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到渣场，看到渣场日新月异的变化，看到综合利用之路越走越宽广，心里就充满了幸福感。这倒不是因为党和人民给了我很高的荣誉，而是因为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在渣场同志们的共同努力奋斗下，堆积了半个多世纪的渣山终于被搬走了，而且我们闯出了一条综合治理冶金渣的新路。回顾十年的治渣历程，深感幸福来之不易，如果没有艰苦创业的工人阶级主人翁的思想，就不会有今天的幸福。

以渣养渣的思想来自调查研究

　　我治理渣山的想法，是在1981年开始萌发的。经过几十年的堆积，渣山已经长得很高了，而随着太钢生产的发展，排渣量也逐年增加，出现了排渣困难的局面。我在爆破工段担任工段长时，经常和渣山及倒渣的工人们打交道。那时候大概有十几个人整天就是铺铁道，但随着渣子的堆积，铁道越铺越高，最高的地段距地面有20多米。这种局面严重地阻碍了太钢的正常生产。如果不及时治理渣山，生产将无法进行。我心里特别着急，可又没有办法。
　　当时公司的总调度长李洪保常常到渣山来，也是急得团团转。他经常调用我们工段的推土机、吊车等机械设备处理渣子，因此我和他非常熟悉。每次见面，他总要说：“李师傅，能不能想个办法呀？”

　　我也在想办法，可面对着那座庞大的渣山，老实说，当时我也没有个好办法。我只是觉得，作为太钢的一位老工人、老党员，我应该急生产之所急。而且我们全家人都在太钢，可以说是太钢养活着我们，我有什么理由不急呢？我常常这样想：在旧社会我年轻力壮，可26岁的小伙子还养活不了自己。解放以后，我一天比一天年纪大了，老了，而日子卻一天比一天过得好。这是为什么？是共产党给了我新的生命，是社会主义使我精神焕发。
　　从那时候起，我就琢磨上了治渣这个问题，只是没有明确的思路和具体的规划。当时想的仅仅是如何能把这座渣山搬走，好让高炉、平炉、转炉、电炉有个排渣的地方。
　　那年我59岁了，眼看就到了退休的年龄。退休以后做什么，就治理这座渣山不是很好吗？我在渣山边工作了几十年，那天我特地沿着整个渣山转了一天，越转觉得它越大。后来，我叫孩子们和我一起上渣山去丈量。孩子们说：“别人家是一起上公园哩，咱是去爬灰渣坡，有啥意思呢？”我说：“你们别小瞧爬灰渣坡，这可是作用大哩。”孩子们很听话，他们对太钢也有着深厚的感情。所以，就跟我一起在渣山上滚了六七个星期日。白天我们上“山”去丈量，晚上回来孩子们帮我计算。最后，我终于胸中有数了，算出铁渣大约有900多万吨，钢渣有700多万吨，还有200多万吨的垃圾，渣山总量是2000多万吨。
　　这么多渣子可该往哪儿倒呀？我们爆破工段在东山有一个爆破坑，离那儿不远的地方有一条沟，叫大槐沟。我在一个公休日专门骑自行车去了一趟，将那条沟又丈量了一遍，计算出沟底面积是16亩，沟口面积是113亩。如果用渣子把沟填满，再垫上两米厚的黄土，就可以造出113亩地来，而且，太钢的废渣也有了去处，是件大好事。经过与东涧河的村干部们协商，双方达成口头协议，我们租用大槐沟10年，每年出占地费、补偿费及管理费3.6万元。
　　那么，从渣山到大槐沟又是多远呢？也就是说运送2000多万吨废渣，得花多少运费呢？原先我计划用皮尺丈量，可有的同志提醒我，汽车上有计程器，开上汽车跑一趟不就行了？看来人多就是智慧广，所以在后来治理渣山、闯综合利用的路子时，我就特别注意发挥群众的聪明才智。
　　渣子有了去处，运费也算出来了，可这笔钱从哪儿来呢？我还是想着渣山，我知道那里面埋着些什么货色。于是，我用一辆大卡车装了10吨渣子，从渣子里拣出500公斤废钢。也就是说，平均每吨渣子中有50公斤废钢，整座渣山能挖出36万吨废钢来。如果每吨按200元计算，收益就达7000多万元。用这笔钱治理渣山不是绰绰有余吗？
　　这样，“以渣养渣”思路就基本形成了，于是我开始着手草拟治渣方案。

