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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鲁迅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战争文学作家，但对战争的观察、描写与思考却是贯穿其一生的重要主题。鲁迅对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思考可以概括为四个阶段。南京时期和留学初期，崇尚民族主义，宣扬尚武精神。留学后期，基于对日本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警醒，转而批判“兽性爱国主义”和“奴子之性”，呼吁弱小民族的反抗本心。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鲁迅一方面在其战争书写中延续了国民性批判的主题，另一方面又深入被正史掩盖的“地底下”，去寻找抗战所需的“中国的脊梁”，同时“别求新声于异邦”，到苏联战争文学中寻求中国民族革命战争的经验。受左翼思潮影响，但也是自身思想发展的结果，晚年鲁迅明确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才能赢得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
关键词 鲁迅 战争 尚武精神 工农革命
〔中图分类号〕1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0）06—0070—08
鲁迅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战争文学作家，他并没有创作《战争与和平》这样的战争文学经典，对专业的军事研究也没有特别的兴趣。但是，鲁迅毕竟生活在一个战乱频仍的年代，战争既构成了其无可逃避的生存之境，也深刻影响了其人生道路的选择，如青年时期人读军事院校、留学时期因为幻灯片事件而弃医从文、淞沪战争期间直面“飞丸入室”的死亡威胁，等等。因此，很自然地，对战争的观察、描写和思考，成为贯穿鲁迅一生的重要主题。鲁迅最早的文学作品之一《斯巴达之魂》（以下简称《斯》），就是一篇战争小说。在鲁迅晚年未竟完成的写作计划中，仍然包括一部红军题材的长篇小说。除显而易见的主题学意义外，鲁迅对战争的思考，还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其思想发展变化的内在动力。鲁迅的战争书写，内容广博复杂。本文只讨论鲁迅对民族解放战争的书写，试图通过战争书写这一视域，为鲁迅晚年的“左转”提供一种源自鲁迅自身的解读。鉴于“启蒙和救亡”近年来重新成为一个热点问题，本文也潜在地参与这一讨论。
1898年，鲁迅离开家乡，入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半年后转入陆师学堂附属矿路学堂。鲁迅之所以选择军事院校，并非出于明确的军事报国之职志，而只为“可以免费读书罢了。”时任水师学堂监督的堂叔周椒生甚至觉得，官宦子弟从军，有辱门风，不宜使用家谱上的名字（樟寿），于是为鲁迅改名“树人”。不过，身处半殖民地的中国，青年鲁迅原本就不乏传统文人仗剑报国的豪情，随着对新思想的接触，对国家和民族危机之了解的加深，加上军事院校的习染，鲁迅的军人情结愈益分明。南京时期，鲁迅有三个刻着别号的图章，分别是“戎马书生”“文章误我”和“戛剑生”，又曾与周作人合称“汉真将军后裔”。鲁迅喜欢骑马，每天坚持骑习一两个小时，曾从马上摔下碰断一个门牙，仍乐此不疲。鲁迅还常常冒险跑马到满州兵驻防的明故宫附近，同自视高汉人一等并以骑射为傲的旗人子弟竞赛，曾遭暗算差点儿被刮断腿脚。对于鲁迅热衷骑习的行为，周作人评价说：“一部分也由于少年血气之勇，但大部分则出于民族思想，与革命精神的养成是很有关系的。”
1902年，鲁迅赴日本留学，本拟人读东京成城学校，但因为驻日公使蔡均阻挠而未果。成城学校是中国留学生学习陆军的预备学校，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要人物如蔡锷、陈独秀、蒋介石等都曾在该校学习。鲁迅虽然未能入读该校，民族主义思想和尚武精神却有增无减。这是因为，尚武思想在晚清中国知识界蔚然成风，而日本正是这一风潮的重要起源地。在鲁迅前后，因为出使、流亡、游学等原因，旅居日本的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如黄遵宪、梁启超、蔡锷、秋瑾等，被日本武士道的“尚武”精神所触动，认定尚武精神之所以深入人心，乃是日本快速崛起的根由，而崇文抑武则是近世中国落后挨打的病因，于是在报刊上撰写系列文章，大力鼓吹尚武精神，并提出“军国民主义”“军国民教育”等主张，将爱国尚武精神，上升为救国之道。流风所及，促生了鲁迅留学期间的第一篇作品《斯》。
1903年阴历四月初二，东京《时事新报》载，俄国代理公使声称俄国将“取东三省归入俄国版图”，留学生群情激愤。恰在这时，参与编辑《浙江潮》的许寿裳向鲁迅约稿，鲁迅仅用两天时间便一挥而就。《斯》取材于希罗多达的《历史》，讲述斯巴达三百勇士在温泉关抗击波斯联军的著名故事。小说明显受到梁启超《斯巴达小志》以及日本相关著述影响，鲁迅因此谦称是“偷”来的，有学者则认为这是一部翻译作品。但小说在人物、叙事、立意方面，其实多有新创。小说首先改变了希罗多德对波希双方作平行、客观记述的叙事结构，转而单方面描写并赞美希腊人抗击侵略的行动和精神。小说对原型人物也多有改写，对三位拒绝免死者、两位目疾患者作了大幅度扩充，以渲染其视死如归的爱国精神，尤其是虚构了刚烈果决、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诶烈娜。诶烈娜对丈夫因为眼疾从战场生还的行为深感羞愧，虽将临盆仍不惜以死为谏，以唤醒丈夫之牺牲精神。在情境的营造上，则有着明显的中国韵致。这些改写，与史实多有龃龉，以至于樽本照雄批评说，“使赫罗德托斯（著作）所具有的简洁性和历史的重要性遭到破坏”，“索性只进行翻译，不知要好多少倍。”有意思的是，樽本照雄也敏锐地看到，“赛雷娜（即涘烈娜）与克尔达斯二人，是穿着斯巴达衣裳的中国人。”的确，如果认定《斯》是一部历史著作，如此“胡乱的改写”自然不妥。问题是鲁迅根本就无意照史实录，而旨在通过改写来增加中国读者的共情，借以阐扬武德，激发民气，即“借斯巴达的故事，来鼓励我们民族的尚武精神。”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明显受到梁启超影响，但鲁迅和梁启超两人之立意明显不同。梁氏突出斯巴达“纳一国国民于法之中……秩然不可乱，凛然不可犯”的“有法之专制”特征，强调斯巴达尚武的制度保证，鲁迅却弱化了斯巴达人“一履战地，不胜则死”的外在约束，更强调国民抵御外侮、保家卫国的内在自觉。从这个意义上说，《斯》可以看作鲁迅“立人”“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开始。恰如许寿裳所说：“鲁迅的呐喊声并不是五四运动的时候才起的。一九0三年他二十三岁所作的《斯》，便是借了异国士女的义勇来唤起中华垂死的国魂。”
民族主义和尚武精神是弱小民族在遭遇列强侵略时最直接的“刺激反应”。但无论民族主义还是尚武精神，都是双刃剑，都有可能引发以恶制恶、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鲁迅在留学后期所作《破恶声论》中，通过对“崇侵略”的批判，对弱小民族的抵抗战争进行了新的思考。
