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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影片《南京！南京！》反映了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都带来的苦难。有别于其他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影片，影片注意了中日两国普通人在面对战争灾难（尤其是生死问题）时的不同表现。笔者试图通过对该片的分析，及其与其他同类题材影片的比较，挖掘潜藏在两国人民生死观的差异。
【关键词】《南京！南京！》反战生死观差异
一
毋庸置疑，《南京！南京！》（下称《南京》）是一部宣扬反战思想的影片，其主题突出反映了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都带来了苦难，无论是受害者还是施暴者都是战争的牺牲品。前者遭受的是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摧残，后者承受的是灵魂的折磨。有别于其他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影片，《南京》用较多的镜头反映了个别日本士兵在大屠杀期间的心理活动，第一次通过电影语言告诉人们：随处残暴淫虐、无恶不作的日本兵也有人性，竟也会悲悯生命。对中国一些有着强烈民族意识的爱国者来说，这实在不易接受。故而，影片自播出起便引起强烈的争议是必然的。
影片注意了中日两国人民在面对战争灾难（尤其是生死问题）时的种种不同表现。而这些表现，潜藏着两国人民迥异的生死观。
民国时期的中国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这种文化数千年来养成了独特的生命价值观。比如，重生慎死。《论语·先进》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显然孔子是重生慎死的。又据《论语·乡党》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①孔子首先关心的人有没有受伤，而不问及马的情况。《孝经·开宗明义》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②更何况生命呢？荀子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人“最为天下贵”。可见，在中国文化中早就滋生了高度珍视生命的仁爱思想。佛教传入后，“天地间以生为大”、“慈悲为怀不杀生”等教义也以各种途径潜移默化地融入中国人的生活，影响着他们对生死的态度。无论是知识阶层，还是普通民众，都以不同方式接受了这种价值取向。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死生亦大”，“仁者，爱人也”，是夫子教诲，自当恪守。对于一般民众来说，这些体现人性光辉的晦涩文言已化作“上天有好生之德”、“举头三尺有神明”的生活准则。可见，这种生命可贵、生命至上的思想已经渗透到每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为了活下去，不做无谓的牺牲，哪怕忍受一定的屈辱。
影片中陆剑雄等中国军人，在看到南京失守已成定局的时候，他们选择了“兄弟们，守不住了，散了吧”，最终接受成为日军的俘虏，是为了生；被放走的两个中国人刚刚从苦难中转过身就开心地笑了起来，眉眼之间跃动着发自内心的重获生命的狂喜之情，是为了生；教堂里的难民溃兵人数远远超过发现他们的那一小队日军，尽管有些人手中还有武器，然而却没有等敌人下令就举起了双手，甚至连一个不懂事的小女孩（出于本能或是受大人影响）也举起了她稚嫩的小手，同样是为了生。他们认为与生命相比，这些屈辱算不了什么。这个场景引起了极大争议，理由是它让中国人显得太没有血性。但是，若我们以生命的名义来冷静看待，就不会责备他们。中国人一以贯之的对生的珍视和渴望已经发展为一种坚定的人生信仰。它不只在人生观，甚至被宗仰到宇宙觀。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责备那些将生命奉为至上的人们！我们甚至不能过度谴责那位大喊“姜老师，救我”而导致后者献出生命的国军士兵，因为，这都是为了生！他的求生心切与《黄石的孩子》中因将被日军砍头而吓得浑身剧烈颤抖、冷汗横流的乔治·霍格一样，是正常人面临死亡时的本能反应。
更可贵的是，中国人不仅珍视自己的生命，同样也爱护他人的生命。《论语·卫灵公》早就教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姜文导演的影片《鬼子来了》，主要情节围绕着怎么处置日本鬼子展开。经过无数周折，始终没有人愿意杀掉他们，因为在中国农民朴素的意识中杀人被视为“造孽”。中国人固然重视生命，但决不主张苟且偷生。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还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③”孔子认为世上还有比自己生命更高贵的东西，那就是“仁”，是大义，是大道。“仁”本身包含着“爱人”的意思，在生死取舍问题上，即可理解为为了别人的生命宁愿牺牲自己。孟子继而发挥了孔子的观点，引导人们如何在生死道义之间做出抉择：“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还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④”可见，在中国人的生死观里，生与死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生，如何死。见义敢死，杀身成仁才是最高贵最神圣的死，才是最辉煌最有价值的人生。
