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曹保平，虽21世纪之初才开始进行电影的拍摄，但他的五部作品曾斩获国内外多个奖项。经他之手，两年之内就捧出了四位中国影帝，他也由此被冠之以“影帝制造机”的美誉。在自己的创作生涯中，曹保平一直坚持自己为所拍摄的电影写剧本。同时，他也是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副教授，为学生讲授影视编剧课程。曹保平努力扮演着导演、编剧、教授三种不同的角色，他的电影不仅具有特色鲜明的视听风格，更着力于探索人性的善恶、戏剧性与纪实性以及严肃与幽默共生的思想意蕴。在这看似一个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体中，体现的却是辩证统一的有机组合，思想精深、艺术精湛，散发出感性与理性的光辉。
一、 善举与恶行的二元对立
由于对人性探索的偏爱，曹保平往往将故事放置于犯罪、悬疑、侦察、警匪的叙述框架之内。他认为，只有当人物处于险象環生的危难关头，将对象置于激烈的矛盾冲突当中，才最能凸显出人性的复杂与幽深。他所导演的电影中的人物，往往都具有掺杂着善恶、正反两种因子的复杂性格。他尽量避免塑造性格简单划一的扁平人物，而是着力刻画性格复杂双面的圆形人物。纵观其电影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他的影片中没有十恶不赦的大反派，亦没有毫无缺陷的烂好人，在人物内部往往是善与恶纠缠、坚硬与柔软并存。
首先，曹保平塑造了一批形象复杂、但同时真实可感的犯罪嫌疑人，其代表人物有《李米的猜想》中的毒贩方文、绑架犯裘火贵与裘水天，《烈日灼心》中的强奸、杀人犯辛小丰、杨自道、陈比觉，以及《追凶者也》中的偷车贼王友全和杀手董小凤。值得注意的是，固然这些罪犯无一从法律的制裁中幸免，得到了其应有的结局，但曹保平在塑造这些人物时，并未将重心放在人物结局的讲述上，而是放在了驱使罪犯犯罪和赎罪的心理机制及行为之上。《李米的猜想》中的方文利用农民工赚钱的急切心理，迫使他用身体当转运毒品的工具，从中牟利。而在这肮脏罪行的背后，隐含着的却是他对女友李米的深沉爱恋。他想要出人头地获得女友父母的认可，成为毒贩以后，他以失踪的男友身份与李米偶遇，却为保护她而狠心拒绝相认，然而背地里却默默在城市的角落中关注着女友的一举一动，最后把赚来的钱送给了李米作为生命的最后礼物。《烈日灼心》中的辛小丰、杨自道、陈比觉为弥补自己犯下的罪行，七年以来一直照顾被遗弃的小女孩，并在各自的生活中当上了乐于助人、热情善良、见义勇为的好公民，即便真相大白，他们不是真正的凶手，但他们还是选择接受法律审判，选择死亡，为的就是给小女孩一个无忧无虑和干净的未来。《追凶者也》中的小混混王友全纵然改不掉偷鸡摸狗的坏习惯，但他在女友面前展示出的却是最柔情的一面;杀手董小凤残忍无情、杀人如麻，但他人生的终极目标就是攒钱买房，和心爱之人在城市之中有一个他们的家。
人性体现着人的道德性。曹保平从辩证的角度出发，探求人性与道德，拨开人物的表象，深入内在本质，他在不违背“杀人偿命”的法律准则基础之上，指出了人犯罪的内在动因。他将镜头聚焦于乡村或城市边缘的小人物，关注出租车司机、汽修工、民工、村民在极端生存环境和遭遇下的挣扎与扭曲，完成了对底层社会和复杂人性的真实呈现，体现出对处于社会底层人物的关怀视角。正如电影《烈日灼心》中的台词说的那样：“对和错每个人心里都有，人是神性和动物性的总和，他有你想象不到的好，更有你想象不到的恶。”在复杂多变的当下社会，我们并不能用简单的“善与恶”“美与丑”二元对立的价值标准去衡量人性，它们有时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两对冲突，并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相互依存。