鲁迅认为，人性中“蛮性的遗留”乃是战争的根源所在。上古时代，部族、国家划疆而治，自力更生，互不攻伐，各得其所。惜乎人类本性中的动物性并未完全消灭，偶或暴露，遂有侵略战争。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侵略者往往以爱国主义和进化论美化其战争动机，或者声称发动战争并非为了私欲，而是为国家和民族开拓生存空间，或者标榜“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既是自然界之法则，也是人类社会之公理，但终不能掩盖其兽性本质。鲁迅认为，侵略者杀人掠地的行为与野兽殊无二致，可称之为“兽性爱国者”。
“兽性爱国者”首先当然是指帝国主义国家的好战分子，但在被侵凌的弱小国家同样存在，鲁迅称之为“奴子之性者”。“奴子之性”表面上是奴性，实则是“兽性爱国”的变体，其具体表现是：“一日崇强国，次日侮胜民。”自己原本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弱小国家的人民，却不但不反对“兽性爱国”，反而赞美侵略、艳羡强暴，同时对其他被压迫民族不但毫无同情，还加以冷嘲热讽，所谓“久匍伏于强暴者之足下，则旧性失，同情漓，灵台之中，满以势利，因迷谬亡识而为此与。”“奴子之性”还表现为：处于弱小地位时，便甘于被压迫;一旦成为强者，或者面对比自己更弱小者，则会变为“兽性爱国者”。如此一来，就出现了一种“主奴辩证法”式的悖论性情境：弱小国家明明应该反对西方列强的霸权主义，却陷入了与列强相同的逻辑，成为霸权主义的支持者。高远东指出，“这种情况其实代表着亚洲/中国与西方之‘现代’相遇的残酷现实：殖民/帝国主义不仅属于殖民者，而且也成为被殖民者的意识形态;不仅被殖民者用来进行征服，而且也被被殖民者用来进行反征服——处于主从关系之中的主从双方竟享有同一種价值”。
鲁迅“主奴辩证”思想的形成，首先源于他对日本的观察。近代日本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但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却非但缺少作为被征服者的自觉，反而逐渐服膺于殖民者的逻辑。“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福泽谕吉标榜“脱亚论”“国权论”，不断把西方的殖民/帝国主义逻辑合法化，宣称“在国际关系的政略方面几乎看不到道德的成分……大义名分之谈都是无用的”，“数万言的万国公法，硝烟一声即可抹杀”，并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美化为文明对野蛮的战争。浮田和民的《日本帝国主义》公然主张日本应该独吞中国：“日本者，世界后起之秀，而东方先进之雄也。近者‘帝国主义’之声，洋溢于国中……试问今日茫茫世界，何处有可容日本人行其‘帝国主义’之余地？非行之于中国而谁行之？”正是在诸如此类由“奴子之性”而来的“兽性爱国”思想支配下，日本走上了万劫不复的军国主义道路。
鲁迅对“奴子之性”的批驳，也来自于对中国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反思。中国自古“宝爱和平，天下鲜有”，但不幸的是，中国恰恰因为热爱和平、防卫松弛而屡遭侵略，尤其是晚清以降，虎狼突来，生灵涂炭。“将落后国家改造为先进国家，将衰弱的国人改造为强健的国民就成为先进中国人的价值承担。”在这种情况下，渴望强兵兴军，当然无可厚非。问题是许多人舍本逐末、矫枉过正，转而鼓吹狭隘的民族主义：“察我中国……云爱国者有人，崇武士者有人，而其志特甚犷野，托体文化，口则作肉攫之鸣，假使傅以爪牙，若余勇犹可以蹂躏大地，此其为性，狞暴甚矣。”极端者甚至比欧洲黄祸论者所批评的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吾尝一二见于诗歌，其大旨在援德皇威廉二世黄祸之说以自豪，厉声而嗥，欲毁伦敦而覆罗马;巴黎一地，则以供淫游焉。倡黄祸者，虽拟黄人以兽，顾其烈则未至于此矣。”鲁迅并没有列举自己的批判对象，但证诸于近代思想史，类似言论并不少见。宋教仁认定“优胜而劣败”为“天演之法则”，极力称颂中国历史上七个侵略扩张期。梁启超认为，只有像日耳曼人那样，能侵略人、殖民人、灭人种族，把土地占为己有者，才有资格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一个角色，其《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把东南亚的开发视为中国殖民之功。刘师培《醒后之中国》认定“中国之在二十世纪必醒，醒必霸天下。”“中国其既醒乎，则必尽复侵地，北尽西伯利亚，南尽于海。建强大之海军，以复南洋群岛中国固有之殖民地。迁都于陕西，以陆军略欧罗巴，而澳美最后亡。”如此“肉攫之鸣”，虽然是久被压迫者的过激反应，但无论如何都是危险的。
如何走出“主奴辩证法”的怪圈？鲁迅没有对列强国家抱什么幻想，而是将希望寄托于弱小国家。方法很简单，就是回归作为被压迫者的本心，然后推己及人，去体味“同病之邦”“不乐为皂隶”之心，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施以援手。无论近邻远国，“凡有危邦，咸与扶掖”，终可以“令人间世，自繇具足，眈眈皙种，失其臣奴。”
文章最后，鲁迅特别对“华土之壮者”提出忠告：“勇健有力、果毅不怯斗”乃是人最基本的品格，可藉以自保，但决不能用来欺凌弱小。如果我们的国家真的强大了，有余力者应该像波兰的贝谟将军帮助匈牙利民族解放战争、英国的拜伦帮助希腊民族解放战争一样，去帮助弱小民族。当务之急，则是收起艳羡强暴之心，做好自卫。
竹内好把鲁迅通过返回本心，以克服主奴辩证法的思想称为“回心”说，认为这一学说代表着东亚进入现代世界史的主体的真实性;毛泽东说鲁迅“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都可以说准确把握了鲁迅在思考中国/亚洲如何应对“现代”挑战时的态度和方法。
1909年，鲁迅归国。在经历了太多的失望之后，青年时期激越的尚武豪情日渐冷却。在近十年的沉寂之后，鲁迅在友朋的刺激之下重新提笔写作。甫一动笔，便对战争多有涉猎，如《阿Q正传》《风波》《药》对辛亥革命的反思，《革命时代的文学》《庆祝沪宁克服的那一边》对北伐战争阶段性胜利的警醒，《阿长与山海经》中关于“长毛”的“闲笔”等等。甚至《两地书》中，对北伐战争情势的分析、对壕堑战的讨论也所在多有。因为主要关涉国内战争，兹不赘述。 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民族解放战争再次成为鲁迅重要的创作主题。以写于1933年的《伪自由书》为例，全书43篇杂文，几乎篇篇论及中日战事。从内容上看，既有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愤慨，对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批判，也有对形形色色投降言论的批驳，以及对种种社会病象的剖析。从写作频率来看，平均两三天就有一篇，庶几可以看作是一本“战时评论”集。
