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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西方诸国在忙着自我救赎的同时，更对发展中的中国予以前所未有的倚重和期许。也因此，中国的官方统计数据越来越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
在关注中国拉动内需的“四万亿”和经济增长能否“保八”等这些关键问题的同时，一些西方媒体也更加热衷于对中国的官方统计数据指手画脚。甚至认为中国的统计数据被“官方操纵”，目的是“保持社会稳定”。一时之间，国家统计局及其发布的统计数据一再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这个时候采访许宪春，注定是一个敏感而必要之举。作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著名核算专家，许宪春自然有话要说；而作为国家恢复高考后才跨入校门的大学生、作为一名与数据相伴=十余年的“老统计”，许宪春的人生无疑比他发布的数据要更为生动而精彩。
6月18日下午，北京月坛南街57号，国家统计局大楼15层。
许宪春的办公室显得略微有些零乱：宽大的班台上放着两台办公用的电脑，余下的空间则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文件、资料，“一堆堆，挺扎眼的”。
后面是他的书柜，里面排满了《中国统计年鉴》、《美国货币史》等，“都是我们专业的书籍”，他说。当然还有《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与发展》，《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09)》，《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知识问答》，那是他自己的书。
许宪春的工作经历相对简单，从1986年开始，许宪春已经在国家统计局工作了将近20年，从最基层的统计员开始，一直做到现在的副局长。“其实我的经历也挺丰富的，少年时喜欢文学，长大后做过教师，如果没来统计局，说不定我会成为一名作家。”说这话时，他嘴角微微扬起，露出几分“得意”的笑容。
“我曾是个文学青年”
许宪春说，他小时侯很喜爱文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具有种文学的冲动。
许宪春不到两周岁父亲就去世了，一家人的生活全靠他母亲来支撑，过得十分辛苦。那时候谷糠，黍子糠和各种野菜都吃过，包括杏树叶，臭老条子、榆树钱，槐树花，还有许多叫不上名的野菜，不过也好，这让我学会了坚持，不怕苦。
高中毕业后，他留在农村劳动。此时的许宪春非常喜欢文学，经常尝试写点什么。我们在东北的山区劳动，那里四季分明，春天到来时田地里吐出新绿，白云从山涧飘过时，心中就会蓦然产生一种文学的冲动，想写点什么……”
那时候，他还花了不少功夫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寄给了当时的《辽宁文艺》。后来，编辑回复时在稿件上写了这样一句话再接再厉，不断练笔。许宪春笑着说当时收到这封信非常激动，觉得编辑给予了一定的肯定，让我更有写作的念头。
不过，这样的念头却没有保留几年。1978年许宪春考上大学。此时尽管还十分喜爱文学，不过他大部分时间还是花在数学专业课上来。大学毕业后，他在辽宁朝阳柴油机厂职工大学(后来合并成为辽宁省朝阳职工大学)任教。
尽管刚刚踏上教师岗位许宪春的特点马上就体现出来。很快，有的老师从学生那里得到反馈，说爱听这位年轻老师讲的数学课。他们很奇怪，便向许宪春取经。
许宪春说：“数学比较枯燥，许多学文科的人不爱学数学。不过数学教师要学会讲课，要学会培养课堂气氛要善于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这就要下功夫，要用形象而生动的语言把枯燥的东西讲活。其实，我没什么诀窍，就是下功夫把讲的内容吃透，把教案写好。但是讲课的时候不能看教案，要把教案烂熟于胸+要做到非常有把握，在课堂上让人感觉到你对知识的驾驭能力很强，这样就会引导学生按照你的教学思路走。”
许宪春说他尽管是O型血，外向型性格，不过做事非常严谨，这也是他的所有同事公认的。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干一件事就要干好一件事。写文章也一样，每一篇文章都反复修改，直到比较满意为止。
或许正是缘于这样的性格，当他立意考研，继续深造的时候，充分的准备使他一考即中，1984年2月，许宪春考入上海财经大学，在现代应用统计研究室读研究生。我以前是学数学的，统计跟数学比较接近，选择这个专业更为实际一些，从自己专业角度分析也更有利一些。
也就是在那年夏天，许宪春正式踏上了统计之路。接下来的故事，只要翻开他的履历就能一目了然。
