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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山一水一分田”,群山环抱、山多地少、土地瘠薄的徽州何以孕育出经商人数众多、活动范围广阔、商业资本雄厚,并称雄明清商界300余年的地域性商帮?
这固然与明清时期徽州地区人多地少,不得不“以贾代耕”的自然地理条件有关,但徽商崛起和兴盛的主观因素则是与其所揭橥和提倡的一系列新型商业价值观和商业经营观密切相连。
经商是徽州人在客观环境中的生存选择,“学而优则仕”则是社会的最高价值取向。如何平衡徽州人的生存选择与社会的传统价值取向之间的矛盾,消除徽州人从商的心理压力和思想障碍,为徽州人的生存与发展开拓出一片较为宽松的心理空间呢?
摆在徽州人面前的唯一办法就是建立自己新的价值观以对抗传统的价值观,并通过宣传和教育使新的价值观成为群体成员行为方式的心理依据和追求目标。
徽州人对传统的价值观进行变通和调和,提出了“士商异术而同志”,以及“良贾何负闳儒”的思想。
资本增值靠效益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求利是商人的根本追求,快快发财、迅速致富是商人共有的心理特征。
人多地少、“民鲜田畴,以货殖为恒产”的徽州人,经商求利的心情与其他商帮相比,显得更为迫切。
徽商大多是小本起家,其原始资本不是靠家庭原有酌劳动积蓄,就是靠借贷、变卖家产,或靠母亲、妻子的嫁妆及首饰等筹集起来的。这些资金来之不易,可以说是他们的命根子,是整个家庭赖以生存的希望。
为了使资本尽快增值,微州商人树寺起了强烈的效益观念。他们挖空心思,想尽一切办法加速资金的周转和提高资金的利用串,使有限的资金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获得尽可能多的商业利润。
如徽州盐商将两淮的食盐溯长江西上运抵湖广后,决不放空船回航,而是将湖广的粮食作为回头货,顺流运抵苏浙。因此淮商载盐而来,载米而去。
食盐经营与粮食经营相结合,就成了一举两得、获利甚丰的买卖。
徽州的棉布、丝绸商亦是如此。他们将苏浙盛产的棉布、丝绸经运河、长江和海道分别运往东北、西南、东南各地后,又把这些地区的棉花、粮食、海货等顺便贩回苏浙,从而大大提高了单位时间里的资金利用率,带来了丰厚的商业利润。
靠小本起家酌微州商人经过数年,或十余年的努力就成为拥资几十万、上百万的中贾、上贾,有些“挟轻资以贾四方”的徽商甚至“一年给,二年足,三年大穰,为大贾矣”。可以想见他们致富的速度是何等惊人了。
徽商头脑中牢固的效益观念是他们得以迅速致富的重要因素。
商场如战场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商业贸易也比前代更加繁荣。在这种背景下,商人队伍空前壮大,商业竞争也更趋激烈。当时的商界正如万历《歙志》所描绘的那样:
东家已富,西家自贫;互相凌夺,各自张皇。
也就是说,今天是富翁,明天可能就变成下穷光蛋。商业竞争的激烈和残酷是显而易见的。
优胜劣汰是竞争的法则。商场上的残酷无异于战场上的血腥。
面对强手如林、竞争激烈、变幻莫测的商海,徽州商人并没有退缩,严峻的生存环境也不允许他们退缩。为了生存和发展,徽商义无反顾,搏击商海,积极投身到商业竞争的洪流中去。
要想芒强手如林的商业竞争中占有优势,立于不败之地,除了结成商帮、壮大力量、以众帮众之外,关键是要“犹孙吴用兵”一样,通权变,讲智谋,出奇制胜。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总结古代商人的经营之道时就曾提到:富者必用奇胜!