《南京》对中国人的这种观念作了较为深刻的表现。在面对日军提出索要100名妇女，否则将拒绝为难民区提供必需的衣食时（这将导致大批难民特别是孩子冻饿而死），这些伟大的女性勇敢地站了出来。为了给更多人生的机会，她们选择了牺牲自己。这种“舍生取义”就是中国人对于生死的认识。姜淑云老师本已奋力救下一位男子，但面对国军士兵的一声声呼救，她还是毅然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人，终于为日军发现。在被带走的路上，她选择了死亡。因为她明白在此，作为人的一切尊严都将不可能存在。这种反对“苟且偷生”是中国人对生死的认识。影片中的另一个人物周先生，为了保全自己的小家而出卖国军伤员，导致“安全区”遭受一场浩劫，许多人因此而死去。当日军对其妻妹、女儿加以残害时，他的幻想彻底破灭了，他的灵魂遭受到拷问。当有机会逃出虎口时，他最终选择把生存给了一位国军军官。他意识到，肉体的死亡若能换回灵魂的复活将更有意义。这也是中国人对于生死的认识。临死前他对日军说：“我太太又怀孕了”。这是该影片的亮点之一。与小豆子最后的幸存与微笑一样，这句话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意味着生命对死亡的反抗与胜利，同样重申了中国人对生命的信仰与期待──生命必将战胜死亡！
二 与中国人的重生慎死的观念不同，日本人在历史上就有着贱生轻死的思想情结。早在12世纪的平安时代，日本就“出现了美化死的倾向”。⑤像樱花一样飘落而死，是日本人特别是日本武士的追求。这种反常的生死观必然引发无情践踏生命的行为。从一组日本人自己统计的数字就可以窥其残忍嗜杀、草菅人命之大略：整个二战期间日军对中国、朝鲜、东南亚和英、美、澳、印等国军民的屠杀总数高达2800万以上，伤者更不计其数。看来，日本人之所以能够做出这样为人类所不齿的疯狂杀戮，是其扭曲的生死观在起作用。
《南京》中唐小妹被摧残致精神失常后，军官伊田认為：“与其这样还不如死了更好”。这种思维逻辑促使他开枪夺走了又一条生命。影片中有组镜头特别能展示日军是怎样漠视生命的。如我们在前文提到的那些勇于牺牲的妇女，在被折磨致死后，尸体竟被裸露地装运上板车，这与中国“死者为大”，对死者表示尊敬的观念截然相反。途经一群日军时，他们熟视无睹，依然故我地谈笑。影片在这里做得比较到位，仅仅通过几个简单的镜头就向人们诠释了日军是如何视他人生命如草芥，如何令人发指地践踏人类尊严。同类影片《拉贝日记》中，日本皇族朝香宫鸠彦与其部下关于屠杀的讨论及其冷血地下达命令都能让人感到日军的灭绝人性。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在贱视他人生命的同时，对自己的生命也并不怎么珍视。学者山本常朝在《叶隐闻书》中宣称：“所谓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于生死两难之际，要当机立断，首先选择死。”⑥这样的生死观促使日本人在面对苦难时丧失活下去的勇气而选择死亡。日军撤退时杀掉伤员或令其自杀的残暴行为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创造出“肉弹攻击”、“神风特攻”等敌视生命的怪胎同样是基于这种认识。二战后期日本军队和平民都有大批自杀者，有些死硬分子甚至丧心病狂地喊出“一亿玉碎”的口号，这足以证明日本人对自己的生命是怎样的不负责任！
可惜的是，《南京》在这个方面着力较少。影片只在结尾提到，角川在经历了心灵挣扎后对身边的一个日军说：“死去或许比活着更好吧”，然后开枪自杀。在日本电影《吾为君亡》与美国影片《硫磺岛来信》中，日军自杀的血腥场面尤能表现日本人自我生命意识的淡漠。该片中日军军官切腹的极度血腥再次证实了本尼迪克特的观点：“近代日本的自杀与封建时代历史故事中的自杀相比，更加富于自虐性。⑦”以冲绳战役为背景的另一部日本影片《甘蔗田之歌》则如实描摹了日军威逼大批平民跳海、士兵自杀的历史惨剧，惊心动魄地展现日本人的“贱生轻死”。
只有充分了解日本人畸形的生死观，只有深入透视他们内心极度蛮荒的灵魂，才可能对日军在南京肆意屠杀六个星期做出更为深刻的阐释。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了70多年，有些日本人业已忘记甚至拒不承认这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罪恶。因此，《南京》虽意在反战，但对日军残暴的弱化，对日军战争苦难表现的单薄（如很少镜头表现日军的死），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反战的范畴和力度。自然，我们要铭记的远远不是仇恨，而是唤醒或珍视现在和将来的人生。因为如果不是全人类去“重生”，如果不是“重生”全人类，如果还存在“贱生轻死”的一部分人，同样的惨剧还有可能上演。
参考文献
①③《论语》，十三经注疏本
②《孝经》，十三经注疏本
④《孟子》，十三经注疏本
⑤依田憙家著，卞立强译：《简明日本通史》[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
