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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结婚，首先让人想到的是婚纱、婚礼成堆的礼品，大规模的酒宴。人们结婚很舍得花钱，因此造成了红火的“婚庆经济”。“婚庆经济”的钱，大多被百货公司、酒楼、婚纱摄影楼等赚去了。而现在，一位打工仔却开发出了“替人拆红包”的生意，也从“婚庆经济”中分到了一杯羹喝，每月平均收入不低于六千元。
做出纳的打工仔，意外发现替人拆红包也能赚钱
1979年，安国磊出生于广西桂林的山区。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桂林的旅游旺得很，但安国磊的家并不处于旅游区，因此他家也像别的山区农家一样，难以摆脱贫困的命运。
1995年，安国磊初中毕业后，父母没让他考高中，而是借钱让他上了中专，学会计电算化。父母认为，上中专比上高中考大学更适合农家孩子，既能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又能尽快工作，早点赚钱。
中专毕业后，19岁的安国磊在当地一家采石场当了两年出纳。但这里的工资太低了，两年他只攒了2000元，还不够还家里为他上学借的债。经过一番考虑后，安国磊决定到富裕的邻省广东打工。
2000年冬天，安国磊到了广州。以他的水平，当会计是不可能的，只能做出纳类的工作。虽说广州的工作机会很多，但安国磊要找份出纳工作可真是难上加难。他遇到了两个难题，一是绝大多数单位都要女出纳，认为她们心细；二是出纳属于“管钱”的，比较敏感，一般单位均要求所招的出纳要有广州户口或有广州当地人担保。面对这样酌困难，安国磊仍只对“出纳”这样的职业感兴趣，也确实，以他的学历，很难找到别的“在写字楼里坐办公室”的工作了。经过很大一番周折后，直到2001年春天，安国磊才在一位已有广州户口的桂林老乡的担保下，到一家贸易公司当上了“出纳文员”。
所谓“出纳文员”，是指出纳工作外还要做些“文员”的杂活，包括打扫卫生等。而且这份工作的工资不高，只有1500元，虽说已是安国磊在老家时的工资的3倍，但在广州生活消费高的情况下，他的生活质量与在老家时相比并没有改善。
安国磊却不得不珍视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他在这个职位上一做就是三年多。当然，在此过程中，他也注意那些工资更高的工作，希望能寻找到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2004年11月，那个为安国磊提供担保的老乡要举行婚礼。老乡三十岁出头，是来广州的外地打工者中比较成功的人土，早早就拿到了广州户口，他的婚礼预计来宾有400人以上，大概要摆五、六十桌酒席。老乡家在桂林，自然要找些身在广州的朋友帮忙操办婚礼，安国磊就是其中之一。安国磊接到的任务是“收红包、拆红包”，具体说来就是：第一，站在酒店门口迎宾，收来宾的红包，并按男方来宾和女方来宾分类，统计出每个人的礼金数量；第二，做好“回礼”工作。“回礼”是广东这边的一个习俗，就是要把来宾的礼金拿出一部分，返回给对方。返回的比例由20％到80％不等，可自由决定。比如说吧，一位来宾送了100元的红包，在把红包拆开后，要重新包一个20元—80元的红包，返回给来宾。
为了避免日后联系起来麻烦，老乡要求安国磊，在来宾参加完婚宴离开时，就要把“回礼”送给他们。这可忙坏了安国磊，在别人吃饭唱酒时，他不能吃不能唱，而是要拆红包，统计来宾礼金数额，计算回礼数额，再封好新的红包。
幸好，做了多年出纳的安国磊做起这种差事来得心应手，效率既快，又无一差错。要知道，来宾包的红包以100元、200元居多，少数关系好的朋友也有包500元、1000元的，整场婚礼下来收到礼金达10万元之巨，“回礼”的数额也有27多元。而安国磊在短短三、四个小时内把所有工作都做完了!当老乡看着一清二楚的礼金来往账单时，非常开心，夸安国磊做得漂亮，并包了个500元的大红包送给了安国磊。