许宪春说他这个人没有什么别的爱好，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而且对待工作一丝不苟。不过，正是因为这样的门心思，成就了他的“统计人生”，也成就了他对事业始终不渝的忠诚与梦想。
捍卫中国GDP数据的尊严
“2007年，在芬兰参加国际收入与财富研究会年会的茶歇期间，当我正准备休息的时候，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向我招着手走来。刚开始我没有认出来者何人，当他走近时我才突然认出，他就是1999‘年世行’与我们磋商的首席代表。他说，我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尽管过去了10年，尽管待人处事一向平和、谦逊、稳重如许宪春，在谈到1999年的那段往事时依然难掩心中的激动。
时光倒流。1993年，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个经济发展周期中开始回落的年份。尽管如此，当年的GDP增长率仍高达13.5％。此时，已经在国家统计局工作7个年头的许宪春接到一个新的工作任务——参加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第三产业普查。
许宪春说：“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服务业得到迅速发展这对传统的统计工作提出了挑战。也就是说，我国的统计工作必须从只关注传统的五大物质部门发展为既关注物质生产部门，也关注非物质生产部门，全面地反映我国的经济活动，真实地描述我国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
在1990年代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世界银行不承认中国官方的GDP数据，而是进行大幅度调整。以1992年为例世界银行把中国官方的GDP数据上调了34.3％。也就是说，世界银行专家认为，中国官方的GDP数据只反映出中国实际经济规模的三分之二，有三分之被遗漏了。针对中国GDP数据的调整，世界银行有一份专门的报告，详细阐述了调整的理由。
“这种情况给我国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首先，中国官方统计数据不被世界银行所认可，这既影响到国家统计局的形象和信誉，也影响到一个大国的国家形象和信誉：其次，由于世行调高我国GDP数据，我国就不得不承担超过我国经济实力的国际义务，如联合国会费等；再次，由于世行调高我国GDP数据，我国在某些国际组织就不能享受本应享受的优惠待遇。”
1999年，国家统计局与财政部共同组建了一个代表团，就世界银行调整中国官方GDP数据事宜与其进行磋商。首先，代表团赴世界银行进行磋商，然后邀请世界银行代表团到国内来磋商。许宪春作为负责技术磋商的主要代表，参加了磋商的全过程。为了完成磋商任务许宪春对世界银行报 告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我们对世界银行调整中国官方GDP数据的报告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概括地讲，世界银行对中国GDP数据进行调整的理由是建立在它对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中国统计体系和价格体制的了解和判断的基础上的，可以归纳为三类，第一类是对中国统计体系了解的不够深入而形成的，因而是错误的，第二类，就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中国统计体系和价格体制来说是正确的，但1990年代初以后中国统计体系和价格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进步，这种理由已经过时了，不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了；第三类是正确的，但不足以构成对中国GDP数据进行调整的依据。对世界银行每一个方面的调整我们都以事实为依据，提出评论意见。经过反复磋商，世界银行决定不再对中国GDP数据进行调整。磋商工作取得了圆满成功。世行代表团对于我们的磋商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事先谁也没有想到，本以为是场旷日持久的磋商会进展得如此顺利。用许宪春的话表述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第一，我们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对世界银行的报告研究得十分深入：第二，以事实为依据，以理服人。比如，世行认为中国农村服务业统计不完善，因而对农村服务业统计数据进行了调整+由此导致中国1992年GDP上调了6.5％。我们指出，1990年之前由于服务业统计不完善，中国GDP核算的确低估了服务业的贡献，但1991和1992年中国开展了首次第三产业普查，根据普查资料对服务业增加值和GDP历史数据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1992年由于服务业增加值数据的调整导致GDP上调了9.3％，超过了世界银行的相应调整幅度。所以我们指出，世界银行就不应当再对中国服务业增加值进行调整了。我们的意见得到世行专家的认可。”
