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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公司”其实不是经营水的公司，而是一个类似公司的民间放贷组织。放“水”人放的不是水，而是钱。
“你直接拿！没有关系，要多少拿多少！”王二娃指着桌上的钱，脑袋却背向一边，只能看到他发光的后脑勺。桌子上码得整整齐齐的人民币好像和他没有关系。
而桌前的杜老板却显得战战兢兢。“二哥，我只拿10万元救急！” 杜老板说。然后，他从那一堆人民币中拿了9叠（每叠1万元）放入自己的公文包，丢下一张写着“借款10万元”的借条就匆忙出了门。随后他赶到了重庆市江北区的一个建筑工地——这里的工人已经两个月没有发工资了，当天如果他不拿钱去，工人们就会作鸟兽散。
两天以后的2008年5月29日，杜老板和本刊记者谈起他找“水公司”借钱的经历，连说“和好莱坞电影里的情节差不多”。
事实上，由于资金困难，越来越多的杜老板正在走进“水公司”，他们或者因为“水公司”的现金救急而渡过难关，或者因为陷入“水公司”的漩涡而一蹶不振。
杜老板的非幸福生活
杜老板原名杜长久，是重庆的一个建筑包工头。虽是老板，但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有账无钱”的老板。除了价值上亿元的固定资产，他本还有几千万元的流动资金，但这些流动资金现在都流到别人手里了，他手里拿着一把欠条和合同。
“有几个老板，我撕破了脸皮，请了‘催债公司’专门去催，但是催回来的钱支付‘催债公司’后就所剩无几了。而有些公司，你还别把它给逼急了，它要是死了，那账就死了。”杜老板说起生意场上的债务关系直摇头。
杜老板说，一个标的5000万元的项目，一旦接手，他至少得垫资1000万元。
这垫资的1000万元大概包括这些项目：一是保证金。这是在中标前就得汇入开发商账户的，这至少是500万元，这个钱到工程结束的时候才能退回来。“想起这500万元产生的利息就心痛啊！”杜老板说；二是材料费。修房子，得要钢筋、水泥、河沙，这些材料没有不拿现金能拿得走的；三是设备租金。塔吊、活动房等设备只要工人进场就得进场，这些都要花钱租；四是工资。这钱虽然要等工人进场一个月后才发，但是一发就不是小数目。而工资是不能拖的，一旦拖欠工资工人就要闹事，一旦闹事，工程进度赶不上，开发商的进度款就会延期。
“而像我们这种公司，要发展还得几个工程同时进行。不可能等到一个工程结束了，再去找新工程。这样一来，流动资金就要几千万元。” 杜老板说。
如果说是正常的资金运转，其实难不住杜老板。毕竟在这个行业里混了十多年，积累的现金流多不说，平时和银行的关系也不错，差个几百万元，随时可以想办法。
但是，从2007年年底开始，形势大变，那些房地产开发商越来越不“耿直”。
“承诺每三个月给一次进度款，过了六个月都到不了位。给总经理打电话，说叫找财务，找到了财务，说总经理没有签字。” 杜老板成了房地产公司的皮球，任何人都可以踢。
更困难的是，他最后被踢得进不了房地产开发商的门了。大楼的保安说，要查身份证，没有身份证不准上楼。看是他杜某某的身份证，保安就直接说，这楼上打了招呼，不让他上去。
继续给总经理打电话，对方忍无可忍发来短信：“老杜，我们也困难啊!房子卖不出去，大家都急，你就坚持一下，我们也在想办法，我求你了！”
话都说到这份上，杜老板只好打道回府。“大家都困难，有钱别人难道不给我吗？”他这样自我安慰。当然，他更担心的是，把别人逼急了，后面的工作就不好开展了。
杜老板想卖他那辆宝马车，结果他的老婆急了：“你卖了宝马，鬼还敢借钱给你！”
杜老板想到了银行，但是银行里能说话算数的领导都像躲瘟神一样躲着他。他给那些以前在酒足饭饱后大叫“有事你说话”的银行领导打电话，对方或者是不接，或者是接了说自己不在当地。明明看到一个副行长上了前面的车，结果电话打过去，对方说在北京。挂了电话,杜老板自我解嘲：“你吃我饭喝我酒的时候，怎么没有在北京呢？”
