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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后还有人种粮吗？
“过几年，村里死了老人，恐怕连抬棺材的都不好找了。”尽管山西省运城市新绛县把国家的直补政策全部落实，但是仍然没有留住年轻人出外打工的步伐。谈起村巷人口萧条的境况，新绛县农民兰正娃不无担忧地说。而一些村民表示：“种那么多粮食干啥？又卖不上好价，种点口粮够自己吃就行了。”
作为山西省的小麦主产区，运城和临汾两市的小麦产量占到全省产量的85%以上，但是，如今运城闻喜、万荣、芮城、永济等县市的小麦生产形势堪忧，相当数量村庄已经不再种植小麦。1998年到2007年运城市小麦播种面积由560.96万亩下降到461.6万亩，平均每年约下降10万亩，目前仍有进一步减少的趋势。
记者采访的运城市新绛县某村是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的村子。这个村的年轻人要么在外地上学，要么在外地打工，都不愿意待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上。
村民兰正娃告诉记者，这几年过年，整个村子给人的感觉是死气沉沉的，没有活力，平常在村子里走动，很难碰到几个人。后生们结婚，相好的哥们才能回来，婚礼一过，立刻就走，一阵热闹过后，又归于平静。
打工造成农村劳动力投入严重不足，这个村子原本要在场地处修建一座水泵房，因为村里的年轻劳力都出去打工了，运料和小工都是请外地民工来做的。村里平常修渠整地，实在找不到年轻的劳力。兰正娃说：“上次我收拾大棚，打电话让儿子回来帮忙，他说划不来不回来，气得我在电话里骂他不孝，后来还是花钱请的外地人。”
兰正娃带记者来到一个村民家中，男主人叫陈福全，有两个儿子，都在外面打工。大儿子26岁，给一个老板开车；小儿子21岁，去了深圳的工厂。家里的地好久都不种了，全靠买面粉。陈福全说着，脸上露出颇为得意的神色。
还有一户大门紧锁的人家，看得出来好久没有住过人了。土打的墙头上一些多年生草本植物已经绿成一片。兰正娃告诉记者，这一家全家6口都在外面打工，因为有亲戚在外地开了酒店，他们去帮忙，已经好几年没有回来了。他家的人口多，分的地也不少，现在基本上都荒着，有一块地种了苹果，因为没人管，果树都被草埋了。
“我们村老史家的大儿子史强那年考上了中专，后来安排到城里工作了。当时他上学的时候，正赶上农村耕地调整，国家实行土地使用权‘30年不变、生不添地，死不减田’的政策，他的土地就没动。现在全家都搬到城里住去了，全家的土地就扔给史强同村的姑姑史芳玲去种。我们村的地有好有坏，有的能浇上水有的浇不上，史芳玲就把所有的水浇地种上了，好地的面积比其他村民所有的耕地面积都大。那些浇不上水的地就撂荒了，承包又承包不出去，荒了十几年了，很是可惜。”
兰正娃说：“现在农村小学校的学生也越来越少了。很多老师都走了。以前还有六七百的学生，现在好几个年级都没人。快办不下去了。”
精壮劳动力的过度转移，对种植业产生了明显影响：大片农田里鲜能见到年轻人的身影，而老年人甚至儿童在田间劳作的情形随处可见。
专业化与无粮村
这个村子是个古村，很早以前就有城门，四周还有城墙，把整个村子围得严严实实。后来老村子实在住不下了，也正好赶上农村建房热，就有人寻思着往城墙外面发展，想在城外盖平房。于是开始重新划分宅基地，之前就仅限于南城门以南的一片耕地。为了奠基，采不到土的村民们把眼睛瞄上了老城墙，开始偷偷地挖墙取土，后来明目张胆地取。老城墙渐渐消失了，连老城门也被拆掉了，只剩下百余户村民的老宅子。
老宅子的人出去的越来越多，老庄子一天天没落起来，终于有一天，城门南面一家新房里响起了鞭炮声，老宅子彻底没有人住了。
兰正娃说：“新居建起来之后，村里面按人头算，一人只能分一亩耕地了，比以前少了两亩半。”