1999年，世界银行代表团在双方磋商的备忘录上这样写道：“代表团认为，中国具有高标准的统计体系，“代表团会见的国家省和地方国民经济核算人员，在国民经济核算和经济统计技术方面表现出极高的专业水平”；“对中国官方GDP数据进行调整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世行将利用中国官方GDP数据取代它测算的中国GDP数据。世行代表团也指出，中国官方统计还存在一些问题，如非正规经济统计问题，然而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在这方面的问题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严重。
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的王光亚在会见中方代表团时肯定地说：“你们从技术上解决了我们在外交上解决不了的问题。”
“这是我一生中非常自豪的一件事，首先，中国GDP数据被世行认可，为中国政府统计赢得了信誉，其次，一般来讲，统计工作对国家的贡献都是间接的，但这次磋商为国家做出了直接的贡献，避免了因世行不合理地调高GDP数据使我国承担与我国经济实力不相适应的国际义务，避免了有关国际组织取消我国所应享受的优惠待遇，我很有成就感。”许宪春笑得十分爽朗。
享受统计的快乐
青联刊(以下简称青) 很多人尊称您为学者型领导，对此您是否认可?
许宪春(以下简称许)：我比较喜欢学习，喜欢钻研，喜欢从实际工作需要出发研究问题。
青：学术研究是要有时间的，您怎样协调处理行政事务与学术研究的关系?
许：我们的日常工作排得很满，确实与学术研究在时间上有冲突。不过，我的研究领域都是和工作息息相关的，与工作内容距离较远的学术研究我不搞，因为时间和精力不允许我那样做。另外，我所做的学术研究工作主要是利用假期周末和晚上，不与工作争时间。这是我解决日常工作与学术研究在时间上的矛盾的主要做法。
青：据我所知，您不但是一名官员，还是一位学者，曾经做过大量的学术研究，在您看来，为官与治学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
许；对，我平时也会做一些学术研究。其实，这都是我们做统计工作所必不可少的，你说，做统计工作，你的理论基础不扎实又不了解一些前沿的学术动态，工作如何才能开展呢?这些工作，别人可以帮助你，但永远也代替不了你，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
我认为，治学、搞学术研究，贵在有自己的观点，能够根据自己扎实的研究，提出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来。而为官呢，像我们统计部门的官员，在工作时心中就一定要有大局意识和大局观念，这样才能把工作做好。
青：现在，随着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实施，有人说官员也变成了“高危群体”，因为说不定哪天遇上个什么事情就倒下了，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许：我并不认为官员就因此变成了高危群体。实行官员问责制是应该的，但如果你在工作中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以自己的事业为重，尽职工作，静心研究，又能有什么问题呢?这说到底其实还是 个价值取向的问题，就看你是把追求物质享受当成自己的快乐，还是把追求事业的成功当成自己的快乐。
青：您曾经是一位浪漫的文学青年，现在却成了一位工作严谨的统计官员您如何看待自己的这种转变)
许：(笑)呵呵，我以前确实是一位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学青年。对社会上的很多事情都会有一些感慨，有点儿多愁善感(呵呵)，但那是我上大学之前的事了。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开始学习数学，自己的思维也开始变得越来越理性严谨、规范。再到后来进入统计局做统计工作，一直都在与数字打交道说实话，年轻时的那种浪漫的文学气质早已经被慢慢地给磨平了。
青：面对那些针对官方统计数字的质疑，作为国家统计局的一名领导同志，您又是如何平衡与自处的呢?