⑥山本常朝著，李冬君译：《叶隐闻书》[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⑦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吕万和等译：《菊与刀》[M].商务印书馆，1990
（作者：河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责编：姚少宝
【关键词】《南京！南京！》反战生死观差异
一
毋庸置疑，《南京！南京！》（下称《南京》）是一部宣扬反战思想的影片，其主题突出反映了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都带来了苦难，无论是受害者还是施暴者都是战争的牺牲品。前者遭受的是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摧残，后者承受的是灵魂的折磨。有别于其他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影片，《南京》用较多的镜头反映了个别日本士兵在大屠杀期间的心理活动，第一次通过电影语言告诉人们：随处残暴淫虐、无恶不作的日本兵也有人性，竟也会悲悯生命。对中国一些有着强烈民族意识的爱国者来说，这实在不易接受。故而，影片自播出起便引起强烈的争议是必然的。
影片注意了中日两国人民在面对战争灾难（尤其是生死问题）时的种种不同表现。而这些表现，潜藏着两国人民迥异的生死观。
民国时期的中国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这种文化数千年来养成了独特的生命价值观。比如，重生慎死。《论语·先进》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显然孔子是重生慎死的。又据《论语·乡党》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①孔子首先关心的人有没有受伤，而不问及马的情况。《孝经·开宗明义》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②更何况生命呢？荀子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人“最为天下贵”。可见，在中国文化中早就滋生了高度珍视生命的仁爱思想。佛教传入后，“天地间以生为大”、“慈悲为怀不杀生”等教义也以各种途径潜移默化地融入中国人的生活，影响着他们对生死的态度。无论是知识阶层，还是普通民众，都以不同方式接受了这种价值取向。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死生亦大”，“仁者，爱人也”，是夫子教诲，自当恪守。对于一般民众来说，这些体现人性光辉的晦涩文言已化作“上天有好生之德”、“举头三尺有神明”的生活准则。可见，这种生命可贵、生命至上的思想已经渗透到每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为了活下去，不做无谓的牺牲，哪怕忍受一定的屈辱。
影片中陆剑雄等中国军人，在看到南京失守已成定局的时候，他们选择了“兄弟们，守不住了，散了吧”，最终接受成为日军的俘虏，是为了生；被放走的两个中国人刚刚从苦难中转过身就开心地笑了起来，眉眼之间跃动着发自内心的重获生命的狂喜之情，是为了生；教堂里的难民溃兵人数远远超过发现他们的那一小队日军，尽管有些人手中还有武器，然而却没有等敌人下令就举起了双手，甚至连一个不懂事的小女孩（出于本能或是受大人影响）也举起了她稚嫩的小手，同样是为了生。他们认为与生命相比，这些屈辱算不了什么。这个场景引起了极大争议，理由是它让中国人显得太没有血性。但是，若我们以生命的名义来冷静看待，就不会责备他们。中国人一以贯之的对生的珍视和渴望已经发展为一种坚定的人生信仰。它不只在人生观，甚至被宗仰到宇宙觀。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责备那些将生命奉为至上的人们！我们甚至不能过度谴责那位大喊“姜老师，救我”而导致后者献出生命的国军士兵，因为，这都是为了生！他的求生心切与《黄石的孩子》中因将被日军砍头而吓得浑身剧烈颤抖、冷汗横流的乔治·霍格一样，是正常人面临死亡时的本能反应。
更可贵的是，中国人不仅珍视自己的生命，同样也爱护他人的生命。《论语·卫灵公》早就教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姜文导演的影片《鬼子来了》，主要情节围绕着怎么处置日本鬼子展开。经过无数周折，始终没有人愿意杀掉他们，因为在中国农民朴素的意识中杀人被视为“造孽”。中国人固然重视生命，但决不主张苟且偷生。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还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③”孔子认为世上还有比自己生命更高贵的东西，那就是“仁”，是大义，是大道。“仁”本身包含着“爱人”的意思，在生死取舍问题上，即可理解为为了别人的生命宁愿牺牲自己。孟子继而发挥了孔子的观点，引导人们如何在生死道义之间做出抉择：“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还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④”可见，在中国人的生死观里，生与死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生，如何死。见义敢死，杀身成仁才是最高贵最神圣的死，才是最辉煌最有价值的人生。