徽商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他们饱读经史,对古人的治生之术了然于脆,善于借鉴历史上商人的成功经验,并能够灵活地运用到商业经营当中去,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制胜取赢。
明末歙县商人程致和,采用白圭治生之术,在商业经营中善于趋时观变,能够柜机而动。数十年后,其家业大振,富埒王侯。当有人间其何以能致此时,’他回答说:
仁强智勇之守,孙吴伊阁主谋也。明朝嘉靖、万历年间休宁商人查杰,芒实践中认识到,要想在竞争中获胜,关键是要“变化有术”,因此他在运筹决策日:采用计然、白圭之术,最终也是家业大娠。清代嘉庆时歙县商人鲍直涧的事例就更为具体了。鲍直润在两浙盐场经营盐业,初期因轻信他人,被人坑害,商业失利。后来他吸取教训,运用白圭“人弃则我取”之术,商业经营大获咸功。时浙江江山县食盐销路不畅,众商折本,相继退出,而鲍直润则变卖田产,筹措资金,决定把江山作为自己的食盐销售地。家人竭力反对他的这一决定和做法。而鲍直润则解释说:今江山口岸,众商星散,势将食淡,所谓人弃则我取,譬如逐鹿,他人角之,我踣其后,时不可失,吾意决矣。后来酌事实证明鲍直润的决策是正确的。到了道光末年,他终于成了腰缠万贯的大盐商。质量、质晕,还是质量,”质量就是效益”,”质量就是信誉”,“质量就是生命”,“嘴硬不如货硬”,“只要货赢人,不愁客不来”。这些现代商业谚语都说明了质量在商业经营中的重要地位,反映了货真价实是经营商业的重要前提。明清时期的徽州商人继承并发展了前辈商人讲究商品质量的优良传统,严格按照政府规定办事。他们在经商过程中,牢守质量观念,不销售假冒伪劣产品,不为眼前的利益掺假坑害顾客,有的商人甚至不惜自己蒙受损失而将发现酌伪劣产品付之一炬。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食盐和铁一样,都实行官营,属于封建官府的专卖商品。到了明清时期,食盐经营虽然采用了官督商销的形式,但盐商仍属官商性质。由于食盐属垄断经营,所以利润特别高,清代甚至出现过一石粮食换不到一小包食盐的情况。正因为如此,明清时期经营食盐极易获利,如果商人再在食盐中掺假的话,其获利更是不可限量了。当时有些盐商为了牟取暴利,往往在食盐里掺假,而许多徽州盐商则不与之同流合污。当时在两淮的微州盐商,绝大多数都能保持食盐的质量,因此老百姓都爰吃淮盐。粮食是明清时期商业流通中的大宗商品,徽商经营粮食的人数也很多。然而,徽州粮商也大多能注重质量,从而赢得了消费者的信任。明代歙县人黄玄赐在经营粮食过程中决不千短斤少两的事。他因讲究质量而赢得了百姓的信任,结果富比王侯。大部分徽商都本着依法经营,讲究质量的原则,决不为一己私利而干违法乱纪、坑害百姓的事。有的商人宁愿一时亏本,也不愿坑骗买者来获取不义之利。这样的事例还可以举出许多。
这固然与明清时期徽州地区人多地少,不得不“以贾代耕”的自然地理条件有关,但徽商崛起和兴盛的主观因素则是与其所揭橥和提倡的一系列新型商业价值观和商业经营观密切相连。
经商是徽州人在客观环境中的生存选择,“学而优则仕”则是社会的最高价值取向。如何平衡徽州人的生存选择与社会的传统价值取向之间的矛盾,消除徽州人从商的心理压力和思想障碍,为徽州人的生存与发展开拓出一片较为宽松的心理空间呢?
摆在徽州人面前的唯一办法就是建立自己新的价值观以对抗传统的价值观,并通过宣传和教育使新的价值观成为群体成员行为方式的心理依据和追求目标。
徽州人对传统的价值观进行变通和调和,提出了“士商异术而同志”,以及“良贾何负闳儒”的思想。
资本增值靠效益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求利是商人的根本追求,快快发财、迅速致富是商人共有的心理特征。
人多地少、“民鲜田畴,以货殖为恒产”的徽州人,经商求利的心情与其他商帮相比,显得更为迫切。
徽商大多是小本起家,其原始资本不是靠家庭原有酌劳动积蓄,就是靠借贷、变卖家产,或靠母亲、妻子的嫁妆及首饰等筹集起来的。这些资金来之不易,可以说是他们的命根子,是整个家庭赖以生存的希望。
为了使资本尽快增值,微州商人树寺起了强烈的效益观念。他们挖空心思,想尽一切办法加速资金的周转和提高资金的利用串,使有限的资金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获得尽可能多的商业利润。
如徽州盐商将两淮的食盐溯长江西上运抵湖广后,决不放空船回航,而是将湖广的粮食作为回头货,顺流运抵苏浙。因此淮商载盐而来,载米而去。