救命稻草“水公司”
有钱的时候，一顿饭就吃好几万元，为了让陪吃的人开心，甚至要人均先发两千元给大家打牌的杜老板，在最紧要关头找到了王二娃。
是一个朋友把王二娃介绍给他的。当时，他问一个朋友，有没有银行的熟人，想借点钱。对方吃惊地看着他：“银行哪里还借得到钱，你如果非要钱，马上给你介绍个朋友。”
电话一打，王二娃下面的小兄弟就赶了过来，然后带着他到了重庆市区的一个公寓里。“整个公寓氛围很好，就像一个家一样。”杜老板说。
开发商不理他，银行的人躲他，工地上的人催他，只有王二娃对他客客气气。
“杜哥，你的情况我知道了，要多少，你直接说个数，马上就给你抱现金来。”这是2007年12月份，杜老板第一次见到王二娃，对方说的话，他突然感到很温馨。
不过，要得到这些钱，规矩杜老板也是明白的。
“规矩就是借款一个月内的，利息是借款额的十分之一。比如你要借1000元，实际只拿得到900元，100元作为利息要提前扣除。如果一个月内，你还不了钱，可以继续借着，但是每月都得支付利息。” 杜老板对记者说。
对于王二娃为什么那么信任他，杜老板的解释是，对方是职业放“水”的，肯定对他的情况是了解的，不然也不会轻易放给他。
第一次找王二娃借了50万元（实际只拿到了45万元），借条上的理由是“装潢缺钱”。
拿到钱，杜老板如释重负。他想到的是，那批运送到工地上的钢筋终于可以不被材料商给拉回去了。而他两个月不敢去的工地，他也可以大大方方地去一次了。
很快，一个月的账期就到了。王二娃的小兄弟的电话提前三天就打到了杜老板那里。
当时，他从开发商的办公室里出来，才坐上自己的宝马车。一看是来要钱的电话，他挂了，接着电话又打了过来。
对方还没有说话，他就故意压低嗓门,用特有的重庆普通话说：“你好，我在开会。”然后匆忙挂了电话。
但是电话一挂断，他就发现，和他的宝马车并行的一辆奥迪车上有人在招手。定眼一看，正是给他打电话的王二娃的小兄弟。“杜老板，你在车上开会啊？”对方大叫。
本来想像其他老板赖他的账一样，面对追账人来个避而不见，没有想到王二娃的账就那么不好赖。很快他又给王二娃送去了5万元，作为新的一个月的利息。
对于为什么那么“听话”，杜老板长长叹气：“这就是江湖！”然后他给记者翻出了他保存了很久的一张报纸。一则题为《私营老板借债不还，放“水”公司放言杀其全家》的新闻被杜老板用红笔重重地画了好多处。
杜老板说：“王二娃的公司实质就是‘水公司’。‘水公司’其实不是公司，而是一个类似公司的民间放贷组织。放“水”人放的不是水，而是钱。”
“我上有老下有小，还有这么个公司，不可能得罪他们的。”杜老板说。
而对“水”公司的危害，杜老板却不愿意谈，他反倒说，公司帮他解了燃眉之急。他说，如果那次借不到50万元，他可能因为材料商把钢筋拉走了，而无法继续开工。两个月后也拿不到开发商的进度款，最终导致整个公司倒闭。
尽管如此，仅仅两个月的时间，杜老板却付出了10万元的利息。
“我们是做正当生意的”
本以为王二娃会拒绝记者的采访，但是在他的“老客户”杜老板的引见下，王二娃对记者并不反感。他还和记者大谈当前的抗震救灾以及马英九上台等。
下面是记者和王二娃的对话：
记者：大家都知道你叫王二娃，能透露你的真实姓名吗？你现在从事的是什么生意？
王二娃：都叫我王二娃，知道得太多对你我都不好。我现在做的是正当生意，帮别人解决融资问题啊！
记者：你的生意有没有法律风险？有人说你们是在放高利贷。
王二娃：高利贷是谁来界定的？是愿者上钩。哪条法律规定，不准放高利贷了？
记者：你们成立了公司吗？
王二娃：现在是个人品牌时代，我就是公司，公司就是我。
记者：为你服务的有多少人？
王二娃：没有多少人。当然，这个社会上谁都有朋友，遇到问题，总有人帮忙的。
记者：有没有不按时还债的人？遇到了怎么处理？
王二娃：这个世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做生意当然有风险。我有个客户还跳楼了呢，我放给他的一百多万元就白白飞了。只要人活着，没有不还债的，中国人都是讲信用的。实在还不了，我也不逼他，跟着他吃跟着他喝，他很快就会还。