二、 戏剧与纪实的交相辉映
曹保平谈到对剧本选择时曾说：“我一直喜欢那种有强烈冲突、有张力、好看的故事，至少别人拿到剧本，能被吸引，能一口气看下去，这是个标准。”[1]同时他也表明，“我的故事提供一个巨大的戏剧张力，而我又特别希望演员表演的时候，能在这个巨大的戏剧张力的情景下呈现一种自然主义或者写实主义的状态。”[2]“我是希望在戏剧化的情节构架里，呈现出纪实性的表演状态。”[3]由此可见，曹保平特别强调电影的故事性，他也擅长于将人物置于戏剧化的冲突之下，来增强剧本和影片的可看性，但他同时又希望自己的作品在细节上能呈现出某种纪实片的质感，对摄影、演员、场景的要求可谓严苛。戏剧性与纪实性两种风格在他的电影中交相辉映，呈现出别样的风采与魅力。
曹保平电影的戏剧性特征，首先表现在扑朔迷离、充满悬念的剧情上。电影一般都是围绕一个错综复杂、悬念重重的案件展开，观影者只能不断去猜测凶手到底是谁。导演在镜头的衔接、情节的设计上故意造成一种悬念，然后通过情节内容的不断丰富，抽丝剥茧地为观众解开谜底。其次，戏剧性还体现在正反两种力量的对抗上。无论是《光荣的愤怒》中熊家四兄弟和的对垒，还是《李米的猜想》《烈日灼心》中的警匪交战，亦或是《追凶者也》中的被误认为凶手的宋老二与真正凶手董小凤之间的博弈，影片中的人物始终处于你追我赶之中，营造出了一种紧张刺激的气氛。再次，戏剧性也有赖于电影中多次出现的巧合。《李米的猜想》中，与毒贩接头的人从天桥上掉下来，“恰好”就砸到了方文的车上，后来毒贩“恰好”就上了李米的出租车，再后来方文又从桥上掉下来，“恰好”就掉到了李米的身边;《烈日灼心》中，伊警官的妹妹“恰好”与哥哥要抓捕的罪犯认识并相爱。最后，影片叙事的转折也是戏剧性的表现。《狗十三》中，原本爱护狗狗的女孩李玩，因成长感到大人世界的虚伪与残酷，不得不违心在酒桌上吃下狗肉;《李米的猜想》中，李米的男友并未失踪而是隐匿于城市的角落，走上了贩毒的不归路;《烈日灼心》中，真正的凶手并不是三兄弟，而傻子陈比觉也只是在装傻。这种结局的反转，是带有强烈戏剧感的元素。即使电影聚焦的是小人物，但曹保平仍然拍出了一波三折、惊心动魄的效果，给观众营造出一种恐怖、残忍的戏剧气氛和心理感受，并用凶杀、死刑等残忍画面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感官刺激。
但不可否认的是，戏剧性必须建立在生活的客观现实之上，否则将无法在事实基础之上站住脚，更无法以合情合理的逻辑说服观众。曹保平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其电影中，仍有大量细节，才形成了影片整体上的纪实风格。在拍摄方式上，导演常常采用长镜头和手持摄影，运用更加生活化的叙事手段，从观众的视角出发，将观众带入影片之中，营造出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在场景的设置上，曹保平往往习惯将故事发生的地点定在边陲云南，也要求演员尽量使用当地方言，地域特征鲜明，生活气息浓厚。在演员选取上，除了由于商业化的考量需要选用明星演员来担任主角，曹保平更擅于选用非职业演员，用他们未经雕琢的演技，来加强电影的纪实性。 三、 严肃与幽默的平衡中和