一不要投资，二不要待遇，只要一个自主权

　　1981年，公司号召太钢人出主意、想办法，解决排渣难的问题。当时，听说有人要搞，而且公司已经给省里打了报告，申请排渣场地，但这个方案最终被否决了。我经常去公司悄悄打听，看有没有人出面干。可是等了一段时间，看到没有一个方案切实可行，我这才打定主意要彻底治理渣山。
　　1982年过春节，我到李洪保家拜年。一进门，李洪保就问：“你想出法子了没有？”我说我就是为这个来的。于是，就把我草拟的治渣方案递给了他。李洪保当时就高兴地说：“好！我把这交给公司领导。”
　　正月初五，当时的商钧经理、孟立正副经理和韩桂五副经理把我叫去，让我汇报了治理渣山的想法。正月初九，全公司的厂、处级干部召开会议，把我也叫去了。在这个会上，就提到了我要治理渣山的问题。商经理问我：“你要多少投资？”我说：“一分钱也不要。”商经理又说：“不要投资你能搬走渣山？”我就谈了我的总体思路和具体的想法。我说：“渣子里埋着那么多东西，都是钱，以渣养渣这条路行得通。”在场的干部们就鼓起掌来了。我知道大家是在鼓励我，也是对“以渣养渣”这条路的肯定，我心里踏实了。这时候商经理又问我：“你要什么待遇？”他说的待遇，无非就是指承包提成、工资奖金这类东西。当时兴这个。可我能要吗？搬走整座渣山，创效益将近亿元，按1%提成，是100万元;按10%提成，就是1000万元。共产党把我从水深火热的旧社会解救出来，把我培养成一名共产党员，我的子女们都在太钢工作，生活过得很好，我要那钱干啥呢？于是我说：“我一不要投资，二不要待遇，就要个权——治渣自主权。在治渣过程中，属于渣山上的事，我一不请示，二不汇报，赚了钱也不上交。有了钱就买设备，买设备我也不请示，目的是由人海战术，逐步实现机械化、现代化。”在场的人们又鼓起掌来。从这掌声中，我又汲取了新的力量。

依靠一帮老汉，治理一座渣山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到了1982年的四五月份了。这时候我又有了些新的想法：第一步，先搬走渣子，给生产排渣腾出块儿地方来，为生产发展创造条件;第二步，我想彻底根治污染问题，创造一个好的生活环境，造福子孙后代。
　　可咱是个大老粗，没有文化，所以我请求公司给我派几个管理人员，特别是派几个懂科学技术的人。可是人家不想来。谁愿意来和灰渣坡怄气呢？这时候，我想起了过去的那帮老伙计们。他们大都离休或者退休了，在家也是闲着。我就去找了他们，通知4月22号开个会，商量治渣的事。
　　当时，我还担心没人来呢，结果那天来了80多个人，其中有工人，有技术员，有处长，有科长，啥样的人才都有。这些老同志思想红、作风硬、有技术，起了参谋和骨干作用。我在会上说：“就是这座渣山，就是咱们这一帮老汉，要把它从太钢搬走。从今天起咱不分谁是官谁是兵，都一样，反正都是搬山的老汉。大家提提要求吧，要什么待遇我可以请领导解决。”想不到大家都说：“你不要待遇我们还要什么待遇呢？反正干就是了。”听了这话我非常感动。急太钢所急，一心为公的不是我李双良一个人，我的背后站着那么多人哩。他们支持我、帮助我，才使我敢于向渣山宣战。

