敌“朝鲜大兴贸易有限公司社长”贺田直治，晋察冀边区财经委员会对该文进行了编译。该文对“蒙疆”国土、产业、经济以及政府组织等都作了概况的叙述。其中在第一部分《论蒙疆国体及蒙疆新国家的肇建略史》描述道：“由于中日战争内外情势的变化，蒙疆地区在炮火中也随着展开了一个新的局面。一面扫荡了疆内的中国军队（察哈尔的刘汝明，绥远的傅作义，山西的阎锡山），一面籍日本及满洲国之力，很快的组成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和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及三政府的联络编制机关‘蒙疆联合委员会’（昭和十二年十一月二二日於张家口成立），可是成立不久，随着时局的进展及疆内六百万民众的一意要求，终於在昭和十四年九月一日，又创立了一个完整统一的政权‘蒙古联合自治政府’，这个新事实的出现，在大东亚历史说来，确实是值得注目的一个辉煌记载”。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目的就是搜罗一帮蒙奸和汉奸，大搞卖国求荣和分裂祖国的罪恶活动，把张家口地区、晋北地区和绥远地区变成第二个“满洲国”。 伪蒙疆政权统辖区域与组织机构
《蒙疆的现势与未来》的第二部分“蒙疆国土的全貌”中描述道：（蒙疆）位置和地势“位于华北的东北，东依兴安岭山脉为界，与满洲国接邻，南面以内长城为境界，与河北、山西两省连接，西南与西北地域的甘肃、宁夏相连，北面隔戈壁沙漠与外蒙接壤。为一海拔1000米以上的大高原地带”;面积“据说是五十万平方公里（其他资料中显示，察南地区约有16400平方公里，晋北地区约有23800平方公里，察哈尔等五盟约有466600平方公里），略与日本的本州、九州、四国及朝鲜等合起来的面积相同”;人口方面“蒙疆的人口与面积比较起来极其稀疏，总数约六百万”;都市方面“在长816公里的平绥线沿线有张家口、大同、绥远、包头四大都市”。
自1937年 “蒙疆联合委员会”成立后，由日人金井章次担任最高顾问和兼任总务委员长，总揽一切权力。又于1938年8月1日，在金井章次操纵下进行改组。原总务、产业、交通、金融等专门委员会改组扩大为总务、产业、财政、保安、民生、交通六部，各部均由日本人担任顾问，掌握实权。改组后，蒙疆联合委员会由协商性机构变为高于蒙古联盟、察南、晋北3个政权之上的指导机关。金井章次于1939年4月29日辞去“蒙疆联合委员会”最高顾问兼总务委员长之职，德王就任总务委员长。7月28日，日兴亚院会议决定改组蒙疆联合委员会，成立统一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8月11日，伪蒙疆联合委员会设立“政权统一审议会”。就组织新中央政府的组织机构、名称等进行协商。于9月1日建立了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
1941年，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进行了调整和改组，“蒙疆（古）联合自治政府”对内改称为“蒙古自治邦政府”。最高顾问金井章二回日本，日军于8月4日派大桥忠一任自治政府最高顾问（因与驻蒙日军长官政见不一，于1942年9月辞职，随后废除了最高顾问制），吴鹤龄改任政务院院长。1942年8月在张家口召开的第五次蒙古大会上德王当选为“蒙古自治邦”主席，于品卿、李守信为副主席，首都设在张家口。以四色七条旗为邦旗。下辖察哈尔、乌兰察布、锡林郭勒、巴彦塔拉、伊克昭五个盟公署。察哈尔盟辖张北、沽源、宝昌、化德、康保、尚义、商都、多伦等8个县公署及4个旗总管署。察南、晋北两个政厅，察南政厅驻张家口，长官陈玉铭，辖万全、怀安、阳原、蔚县、涿鹿、怀来、延庆、赤城、龙关、宣化等10个县公署;晋北政厅驻大同，长官夏恭，辖大同、天镇等13个县公署;张家口、大同、厚和、包头4个市公署。5个盟人口约270万，察南人口约200万，晋北人口约150万，总计约600万人。其土地面积约50万平方公里（《察哈尔纪事》所载数字）”。
1943年1月，德王为谋求加强其联合自治政府的统治力量，将察南政厅改组为宣化省公署，辖10县，省会设宣化;晋北政厅改为大同省，省会设大同，辖13县;张家口改为特别市，5个盟公署也改为盟政府，均直属于“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在1944年秋季，又将张家口改为政务院直辖特别市，市长韩广森、副市长崔景岚。至此，直到抗战结束，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组织机构再无变化。
日伪政权所犯罪行及覆灭
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也称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在政治上投靠日本帝国主义，成为日本侵略者压迫、奴役中国人民的傀儡。实际上，真正的实权全部操纵在日本人手里，凌驾于伪蒙疆政府之上，具体统治它的是日本蒙疆驻屯军司令部和特务机关。日寇对张家口及“蒙疆”地区施行的是法西斯式的武装统治。为了加强其殖民统治，日本侵略者不遗余力地镇压张家口地区人民的抗日活动，伪蒙古军及警备队予以配合，不断向我绥西、察南、各抗日根据地进犯和扫荡，在根据地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见房就烧，制造了无数惨案。为了防止人民反抗，实行“保甲连坐法”，一人有事，全甲问罪，常常以“私通八路、企图抗日”为名，把对他们反动统治不满的群众抓去，随意吊打，滥施淫威，施行种种极其惨无人道的刑罚。许多无辜群众在日本侵略军的折磨下，致残或惨死。据《张家口革命史话》中记载：1942年，日本侵略军在张家口制造了“抗日救国联合会”案件，当时被拷打折磨而死的有100多人，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幸存者只有20多人。
