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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来的太子之位
李治是李世民的第九个儿子，当他还是晋王的时候，有人在太原发现一块奇石，纹理天成，呈“治万吉”三字，一时传为佳话。不过，当时李世民尚未有立李治为嗣的考虑，所以并未过多关注。随着形势的发展，瑞石之兆日益引起人们的兴趣，李世民也不得不认真考虑这件事蕴含的神秘意义。
更为走运的是，在李治登场之前，争储的双方已两败俱伤。大哥李承乾被废黜，政治生命已经结束。四哥李泰占有优势，但锋芒过露，成为众矢之的。再有，李治还拥有两个有利的条件，其一，当李承乾与李泰争储时，李治置身事外，虽没显示出多少才能，但也没引起非议，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如果说这位皇子给过人们一些印象的话，那便是他的“宽仁孝友”，这对亲身经历玄武门之变、又经历李承乾与李泰争储的群臣而言，无疑是一个相当有吸引力的筹码。其二，对握有大权的元老重臣而言，李治的“仁孝”更受欢迎，这不仅在于他们认为这是守成之主必须具备的美德，更在于他们需要一位易于摆布的君主以保证他们得到的权势和地位不被剥夺。
对太子的人选，李世民一时间也拿不定主意。他欣赏李泰的才能，却担心他容不下其他兄弟;他赞赏李治的忠厚善良，却不满意他的优柔寡断。就在李世民举棋不定时，李泰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他利用李治平日与刚因反叛被赐死的汉王李元昌关系密切这样一个事实去恐吓李治，希望李治主动退出储君之位的竞争。遭此恐吓，李治变得忧心忡忡，魂不守舍。李世民察觉有异，经再三询问，李治向李世民吐露了实情。这让李世民对李泰很是不满。
为了避免兄弟相残的悲剧再度发生，李世民只得放弃李泰改立李治为太子。“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贞观十七年（643）四月初七，李治被正式立为太子。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一代英主李世民在终南山翠微宫与世长辞，终年52岁。六月初一，李治完成即位大典。
深受大臣束缚
早在正式宣布册立李治为皇太子后的第四天，李世民就为他选定了一个包括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勣、刘泊、马周、褚遂良等人在内的、阵容强大的“辅佐”班子。
可是，李治登基后却发现自己深受束缚，他不禁想，自己如果有一批亲信，总揽朝廷的内政外交，不就能和长孙无忌等人抗衡了？李治把自己平日看好的黄门侍郎宇文节升为银青光禄大夫，又把自己信任的柳奭升为中书侍郎，两个人都成了三品官。这个柳奭为什么得到李治的信任？李治的太子妃王氏，在李治登基后被立为皇后，柳奭就是王皇后的舅舅。自己老婆的舅舅，总算是自己人吧？没想到柳奭首先被长孙无忌等人拉了过去。
长孙无忌鼓励柳奭说：“当今皇后（您的外甥女）没有子嗣，不如收圣上的长子李忠为养子，立为太子，今后皇后和您都有了依靠。”这句话正打在柳奭的心坎上。外甥女贵为皇后，可惜没有任何子女，而皇帝宠爱的萧淑妃生了一个儿子。想到这一点，柳奭立刻给外甥女出主意，王皇后于是依言而行，前去恳求李治。李治还想着拉拢皇后的舅舅，于是爽快答应。结果，王皇后刚收李忠为养子，长孙无忌等人就开始轮番上书，大谈立太子的问题，他们众口一词：“当立嫡长子李忠！”李治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立李忠为太子 ，老臣们再一次获胜。
郁闷归郁闷，李治依然想做好皇帝，在他有限的权力中，他做了这样两件事。一是修订律法。李治命人大規模地完善了唐初以来修订的各种律法，使其更加严密正规。二是更加重视科举。李治需要人才，他知道统治集团内部派系林立，盘根错节，出身平民的官员更易控制。为了提高科举的地位，公元658年，他在大殿举行了殿试，当场考察进士们的能力和水平。从此，殿试成了高学历的标志，也成了科举制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他做得不太成功，大臣们依然不买他的账。