国民性批判和思想启蒙仍是“战时评论”最为显著的特点。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对“民气论”的批判。鲁迅注意到，与国民党的不抵抗相反，民众之中其实不乏激越的主战者。主战当然值得肯定，但与主战舆论沸反盈天形成对比的是，上至党国要人，中至文人学者，下至民间凡夫，却多空谈之士，而少务实之人。许多高调的反战言论，其实不过是情绪的发泄，甚至流于表演，对于抗战没有丝毫助益。1931年11月，日军进攻黑龙江等地，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奋起抵抗。消息传到上海，一些青年组成“青年援马团”，宣称要开赴前线。然而，青年们所上演的却不过是抬棺出行、断指血书等闹剧，鲁迅因此称之为“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不是兵，他们偏要上战场……中国现在总算有一点铁路，他们偏要一步一步地走过去;北方是冷的，他们偏只穿件夹袄;打仗的时候，兵器是顶要紧的，他们偏只重精神。这一切等等，确是十分‘堂·吉诃德’的了。然而究竟是中国的‘堂·吉诃德’，所以他只是一个，他们是一团;送他的是嘲笑，送他们的是欢呼;迎他的是诧异，而迎他们的也是欢呼。”
中国人不仅善于“表演”，也善作“豪语”：“李太白自不必说，就连留长了指甲，骨瘦如柴的鬼才李长吉，也大言‘见买若耶溪水剑，明朝归去事猿公’，似乎要作刺客了，但事实是他并没有去。南宋时候，国步艰难，陆放翁也成了慷慨党中的一员，其诗云‘老子犹堪绝大漠，诸君何至泣新亭。’他其实是去不得的，也应该折成零。”而且“故作豪语的脾气，正不独文人为然，常人或市侩，也非常发达。”
“战时评论”以犀利的批判为主，但鲁迅并非文化虚无主义者，并不像余英时所说“正面的东西什么都没有”，“没有一个积极的信仰，他要代表什么，他要中国怎样，他从来没说过”。对社会病象的批判，并不代表着鲁迅对抗戰失去了信心。相反，和甚嚣尘上的失败主义不同，鲁迅坚信，虽然国势艰危，但中国并没有失去希望。1934年，“九一八”事变三周年时，鲁迅写下《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明确表达了对中华民族必将赢得战争胜利的信心。抗战以来，中国人先是信“地（地大）”、信“物（物博）”，后来又信“国联”，但事实证明，“他信力”并不可靠，不过是“自欺力”而已。不过，恰恰是“他信力”的丢失，逼迫中国人反身自求，找到了真正的“自信力”。从历史上看，中国从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乃是“中国的脊梁”。虽然他们总是被摧残、被抹杀、被消灭于黑暗中，但现在也并不算少，他们的存在，代表着中国并不缺少自信力。
同样写于1934年的历史小说《非攻》，可以看作是《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的互文文本。小说着力塑造的墨子，无疑代表了鲁迅心目中抵抗外侮的理想人格。大敌当前，墨子既不像公孙周所代表的儒家那样寄希望以空泛的道义，也不像曹公子所代表的官僚那样寄希望于民气，而是即刻出发到楚国去劝阻战争的发动者公输般和楚王，途中则不忘叮嘱自己的学生管黔敖、禽滑厘经营城防、试验武器。到达楚国后，墨子不但从得失、道义等方面晓之以理，更在攻防操演中取得完全的胜利，迫使楚王放弃了侵略宋国的战争。
虽然坚信中华民族没有失掉自信力，历史上也不乏墨子这样脚踏实地的战士，但问题是，在当下的战争危机中，谁才能成为担荷民族解放之重任的主体。鲁迅在返回古代、深入被正史掩盖的“地底下”，寻找抗战所需的“中国脊梁”的同时，也把目光投射于异域，去寻找可资借鉴的精神资源。1927年后，鲁迅明显把译介的热情转向了新生的苏联，但鲁迅关注的重点，却并非当时苏联文学的主流，而是苏联国内战争文学，这显然是因为中国正处于革命与战争时期：“我觉得现在的讲建设的，还是先前的讲战斗的……如《铁甲列车》《毁灭》《铁流》等……于我有兴趣，并且有益。我看苏维埃文学，是大半因为想介绍给中国，而对于中国，现在也还是战斗的作品更为紧要。”正是出于这一目的，鲁迅翻译了法捷耶夫的《毁灭》和雅科夫列夫的《十月》，并组织翻译了《铁流》《铁甲列车》等苏联小说。
在自己所译的两部小说中，相比于出于“同路人”作家之手的《十月》，鲁迅显然更看重《毁灭》。这首先是因为，《毁灭》是真正的革命者的作品，“是用生命的一部分，或全部换来的东西，非身经战斗的战士，不能写出”;法捷耶夫出身于农民家庭，是道地的无产阶级作家，他在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积累下来的斗争经验不仅为其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一种非亲历者不能写出的真实。如游击队受到白军攻击时，队员对队长产生逆反心理;游击队员不愿受伤的弗罗洛夫落入敌手，危急时刻将其杀死，等等。
《毁灭》之可贵，还在于这是一部表现革命新生力量从“毁灭”中诞生的史诗性作品。小说叙写一支由农民、工人及知识分子临时组成的游击队，在反围剿过程中，几近全部牺牲的故事，但作者赋予这一失败的故事以非常积极的主题，将游击队退却、失败和毁灭的过程转写为革命对人的筛选、淘汰、塑造过程，表达了作者对于革命和战争的基本力量的思考。诚如作者所说，“国内战争是对人的一次选择淘汰，一切敌对势力被革命所扫清，一切不适应真正的革命斗争的人们、一切偶尔混进革命营垒中的人们被革命所筛汰，一切从革命的真正根底、从千百万群众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则在这种斗争中巩固、成长、发展。实现了对人的规模巨大的改造。”
新人诞生的主题，主要是通过以对比手法所塑造的美谛克和莱奋生这两个形象实现的。美谛克是一个具有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意识，却不能在现实中贯彻自己信念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在革命队伍中始终找不到自己的合适位置，始终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是革命年代的“多余人”，一个“没有把路走到尽头的同路人”，以至于在生死关头成了可耻的逃兵。作为美谛克的对照人物，游击队长莱奋生也是知识分子，也有时动摇，有时失措，不同的是他坚实，“不但希望了许多事，也做了许多事。”更重要的是，他把自己“生活的根本底意义”，以及“对于新的，美的，强的，善的人类的渴望”与穷困的大众联系了起来，认识到“当几万万人被逼得只好过着这样原始的，可怜的，无意义地穷困的生活之间，又怎能谈得到新的，美的人类呢？”从而不断地克服自己的私性，成长为了布尔什维克的指挥员，一个巴赫金所说“在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上”代表着人类发展方向的大写的主体。 如果说《毁灭》是莱奋生的个人成长史，那么《铁流》则是一支工农队伍的集体成长史。小说描述十月革命后，一支由农民、兵士组成的队伍为逃避白军屠杀，追赶红军的行军故事。作者用近乎自然主义的手法，描写“畜生景象”的“乌合之众”，如何在哥萨克的绞杀下，在艰苦卓绝的战斗中，从混乱而无组织的一盘散沙汇合成了一个“铁的意志、铁的纪律，不可阻挡的铁的洪流”的过程，回答了作为私有者的农民为什么能够抛弃“小私有者的思想结构”，“组织到非常庞大、非常惊人、给无产阶级革命带来胜利的红军里”的问题，揭示了农民和革命的关系。
对照鲁迅前期的《阿Q正传》等旨在揭示农民之愚昧和麻木的作品，不难看出鲁迅译介苏联战争文学的良苦用心。如果说《阿》等作品将农民的愚昧和麻木归结为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的话，那么，在苏联战争小说中，鲁迅却看到了同样愚昧、麻木的农民和工人成为革命主体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分明已经为苏联革命的成功所证实。惟其如此，鲁迅高度重视苏联战争文学的翻译。这从《铁流》的翻译、出版可见一斑。《铁流》原有杨骚译本，但错误太多。因此，当神州国光社邀请鲁迅编译“新俄文艺丛书”时，鲁迅马上向身在苏联的曹靖华去函约译。书店后来毁约，鲁迅通知各位译者停译，独不告诉曹靖华，相反还不断通过书信加以督促。从1930年初至1931年底，两人在文網中往返通信多达几十次。译稿完成后，鲁迅又请瞿秋白进行了校改。所以鲁迅在“编校后记”中，忍不住感慨，译本能和读者相见，“是经历了一段小小的艰难的历史的。”《铁流》出版后，又遭查禁，鲁迅通过内山书店，在柜台底下将印出的一千册冒险售出。