日寇侵占张家口以后，以张家口为基地，对整个蒙疆地区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以此来支持其罪恶的侵略战争。他们不仅在占领了下花园、宣化、张家口、大同等地以后，直接没收和霸占了许多中国工厂，而后又在张家口成立了蒙疆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名目繁多的各种株式会社、股份有限公司等（据日本出版的1942年《北支·蒙疆年鉴》的统计，包括龙烟铁矿、大同炭矿等13家株式会社;蒙疆不动产等58家股份有限公司;蒙疆、察南实业、晋北实业、蒙古实业等4家银行。株式会社、股份有限公司、银行共计有81所，累计资金1.9亿元）。日本人把蒙疆地区看成是“羊毛、煤炭、兽皮等重要物资的宝库”，是“东亚共荣圈内唯一的畜产资源供应地”，大量掠夺畜产、皮毛等军用物资，控制矿山资源，把大批煤炭、矿石等资源运往日本，据《察哈尔纪事》所载的统计资料显示：仅1938年，“伪蒙疆向日本输出羊毛1000万斤。据调查，该地域年产羊毛达3500万斤”;“本年蒙疆地区有耕地面积14253平方公里，主要农作物为：小麦1381164石、黍子1473649石、高粱807288石、豆类686708石、马铃薯14883945斤。总产量的三分之一被日本掠夺去”;“蒙疆地区年产大青盐、白盐、土熬盐、土晒盐80万担，每年向伪满洲输出盐20万担。这是满蒙贸易主要物资之一以谋取高额利润”。制定粮谷控制法，实行配给，将大米、白面屯积起来或运走，供日本人吃用，对中国人民则配给一定数量的杂合面，其他棉布等生活必需品都是限量配给，使人民吃不饱，穿不暖，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受日本把持的各株式会社、股份有限公司的排挤，本地区民族工商业受到严重摧残，店员、职员大批失业。在《晋察冀日报》1946年2月10日和3月31日的报道中说：“抗战以前，张家口全市共有皮毛业381家，日本侵占张家口以后，有324家陆续倒闭。全市46家粮店、102家面粉店及107家煤店也都全部歇业。仅牛羊肉行业倒闭歇业的有600多家，造成1.8万多人失业”，“杨茅钦、赵景文等150家牛羊肉商店的资本及房产都被日伪以‘组合’为名予以没收，被弄得倾家荡产，无法生活”。日本政府制定所谓《日满华生产力扩充计划》：计划从1939年至1944年5年内，龙烟铁矿石产量达300万吨、铣铁80万吨、钢材40万吨，所产之矿石及铁一半运往日本。日本侵略者为多生产铁矿石，采取“以人换矿“的政策，在占领区内大批抓骗中国劳工下坑采矿。 伪蒙疆政府为了支持日寇的侵略战争，提供大量军用物资，不择手段地搜刮民财，对蒙疆地区县城以上的城镇，一切生活必需品均实行配给制，其余充作军用。同时，对民众征收繁重的捐税，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尤其恶毒的是迫使人民广种鸦片，制定鸦片管理法，设立清查榷运总署，遍地开设烟馆，毒害人民，在各城镇遍设俱乐部（实际是赌场），聚赌抽头，巧夺民财。据《察哈尔纪事》所载的统计资料显示：1938年，察南、晋北、蒙古三自治政府总共输出鸦片量为9654779两，金额达43821175元。占输出总金额的41%，占全年总收入的25%以上。到1939年，“日军指使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在管辖地域大量种植鸦片，面积约90万亩，年收额约4000万两，当地销售约1700万两，其他约300万两经商人之手，向北平、天津、山西等地销售。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仅鸦片一项年收入额即达5000万元”。
日伪还强征劳工，把征集到的劳苦大众，押送到日本国或其他各地矿山，从事牛马不如的艰苦劳动。这些劳工不仅吃不饱，劳动量还大，稍有怠慢，棒打鞭击，遍体鳞伤，凡被征走的劳动人民，无一生还。日寇在张家口坝上建秘密工事时，为了灭口，工毕将数千劳工集体杀害，又在夜间运至张北境内的安固里淖水泊，凿开冰口，将尸体塞进冰下，翌年冰消水干，白骨磷磷，触目惊心。
在思想文化方面，日伪统治者采取愚民手法，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在各级学校中，定日语为必修课，灌输“亲日反共、民族协和、发扬东亚道义”的反动思想，迫使我青年一代不知有祖国，永作日本的奴隶，妄想从文化教育上来灭亡中国。用升日本旗典礼和向东方遥拜等行为，从精神上加以钳制约束，使之不能起来反抗。设立各种学院和训练班，培养忠于日本的汉奸，为其所用。组织青年兴亚同盟、排共青年团、妇女防共团等，灌输亲日反共思想，麻痹我民族意识。
人民正义战争必胜，侵略者的非正义战争必败，此乃历史的逻辑。随着德、意法西斯在欧洲战场的彻底失败，日本侵略者孤立无援，百万苏联红军也加入到对日军的战争并一举击溃日本关东军，此时的中国抗日部队也转入全面进攻态势，日寇已成强弩之末，万难再战。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在蒙疆的日寇也放下武器，宣布放弃对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支持。8月20日夜，驻张家口的27000余名日军部队及侨民乘火车全部撤退。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主席德王、蒙古军司令李守信率其家眷及在张家口之亲信高级官吏向北平逃走。8月23日，冀察军区部队攻克张家口及伪军警占据的“德王府”。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副主席于品卿、张家口特别市市长韩广森、副市长崔景岚及700余名敌伪军警政人员全部缴械投降。当晚，张家口军事接管会及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入城并宣布废除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及所属一切机构。到此，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政权机构宣告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