此后的几天中，安国磊一直在想着自己“拆红包”赚来的500元。这500元，相当于自己在老家时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自己现在在广州工资的三分之一。虽说婚礼当时很忙，很紧张，但前后加起来毕竟只有三、四个小时的时间，在这么短时间内赚这么多钱，效率确实是够高的!人们结婚时出手一般都比较大方，如果自己能多找几份这样的差事，那收入就会大大提高了。
想的次数多了，他甚至认为，将“拆红包”发展成一种职业也是未尝不可能的。在广州结婚的人，有许多是外省来的移民，不像在老家有那么多兄弟姐妹们帮忙，总要找些“外人”来帮助操办婚礼。再说，在广州这样的大都市中，什么都讲究专业，以自己多年做出纳的经历，做一个专业的“拆红包”人，也许会受欢迎的，因为结婚的人即使找自己家里人拆红包，也会遇到许多麻烦，比如男方与女方两家中收到的礼金容易搞混乱等。他们找一千“外人”来拆红包、统计礼金，反而会省许多心。
安国磊的脑海中逐渐形成了做专职“拆红包”人的想法。
专职拆红包，每逢“喜”事财源来
安国磊马上行动，印了套名片，在名片的正面，他将自己定位为“专业婚礼礼金经济师”；在名片背面，他则大力推介自己，说明“专业拆红包”的好处。可是，怎样才能找到那些即将结婚的人呢，找到了人家，怎样才能让人家相信自27怎样才能说服对方让他们接受自己的服务，这都是难题。
冥思苦想了几天之后，一个联系业务的套路在安国磊的脑海中成型了。
他先花一千多元置办了一套行头：包括一套700多元的西服；一条150元的领带，一双200多元的皮鞋，一件200多元的衬衣。这些，对以前的他来说，都是奢侈品，连想都没敢想过。现在呢，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只有这样与“客户”谈判时才显得正式，能增加对方的信任感，去参加婚礼时也比较体面，不至于给“新人”们丢脸。
在联系“业务”方面，安国磊先是采取了一种熟人介绍的方式。他平常注意有哪些朋友接到了婚礼请帖，一知道有朋友接到了请帖，安国磊便会央求对方把自己推荐给结婚的人，然后自己开始谈“业务”。经过一番努力后，2004年12月，安国磊的的第—单“业务”终于谈成了。
新郎的父亲是一位私营企业的老板，正是他决定聘请安国磊为他二儿子的婚礼来“拆红包”。他说：“大儿子的亲家是有头有脸的人物。结婚那天，我和老伴，亲家两口子，还有儿子和儿媳，六个人都站在酒店门口迎宾。结果，来宾中有许多既是我家的朋友，也是亲家的朋友。他们到了后，先说‘恭喜、恭喜’，分别向我家和亲家道贺，但给红包时，他们却只能给一家，这就有些尴尬。虽说我和亲家事先早有约定，对于两家的朋友由哪家来发请帖早就分清了，并规定哪家发的请帖就哪家收红包。即使这样，两家共同的朋友来了，给这家红包不给那家红包总是不好看，给红包的和收红包的都尴尬。现在二儿子结婚，雇个专业的人来收红包，显得气派、正规；而且两家都不用为收红包的事烦心了，一起站在酒店门口迎宾就行了，更喜庆，更祥和。”
安国磊没有辜负这位老板对他的期望，高效、准确地完成了拆红包、统计、计算、回礼等任务，并顺利地拿到了500元报酬。这次主动联系“业务”的成功，让安国磊信心大增，他开始更频繁地、更大胆地去联系“业务”。
这时正值春节将要到来之际，结婚的人比较多，安国磊利用这样的机会联系成了七八笔“拆红包”业务，赚到了3000多元钱。需要说明的是，安国磊这段时间的“业务”，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完成的，他仍在原公司担任出纳工作。去婚礼现场，他利用的也是周末和假期的时间。但初步的成功，已让他遏制不住自己当一个专职“拆红包”人的冲动。