受苏联战争文学影响，鲁迅晚年也萌生过创作一部表现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小说的想法。1932年夏秋之间，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突围去四川，陈赓因为负伤而到上海就医，期间向地下工作者讲述了红军反“围剿”的故事。当时在中央宣传部工作的朱镜我将记录稿带给了鲁迅，鲁迅读后大感兴趣，专门邀请陈赓到家中叙谈。鲁迅详细询问了红军行军作战和苏区土改的情况，产生了写作红军题材小说的念头，并一直冒险保存了相关材料。虽然小说最终夭折，但可以看出，晚年鲁迅对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对中国革命，有了越来越明确的看法。这在后来的两个口号之争中表现得非常清楚。
关于两个口号之争，学界多有讨论。要说明的是，至少从鲁迅来说，这场争论绝不是什么宗派之争。鲁迅之所以以异常激烈的情绪参与论争，是因为在他看来，抗日战争关乎中国革命的未来和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因此必须对战争的性质、目的和原则有清晰的认识。而在这些问题上，“国防文学”的口号恰恰是笼统的、不清晰的，甚至是有危害的。
鲁迅首先认为，在“国防文学”之外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不是标新立异，而是为了表明，抗日统一战线必须建立在平等、公正的基础之上。为了赢得战争胜利，建立统一战线是必要的，但前提必须是各阶层的平等联合，必须不能损害大众的利益。否则，统一战线就只能是一种虚假的统一，而虚假的统一不可能产生应有的力量。论争过程中所写《半夏小集》，以辛辣的讽刺笔法表明，无原则的团结很可能会使得抵抗外侮成为专制独裁者掩盖阶级压迫的遮羞布。而在鲁迅看来，做异族的奴隶固然不行，做自己人的奴隶也不行;在和平时期做自己人的奴隶不行，在外敌入侵时做自己人的奴隶也不行。甚至可以说，越是在国势倾危的困难时期，越是要讲平等，因为“要别人承认是人，总须在自己本国里先争得人格”。
论争还关涉战争的指挥权、主体性问题。统一战线的关键诚然是团结，但既然是“战”线，就必然涉及领导者和指挥权问题。“国防文学”不言自明地预设了一个指挥者，即国民党政府。但对于这个曾经疯狂屠杀过工农大众的“昨夜的魔鬼”，摇身一变为“今朝的良朋”，乃至战争的领导者，鲁迅深表怀疑。“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提出，就是要强调工农大众在联合战线中的主体地位。1936年5月30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鲁迅说：“所谓民族解放斗争，在战略的运用上讲，有岳飞文天祥式的，也有最正确的，最现代的。我们现在所应采取的，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呢？这种地方，我们不能不特别重视。”所谓“岳飞文天祥式的”，是指在战争中取封建愚忠式的服从态度，而“最正确的、最现代的”，则是指在战争中始终坚持自己的主体地位。
事实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鲁迅就曾经对标榜民族团结、主张“以民族意识代替阶级意识”的“民族主义文艺”进行过批驳。“民族主义文艺”的发起者潘公展等人声称，“以民族意识为中心思想的文艺运动在现代中国是最为需要”，而鲁迅认为，“民族主义文学家”不过是殖民地上洋大人的“宠犬”，其目的无非是“用一切手段，来压迫无产阶级”。比如，黄震遐的《陇海线上》和《黄人之血》表面上宣扬黄种人之团结，但印照现实，便不难发现：拔都元帅铁蹄践踏的欧洲，其实专在俄罗斯，“就是现在无产者专政的第一个国度”;成吉思汗“先使中国人变成奴才，然后赶他打仗”;“在亚细亚的黄人中，现在可以拟为那时的蒙古的只有一个日本”;“现在日本兵‘东征’了东三省，正是‘民族主义文学家’理想中的‘西征’的第一步，‘亚细亚勇士们张大吃人的血口’的开场。”
要之，民族解放战争必须以工农大众的阶级解放为前提、为目的，民族解放战争同时也就是阶级解放的战争。大敌当前，共御外侮、救亡图存固然是民族大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问题可以存而不论。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决非此轻彼重、此先彼后的对立关系，二者难分轩轾，同样重要。没有必要、也决不能等到打赢民族解放战争之后，再来打一场阶级解放的战争，二者根本就是一回事。从国内看，中国从来就是“做稳了奴隶和欲做奴隶而不得”的奴隶国家，工农大众从来就只是一群奴隶;从世界范围看，民族压迫总是伴随、包含了阶级压迫。因此，从解放的角度看，“阶级”的概念要大于、先于“民族”和“国家”的概念，民族问题说到底，还是阶级问题。阶级压迫的现象不改变，即使战胜了异族侵略，保持了民族国家的尊严，也不过意味着历史又回到了原点，所赢得的仍然不过是做奴隶的资格而已。总之，中国的抗日战争既是民族解放战争，也是工农大众的解放战争。
鲁迅对工农大众的解放战争的理论思考，使他格外关注中国工农红军的命运。1936年2月，红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作战。3月29日，鲁迅与茅盾联名致信中共中央，热烈赞颂“英雄的红军将领们和士兵们”，称“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并郑重宣言：“我们热烈地拥护中共、中苏（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号召。我们认为只有实现中共、中苏的抗日救国大计，中华民族方能解放自由！”
1936年初，上海“托派”写信给鲁迅，对中共领导的民族统一战线及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加以攻击，“奉劝”鲁迅与中国共产党撇清关系。鲁迅于病中口授书信予以驳斥：“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对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鲁迅则说“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病逝前不久，鲁迅还委托冯雪峰把自己抱病编辑的瞿秋白《海上述林》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
这些材料表明，鲁迅晚年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革命是真诚地拥护、支持的;鲁迅由衷地相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战争，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也代表着中国的未来。这是鲁迅在长期内忧外患的战争环境中，对中国革命思考的结果。毛泽东不仅将鲁迅视为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还多次强调鲁迅也是中国最伟大的革命家，认为鲁迅精神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有“政治的远见”，道理就在于此。从思想史的角度看，鲁迅晚年对工农大众作为中国革命主体之可能性的探讨，显然并非如李泽厚所说，是“救亡”重压下不得已而为之的“反启蒙”策略，而毋宁说是启蒙在更为严峻的现代挑战下的深化和新变。当然，对于早逝的鲁迅来说，这一主题是在其身后才真正得以展开的。