曹保平出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在年龄划分上属于中国“第六代”导演，然而他的创作风格却与 “第六代”导演的整体风貌迥乎不同。“第六代”导演如王小帅、娄烨、路学长、贾樟柯等，倾向于拍摄个人化的成长故事与青春追忆，影片大多是迷离的、缥缈的“地下电影”与“独立电影”风格。曹保平却更多地聚焦于社会，追问社会中法律与人性的关系、犯罪的本质、公平与正义以及底层人物在极端冲突中的生存状态，话题大多沉重而且严肃，将法律、犯罪、人性等问题深度解剖给观众看，在其思想上造成震撼。视听风格上，影片的色调也以深色为主，整体风格庄重肃穆，较少配乐。电影的严肃性，首先体现在导演对法律、犯罪等严肃话题的关注。在《烈日灼心》中，导演借影片中伊警官之口表达自己对“法律”的看法：“法律的权威不可动摇。法律是人类发明过的最好的东西。没有对错，这就是人。法律更像人性的低保，是强制性的修养。”这是导演关于法律与人性的深度思考。电影的严肃性，还体现在导演对底层叙事的偏爱。曹保平从未以城市中光鲜亮丽、衣食无忧的男男女女作为刻画对象，而是将目光投向隐匿于社会边缘的、蝼蚁式生存的人们，反思其生活境遇和心灵震荡。
在娱乐至上的当下社会，电影市场中获得更多观众青睐的是惊心动魄的科幻动作片、以怀旧感伤为主旨的青春片、消费大众笑点的喜剧片以及兼具时尚与情感的小妞电影，人们或许已经不再为严肃题材的电影买账，曹保平却从创作之初就深度关注法律、犯罪、公正、人性、底层生活等严肃的主题，此类话题较为沉重，付诸于人的心灵，并且往往引人深思。但是，对此类型影片的坚守，在当下娱乐化和感官化的电影市场中是非常冒险的尝试。
为不至于过度与大众视野产生审美距离，陷入曲高和寡的尴尬处境，曹保平选择在电影中加入幽默成分，一幕幕黑色喜剧式的诙谐，让电影在表达上更有层次，不仅仅为电影增加了看点与笑料，更让人在这种黑色幽默的背后感受到电影摄人心魄的力量。综合考量电影的市場接受度和观众喜爱度，重视商业化因素，不一定要丧失掉思想性的表达，商业化和思想性这二者并不矛盾。“我觉得社会批判不是电影应该有的功能，以针砭时弊的社会批判为前提，都成不了好电影。所以批判一定不是《追凶者也》这部电影的目的所在，我认为这个片子能够放大的就是黑色喜剧的部分。”[4]曹保平在《追凶者也》中，设置了许多笑点，并在一定范围内允许人物的夸张变形。比如，自诩为“五星杀手”的董小凤，吹嘘自己多年来万无一失，却错杀了目标，犯案后，他在路边偷了一辆车主是朋克青年的摩托，头戴夸张的牛角头盔，身着机车皮衣，大摇大摆逃离案发现场;后来他在和王友全追赶的过程中，不小心把头卡到轮船的栏杆缝隙中没法动弹……这一幕幕都让人忍俊不禁，啼笑皆非。最初筹拍《李米的猜想》时，曹保平想把故事发生地点定在新疆喀什，他想突出的是边疆光怪陆离的城市风貌，他所追求的是荒野与神秘的结合，更能突出导演黑色幽默、乡村荒诞的创作意图。
作为国内黑色犯罪类型电影领军人物，曹保平仅凭为数不多的几部作品就被称为当下电影市场中“叫好又叫座”的导演。近日，他的新作“灼心系列”第二部《她杀》宣布杀青，这无疑又是一部充满悬疑、同时又能直抵人心深处的力作。长期以来，曹保平用他的创作实践着中小成本电影的成功之道，他的电影具有现实主义风格，同时又突出情节的曲折和情感的幽邃，呈现着复杂的人性。他的作品屡次给中国电影界带来惊喜，这都归功于其电影中辩证存在的善恶矛盾、戏剧性与纪实性、严肃主题与幽默元素，合力构成了一个多元丰富、协调统一、动态交融的共同体。
参考文献：
[1]黄式宪，尹鸿.《李米的猜想》导演访谈[J].当代电影，2008（18）：38.