他说：“地少了，种出的粮食勉强够吃。以前年年粜粮，现在不籴麦就不错了。人手少了，什么省事种什么，什么挣钱种什么。就那么点地，种粮食够吃，哪能靠它挣钱啊？现在种什么的都有，苹果、蔬菜大棚，还有人把地围起来盖了猪舍，专门养猪。”
没有人种粮，粮食总产特别是小麦总产大幅减产，据了解，运城市闻喜、万荣、芮城三县小麦面积只占到耕地面积的三成左右，甚至一度出现“无粮村”。由于长期在外人口大量增加，农户存粮也在下降，10年前农村人均存粮400斤，现在不足200斤，相当部分农户人均存粮甚至低于100斤。
兰正娃告诉记者，现在一亩好地能产小麦800斤，一斤小麦市价8毛，全部卖掉能得640元。可是这一亩小麦需要的化肥价格不断上涨，100斤装的“陕复二铵”由原来的130元涨到220元，最近还在涨，而进口化肥更贵。两袋化肥一投入，大半收入没有了。小麦的种子价格也有上涨趋势，一亩地麦种大概需要近百元。如果遇到风调雨顺的年景还能挣点，要是干旱需要浇水，种一亩地的麦子还就不如直接买粮食，且不说搭上人工。
在运城的很多地方，“什么挣钱种什么”已经成为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主要特征。遍布运城各地农村的“油桃村”“韭菜村”“苹果村”“韭菜村”成为最好的佐证。山西省万荣县近年来也成为一个“专业县”，不过这种专业与农业无关，这个县有一个在全国颇为有名的产业——房顶堵漏。近年房地产的火热让这个产业找到了极大的空间。不仅年轻人出去搞工程，甚至年纪大的人也跟上工程队出去包工程、打小工。
资料显示，运城地区经济作物每亩年纯收益为：苹果1500元～5000元，棉花1000元～1400元，芦笋2000元～4000元，干鲜果类的枣、柿1500元左右，设施蔬菜5000元～10000元。而粮食作物的亩产收入为：玉米纯收入350元～400元；小麦毛收入337.5元，若减产收入更少，种地不如打工。今年打工收入每天普通劳动力（农村）45元左右；技术工70元左右，就连农村妇女每天两晌也是25元～30元；一般农村打临时工的为6个～9个月，成为农村家庭现金收入的主要来源。
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农村的年轻人不愿意种地，而种地的人不愿意种粮食的问题了。
打工的年轻人还会种地吗？
在农村劳动力不断减少的趋势下，在城市里奔波的年轻人没有人愿意再回去种地。
开出租车的吕梁人陈师傅已经在太原10年了。10年前他和哥哥来太原打拼，包了一辆出租车，一干就是10年。如今房子也有了，老婆孩子都接到太原来住。按照太原市的规定，在太原市有房产的就有申报一个太原户口的机会。陈师傅的妻子现在在一家超市当清洁工，哥哥嫂子也在太原。家里只剩下年迈的父母耕种着几亩薄田。据他介绍，当初他们来太原打工的时候父母就很反对，教训他们说：“农民就是种地打粮，农村人养活城里人，农民都不种地了，都跑城里去了，谁养活这么大个国家？”陈师傅认为，在老家那个穷山恶水的地方，世世代代在那儿刨坑，一辈子没有出息。他说：“我老家的青壮年要么出去上学并在外落地生根，要么就出去打工，春节才回来。家里剩下的就是妇女、老人和小孩。有的干脆就全家出动，剩下老人看家。我老了以后可能不会回去养老，我的孩子更不可能回乡下了。”
运城的兰正娃说：“现在的年轻人学校毕业以后就出去打工了，大部分在村里结个婚就又走了。农活基本没干过，你还指望他们能回来种地啊？我的孩子现在读高中，学习还不错，将来指望他考上大学，毕业了找个好工作。考不上也要上个技校学门手艺，待在村里被人笑话，没出息！”
当这些仍然在种地的人没有劳动能力的时候，还有谁会根据节气安排农事？粮食生产是需要大投入的，这不仅是资金上的投入，更需要人力上的投入。记者在运城农村的调查发现，中国传统农耕技术和经验的继承已经出现了断层。前辈不愿意后辈继承这个，后辈也根本不屑去学习种地，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种植经验的无法继承对我们的粮食生产无疑是一笔巨大的损失。