春节刚过，安国磊就从原单位辞职了，当上了“拆红包”的自由人。此时，他发现了一种新的扩展“业务”的渠道，那就呈注意大酒店门口的婚宴告示。一般来说，哪家酒店被预订了婚宴，酒店都会提前一两天在门口贴出告示，说X月X日，XX联
做出纳的打工仔，意外发现替人拆红包也能赚钱
1979年，安国磊出生于广西桂林的山区。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桂林的旅游旺得很，但安国磊的家并不处于旅游区，因此他家也像别的山区农家一样，难以摆脱贫困的命运。
1995年，安国磊初中毕业后，父母没让他考高中，而是借钱让他上了中专，学会计电算化。父母认为，上中专比上高中考大学更适合农家孩子，既能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又能尽快工作，早点赚钱。
中专毕业后，19岁的安国磊在当地一家采石场当了两年出纳。但这里的工资太低了，两年他只攒了2000元，还不够还家里为他上学借的债。经过一番考虑后，安国磊决定到富裕的邻省广东打工。
2000年冬天，安国磊到了广州。以他的水平，当会计是不可能的，只能做出纳类的工作。虽说广州的工作机会很多，但安国磊要找份出纳工作可真是难上加难。他遇到了两个难题，一是绝大多数单位都要女出纳，认为她们心细；二是出纳属于“管钱”的，比较敏感，一般单位均要求所招的出纳要有广州户口或有广州当地人担保。面对这样酌困难，安国磊仍只对“出纳”这样的职业感兴趣，也确实，以他的学历，很难找到别的“在写字楼里坐办公室”的工作了。经过很大一番周折后，直到2001年春天，安国磊才在一位已有广州户口的桂林老乡的担保下，到一家贸易公司当上了“出纳文员”。
所谓“出纳文员”，是指出纳工作外还要做些“文员”的杂活，包括打扫卫生等。而且这份工作的工资不高，只有1500元，虽说已是安国磊在老家时的工资的3倍，但在广州生活消费高的情况下，他的生活质量与在老家时相比并没有改善。
安国磊却不得不珍视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他在这个职位上一做就是三年多。当然，在此过程中，他也注意那些工资更高的工作，希望能寻找到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2004年11月，那个为安国磊提供担保的老乡要举行婚礼。老乡三十岁出头，是来广州的外地打工者中比较成功的人土，早早就拿到了广州户口，他的婚礼预计来宾有400人以上，大概要摆五、六十桌酒席。老乡家在桂林，自然要找些身在广州的朋友帮忙操办婚礼，安国磊就是其中之一。安国磊接到的任务是“收红包、拆红包”，具体说来就是：第一，站在酒店门口迎宾，收来宾的红包，并按男方来宾和女方来宾分类，统计出每个人的礼金数量；第二，做好“回礼”工作。“回礼”是广东这边的一个习俗，就是要把来宾的礼金拿出一部分，返回给对方。返回的比例由20％到80％不等，可自由决定。比如说吧，一位来宾送了100元的红包，在把红包拆开后，要重新包一个20元—80元的红包，返回给来宾。
为了避免日后联系起来麻烦，老乡要求安国磊，在来宾参加完婚宴离开时，就要把“回礼”送给他们。这可忙坏了安国磊，在别人吃饭唱酒时，他不能吃不能唱，而是要拆红包，统计来宾礼金数额，计算回礼数额，再封好新的红包。
幸好，做了多年出纳的安国磊做起这种差事来得心应手，效率既快，又无一差错。要知道，来宾包的红包以100元、200元居多，少数关系好的朋友也有包500元、1000元的，整场婚礼下来收到礼金达10万元之巨，“回礼”的数额也有27多元。而安国磊在短短三、四个小时内把所有工作都做完了!当老乡看着一清二楚的礼金来往账单时，非常开心，夸安国磊做得漂亮，并包了个500元的大红包送给了安国磊。