[2]曹保平，吴冠平.商业电影：资本与智慧的博弈——曹保平访谈[J].电影艺术，2008（5）：88.
[3]曹保平，谭政，张雨蒙.谋求主流商业片的风格化表达——《烈日灼心》导演曹保平访谈[J].电影艺术，2015（6）：85.
[4]曹保平，吴冠平.过与不过的边界——曹保平访谈[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6（5）：19.
一、 善举与恶行的二元对立
由于对人性探索的偏爱，曹保平往往将故事放置于犯罪、悬疑、侦察、警匪的叙述框架之内。他认为，只有当人物处于险象環生的危难关头，将对象置于激烈的矛盾冲突当中，才最能凸显出人性的复杂与幽深。他所导演的电影中的人物，往往都具有掺杂着善恶、正反两种因子的复杂性格。他尽量避免塑造性格简单划一的扁平人物，而是着力刻画性格复杂双面的圆形人物。纵观其电影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他的影片中没有十恶不赦的大反派，亦没有毫无缺陷的烂好人，在人物内部往往是善与恶纠缠、坚硬与柔软并存。
首先，曹保平塑造了一批形象复杂、但同时真实可感的犯罪嫌疑人，其代表人物有《李米的猜想》中的毒贩方文、绑架犯裘火贵与裘水天，《烈日灼心》中的强奸、杀人犯辛小丰、杨自道、陈比觉，以及《追凶者也》中的偷车贼王友全和杀手董小凤。值得注意的是，固然这些罪犯无一从法律的制裁中幸免，得到了其应有的结局，但曹保平在塑造这些人物时，并未将重心放在人物结局的讲述上，而是放在了驱使罪犯犯罪和赎罪的心理机制及行为之上。《李米的猜想》中的方文利用农民工赚钱的急切心理，迫使他用身体当转运毒品的工具，从中牟利。而在这肮脏罪行的背后，隐含着的却是他对女友李米的深沉爱恋。他想要出人头地获得女友父母的认可，成为毒贩以后，他以失踪的男友身份与李米偶遇，却为保护她而狠心拒绝相认，然而背地里却默默在城市的角落中关注着女友的一举一动，最后把赚来的钱送给了李米作为生命的最后礼物。《烈日灼心》中的辛小丰、杨自道、陈比觉为弥补自己犯下的罪行，七年以来一直照顾被遗弃的小女孩，并在各自的生活中当上了乐于助人、热情善良、见义勇为的好公民，即便真相大白，他们不是真正的凶手，但他们还是选择接受法律审判，选择死亡，为的就是给小女孩一个无忧无虑和干净的未来。《追凶者也》中的小混混王友全纵然改不掉偷鸡摸狗的坏习惯，但他在女友面前展示出的却是最柔情的一面;杀手董小凤残忍无情、杀人如麻，但他人生的终极目标就是攒钱买房，和心爱之人在城市之中有一个他们的家。
人性体现着人的道德性。曹保平从辩证的角度出发，探求人性与道德，拨开人物的表象，深入内在本质，他在不违背“杀人偿命”的法律准则基础之上，指出了人犯罪的内在动因。他将镜头聚焦于乡村或城市边缘的小人物，关注出租车司机、汽修工、民工、村民在极端生存环境和遭遇下的挣扎与扭曲，完成了对底层社会和复杂人性的真实呈现，体现出对处于社会底层人物的关怀视角。正如电影《烈日灼心》中的台词说的那样：“对和错每个人心里都有，人是神性和动物性的总和，他有你想象不到的好，更有你想象不到的恶。”在复杂多变的当下社会，我们并不能用简单的“善与恶”“美与丑”二元对立的价值标准去衡量人性，它们有时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两对冲突，并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相互依存。
二、 戏剧与纪实的交相辉映