“过几年，村里死了老人，恐怕连抬棺材的都不好找了。”尽管山西省运城市新绛县把国家的直补政策全部落实，但是仍然没有留住年轻人出外打工的步伐。谈起村巷人口萧条的境况，新绛县农民兰正娃不无担忧地说。而一些村民表示：“种那么多粮食干啥？又卖不上好价，种点口粮够自己吃就行了。”
作为山西省的小麦主产区，运城和临汾两市的小麦产量占到全省产量的85%以上，但是，如今运城闻喜、万荣、芮城、永济等县市的小麦生产形势堪忧，相当数量村庄已经不再种植小麦。1998年到2007年运城市小麦播种面积由560.96万亩下降到461.6万亩，平均每年约下降10万亩，目前仍有进一步减少的趋势。
记者采访的运城市新绛县某村是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的村子。这个村的年轻人要么在外地上学，要么在外地打工，都不愿意待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上。
村民兰正娃告诉记者，这几年过年，整个村子给人的感觉是死气沉沉的，没有活力，平常在村子里走动，很难碰到几个人。后生们结婚，相好的哥们才能回来，婚礼一过，立刻就走，一阵热闹过后，又归于平静。
打工造成农村劳动力投入严重不足，这个村子原本要在场地处修建一座水泵房，因为村里的年轻劳力都出去打工了，运料和小工都是请外地民工来做的。村里平常修渠整地，实在找不到年轻的劳力。兰正娃说：“上次我收拾大棚，打电话让儿子回来帮忙，他说划不来不回来，气得我在电话里骂他不孝，后来还是花钱请的外地人。”
兰正娃带记者来到一个村民家中，男主人叫陈福全，有两个儿子，都在外面打工。大儿子26岁，给一个老板开车；小儿子21岁，去了深圳的工厂。家里的地好久都不种了，全靠买面粉。陈福全说着，脸上露出颇为得意的神色。
还有一户大门紧锁的人家，看得出来好久没有住过人了。土打的墙头上一些多年生草本植物已经绿成一片。兰正娃告诉记者，这一家全家6口都在外面打工，因为有亲戚在外地开了酒店，他们去帮忙，已经好几年没有回来了。他家的人口多，分的地也不少，现在基本上都荒着，有一块地种了苹果，因为没人管，果树都被草埋了。
“我们村老史家的大儿子史强那年考上了中专，后来安排到城里工作了。当时他上学的时候，正赶上农村耕地调整，国家实行土地使用权‘30年不变、生不添地，死不减田’的政策，他的土地就没动。现在全家都搬到城里住去了，全家的土地就扔给史强同村的姑姑史芳玲去种。我们村的地有好有坏，有的能浇上水有的浇不上，史芳玲就把所有的水浇地种上了，好地的面积比其他村民所有的耕地面积都大。那些浇不上水的地就撂荒了，承包又承包不出去，荒了十几年了，很是可惜。”
兰正娃说：“现在农村小学校的学生也越来越少了。很多老师都走了。以前还有六七百的学生，现在好几个年级都没人。快办不下去了。”
精壮劳动力的过度转移，对种植业产生了明显影响：大片农田里鲜能见到年轻人的身影，而老年人甚至儿童在田间劳作的情形随处可见。
专业化与无粮村
这个村子是个古村，很早以前就有城门，四周还有城墙，把整个村子围得严严实实。后来老村子实在住不下了，也正好赶上农村建房热，就有人寻思着往城墙外面发展，想在城外盖平房。于是开始重新划分宅基地，之前就仅限于南城门以南的一片耕地。为了奠基，采不到土的村民们把眼睛瞄上了老城墙，开始偷偷地挖墙取土，后来明目张胆地取。老城墙渐渐消失了，连老城门也被拆掉了，只剩下百余户村民的老宅子。
老宅子的人出去的越来越多，老庄子一天天没落起来，终于有一天，城门南面一家新房里响起了鞭炮声，老宅子彻底没有人住了。
兰正娃说：“新居建起来之后，村里面按人头算，一人只能分一亩耕地了，比以前少了两亩半。”
他说：“地少了，种出的粮食勉强够吃。以前年年粜粮，现在不籴麦就不错了。人手少了，什么省事种什么，什么挣钱种什么。就那么点地，种粮食够吃，哪能靠它挣钱啊？现在种什么的都有，苹果、蔬菜大棚，还有人把地围起来盖了猪舍，专门养猪。”