许我觉得大多数质疑群众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希望我们的统计工作能够做得更好。这个时候，你要做的就是尽量去做好解释说明工作，争取他们的理解与宽容。他们提出的意见或建议，合理的就应该采纳，不合理的也应该拿出证据，进行说明或反驳。
青：在国家统计局做了这么多年的统计工作，您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许：我最大的感悟就是安心本职工作，静下心来，扎下去，把工作的需要与个人的需要结合起来，享受事业成功所带来的快乐。
在关注中国拉动内需的“四万亿”和经济增长能否“保八”等这些关键问题的同时，一些西方媒体也更加热衷于对中国的官方统计数据指手画脚。甚至认为中国的统计数据被“官方操纵”，目的是“保持社会稳定”。一时之间，国家统计局及其发布的统计数据一再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这个时候采访许宪春，注定是一个敏感而必要之举。作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著名核算专家，许宪春自然有话要说；而作为国家恢复高考后才跨入校门的大学生、作为一名与数据相伴=十余年的“老统计”，许宪春的人生无疑比他发布的数据要更为生动而精彩。
6月18日下午，北京月坛南街57号，国家统计局大楼15层。
许宪春的办公室显得略微有些零乱：宽大的班台上放着两台办公用的电脑，余下的空间则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文件、资料，“一堆堆，挺扎眼的”。
后面是他的书柜，里面排满了《中国统计年鉴》、《美国货币史》等，“都是我们专业的书籍”，他说。当然还有《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与发展》，《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09)》，《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知识问答》，那是他自己的书。
许宪春的工作经历相对简单，从1986年开始，许宪春已经在国家统计局工作了将近20年，从最基层的统计员开始，一直做到现在的副局长。“其实我的经历也挺丰富的，少年时喜欢文学，长大后做过教师，如果没来统计局，说不定我会成为一名作家。”说这话时，他嘴角微微扬起，露出几分“得意”的笑容。
“我曾是个文学青年”
许宪春说，他小时侯很喜爱文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具有种文学的冲动。
许宪春不到两周岁父亲就去世了，一家人的生活全靠他母亲来支撑，过得十分辛苦。那时候谷糠，黍子糠和各种野菜都吃过，包括杏树叶，臭老条子、榆树钱，槐树花，还有许多叫不上名的野菜，不过也好，这让我学会了坚持，不怕苦。
高中毕业后，他留在农村劳动。此时的许宪春非常喜欢文学，经常尝试写点什么。我们在东北的山区劳动，那里四季分明，春天到来时田地里吐出新绿，白云从山涧飘过时，心中就会蓦然产生一种文学的冲动，想写点什么……”
那时候，他还花了不少功夫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寄给了当时的《辽宁文艺》。后来，编辑回复时在稿件上写了这样一句话再接再厉，不断练笔。许宪春笑着说当时收到这封信非常激动，觉得编辑给予了一定的肯定，让我更有写作的念头。
不过，这样的念头却没有保留几年。1978年许宪春考上大学。此时尽管还十分喜爱文学，不过他大部分时间还是花在数学专业课上来。大学毕业后，他在辽宁朝阳柴油机厂职工大学(后来合并成为辽宁省朝阳职工大学)任教。
尽管刚刚踏上教师岗位许宪春的特点马上就体现出来。很快，有的老师从学生那里得到反馈，说爱听这位年轻老师讲的数学课。他们很奇怪，便向许宪春取经。
许宪春说：“数学比较枯燥，许多学文科的人不爱学数学。不过数学教师要学会讲课，要学会培养课堂气氛要善于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这就要下功夫，要用形象而生动的语言把枯燥的东西讲活。其实，我没什么诀窍，就是下功夫把讲的内容吃透，把教案写好。但是讲课的时候不能看教案，要把教案烂熟于胸+要做到非常有把握，在课堂上让人感觉到你对知识的驾驭能力很强，这样就会引导学生按照你的教学思路走。”
许宪春说他尽管是O型血，外向型性格，不过做事非常严谨，这也是他的所有同事公认的。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干一件事就要干好一件事。写文章也一样，每一篇文章都反复修改，直到比较满意为止。
或许正是缘于这样的性格，当他立意考研，继续深造的时候，充分的准备使他一考即中，1984年2月，许宪春考入上海财经大学，在现代应用统计研究室读研究生。我以前是学数学的，统计跟数学比较接近，选择这个专业更为实际一些，从自己专业角度分析也更有利一些。
也就是在那年夏天，许宪春正式踏上了统计之路。接下来的故事，只要翻开他的履历就能一目了然。
许宪春说他这个人没有什么别的爱好，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而且对待工作一丝不苟。不过，正是因为这样的门心思，成就了他的“统计人生”，也成就了他对事业始终不渝的忠诚与梦想。