曹保平谈到对剧本选择时曾说：“我一直喜欢那种有强烈冲突、有张力、好看的故事，至少别人拿到剧本，能被吸引，能一口气看下去，这是个标准。”[1]同时他也表明，“我的故事提供一个巨大的戏剧张力，而我又特别希望演员表演的时候，能在这个巨大的戏剧张力的情景下呈现一种自然主义或者写实主义的状态。”[2]“我是希望在戏剧化的情节构架里，呈现出纪实性的表演状态。”[3]由此可见，曹保平特别强调电影的故事性，他也擅长于将人物置于戏剧化的冲突之下，来增强剧本和影片的可看性，但他同时又希望自己的作品在细节上能呈现出某种纪实片的质感，对摄影、演员、场景的要求可谓严苛。戏剧性与纪实性两种风格在他的电影中交相辉映，呈现出别样的风采与魅力。
曹保平电影的戏剧性特征，首先表现在扑朔迷离、充满悬念的剧情上。电影一般都是围绕一个错综复杂、悬念重重的案件展开，观影者只能不断去猜测凶手到底是谁。导演在镜头的衔接、情节的设计上故意造成一种悬念，然后通过情节内容的不断丰富，抽丝剥茧地为观众解开谜底。其次，戏剧性还体现在正反两种力量的对抗上。无论是《光荣的愤怒》中熊家四兄弟和的对垒，还是《李米的猜想》《烈日灼心》中的警匪交战，亦或是《追凶者也》中的被误认为凶手的宋老二与真正凶手董小凤之间的博弈，影片中的人物始终处于你追我赶之中，营造出了一种紧张刺激的气氛。再次，戏剧性也有赖于电影中多次出现的巧合。《李米的猜想》中，与毒贩接头的人从天桥上掉下来，“恰好”就砸到了方文的车上，后来毒贩“恰好”就上了李米的出租车，再后来方文又从桥上掉下来，“恰好”就掉到了李米的身边;《烈日灼心》中，伊警官的妹妹“恰好”与哥哥要抓捕的罪犯认识并相爱。最后，影片叙事的转折也是戏剧性的表现。《狗十三》中，原本爱护狗狗的女孩李玩，因成长感到大人世界的虚伪与残酷，不得不违心在酒桌上吃下狗肉;《李米的猜想》中，李米的男友并未失踪而是隐匿于城市的角落，走上了贩毒的不归路;《烈日灼心》中，真正的凶手并不是三兄弟，而傻子陈比觉也只是在装傻。这种结局的反转，是带有强烈戏剧感的元素。即使电影聚焦的是小人物，但曹保平仍然拍出了一波三折、惊心动魄的效果，给观众营造出一种恐怖、残忍的戏剧气氛和心理感受，并用凶杀、死刑等残忍画面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感官刺激。
但不可否认的是，戏剧性必须建立在生活的客观现实之上，否则将无法在事实基础之上站住脚，更无法以合情合理的逻辑说服观众。曹保平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其电影中，仍有大量细节，才形成了影片整体上的纪实风格。在拍摄方式上，导演常常采用长镜头和手持摄影，运用更加生活化的叙事手段，从观众的视角出发，将观众带入影片之中，营造出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在场景的设置上，曹保平往往习惯将故事发生的地点定在边陲云南，也要求演员尽量使用当地方言，地域特征鲜明，生活气息浓厚。在演员选取上，除了由于商业化的考量需要选用明星演员来担任主角，曹保平更擅于选用非职业演员，用他们未经雕琢的演技，来加强电影的纪实性。 三、 严肃与幽默的平衡中和
曹保平出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在年龄划分上属于中国“第六代”导演，然而他的创作风格却与 “第六代”导演的整体风貌迥乎不同。“第六代”导演如王小帅、娄烨、路学长、贾樟柯等，倾向于拍摄个人化的成长故事与青春追忆，影片大多是迷离的、缥缈的“地下电影”与“独立电影”风格。曹保平却更多地聚焦于社会，追问社会中法律与人性的关系、犯罪的本质、公平与正义以及底层人物在极端冲突中的生存状态，话题大多沉重而且严肃，将法律、犯罪、人性等问题深度解剖给观众看，在其思想上造成震撼。