责任编辑：魏策策
关键词 鲁迅 战争 尚武精神 工农革命
〔中图分类号〕1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0）06—0070—08
鲁迅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战争文学作家，他并没有创作《战争与和平》这样的战争文学经典，对专业的军事研究也没有特别的兴趣。但是，鲁迅毕竟生活在一个战乱频仍的年代，战争既构成了其无可逃避的生存之境，也深刻影响了其人生道路的选择，如青年时期人读军事院校、留学时期因为幻灯片事件而弃医从文、淞沪战争期间直面“飞丸入室”的死亡威胁，等等。因此，很自然地，对战争的观察、描写和思考，成为贯穿鲁迅一生的重要主题。鲁迅最早的文学作品之一《斯巴达之魂》（以下简称《斯》），就是一篇战争小说。在鲁迅晚年未竟完成的写作计划中，仍然包括一部红军题材的长篇小说。除显而易见的主题学意义外，鲁迅对战争的思考，还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其思想发展变化的内在动力。鲁迅的战争书写，内容广博复杂。本文只讨论鲁迅对民族解放战争的书写，试图通过战争书写这一视域，为鲁迅晚年的“左转”提供一种源自鲁迅自身的解读。鉴于“启蒙和救亡”近年来重新成为一个热点问题，本文也潜在地参与这一讨论。
一、戎馬书生与斯巴达之魂：青年鲁迅的民族主义思想与尚武精神
1898年，鲁迅离开家乡，入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半年后转入陆师学堂附属矿路学堂。鲁迅之所以选择军事院校，并非出于明确的军事报国之职志，而只为“可以免费读书罢了。”时任水师学堂监督的堂叔周椒生甚至觉得，官宦子弟从军，有辱门风，不宜使用家谱上的名字（樟寿），于是为鲁迅改名“树人”。不过，身处半殖民地的中国，青年鲁迅原本就不乏传统文人仗剑报国的豪情，随着对新思想的接触，对国家和民族危机之了解的加深，加上军事院校的习染，鲁迅的军人情结愈益分明。南京时期，鲁迅有三个刻着别号的图章，分别是“戎马书生”“文章误我”和“戛剑生”，又曾与周作人合称“汉真将军后裔”。鲁迅喜欢骑马，每天坚持骑习一两个小时，曾从马上摔下碰断一个门牙，仍乐此不疲。鲁迅还常常冒险跑马到满州兵驻防的明故宫附近，同自视高汉人一等并以骑射为傲的旗人子弟竞赛，曾遭暗算差点儿被刮断腿脚。对于鲁迅热衷骑习的行为，周作人评价说：“一部分也由于少年血气之勇，但大部分则出于民族思想，与革命精神的养成是很有关系的。”
1902年，鲁迅赴日本留学，本拟人读东京成城学校，但因为驻日公使蔡均阻挠而未果。成城学校是中国留学生学习陆军的预备学校，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要人物如蔡锷、陈独秀、蒋介石等都曾在该校学习。鲁迅虽然未能入读该校，民族主义思想和尚武精神却有增无减。这是因为，尚武思想在晚清中国知识界蔚然成风，而日本正是这一风潮的重要起源地。在鲁迅前后，因为出使、流亡、游学等原因，旅居日本的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如黄遵宪、梁启超、蔡锷、秋瑾等，被日本武士道的“尚武”精神所触动，认定尚武精神之所以深入人心，乃是日本快速崛起的根由，而崇文抑武则是近世中国落后挨打的病因，于是在报刊上撰写系列文章，大力鼓吹尚武精神，并提出“军国民主义”“军国民教育”等主张，将爱国尚武精神，上升为救国之道。流风所及，促生了鲁迅留学期间的第一篇作品《斯》。
1903年阴历四月初二，东京《时事新报》载，俄国代理公使声称俄国将“取东三省归入俄国版图”，留学生群情激愤。恰在这时，参与编辑《浙江潮》的许寿裳向鲁迅约稿，鲁迅仅用两天时间便一挥而就。《斯》取材于希罗多达的《历史》，讲述斯巴达三百勇士在温泉关抗击波斯联军的著名故事。小说明显受到梁启超《斯巴达小志》以及日本相关著述影响，鲁迅因此谦称是“偷”来的，有学者则认为这是一部翻译作品。但小说在人物、叙事、立意方面，其实多有新创。小说首先改变了希罗多德对波希双方作平行、客观记述的叙事结构，转而单方面描写并赞美希腊人抗击侵略的行动和精神。小说对原型人物也多有改写，对三位拒绝免死者、两位目疾患者作了大幅度扩充，以渲染其视死如归的爱国精神，尤其是虚构了刚烈果决、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诶烈娜。诶烈娜对丈夫因为眼疾从战场生还的行为深感羞愧，虽将临盆仍不惜以死为谏，以唤醒丈夫之牺牲精神。在情境的营造上，则有着明显的中国韵致。这些改写，与史实多有龃龉，以至于樽本照雄批评说，“使赫罗德托斯（著作）所具有的简洁性和历史的重要性遭到破坏”，“索性只进行翻译，不知要好多少倍。”有意思的是，樽本照雄也敏锐地看到，“赛雷娜（即涘烈娜）与克尔达斯二人，是穿着斯巴达衣裳的中国人。”的确，如果认定《斯》是一部历史著作，如此“胡乱的改写”自然不妥。问题是鲁迅根本就无意照史实录，而旨在通过改写来增加中国读者的共情，借以阐扬武德，激发民气，即“借斯巴达的故事，来鼓励我们民族的尚武精神。”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明显受到梁启超影响，但鲁迅和梁启超两人之立意明显不同。梁氏突出斯巴达“纳一国国民于法之中……秩然不可乱，凛然不可犯”的“有法之专制”特征，强调斯巴达尚武的制度保证，鲁迅却弱化了斯巴达人“一履战地，不胜则死”的外在约束，更强调国民抵御外侮、保家卫国的内在自觉。从这个意义上说，《斯》可以看作鲁迅“立人”“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开始。恰如许寿裳所说：“鲁迅的呐喊声并不是五四运动的时候才起的。一九0三年他二十三岁所作的《斯》，便是借了异国士女的义勇来唤起中华垂死的国魂。”
二、兽性爱国与主奴同一：抵抗战争的悖论与陷阱
民族主义和尚武精神是弱小民族在遭遇列强侵略时最直接的“刺激反应”。但无论民族主义还是尚武精神，都是双刃剑，都有可能引发以恶制恶、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鲁迅在留学后期所作《破恶声论》中，通过对“崇侵略”的批判，对弱小民族的抵抗战争进行了新的思考。
鲁迅认为，人性中“蛮性的遗留”乃是战争的根源所在。上古时代，部族、国家划疆而治，自力更生，互不攻伐，各得其所。惜乎人类本性中的动物性并未完全消灭，偶或暴露，遂有侵略战争。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侵略者往往以爱国主义和进化论美化其战争动机，或者声称发动战争并非为了私欲，而是为国家和民族开拓生存空间，或者标榜“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既是自然界之法则，也是人类社会之公理，但终不能掩盖其兽性本质。鲁迅认为，侵略者杀人掠地的行为与野兽殊无二致，可称之为“兽性爱国者”。