记者：这算不算威胁？
王二娃：我从来不威胁人，那是法盲干的事情。我在“大学”学过四年法律，民警天天教导我们要学法守法。（编者注：王二娃的“四年大学”，实质是指他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入狱四年。）
记者：你担心人家说你们有黑社会背景吗？
王二娃：哪个说我是黑社会的，我还说他是黑社会的呢。这种玩笑开不得！
记者：你们的服务对象是哪些？
王二娃：什么样的人都有，以前主要是搞赌博的，现在主要是搞企业的。搞赌博的现在我们很少放了，除非他拿东西来抵押，那些人容易冲动，万一跳楼了就损失大了。还是搞企业的好，有企业在，有业务在，风险小。
记者：银行放贷会有很复杂的手续，比如评估等，你怎么就那么放心把自己的钱放出去？
王二娃：这是为什么我们的业务能做起来的原因——银行的人都是死脑筋，就知道程序，很多企业等银行的手续办下来，早就死掉了。我们的优势就是方便、快捷。我放钱都是很谨慎的，不是每个人都放。如果还不起我的钱，我是傻子才会把钱放给他。
记者：你怎么评估对方的还款能力？
王二娃：凭感觉，当然我养的那些人也不是吃白饭的，他们得去查一下借贷人的背景啊！
记者：现在像你这样的放贷人多吗？
王二娃：你去看看各地报纸上有多少融资广告就知道了。
记者：你们怎么拉业务？
王二娃：现在是品牌时代，我基本不去拉业务。都是朋友介绍业务给我。
重庆市捷讯律师事务所李建勋律师指出，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的借款属于高额借贷，法律不予保护，但相关法律也没有明确对高利贷的惩戒手段和惩戒依据。不过，对于那些欺行霸市的放高利贷行为以及为讨债雇用打手对债务人进行威胁和财产侵犯的，都将被法律严惩。
开发商不理他，银行的人躲他，工地上的人催他，只有王二娃对他客客气气。
“我上有老下有小，还有这么个公司，不可能得罪他们的。”杜老板说。
“你直接拿！没有关系，要多少拿多少！”王二娃指着桌上的钱，脑袋却背向一边，只能看到他发光的后脑勺。桌子上码得整整齐齐的人民币好像和他没有关系。
而桌前的杜老板却显得战战兢兢。“二哥，我只拿10万元救急！” 杜老板说。然后，他从那一堆人民币中拿了9叠（每叠1万元）放入自己的公文包，丢下一张写着“借款10万元”的借条就匆忙出了门。随后他赶到了重庆市江北区的一个建筑工地——这里的工人已经两个月没有发工资了，当天如果他不拿钱去，工人们就会作鸟兽散。
两天以后的2008年5月29日，杜老板和本刊记者谈起他找“水公司”借钱的经历，连说“和好莱坞电影里的情节差不多”。
事实上，由于资金困难，越来越多的杜老板正在走进“水公司”，他们或者因为“水公司”的现金救急而渡过难关，或者因为陷入“水公司”的漩涡而一蹶不振。
杜老板的非幸福生活
杜老板原名杜长久，是重庆的一个建筑包工头。虽是老板，但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有账无钱”的老板。除了价值上亿元的固定资产，他本还有几千万元的流动资金，但这些流动资金现在都流到别人手里了，他手里拿着一把欠条和合同。
“有几个老板，我撕破了脸皮，请了‘催债公司’专门去催，但是催回来的钱支付‘催债公司’后就所剩无几了。而有些公司，你还别把它给逼急了，它要是死了，那账就死了。”杜老板说起生意场上的债务关系直摇头。
杜老板说，一个标的5000万元的项目，一旦接手，他至少得垫资1000万元。
这垫资的1000万元大概包括这些项目：一是保证金。这是在中标前就得汇入开发商账户的，这至少是500万元，这个钱到工程结束的时候才能退回来。“想起这500万元产生的利息就心痛啊！”杜老板说；二是材料费。修房子，得要钢筋、水泥、河沙，这些材料没有不拿现金能拿得走的；三是设备租金。塔吊、活动房等设备只要工人进场就得进场，这些都要花钱租；四是工资。这钱虽然要等工人进场一个月后才发，但是一发就不是小数目。而工资是不能拖的，一旦拖欠工资工人就要闹事，一旦闹事，工程进度赶不上，开发商的进度款就会延期。