捍卫中国GDP数据的尊严
“2007年，在芬兰参加国际收入与财富研究会年会的茶歇期间，当我正准备休息的时候，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向我招着手走来。刚开始我没有认出来者何人，当他走近时我才突然认出，他就是1999‘年世行’与我们磋商的首席代表。他说，我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尽管过去了10年，尽管待人处事一向平和、谦逊、稳重如许宪春，在谈到1999年的那段往事时依然难掩心中的激动。
时光倒流。1993年，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个经济发展周期中开始回落的年份。尽管如此，当年的GDP增长率仍高达13.5％。此时，已经在国家统计局工作7个年头的许宪春接到一个新的工作任务——参加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第三产业普查。
许宪春说：“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服务业得到迅速发展这对传统的统计工作提出了挑战。也就是说，我国的统计工作必须从只关注传统的五大物质部门发展为既关注物质生产部门，也关注非物质生产部门，全面地反映我国的经济活动，真实地描述我国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
在1990年代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世界银行不承认中国官方的GDP数据，而是进行大幅度调整。以1992年为例世界银行把中国官方的GDP数据上调了34.3％。也就是说，世界银行专家认为，中国官方的GDP数据只反映出中国实际经济规模的三分之二，有三分之被遗漏了。针对中国GDP数据的调整，世界银行有一份专门的报告，详细阐述了调整的理由。
“这种情况给我国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首先，中国官方统计数据不被世界银行所认可，这既影响到国家统计局的形象和信誉，也影响到一个大国的国家形象和信誉：其次，由于世行调高我国GDP数据，我国就不得不承担超过我国经济实力的国际义务，如联合国会费等；再次，由于世行调高我国GDP数据，我国在某些国际组织就不能享受本应享受的优惠待遇。”
1999年，国家统计局与财政部共同组建了一个代表团，就世界银行调整中国官方GDP数据事宜与其进行磋商。首先，代表团赴世界银行进行磋商，然后邀请世界银行代表团到国内来磋商。许宪春作为负责技术磋商的主要代表，参加了磋商的全过程。为了完成磋商任务许宪春对世界银行报 告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我们对世界银行调整中国官方GDP数据的报告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概括地讲，世界银行对中国GDP数据进行调整的理由是建立在它对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中国统计体系和价格体制的了解和判断的基础上的，可以归纳为三类，第一类是对中国统计体系了解的不够深入而形成的，因而是错误的，第二类，就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中国统计体系和价格体制来说是正确的，但1990年代初以后中国统计体系和价格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进步，这种理由已经过时了，不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了；第三类是正确的，但不足以构成对中国GDP数据进行调整的依据。对世界银行每一个方面的调整我们都以事实为依据，提出评论意见。经过反复磋商，世界银行决定不再对中国GDP数据进行调整。磋商工作取得了圆满成功。世行代表团对于我们的磋商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事先谁也没有想到，本以为是场旷日持久的磋商会进展得如此顺利。用许宪春的话表述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第一，我们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对世界银行的报告研究得十分深入：第二，以事实为依据，以理服人。比如，世行认为中国农村服务业统计不完善，因而对农村服务业统计数据进行了调整+由此导致中国1992年GDP上调了6.5％。我们指出，1990年之前由于服务业统计不完善，中国GDP核算的确低估了服务业的贡献，但1991和1992年中国开展了首次第三产业普查，根据普查资料对服务业增加值和GDP历史数据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1992年由于服务业增加值数据的调整导致GDP上调了9.3％，超过了世界银行的相应调整幅度。所以我们指出，世界银行就不应当再对中国服务业增加值进行调整了。我们的意见得到世行专家的认可。”