“兽性爱国者”首先当然是指帝国主义国家的好战分子，但在被侵凌的弱小国家同样存在，鲁迅称之为“奴子之性者”。“奴子之性”表面上是奴性，实则是“兽性爱国”的变体，其具体表现是：“一日崇强国，次日侮胜民。”自己原本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弱小国家的人民，却不但不反对“兽性爱国”，反而赞美侵略、艳羡强暴，同时对其他被压迫民族不但毫无同情，还加以冷嘲热讽，所谓“久匍伏于强暴者之足下，则旧性失，同情漓，灵台之中，满以势利，因迷谬亡识而为此与。”“奴子之性”还表现为：处于弱小地位时，便甘于被压迫;一旦成为强者，或者面对比自己更弱小者，则会变为“兽性爱国者”。如此一来，就出现了一种“主奴辩证法”式的悖论性情境：弱小国家明明应该反对西方列强的霸权主义，却陷入了与列强相同的逻辑，成为霸权主义的支持者。高远东指出，“这种情况其实代表着亚洲/中国与西方之‘现代’相遇的残酷现实：殖民/帝国主义不仅属于殖民者，而且也成为被殖民者的意识形态;不仅被殖民者用来进行征服，而且也被被殖民者用来进行反征服——处于主从关系之中的主从双方竟享有同一種价值”。
鲁迅“主奴辩证”思想的形成，首先源于他对日本的观察。近代日本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但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却非但缺少作为被征服者的自觉，反而逐渐服膺于殖民者的逻辑。“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福泽谕吉标榜“脱亚论”“国权论”，不断把西方的殖民/帝国主义逻辑合法化，宣称“在国际关系的政略方面几乎看不到道德的成分……大义名分之谈都是无用的”，“数万言的万国公法，硝烟一声即可抹杀”，并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美化为文明对野蛮的战争。浮田和民的《日本帝国主义》公然主张日本应该独吞中国：“日本者，世界后起之秀，而东方先进之雄也。近者‘帝国主义’之声，洋溢于国中……试问今日茫茫世界，何处有可容日本人行其‘帝国主义’之余地？非行之于中国而谁行之？”正是在诸如此类由“奴子之性”而来的“兽性爱国”思想支配下，日本走上了万劫不复的军国主义道路。
鲁迅对“奴子之性”的批驳，也来自于对中国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反思。中国自古“宝爱和平，天下鲜有”，但不幸的是，中国恰恰因为热爱和平、防卫松弛而屡遭侵略，尤其是晚清以降，虎狼突来，生灵涂炭。“将落后国家改造为先进国家，将衰弱的国人改造为强健的国民就成为先进中国人的价值承担。”在这种情况下，渴望强兵兴军，当然无可厚非。问题是许多人舍本逐末、矫枉过正，转而鼓吹狭隘的民族主义：“察我中国……云爱国者有人，崇武士者有人，而其志特甚犷野，托体文化，口则作肉攫之鸣，假使傅以爪牙，若余勇犹可以蹂躏大地，此其为性，狞暴甚矣。”极端者甚至比欧洲黄祸论者所批评的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吾尝一二见于诗歌，其大旨在援德皇威廉二世黄祸之说以自豪，厉声而嗥，欲毁伦敦而覆罗马;巴黎一地，则以供淫游焉。倡黄祸者，虽拟黄人以兽，顾其烈则未至于此矣。”鲁迅并没有列举自己的批判对象，但证诸于近代思想史，类似言论并不少见。宋教仁认定“优胜而劣败”为“天演之法则”，极力称颂中国历史上七个侵略扩张期。梁启超认为，只有像日耳曼人那样，能侵略人、殖民人、灭人种族，把土地占为己有者，才有资格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一个角色，其《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把东南亚的开发视为中国殖民之功。刘师培《醒后之中国》认定“中国之在二十世纪必醒，醒必霸天下。”“中国其既醒乎，则必尽复侵地，北尽西伯利亚，南尽于海。建强大之海军，以复南洋群岛中国固有之殖民地。迁都于陕西，以陆军略欧罗巴，而澳美最后亡。”如此“肉攫之鸣”，虽然是久被压迫者的过激反应，但无论如何都是危险的。
如何走出“主奴辩证法”的怪圈？鲁迅没有对列强国家抱什么幻想，而是将希望寄托于弱小国家。方法很简单，就是回归作为被压迫者的本心，然后推己及人，去体味“同病之邦”“不乐为皂隶”之心，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施以援手。无论近邻远国，“凡有危邦，咸与扶掖”，终可以“令人间世，自繇具足，眈眈皙种，失其臣奴。”
文章最后，鲁迅特别对“华土之壮者”提出忠告：“勇健有力、果毅不怯斗”乃是人最基本的品格，可藉以自保，但决不能用来欺凌弱小。如果我们的国家真的强大了，有余力者应该像波兰的贝谟将军帮助匈牙利民族解放战争、英国的拜伦帮助希腊民族解放战争一样，去帮助弱小民族。当务之急，则是收起艳羡强暴之心，做好自卫。
竹内好把鲁迅通过返回本心，以克服主奴辩证法的思想称为“回心”说，认为这一学说代表着东亚进入现代世界史的主体的真实性;毛泽东说鲁迅“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都可以说准确把握了鲁迅在思考中国/亚洲如何应对“现代”挑战时的态度和方法。
三、民气与民力：中国人的自信力
1909年，鲁迅归国。在经历了太多的失望之后，青年时期激越的尚武豪情日渐冷却。在近十年的沉寂之后，鲁迅在友朋的刺激之下重新提笔写作。甫一动笔，便对战争多有涉猎，如《阿Q正传》《风波》《药》对辛亥革命的反思，《革命时代的文学》《庆祝沪宁克服的那一边》对北伐战争阶段性胜利的警醒，《阿长与山海经》中关于“长毛”的“闲笔”等等。甚至《两地书》中，对北伐战争情势的分析、对壕堑战的讨论也所在多有。因为主要关涉国内战争，兹不赘述。 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民族解放战争再次成为鲁迅重要的创作主题。以写于1933年的《伪自由书》为例，全书43篇杂文，几乎篇篇论及中日战事。从内容上看，既有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愤慨，对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批判，也有对形形色色投降言论的批驳，以及对种种社会病象的剖析。从写作频率来看，平均两三天就有一篇，庶几可以看作是一本“战时评论”集。
国民性批判和思想启蒙仍是“战时评论”最为显著的特点。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对“民气论”的批判。鲁迅注意到，与国民党的不抵抗相反，民众之中其实不乏激越的主战者。主战当然值得肯定，但与主战舆论沸反盈天形成对比的是，上至党国要人，中至文人学者，下至民间凡夫，却多空谈之士，而少务实之人。许多高调的反战言论，其实不过是情绪的发泄，甚至流于表演，对于抗战没有丝毫助益。1931年11月，日军进攻黑龙江等地，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奋起抵抗。消息传到上海，一些青年组成“青年援马团”，宣称要开赴前线。然而，青年们所上演的却不过是抬棺出行、断指血书等闹剧，鲁迅因此称之为“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不是兵，他们偏要上战场……中国现在总算有一点铁路，他们偏要一步一步地走过去;北方是冷的，他们偏只穿件夹袄;打仗的时候，兵器是顶要紧的，他们偏只重精神。这一切等等，确是十分‘堂·吉诃德’的了。然而究竟是中国的‘堂·吉诃德’，所以他只是一个，他们是一团;送他的是嘲笑，送他们的是欢呼;迎他的是诧异，而迎他们的也是欢呼。”