没有人种粮，粮食总产特别是小麦总产大幅减产，据了解，运城市闻喜、万荣、芮城三县小麦面积只占到耕地面积的三成左右，甚至一度出现“无粮村”。由于长期在外人口大量增加，农户存粮也在下降，10年前农村人均存粮400斤，现在不足200斤，相当部分农户人均存粮甚至低于100斤。
兰正娃告诉记者，现在一亩好地能产小麦800斤，一斤小麦市价8毛，全部卖掉能得640元。可是这一亩小麦需要的化肥价格不断上涨，100斤装的“陕复二铵”由原来的130元涨到220元，最近还在涨，而进口化肥更贵。两袋化肥一投入，大半收入没有了。小麦的种子价格也有上涨趋势，一亩地麦种大概需要近百元。如果遇到风调雨顺的年景还能挣点，要是干旱需要浇水，种一亩地的麦子还就不如直接买粮食，且不说搭上人工。
在运城的很多地方，“什么挣钱种什么”已经成为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主要特征。遍布运城各地农村的“油桃村”“韭菜村”“苹果村”“韭菜村”成为最好的佐证。山西省万荣县近年来也成为一个“专业县”，不过这种专业与农业无关，这个县有一个在全国颇为有名的产业——房顶堵漏。近年房地产的火热让这个产业找到了极大的空间。不仅年轻人出去搞工程，甚至年纪大的人也跟上工程队出去包工程、打小工。
资料显示，运城地区经济作物每亩年纯收益为：苹果1500元～5000元，棉花1000元～1400元，芦笋2000元～4000元，干鲜果类的枣、柿1500元左右，设施蔬菜5000元～10000元。而粮食作物的亩产收入为：玉米纯收入350元～400元；小麦毛收入337.5元，若减产收入更少，种地不如打工。今年打工收入每天普通劳动力（农村）45元左右；技术工70元左右，就连农村妇女每天两晌也是25元～30元；一般农村打临时工的为6个～9个月，成为农村家庭现金收入的主要来源。
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农村的年轻人不愿意种地，而种地的人不愿意种粮食的问题了。
打工的年轻人还会种地吗？
在农村劳动力不断减少的趋势下，在城市里奔波的年轻人没有人愿意再回去种地。
开出租车的吕梁人陈师傅已经在太原10年了。10年前他和哥哥来太原打拼，包了一辆出租车，一干就是10年。如今房子也有了，老婆孩子都接到太原来住。按照太原市的规定，在太原市有房产的就有申报一个太原户口的机会。陈师傅的妻子现在在一家超市当清洁工，哥哥嫂子也在太原。家里只剩下年迈的父母耕种着几亩薄田。据他介绍，当初他们来太原打工的时候父母就很反对，教训他们说：“农民就是种地打粮，农村人养活城里人，农民都不种地了，都跑城里去了，谁养活这么大个国家？”陈师傅认为，在老家那个穷山恶水的地方，世世代代在那儿刨坑，一辈子没有出息。他说：“我老家的青壮年要么出去上学并在外落地生根，要么就出去打工，春节才回来。家里剩下的就是妇女、老人和小孩。有的干脆就全家出动，剩下老人看家。我老了以后可能不会回去养老，我的孩子更不可能回乡下了。”
运城的兰正娃说：“现在的年轻人学校毕业以后就出去打工了，大部分在村里结个婚就又走了。农活基本没干过，你还指望他们能回来种地啊？我的孩子现在读高中，学习还不错，将来指望他考上大学，毕业了找个好工作。考不上也要上个技校学门手艺，待在村里被人笑话，没出息！”
当这些仍然在种地的人没有劳动能力的时候，还有谁会根据节气安排农事？粮食生产是需要大投入的，这不仅是资金上的投入，更需要人力上的投入。记者在运城农村的调查发现，中国传统农耕技术和经验的继承已经出现了断层。前辈不愿意后辈继承这个，后辈也根本不屑去学习种地，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种植经验的无法继承对我们的粮食生产无疑是一笔巨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