1999年，世界银行代表团在双方磋商的备忘录上这样写道：“代表团认为，中国具有高标准的统计体系，“代表团会见的国家省和地方国民经济核算人员，在国民经济核算和经济统计技术方面表现出极高的专业水平”；“对中国官方GDP数据进行调整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世行将利用中国官方GDP数据取代它测算的中国GDP数据。世行代表团也指出，中国官方统计还存在一些问题，如非正规经济统计问题，然而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在这方面的问题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严重。
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的王光亚在会见中方代表团时肯定地说：“你们从技术上解决了我们在外交上解决不了的问题。”
“这是我一生中非常自豪的一件事，首先，中国GDP数据被世行认可，为中国政府统计赢得了信誉，其次，一般来讲，统计工作对国家的贡献都是间接的，但这次磋商为国家做出了直接的贡献，避免了因世行不合理地调高GDP数据使我国承担与我国经济实力不相适应的国际义务，避免了有关国际组织取消我国所应享受的优惠待遇，我很有成就感。”许宪春笑得十分爽朗。
享受统计的快乐
青联刊(以下简称青) 很多人尊称您为学者型领导，对此您是否认可?
许宪春(以下简称许)：我比较喜欢学习，喜欢钻研，喜欢从实际工作需要出发研究问题。
青：学术研究是要有时间的，您怎样协调处理行政事务与学术研究的关系?
许：我们的日常工作排得很满，确实与学术研究在时间上有冲突。不过，我的研究领域都是和工作息息相关的，与工作内容距离较远的学术研究我不搞，因为时间和精力不允许我那样做。另外，我所做的学术研究工作主要是利用假期周末和晚上，不与工作争时间。这是我解决日常工作与学术研究在时间上的矛盾的主要做法。
青：据我所知，您不但是一名官员，还是一位学者，曾经做过大量的学术研究，在您看来，为官与治学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
许；对，我平时也会做一些学术研究。其实，这都是我们做统计工作所必不可少的，你说，做统计工作，你的理论基础不扎实又不了解一些前沿的学术动态，工作如何才能开展呢?这些工作，别人可以帮助你，但永远也代替不了你，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
我认为，治学、搞学术研究，贵在有自己的观点，能够根据自己扎实的研究，提出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来。而为官呢，像我们统计部门的官员，在工作时心中就一定要有大局意识和大局观念，这样才能把工作做好。
青：现在，随着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实施，有人说官员也变成了“高危群体”，因为说不定哪天遇上个什么事情就倒下了，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许：我并不认为官员就因此变成了高危群体。实行官员问责制是应该的，但如果你在工作中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以自己的事业为重，尽职工作，静心研究，又能有什么问题呢?这说到底其实还是 个价值取向的问题，就看你是把追求物质享受当成自己的快乐，还是把追求事业的成功当成自己的快乐。
青：您曾经是一位浪漫的文学青年，现在却成了一位工作严谨的统计官员您如何看待自己的这种转变)
许：(笑)呵呵，我以前确实是一位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学青年。对社会上的很多事情都会有一些感慨，有点儿多愁善感(呵呵)，但那是我上大学之前的事了。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开始学习数学，自己的思维也开始变得越来越理性严谨、规范。再到后来进入统计局做统计工作，一直都在与数字打交道说实话，年轻时的那种浪漫的文学气质早已经被慢慢地给磨平了。
青：面对那些针对官方统计数字的质疑，作为国家统计局的一名领导同志，您又是如何平衡与自处的呢?
许我觉得大多数质疑群众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希望我们的统计工作能够做得更好。这个时候，你要做的就是尽量去做好解释说明工作，争取他们的理解与宽容。他们提出的意见或建议，合理的就应该采纳，不合理的也应该拿出证据，进行说明或反驳。
青：在国家统计局做了这么多年的统计工作，您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许：我最大的感悟就是安心本职工作，静下心来，扎下去，把工作的需要与个人的需要结合起来，享受事业成功所带来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