中国人不仅善于“表演”，也善作“豪语”：“李太白自不必说，就连留长了指甲，骨瘦如柴的鬼才李长吉，也大言‘见买若耶溪水剑，明朝归去事猿公’，似乎要作刺客了，但事实是他并没有去。南宋时候，国步艰难，陆放翁也成了慷慨党中的一员，其诗云‘老子犹堪绝大漠，诸君何至泣新亭。’他其实是去不得的，也应该折成零。”而且“故作豪语的脾气，正不独文人为然，常人或市侩，也非常发达。”
“战时评论”以犀利的批判为主，但鲁迅并非文化虚无主义者，并不像余英时所说“正面的东西什么都没有”，“没有一个积极的信仰，他要代表什么，他要中国怎样，他从来没说过”。对社会病象的批判，并不代表着鲁迅对抗戰失去了信心。相反，和甚嚣尘上的失败主义不同，鲁迅坚信，虽然国势艰危，但中国并没有失去希望。1934年，“九一八”事变三周年时，鲁迅写下《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明确表达了对中华民族必将赢得战争胜利的信心。抗战以来，中国人先是信“地（地大）”、信“物（物博）”，后来又信“国联”，但事实证明，“他信力”并不可靠，不过是“自欺力”而已。不过，恰恰是“他信力”的丢失，逼迫中国人反身自求，找到了真正的“自信力”。从历史上看，中国从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乃是“中国的脊梁”。虽然他们总是被摧残、被抹杀、被消灭于黑暗中，但现在也并不算少，他们的存在，代表着中国并不缺少自信力。
同样写于1934年的历史小说《非攻》，可以看作是《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的互文文本。小说着力塑造的墨子，无疑代表了鲁迅心目中抵抗外侮的理想人格。大敌当前，墨子既不像公孙周所代表的儒家那样寄希望以空泛的道义，也不像曹公子所代表的官僚那样寄希望于民气，而是即刻出发到楚国去劝阻战争的发动者公输般和楚王，途中则不忘叮嘱自己的学生管黔敖、禽滑厘经营城防、试验武器。到达楚国后，墨子不但从得失、道义等方面晓之以理，更在攻防操演中取得完全的胜利，迫使楚王放弃了侵略宋国的战争。
四、求新声于异邦：战争文学翻译
虽然坚信中华民族没有失掉自信力，历史上也不乏墨子这样脚踏实地的战士，但问题是，在当下的战争危机中，谁才能成为担荷民族解放之重任的主体。鲁迅在返回古代、深入被正史掩盖的“地底下”，寻找抗战所需的“中国脊梁”的同时，也把目光投射于异域，去寻找可资借鉴的精神资源。1927年后，鲁迅明显把译介的热情转向了新生的苏联，但鲁迅关注的重点，却并非当时苏联文学的主流，而是苏联国内战争文学，这显然是因为中国正处于革命与战争时期：“我觉得现在的讲建设的，还是先前的讲战斗的……如《铁甲列车》《毁灭》《铁流》等……于我有兴趣，并且有益。我看苏维埃文学，是大半因为想介绍给中国，而对于中国，现在也还是战斗的作品更为紧要。”正是出于这一目的，鲁迅翻译了法捷耶夫的《毁灭》和雅科夫列夫的《十月》，并组织翻译了《铁流》《铁甲列车》等苏联小说。
在自己所译的两部小说中，相比于出于“同路人”作家之手的《十月》，鲁迅显然更看重《毁灭》。这首先是因为，《毁灭》是真正的革命者的作品，“是用生命的一部分，或全部换来的东西，非身经战斗的战士，不能写出”;法捷耶夫出身于农民家庭，是道地的无产阶级作家，他在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积累下来的斗争经验不仅为其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一种非亲历者不能写出的真实。如游击队受到白军攻击时，队员对队长产生逆反心理;游击队员不愿受伤的弗罗洛夫落入敌手，危急时刻将其杀死，等等。
《毁灭》之可贵，还在于这是一部表现革命新生力量从“毁灭”中诞生的史诗性作品。小说叙写一支由农民、工人及知识分子临时组成的游击队，在反围剿过程中，几近全部牺牲的故事，但作者赋予这一失败的故事以非常积极的主题，将游击队退却、失败和毁灭的过程转写为革命对人的筛选、淘汰、塑造过程，表达了作者对于革命和战争的基本力量的思考。诚如作者所说，“国内战争是对人的一次选择淘汰，一切敌对势力被革命所扫清，一切不适应真正的革命斗争的人们、一切偶尔混进革命营垒中的人们被革命所筛汰，一切从革命的真正根底、从千百万群众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则在这种斗争中巩固、成长、发展。实现了对人的规模巨大的改造。”
新人诞生的主题，主要是通过以对比手法所塑造的美谛克和莱奋生这两个形象实现的。美谛克是一个具有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意识，却不能在现实中贯彻自己信念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在革命队伍中始终找不到自己的合适位置，始终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是革命年代的“多余人”，一个“没有把路走到尽头的同路人”，以至于在生死关头成了可耻的逃兵。作为美谛克的对照人物，游击队长莱奋生也是知识分子，也有时动摇，有时失措，不同的是他坚实，“不但希望了许多事，也做了许多事。”更重要的是，他把自己“生活的根本底意义”，以及“对于新的，美的，强的，善的人类的渴望”与穷困的大众联系了起来，认识到“当几万万人被逼得只好过着这样原始的，可怜的，无意义地穷困的生活之间，又怎能谈得到新的，美的人类呢？”从而不断地克服自己的私性，成长为了布尔什维克的指挥员，一个巴赫金所说“在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上”代表着人类发展方向的大写的主体。 如果说《毁灭》是莱奋生的个人成长史，那么《铁流》则是一支工农队伍的集体成长史。小说描述十月革命后，一支由农民、兵士组成的队伍为逃避白军屠杀，追赶红军的行军故事。作者用近乎自然主义的手法，描写“畜生景象”的“乌合之众”，如何在哥萨克的绞杀下，在艰苦卓绝的战斗中，从混乱而无组织的一盘散沙汇合成了一个“铁的意志、铁的纪律，不可阻挡的铁的洪流”的过程，回答了作为私有者的农民为什么能够抛弃“小私有者的思想结构”，“组织到非常庞大、非常惊人、给无产阶级革命带来胜利的红军里”的问题，揭示了农民和革命的关系。
对照鲁迅前期的《阿Q正传》等旨在揭示农民之愚昧和麻木的作品，不难看出鲁迅译介苏联战争文学的良苦用心。如果说《阿》等作品将农民的愚昧和麻木归结为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的话，那么，在苏联战争小说中，鲁迅却看到了同样愚昧、麻木的农民和工人成为革命主体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分明已经为苏联革命的成功所证实。惟其如此，鲁迅高度重视苏联战争文学的翻译。这从《铁流》的翻译、出版可见一斑。《铁流》原有杨骚译本，但错误太多。因此，当神州国光社邀请鲁迅编译“新俄文艺丛书”时，鲁迅马上向身在苏联的曹靖华去函约译。书店后来毁约，鲁迅通知各位译者停译，独不告诉曹靖华，相反还不断通过书信加以督促。从1930年初至1931年底，两人在文網中往返通信多达几十次。译稿完成后，鲁迅又请瞿秋白进行了校改。所以鲁迅在“编校后记”中，忍不住感慨，译本能和读者相见，“是经历了一段小小的艰难的历史的。”《铁流》出版后，又遭查禁，鲁迅通过内山书店，在柜台底下将印出的一千册冒险售出。
五、未竟的红军题材小说与两个口号之争：民族解放与工农革命的辩证法