还好，有个女人在这个时候安慰着李治，鼓励着李治，她的温言软语让李治重新看到了希望。这个女人，就是李世民的才人武则天。
被称“昏懦”是因武则天
刚开始唐高宗的势力还无法与长孙无忌相抗衡，但是他经过不懈的努力还是夺了权，最后把长孙无忌贬至外地，致其自杀而亡。
高宗在处置危及皇权和皇位的事件时，也不见昏懦。最有代表性的是发生在永徽三年（652年）的宗室谋反案。当时，唐太宗李世民的女儿高阳公主与驸马房遗爱（房玄龄之子）、巴陵公主的驸马柴令武、高祖李渊的女儿丹阳公主的驸马薛万彻、高祖六子荆王元景等人勾结在一起，阴谋发动政变，欲推举自称有做皇帝征兆的荆王元景为帝。事情败露以后，高宗果断下令，将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等人斩首，赐荆王元景、高阳公主、巴陵公主等人自尽，另有一大批有牵连的人受到惩处。
李治被冠以昏懦的主要原因就是委政于武则天。显然，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此事绝难以被以男性为主的文臣武将们接受。那么，高宗为什么把政事委托给武则天？应该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他的身体状况不佳，晚年“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不能不倚靠他人处理国政;二是因为武则天自身素质高，而且与高宗在许多政事处理上观点相同，从而取得了高宗的信任。也就是说，武则天参与朝政应该是出于高宗的意愿，并非如历史上评价的“专作威福”。
高宗虽然委托政事于武则天，但不是完全放任。在他身体允许的情况下，一直亲自处理国政，即使到了弘道元年（683年）三月，即临死前的几个月，仍然关注朝廷宰相的任职状况，并罢免了欺凌舅家的宰相李义琰。与此同时，他还常常命令皇太子监国，代他处理国政，而不是完全依赖武则天一个人。所以，在高宗活着的时候，不存在武后把持朝政，一手遮天的情况。
（摘自《领导文萃》）
李治是李世民的第九个儿子，当他还是晋王的时候，有人在太原发现一块奇石，纹理天成，呈“治万吉”三字，一时传为佳话。不过，当时李世民尚未有立李治为嗣的考虑，所以并未过多关注。随着形势的发展，瑞石之兆日益引起人们的兴趣，李世民也不得不认真考虑这件事蕴含的神秘意义。
更为走运的是，在李治登场之前，争储的双方已两败俱伤。大哥李承乾被废黜，政治生命已经结束。四哥李泰占有优势，但锋芒过露，成为众矢之的。再有，李治还拥有两个有利的条件，其一，当李承乾与李泰争储时，李治置身事外，虽没显示出多少才能，但也没引起非议，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如果说这位皇子给过人们一些印象的话，那便是他的“宽仁孝友”，这对亲身经历玄武门之变、又经历李承乾与李泰争储的群臣而言，无疑是一个相当有吸引力的筹码。其二，对握有大权的元老重臣而言，李治的“仁孝”更受欢迎，这不仅在于他们认为这是守成之主必须具备的美德，更在于他们需要一位易于摆布的君主以保证他们得到的权势和地位不被剥夺。
对太子的人选，李世民一时间也拿不定主意。他欣赏李泰的才能，却担心他容不下其他兄弟;他赞赏李治的忠厚善良，却不满意他的优柔寡断。就在李世民举棋不定时，李泰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他利用李治平日与刚因反叛被赐死的汉王李元昌关系密切这样一个事实去恐吓李治，希望李治主动退出储君之位的竞争。遭此恐吓，李治变得忧心忡忡，魂不守舍。李世民察觉有异，经再三询问，李治向李世民吐露了实情。这让李世民对李泰很是不满。
为了避免兄弟相残的悲剧再度发生，李世民只得放弃李泰改立李治为太子。“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贞观十七年（643）四月初七，李治被正式立为太子。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一代英主李世民在终南山翠微宫与世长辞，终年52岁。六月初一，李治完成即位大典。