“而像我们这种公司，要发展还得几个工程同时进行。不可能等到一个工程结束了，再去找新工程。这样一来，流动资金就要几千万元。” 杜老板说。
如果说是正常的资金运转，其实难不住杜老板。毕竟在这个行业里混了十多年，积累的现金流多不说，平时和银行的关系也不错，差个几百万元，随时可以想办法。
但是，从2007年年底开始，形势大变，那些房地产开发商越来越不“耿直”。
“承诺每三个月给一次进度款，过了六个月都到不了位。给总经理打电话，说叫找财务，找到了财务，说总经理没有签字。” 杜老板成了房地产公司的皮球，任何人都可以踢。
更困难的是，他最后被踢得进不了房地产开发商的门了。大楼的保安说，要查身份证，没有身份证不准上楼。看是他杜某某的身份证，保安就直接说，这楼上打了招呼，不让他上去。
继续给总经理打电话，对方忍无可忍发来短信：“老杜，我们也困难啊!房子卖不出去，大家都急，你就坚持一下，我们也在想办法，我求你了！”
话都说到这份上，杜老板只好打道回府。“大家都困难，有钱别人难道不给我吗？”他这样自我安慰。当然，他更担心的是，把别人逼急了，后面的工作就不好开展了。
杜老板想卖他那辆宝马车，结果他的老婆急了：“你卖了宝马，鬼还敢借钱给你！”
杜老板想到了银行，但是银行里能说话算数的领导都像躲瘟神一样躲着他。他给那些以前在酒足饭饱后大叫“有事你说话”的银行领导打电话，对方或者是不接，或者是接了说自己不在当地。明明看到一个副行长上了前面的车，结果电话打过去，对方说在北京。挂了电话,杜老板自我解嘲：“你吃我饭喝我酒的时候，怎么没有在北京呢？”
救命稻草“水公司”
有钱的时候，一顿饭就吃好几万元，为了让陪吃的人开心，甚至要人均先发两千元给大家打牌的杜老板，在最紧要关头找到了王二娃。
是一个朋友把王二娃介绍给他的。当时，他问一个朋友，有没有银行的熟人，想借点钱。对方吃惊地看着他：“银行哪里还借得到钱，你如果非要钱，马上给你介绍个朋友。”
电话一打，王二娃下面的小兄弟就赶了过来，然后带着他到了重庆市区的一个公寓里。“整个公寓氛围很好，就像一个家一样。”杜老板说。
开发商不理他，银行的人躲他，工地上的人催他，只有王二娃对他客客气气。
“杜哥，你的情况我知道了，要多少，你直接说个数，马上就给你抱现金来。”这是2007年12月份，杜老板第一次见到王二娃，对方说的话，他突然感到很温馨。
不过，要得到这些钱，规矩杜老板也是明白的。
“规矩就是借款一个月内的，利息是借款额的十分之一。比如你要借1000元，实际只拿得到900元，100元作为利息要提前扣除。如果一个月内，你还不了钱，可以继续借着，但是每月都得支付利息。” 杜老板对记者说。
对于王二娃为什么那么信任他，杜老板的解释是，对方是职业放“水”的，肯定对他的情况是了解的，不然也不会轻易放给他。
第一次找王二娃借了50万元（实际只拿到了45万元），借条上的理由是“装潢缺钱”。
拿到钱，杜老板如释重负。他想到的是，那批运送到工地上的钢筋终于可以不被材料商给拉回去了。而他两个月不敢去的工地，他也可以大大方方地去一次了。
很快，一个月的账期就到了。王二娃的小兄弟的电话提前三天就打到了杜老板那里。
当时，他从开发商的办公室里出来，才坐上自己的宝马车。一看是来要钱的电话，他挂了，接着电话又打了过来。
对方还没有说话，他就故意压低嗓门,用特有的重庆普通话说：“你好，我在开会。”然后匆忙挂了电话。
但是电话一挂断，他就发现，和他的宝马车并行的一辆奥迪车上有人在招手。定眼一看，正是给他打电话的王二娃的小兄弟。“杜老板，你在车上开会啊？”对方大叫。
本来想像其他老板赖他的账一样，面对追账人来个避而不见，没有想到王二娃的账就那么不好赖。很快他又给王二娃送去了5万元，作为新的一个月的利息。