受苏联战争文学影响，鲁迅晚年也萌生过创作一部表现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小说的想法。1932年夏秋之间，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突围去四川，陈赓因为负伤而到上海就医，期间向地下工作者讲述了红军反“围剿”的故事。当时在中央宣传部工作的朱镜我将记录稿带给了鲁迅，鲁迅读后大感兴趣，专门邀请陈赓到家中叙谈。鲁迅详细询问了红军行军作战和苏区土改的情况，产生了写作红军题材小说的念头，并一直冒险保存了相关材料。虽然小说最终夭折，但可以看出，晚年鲁迅对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对中国革命，有了越来越明确的看法。这在后来的两个口号之争中表现得非常清楚。
关于两个口号之争，学界多有讨论。要说明的是，至少从鲁迅来说，这场争论绝不是什么宗派之争。鲁迅之所以以异常激烈的情绪参与论争，是因为在他看来，抗日战争关乎中国革命的未来和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因此必须对战争的性质、目的和原则有清晰的认识。而在这些问题上，“国防文学”的口号恰恰是笼统的、不清晰的，甚至是有危害的。
鲁迅首先认为，在“国防文学”之外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不是标新立异，而是为了表明，抗日统一战线必须建立在平等、公正的基础之上。为了赢得战争胜利，建立统一战线是必要的，但前提必须是各阶层的平等联合，必须不能损害大众的利益。否则，统一战线就只能是一种虚假的统一，而虚假的统一不可能产生应有的力量。论争过程中所写《半夏小集》，以辛辣的讽刺笔法表明，无原则的团结很可能会使得抵抗外侮成为专制独裁者掩盖阶级压迫的遮羞布。而在鲁迅看来，做异族的奴隶固然不行，做自己人的奴隶也不行;在和平时期做自己人的奴隶不行，在外敌入侵时做自己人的奴隶也不行。甚至可以说，越是在国势倾危的困难时期，越是要讲平等，因为“要别人承认是人，总须在自己本国里先争得人格”。
论争还关涉战争的指挥权、主体性问题。统一战线的关键诚然是团结，但既然是“战”线，就必然涉及领导者和指挥权问题。“国防文学”不言自明地预设了一个指挥者，即国民党政府。但对于这个曾经疯狂屠杀过工农大众的“昨夜的魔鬼”，摇身一变为“今朝的良朋”，乃至战争的领导者，鲁迅深表怀疑。“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提出，就是要强调工农大众在联合战线中的主体地位。1936年5月30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鲁迅说：“所谓民族解放斗争，在战略的运用上讲，有岳飞文天祥式的，也有最正确的，最现代的。我们现在所应采取的，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呢？这种地方，我们不能不特别重视。”所谓“岳飞文天祥式的”，是指在战争中取封建愚忠式的服从态度，而“最正确的、最现代的”，则是指在战争中始终坚持自己的主体地位。
事实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鲁迅就曾经对标榜民族团结、主张“以民族意识代替阶级意识”的“民族主义文艺”进行过批驳。“民族主义文艺”的发起者潘公展等人声称，“以民族意识为中心思想的文艺运动在现代中国是最为需要”，而鲁迅认为，“民族主义文学家”不过是殖民地上洋大人的“宠犬”，其目的无非是“用一切手段，来压迫无产阶级”。比如，黄震遐的《陇海线上》和《黄人之血》表面上宣扬黄种人之团结，但印照现实，便不难发现：拔都元帅铁蹄践踏的欧洲，其实专在俄罗斯，“就是现在无产者专政的第一个国度”;成吉思汗“先使中国人变成奴才，然后赶他打仗”;“在亚细亚的黄人中，现在可以拟为那时的蒙古的只有一个日本”;“现在日本兵‘东征’了东三省，正是‘民族主义文学家’理想中的‘西征’的第一步，‘亚细亚勇士们张大吃人的血口’的开场。”
要之，民族解放战争必须以工农大众的阶级解放为前提、为目的，民族解放战争同时也就是阶级解放的战争。大敌当前，共御外侮、救亡图存固然是民族大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问题可以存而不论。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决非此轻彼重、此先彼后的对立关系，二者难分轩轾，同样重要。没有必要、也决不能等到打赢民族解放战争之后，再来打一场阶级解放的战争，二者根本就是一回事。从国内看，中国从来就是“做稳了奴隶和欲做奴隶而不得”的奴隶国家，工农大众从来就只是一群奴隶;从世界范围看，民族压迫总是伴随、包含了阶级压迫。因此，从解放的角度看，“阶级”的概念要大于、先于“民族”和“国家”的概念，民族问题说到底，还是阶级问题。阶级压迫的现象不改变，即使战胜了异族侵略，保持了民族国家的尊严，也不过意味着历史又回到了原点，所赢得的仍然不过是做奴隶的资格而已。总之，中国的抗日战争既是民族解放战争，也是工农大众的解放战争。
鲁迅对工农大众的解放战争的理论思考，使他格外关注中国工农红军的命运。1936年2月，红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作战。3月29日，鲁迅与茅盾联名致信中共中央，热烈赞颂“英雄的红军将领们和士兵们”，称“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并郑重宣言：“我们热烈地拥护中共、中苏（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号召。我们认为只有实现中共、中苏的抗日救国大计，中华民族方能解放自由！”
1936年初，上海“托派”写信给鲁迅，对中共领导的民族统一战线及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加以攻击，“奉劝”鲁迅与中国共产党撇清关系。鲁迅于病中口授书信予以驳斥：“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对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鲁迅则说“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病逝前不久，鲁迅还委托冯雪峰把自己抱病编辑的瞿秋白《海上述林》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
这些材料表明，鲁迅晚年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革命是真诚地拥护、支持的;鲁迅由衷地相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战争，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也代表着中国的未来。这是鲁迅在长期内忧外患的战争环境中，对中国革命思考的结果。毛泽东不仅将鲁迅视为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还多次强调鲁迅也是中国最伟大的革命家，认为鲁迅精神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有“政治的远见”，道理就在于此。从思想史的角度看，鲁迅晚年对工农大众作为中国革命主体之可能性的探讨，显然并非如李泽厚所说，是“救亡”重压下不得已而为之的“反启蒙”策略，而毋宁说是启蒙在更为严峻的现代挑战下的深化和新变。当然，对于早逝的鲁迅来说，这一主题是在其身后才真正得以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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