深受大臣束缚
早在正式宣布册立李治为皇太子后的第四天，李世民就为他选定了一个包括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勣、刘泊、马周、褚遂良等人在内的、阵容强大的“辅佐”班子。
可是，李治登基后却发现自己深受束缚，他不禁想，自己如果有一批亲信，总揽朝廷的内政外交，不就能和长孙无忌等人抗衡了？李治把自己平日看好的黄门侍郎宇文节升为银青光禄大夫，又把自己信任的柳奭升为中书侍郎，两个人都成了三品官。这个柳奭为什么得到李治的信任？李治的太子妃王氏，在李治登基后被立为皇后，柳奭就是王皇后的舅舅。自己老婆的舅舅，总算是自己人吧？没想到柳奭首先被长孙无忌等人拉了过去。
长孙无忌鼓励柳奭说：“当今皇后（您的外甥女）没有子嗣，不如收圣上的长子李忠为养子，立为太子，今后皇后和您都有了依靠。”这句话正打在柳奭的心坎上。外甥女贵为皇后，可惜没有任何子女，而皇帝宠爱的萧淑妃生了一个儿子。想到这一点，柳奭立刻给外甥女出主意，王皇后于是依言而行，前去恳求李治。李治还想着拉拢皇后的舅舅，于是爽快答应。结果，王皇后刚收李忠为养子，长孙无忌等人就开始轮番上书，大谈立太子的问题，他们众口一词：“当立嫡长子李忠！”李治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立李忠为太子 ，老臣们再一次获胜。
郁闷归郁闷，李治依然想做好皇帝，在他有限的权力中，他做了这样两件事。一是修订律法。李治命人大規模地完善了唐初以来修订的各种律法，使其更加严密正规。二是更加重视科举。李治需要人才，他知道统治集团内部派系林立，盘根错节，出身平民的官员更易控制。为了提高科举的地位，公元658年，他在大殿举行了殿试，当场考察进士们的能力和水平。从此，殿试成了高学历的标志，也成了科举制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他做得不太成功，大臣们依然不买他的账。
还好，有个女人在这个时候安慰着李治，鼓励着李治，她的温言软语让李治重新看到了希望。这个女人，就是李世民的才人武则天。
被称“昏懦”是因武则天
刚开始唐高宗的势力还无法与长孙无忌相抗衡，但是他经过不懈的努力还是夺了权，最后把长孙无忌贬至外地，致其自杀而亡。
高宗在处置危及皇权和皇位的事件时，也不见昏懦。最有代表性的是发生在永徽三年（652年）的宗室谋反案。当时，唐太宗李世民的女儿高阳公主与驸马房遗爱（房玄龄之子）、巴陵公主的驸马柴令武、高祖李渊的女儿丹阳公主的驸马薛万彻、高祖六子荆王元景等人勾结在一起，阴谋发动政变，欲推举自称有做皇帝征兆的荆王元景为帝。事情败露以后，高宗果断下令，将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等人斩首，赐荆王元景、高阳公主、巴陵公主等人自尽，另有一大批有牵连的人受到惩处。
李治被冠以昏懦的主要原因就是委政于武则天。显然，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此事绝难以被以男性为主的文臣武将们接受。那么，高宗为什么把政事委托给武则天？应该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他的身体状况不佳，晚年“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不能不倚靠他人处理国政;二是因为武则天自身素质高，而且与高宗在许多政事处理上观点相同，从而取得了高宗的信任。也就是说，武则天参与朝政应该是出于高宗的意愿，并非如历史上评价的“专作威福”。
高宗虽然委托政事于武则天，但不是完全放任。在他身体允许的情况下，一直亲自处理国政，即使到了弘道元年（683年）三月，即临死前的几个月，仍然关注朝廷宰相的任职状况，并罢免了欺凌舅家的宰相李义琰。与此同时，他还常常命令皇太子监国，代他处理国政，而不是完全依赖武则天一个人。所以，在高宗活着的时候，不存在武后把持朝政，一手遮天的情况。
（摘自《领导文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