视听风格上，影片的色调也以深色为主，整体风格庄重肃穆，较少配乐。电影的严肃性，首先体现在导演对法律、犯罪等严肃话题的关注。在《烈日灼心》中，导演借影片中伊警官之口表达自己对“法律”的看法：“法律的权威不可动摇。法律是人类发明过的最好的东西。没有对错，这就是人。法律更像人性的低保，是强制性的修养。”这是导演关于法律与人性的深度思考。电影的严肃性，还体现在导演对底层叙事的偏爱。曹保平从未以城市中光鲜亮丽、衣食无忧的男男女女作为刻画对象，而是将目光投向隐匿于社会边缘的、蝼蚁式生存的人们，反思其生活境遇和心灵震荡。
在娱乐至上的当下社会，电影市场中获得更多观众青睐的是惊心动魄的科幻动作片、以怀旧感伤为主旨的青春片、消费大众笑点的喜剧片以及兼具时尚与情感的小妞电影，人们或许已经不再为严肃题材的电影买账，曹保平却从创作之初就深度关注法律、犯罪、公正、人性、底层生活等严肃的主题，此类话题较为沉重，付诸于人的心灵，并且往往引人深思。但是，对此类型影片的坚守，在当下娱乐化和感官化的电影市场中是非常冒险的尝试。
为不至于过度与大众视野产生审美距离，陷入曲高和寡的尴尬处境，曹保平选择在电影中加入幽默成分，一幕幕黑色喜剧式的诙谐，让电影在表达上更有层次，不仅仅为电影增加了看点与笑料，更让人在这种黑色幽默的背后感受到电影摄人心魄的力量。综合考量电影的市場接受度和观众喜爱度，重视商业化因素，不一定要丧失掉思想性的表达，商业化和思想性这二者并不矛盾。“我觉得社会批判不是电影应该有的功能，以针砭时弊的社会批判为前提，都成不了好电影。所以批判一定不是《追凶者也》这部电影的目的所在，我认为这个片子能够放大的就是黑色喜剧的部分。”[4]曹保平在《追凶者也》中，设置了许多笑点，并在一定范围内允许人物的夸张变形。比如，自诩为“五星杀手”的董小凤，吹嘘自己多年来万无一失，却错杀了目标，犯案后，他在路边偷了一辆车主是朋克青年的摩托，头戴夸张的牛角头盔，身着机车皮衣，大摇大摆逃离案发现场;后来他在和王友全追赶的过程中，不小心把头卡到轮船的栏杆缝隙中没法动弹……这一幕幕都让人忍俊不禁，啼笑皆非。最初筹拍《李米的猜想》时，曹保平想把故事发生地点定在新疆喀什，他想突出的是边疆光怪陆离的城市风貌，他所追求的是荒野与神秘的结合，更能突出导演黑色幽默、乡村荒诞的创作意图。
作为国内黑色犯罪类型电影领军人物，曹保平仅凭为数不多的几部作品就被称为当下电影市场中“叫好又叫座”的导演。近日，他的新作“灼心系列”第二部《她杀》宣布杀青，这无疑又是一部充满悬疑、同时又能直抵人心深处的力作。长期以来，曹保平用他的创作实践着中小成本电影的成功之道，他的电影具有现实主义风格，同时又突出情节的曲折和情感的幽邃，呈现着复杂的人性。他的作品屡次给中国电影界带来惊喜，这都归功于其电影中辩证存在的善恶矛盾、戏剧性与纪实性、严肃主题与幽默元素，合力构成了一个多元丰富、协调统一、动态交融的共同体。
参考文献：
[1]黄式宪，尹鸿.《李米的猜想》导演访谈[J].当代电影，2008（18）：38.
[2]曹保平，吴冠平.商业电影：资本与智慧的博弈——曹保平访谈[J].电影艺术，2008（5）：88.
[3]曹保平，谭政，张雨蒙.谋求主流商业片的风格化表达——《烈日灼心》导演曹保平访谈[J].电影艺术，2015（6）：85.
[4]曹保平，吴冠平.过与不过的边界——曹保平访谈[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6（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