此后的几天中，安国磊一直在想着自己“拆红包”赚来的500元。这500元，相当于自己在老家时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自己现在在广州工资的三分之一。虽说婚礼当时很忙，很紧张，但前后加起来毕竟只有三、四个小时的时间，在这么短时间内赚这么多钱，效率确实是够高的!人们结婚时出手一般都比较大方，如果自己能多找几份这样的差事，那收入就会大大提高了。
想的次数多了，他甚至认为，将“拆红包”发展成一种职业也是未尝不可能的。在广州结婚的人，有许多是外省来的移民，不像在老家有那么多兄弟姐妹们帮忙，总要找些“外人”来帮助操办婚礼。再说，在广州这样的大都市中，什么都讲究专业，以自己多年做出纳的经历，做一个专业的“拆红包”人，也许会受欢迎的，因为结婚的人即使找自己家里人拆红包，也会遇到许多麻烦，比如男方与女方两家中收到的礼金容易搞混乱等。他们找一千“外人”来拆红包、统计礼金，反而会省许多心。
安国磊的脑海中逐渐形成了做专职“拆红包”人的想法。
专职拆红包，每逢“喜”事财源来
安国磊马上行动，印了套名片，在名片的正面，他将自己定位为“专业婚礼礼金经济师”；在名片背面，他则大力推介自己，说明“专业拆红包”的好处。可是，怎样才能找到那些即将结婚的人呢，找到了人家，怎样才能让人家相信自27怎样才能说服对方让他们接受自己的服务，这都是难题。
冥思苦想了几天之后，一个联系业务的套路在安国磊的脑海中成型了。
他先花一千多元置办了一套行头：包括一套700多元的西服；一条150元的领带，一双200多元的皮鞋，一件200多元的衬衣。这些，对以前的他来说，都是奢侈品，连想都没敢想过。现在呢，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只有这样与“客户”谈判时才显得正式，能增加对方的信任感，去参加婚礼时也比较体面，不至于给“新人”们丢脸。
在联系“业务”方面，安国磊先是采取了一种熟人介绍的方式。他平常注意有哪些朋友接到了婚礼请帖，一知道有朋友接到了请帖，安国磊便会央求对方把自己推荐给结婚的人，然后自己开始谈“业务”。经过一番努力后，2004年12月，安国磊的的第—单“业务”终于谈成了。
新郎的父亲是一位私营企业的老板，正是他决定聘请安国磊为他二儿子的婚礼来“拆红包”。他说：“大儿子的亲家是有头有脸的人物。结婚那天，我和老伴，亲家两口子，还有儿子和儿媳，六个人都站在酒店门口迎宾。结果，来宾中有许多既是我家的朋友，也是亲家的朋友。他们到了后，先说‘恭喜、恭喜’，分别向我家和亲家道贺，但给红包时，他们却只能给一家，这就有些尴尬。虽说我和亲家事先早有约定，对于两家的朋友由哪家来发请帖早就分清了，并规定哪家发的请帖就哪家收红包。即使这样，两家共同的朋友来了，给这家红包不给那家红包总是不好看，给红包的和收红包的都尴尬。现在二儿子结婚，雇个专业的人来收红包，显得气派、正规；而且两家都不用为收红包的事烦心了，一起站在酒店门口迎宾就行了，更喜庆，更祥和。”
安国磊没有辜负这位老板对他的期望，高效、准确地完成了拆红包、统计、计算、回礼等任务，并顺利地拿到了500元报酬。这次主动联系“业务”的成功，让安国磊信心大增，他开始更频繁地、更大胆地去联系“业务”。
这时正值春节将要到来之际，结婚的人比较多，安国磊利用这样的机会联系成了七八笔“拆红包”业务，赚到了3000多元钱。需要说明的是，安国磊这段时间的“业务”，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完成的，他仍在原公司担任出纳工作。去婚礼现场，他利用的也是周末和假期的时间。但初步的成功，已让他遏制不住自己当一个专职“拆红包”人的冲动。
春节刚过，安国磊就从原单位辞职了，当上了“拆红包”的自由人。此时，他发现了一种新的扩展“业务”的渠道，那就呈注意大酒店门口的婚宴告示。一般来说，哪家酒店被预订了婚宴，酒店都会提前一两天在门口贴出告示，说X月X日，XX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