对于为什么那么“听话”，杜老板长长叹气：“这就是江湖！”然后他给记者翻出了他保存了很久的一张报纸。一则题为《私营老板借债不还，放“水”公司放言杀其全家》的新闻被杜老板用红笔重重地画了好多处。
杜老板说：“王二娃的公司实质就是‘水公司’。‘水公司’其实不是公司，而是一个类似公司的民间放贷组织。放“水”人放的不是水，而是钱。”
“我上有老下有小，还有这么个公司，不可能得罪他们的。”杜老板说。
而对“水”公司的危害，杜老板却不愿意谈，他反倒说，公司帮他解了燃眉之急。他说，如果那次借不到50万元，他可能因为材料商把钢筋拉走了，而无法继续开工。两个月后也拿不到开发商的进度款，最终导致整个公司倒闭。
尽管如此，仅仅两个月的时间，杜老板却付出了10万元的利息。
“我们是做正当生意的”
本以为王二娃会拒绝记者的采访，但是在他的“老客户”杜老板的引见下，王二娃对记者并不反感。他还和记者大谈当前的抗震救灾以及马英九上台等。
下面是记者和王二娃的对话：
记者：大家都知道你叫王二娃，能透露你的真实姓名吗？你现在从事的是什么生意？
王二娃：都叫我王二娃，知道得太多对你我都不好。我现在做的是正当生意，帮别人解决融资问题啊！
记者：你的生意有没有法律风险？有人说你们是在放高利贷。
王二娃：高利贷是谁来界定的？是愿者上钩。哪条法律规定，不准放高利贷了？
记者：你们成立了公司吗？
王二娃：现在是个人品牌时代，我就是公司，公司就是我。
记者：为你服务的有多少人？
王二娃：没有多少人。当然，这个社会上谁都有朋友，遇到问题，总有人帮忙的。
记者：有没有不按时还债的人？遇到了怎么处理？
王二娃：这个世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做生意当然有风险。我有个客户还跳楼了呢，我放给他的一百多万元就白白飞了。只要人活着，没有不还债的，中国人都是讲信用的。实在还不了，我也不逼他，跟着他吃跟着他喝，他很快就会还。
记者：这算不算威胁？
王二娃：我从来不威胁人，那是法盲干的事情。我在“大学”学过四年法律，民警天天教导我们要学法守法。（编者注：王二娃的“四年大学”，实质是指他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入狱四年。）
记者：你担心人家说你们有黑社会背景吗？
王二娃：哪个说我是黑社会的，我还说他是黑社会的呢。这种玩笑开不得！
记者：你们的服务对象是哪些？
王二娃：什么样的人都有，以前主要是搞赌博的，现在主要是搞企业的。搞赌博的现在我们很少放了，除非他拿东西来抵押，那些人容易冲动，万一跳楼了就损失大了。还是搞企业的好，有企业在，有业务在，风险小。
记者：银行放贷会有很复杂的手续，比如评估等，你怎么就那么放心把自己的钱放出去？
王二娃：这是为什么我们的业务能做起来的原因——银行的人都是死脑筋，就知道程序，很多企业等银行的手续办下来，早就死掉了。我们的优势就是方便、快捷。我放钱都是很谨慎的，不是每个人都放。如果还不起我的钱，我是傻子才会把钱放给他。
记者：你怎么评估对方的还款能力？
王二娃：凭感觉，当然我养的那些人也不是吃白饭的，他们得去查一下借贷人的背景啊！
记者：现在像你这样的放贷人多吗？
王二娃：你去看看各地报纸上有多少融资广告就知道了。
记者：你们怎么拉业务？
王二娃：现在是品牌时代，我基本不去拉业务。都是朋友介绍业务给我。
重庆市捷讯律师事务所李建勋律师指出，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的借款属于高额借贷，法律不予保护，但相关法律也没有明确对高利贷的惩戒手段和惩戒依据。不过，对于那些欺行霸市的放高利贷行为以及为讨债雇用打手对债务人进行威胁和财产侵犯的，都将被法律严惩。
开发商不理他，银行的人躲他，工地上的人催他，只有王二娃对他客客气气。
“我上有老下有小，还有这么个公司，不可能得罪他们的。”杜老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