　　经过充分的准备，1983年5月1日，民工们已经陆续来了，太原市运输四公司的车队，也排在了渣山脚下。激战开始了，那场面真是壮观。
　　那么多的汽车、拖拉机和小平车运送渣子，如何计量呢？有的老伙計就提出“发牌”的办法。我采纳了这个建议。当时，每月六七十万元的运费支出，就是靠这些“牌牌”来结算的。现在想起来才晓得后怕，“牌牌”就是钱，万一多发了呢？万一有人伪造“牌牌”呢？那可就损失大了。
　　可是在当时，就是靠着那些老同志对党的忠诚，不谋私利，一心想着尽早搬走渣山，没出一点儿问题。例如，我的一个老伙计叫张连登，后来人送了一个外号“顶门棍”。为啥呢？因为他公正廉洁，铁面无私，别人想在他面前捣鬼，根本办不到。张连登数次拒贿4000余元，在渣场是出了名的。我的周围有这样一批好伙伴，在工作上当然就不会出问题了。
　　治渣开始时，100多辆车往东山大槐沟倒渣。路窄车多，上去的车下不来，下来的车又上不去，一时间造成了严重堵车。这可是我原先没有预料到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号召大家出去寻找排渣点，以缓解眼前的矛盾。第二天，我骑着自行车在外面转悠，突然看到了环卫局的垃圾车，我就紧紧跟定了它，一直跟到汾河坝堰。当时汾河坝堰正组织施工，我就找到工程指挥部，说明了来意，他们一听就同意了。用垃圾充填坝堰，当然没有我们的钢渣好。对我们来说，往东山倒渣需按9公里路程付运费，往坝堰倒却是4公里。省下钱，又缓解了车辆拥挤的矛盾，真是好事情。
　　这一回，在汾河坝堰就倒了40多万吨渣子。
　　在汾河坝堰排渣期间，我又发现了河西区的楼房建筑工地。盖楼房不也需要回填料吗？我就又找了人家。经过建材研究所化验，表明我们的钢渣用来回填基础是上等的好材料。既然是好材料，那么可不可以讨个价钱呢？也就是说，我们的渣子不再是废物，而是商品了。河西建筑工地用了我们500多万吨渣子，该付100多万元钱。我用这笔钱又买了他们的两栋楼房，解决了180户职工的住房问题。
　　这是1985年的事。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我开始重视废渣的综合利用问题了。废渣不废，变废为宝，关键是靠我们大家开动脑筋想办法。自制钢渣水泥砖、钢渣免烧砖等综合利用钢渣的项目相继投产，综合利用路子越走越宽广。

我只是带了个头，使了个大胆

　　1987年5月，整座渣山已基本搬走，钢铁生产排渣出现了良性循环，再不为排渣难而发愁了。同时，在治理污染、综合利用方面也闯出了一条新路，现代化的渣场已经初具规模。
　　十年来，渣场共回收废钢铁83.76万吨，外运废渣1949万吨，创经济效益14154.48万元，盈利66066.10万元，购置大中小型设备112台，而且，建成了年产1000万块砖的免烧砖厂，东山水泥厂第一期改建工程也竣工投产。一座污染严重的废渣山，就这样变成了花团锦簇、绿树成荫的新渣场。
　　所有这些成绩，都是上级领导正确指导和积极支持的结果，是渣场领导班子团结奋斗，带领广大职工一心为公、艰苦创业的结果，凭我李双良一个人，即使浑身是铁，又能打几颗钉呢？
　　还是那句老话，我只是在关键的时候带了个头，使了个大胆。（编辑 黄艳）
　　李双良（1923—2018），山西省忻州市解原乡北赵村人。1947年到太钢工作，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世纪50年代，是太钢、省市劳动模范和闻名全国冶金系统的“爆破能手”，曾担任过班组长、车间党支部书记、工段长、加工厂副厂长等职。第八、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3年，李双良主动请战，带领渣场职工把沉睡了半个多世纪的渣山搬掉，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太钢的倒渣难题，更走出了一条“以渣养渣、以渣治渣、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综合治理、变废为宝”的治渣新路子，为治理污染、改善环境、循环经济、科学发展作出了贡献，被誉为“当代愚公”。
　　整理者：陈连喜，原太钢报社总编;银晓俊，原太钢报社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