《南京》对中国人的这种观念作了较为深刻的表现。在面对日军提出索要100名妇女，否则将拒绝为难民区提供必需的衣食时（这将导致大批难民特别是孩子冻饿而死），这些伟大的女性勇敢地站了出来。为了给更多人生的机会，她们选择了牺牲自己。这种“舍生取义”就是中国人对于生死的认识。姜淑云老师本已奋力救下一位男子，但面对国军士兵的一声声呼救，她还是毅然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人，终于为日军发现。在被带走的路上，她选择了死亡。因为她明白在此，作为人的一切尊严都将不可能存在。这种反对“苟且偷生”是中国人对生死的认识。影片中的另一个人物周先生，为了保全自己的小家而出卖国军伤员，导致“安全区”遭受一场浩劫，许多人因此而死去。当日军对其妻妹、女儿加以残害时，他的幻想彻底破灭了，他的灵魂遭受到拷问。当有机会逃出虎口时，他最终选择把生存给了一位国军军官。他意识到，肉体的死亡若能换回灵魂的复活将更有意义。这也是中国人对于生死的认识。临死前他对日军说：“我太太又怀孕了”。这是该影片的亮点之一。与小豆子最后的幸存与微笑一样，这句话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意味着生命对死亡的反抗与胜利，同样重申了中国人对生命的信仰与期待──生命必将战胜死亡！
二 与中国人的重生慎死的观念不同，日本人在历史上就有着贱生轻死的思想情结。早在12世纪的平安时代，日本就“出现了美化死的倾向”。⑤像樱花一样飘落而死，是日本人特别是日本武士的追求。这种反常的生死观必然引发无情践踏生命的行为。从一组日本人自己统计的数字就可以窥其残忍嗜杀、草菅人命之大略：整个二战期间日军对中国、朝鲜、东南亚和英、美、澳、印等国军民的屠杀总数高达2800万以上，伤者更不计其数。看来，日本人之所以能够做出这样为人类所不齿的疯狂杀戮，是其扭曲的生死观在起作用。
《南京》中唐小妹被摧残致精神失常后，军官伊田认為：“与其这样还不如死了更好”。这种思维逻辑促使他开枪夺走了又一条生命。影片中有组镜头特别能展示日军是怎样漠视生命的。如我们在前文提到的那些勇于牺牲的妇女，在被折磨致死后，尸体竟被裸露地装运上板车，这与中国“死者为大”，对死者表示尊敬的观念截然相反。途经一群日军时，他们熟视无睹，依然故我地谈笑。影片在这里做得比较到位，仅仅通过几个简单的镜头就向人们诠释了日军是如何视他人生命如草芥，如何令人发指地践踏人类尊严。同类影片《拉贝日记》中，日本皇族朝香宫鸠彦与其部下关于屠杀的讨论及其冷血地下达命令都能让人感到日军的灭绝人性。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在贱视他人生命的同时，对自己的生命也并不怎么珍视。学者山本常朝在《叶隐闻书》中宣称：“所谓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于生死两难之际，要当机立断，首先选择死。”⑥这样的生死观促使日本人在面对苦难时丧失活下去的勇气而选择死亡。日军撤退时杀掉伤员或令其自杀的残暴行为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创造出“肉弹攻击”、“神风特攻”等敌视生命的怪胎同样是基于这种认识。二战后期日本军队和平民都有大批自杀者，有些死硬分子甚至丧心病狂地喊出“一亿玉碎”的口号，这足以证明日本人对自己的生命是怎样的不负责任！
可惜的是，《南京》在这个方面着力较少。影片只在结尾提到，角川在经历了心灵挣扎后对身边的一个日军说：“死去或许比活着更好吧”，然后开枪自杀。在日本电影《吾为君亡》与美国影片《硫磺岛来信》中，日军自杀的血腥场面尤能表现日本人自我生命意识的淡漠。该片中日军军官切腹的极度血腥再次证实了本尼迪克特的观点：“近代日本的自杀与封建时代历史故事中的自杀相比，更加富于自虐性。⑦”以冲绳战役为背景的另一部日本影片《甘蔗田之歌》则如实描摹了日军威逼大批平民跳海、士兵自杀的历史惨剧，惊心动魄地展现日本人的“贱生轻死”。
只有充分了解日本人畸形的生死观，只有深入透视他们内心极度蛮荒的灵魂，才可能对日军在南京肆意屠杀六个星期做出更为深刻的阐释。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了70多年，有些日本人业已忘记甚至拒不承认这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罪恶。因此，《南京》虽意在反战，但对日军残暴的弱化，对日军战争苦难表现的单薄（如很少镜头表现日军的死），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反战的范畴和力度。自然，我们要铭记的远远不是仇恨，而是唤醒或珍视现在和将来的人生。因为如果不是全人类去“重生”，如果不是“重生”全人类，如果还存在“贱生轻死”的一部分人，同样的惨剧还有可能上演。
参考文献
①③《论语》，十三经注疏本
②《孝经》，十三经注疏本
④《孟子》，十三经注疏本
⑤依田憙家著，卞立强译：《简明日本通史》[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
⑥山本常朝著，李冬君译：《叶隐闻书》[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⑦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吕万和等译：《菊与刀》[M].商务印书馆，1990
（作者：河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