食盐经营与粮食经营相结合,就成了一举两得、获利甚丰的买卖。
徽州的棉布、丝绸商亦是如此。他们将苏浙盛产的棉布、丝绸经运河、长江和海道分别运往东北、西南、东南各地后,又把这些地区的棉花、粮食、海货等顺便贩回苏浙,从而大大提高了单位时间里的资金利用率,带来了丰厚的商业利润。
靠小本起家酌微州商人经过数年,或十余年的努力就成为拥资几十万、上百万的中贾、上贾,有些“挟轻资以贾四方”的徽商甚至“一年给,二年足,三年大穰,为大贾矣”。可以想见他们致富的速度是何等惊人了。
徽商头脑中牢固的效益观念是他们得以迅速致富的重要因素。
商场如战场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商业贸易也比前代更加繁荣。在这种背景下,商人队伍空前壮大,商业竞争也更趋激烈。当时的商界正如万历《歙志》所描绘的那样:
东家已富,西家自贫;互相凌夺,各自张皇。
也就是说,今天是富翁,明天可能就变成下穷光蛋。商业竞争的激烈和残酷是显而易见的。
优胜劣汰是竞争的法则。商场上的残酷无异于战场上的血腥。
面对强手如林、竞争激烈、变幻莫测的商海,徽州商人并没有退缩,严峻的生存环境也不允许他们退缩。为了生存和发展,徽商义无反顾,搏击商海,积极投身到商业竞争的洪流中去。
要想芒强手如林的商业竞争中占有优势,立于不败之地,除了结成商帮、壮大力量、以众帮众之外,关键是要“犹孙吴用兵”一样,通权变,讲智谋,出奇制胜。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总结古代商人的经营之道时就曾提到:富者必用奇胜!
徽商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他们饱读经史,对古人的治生之术了然于脆,善于借鉴历史上商人的成功经验,并能够灵活地运用到商业经营当中去,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制胜取赢。
明末歙县商人程致和,采用白圭治生之术,在商业经营中善于趋时观变,能够柜机而动。数十年后,其家业大振,富埒王侯。当有人间其何以能致此时,’他回答说:
仁强智勇之守,孙吴伊阁主谋也。明朝嘉靖、万历年间休宁商人查杰,芒实践中认识到,要想在竞争中获胜,关键是要“变化有术”,因此他在运筹决策日:采用计然、白圭之术,最终也是家业大娠。清代嘉庆时歙县商人鲍直涧的事例就更为具体了。鲍直润在两浙盐场经营盐业,初期因轻信他人,被人坑害,商业失利。后来他吸取教训,运用白圭“人弃则我取”之术,商业经营大获咸功。时浙江江山县食盐销路不畅,众商折本,相继退出,而鲍直润则变卖田产,筹措资金,决定把江山作为自己的食盐销售地。家人竭力反对他的这一决定和做法。而鲍直润则解释说:今江山口岸,众商星散,势将食淡,所谓人弃则我取,譬如逐鹿,他人角之,我踣其后,时不可失,吾意决矣。后来酌事实证明鲍直润的决策是正确的。到了道光末年,他终于成了腰缠万贯的大盐商。质量、质晕,还是质量,”质量就是效益”,”质量就是信誉”,“质量就是生命”,“嘴硬不如货硬”,“只要货赢人,不愁客不来”。这些现代商业谚语都说明了质量在商业经营中的重要地位,反映了货真价实是经营商业的重要前提。明清时期的徽州商人继承并发展了前辈商人讲究商品质量的优良传统,严格按照政府规定办事。他们在经商过程中,牢守质量观念,不销售假冒伪劣产品,不为眼前的利益掺假坑害顾客,有的商人甚至不惜自己蒙受损失而将发现酌伪劣产品付之一炬。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食盐和铁一样,都实行官营,属于封建官府的专卖商品。到了明清时期,食盐经营虽然采用了官督商销的形式,但盐商仍属官商性质。由于食盐属垄断经营,所以利润特别高,清代甚至出现过一石粮食换不到一小包食盐的情况。正因为如此,明清时期经营食盐极易获利,如果商人再在食盐中掺假的话,其获利更是不可限量了。当时有些盐商为了牟取暴利,往往在食盐里掺假,而许多徽州盐商则不与之同流合污。当时在两淮的微州盐商,绝大多数都能保持食盐的质量,因此老百姓都爰吃淮盐。粮食是明清时期商业流通中的大宗商品,徽商经营粮食的人数也很多。然而,徽州粮商也大多能注重质量,从而赢得了消费者的信任。明代歙县人黄玄赐在经营粮食过程中决不千短斤少两的事。他因讲究质量而赢得了百姓的信任,结果富比王侯。大部分徽商都本着依法经营,讲究质量的原则,决不为一己私利而干违法乱纪、坑害百姓的事。有的商人宁愿一时亏本,也不愿坑骗买者来获取不义之利。这样的事例还可以举出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