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末，在台湾大学历史系读书的李黎因为给《大学论坛》杂志投稿，结识了杂志副总编辑。后来，她成为华语文学界有影响的知名作家，而那位当时在台大读大三的杂志副总编辑成为她的先生。对于先生的身世、特别是未曾谋面的公婆的情况，她知之甚少——他们来自福建，1963年在台北遇难，留下三个未成年的孩子。随着时间流逝，李黎越来越感到“责无旁贷地要承担这份还原家史真相的责任”，“我必须去试着推开那扇迷宫的门，打捞那些沉寂埋没在时间、遗忘、扭曲和谎言的泥沼底层的碎片，拼图般拼出一段虽不完整，但足以清晰辨认的历史”。她在记述自己公公婆婆往事的《白鸽木兰：烽火中的大爱》序言中这样写道。
　　书中讲述了主人公薛介民、姚明珠（李黎的公婆）短暂而有家国情怀、乱世大爱的一生——在福建出生、成长，求学、要求进步，八年相隔两地书信往来，之后结婚生子、赴台，上世纪5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中身陷囹圄直至生命尽头……从萌生念头到付诸行动再到下笔成书，李黎经历了写作生涯中最难以获取资料也最难下笔的一次。“过去的二三十年里，无数次远渡重洋的追寻，逐件披阅数百页信笺笔记，直到最后鼓起勇气面对两千多页难以卒读的审讯图档（还要查证求实）……终于动笔，将近两年的反复增删书写。”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她特别表达了对当年帮助三个孩子的张元凯医师夫妇的感激之情：“他们理解当年三个孩子无法承受面对父母遗物的沉痛，私下保存了信件、笔记、日记，多年后交到我们手中，我才能通过这些文字认识从未见过面的公婆。遗憾我起步太晚——等我下笔时，能够提供第一手资料和口述史料的人所余无几。”
　　2019年11月，这本书的繁体版在中国台湾出版。因为新冠疫情，2020年有半年时间“困”在美国家中的李黎审阅、修改、校对她请专业译者译出的《白鸽木兰》英文稿，“让已经遗忘了中文的小妹可以阅读这本书，也让第三代可以认识他们的祖辈”。2020年秋天，她来到中国大陆，此后这本书的简体版在三联书店问世。接下来，她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白鸽木兰》新书分享会，和读者进行面对面交流。关于书中两位主人公命运起伏的谜题并未全部揭晓，还有待作者搜集更多资料、走访更多相关人士才能逐一破解，所以，她在“后记”中说这是一本“未尽之书”。
　　记者：某种意义上，《白鸽木兰》是您写作生涯中最特别的一本书，能说说这本书在搜集资料、走访口述者乃至写作过程中的甘苦体验吗？

　　李黎：这本书不同于我的二十多本散文集，当然也更不同于小说。童年回忆《昨日之河》算是我的家族史，在温馨和感伤中下笔；撰写文学回忆《半生书缘》则是满怀着对文学之美的感恩情怀；两者的写作经验都是“甘”远远多过苦。而《白鸽木兰》虽说也是家族史、也倾注了我的心血，却是我在写作过程中（包括长期搜寻资料）最漫长、甚至可以说最“痛苦”的一本书。不仅是因为书中人物薛介民与姚明珠是我的公婆，他们所背负的时代也是我最关切、最珍视的一段；在追索和建构过程中的曲折、挫折与惊喜，是我的写作经验所未曾有的。最痛苦的是下笔之际一再面对书中人物和世间的悲伤和惨烈。所以即使这本书被归类为“纪实文学”，这份“实”也是逼近到有切肤之痛的。
　　记者：作为小说家，虚构与想象在您创作中占有不小比重，如《白鸽木兰》这样的写作，要注意哪些方式或细节上的不同？
　　李黎：正是我兼具“相关者”（所书写的主角是公婆）、“局外人”（从未见过他们，也未经历过那段时日）双重身份，才能够作为一名兼具贴近的主观情感和对资料处理持客观态度的书写者。我是学历史的，虽然后来从事文学创作，但大学里还是得了一些基本训练：对资料的搜寻、分析、求证不惜下苦功，引用时务求诚实精确——在这点上我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这必须是一本可信之书，书中提到的每件事都有所本。处理起来尤其困难的是审讯记录：斯时斯地，在严酷的刑讯之下，受刑人既要提供令讯问者“满意”的答复，更要时刻提防保护組织、上级、同志、家人以及自己，所以面对这批素材我要做足查证与比对。
　　我的文学创作多为小说和散文，但在进行这本题材特殊的书写时，必须提醒、控制那个写小说的我不可以编造故事，即使是基于事实的推理也要有凭据。有时候抽身出来审视这样惊心动魄的故事，会不禁感到把它写成小说的诱惑太大了！只好用“以后再写一本小说吧”来“稳住”自己。这是历史，要对历史、对家人、对读者，还有最重要的，对我公婆的在天之灵，有个诚实的交代。
　　记者：《白鸽木兰》中写到介民、明珠两地书信往来的部分很感人，他们被行刑前对三个孩子的挂念、不舍及此后孩子们的经历令人泪下，不过，总体来说，我觉得您这本书的写作在情感上是相当克制的。
　　李黎：当我再次逐页细读介民跨时二十多年的日记、笔记、信件，以及明珠的狱中札记和家信，还有其他相关资料后，便下了很大的决心，让自己的心像穿好御寒的冬装那样做好准备。打开从台北档案局取得的薛姚案情资料光碟——两千多页审讯记录逐件翻阅，记下可用的重点，前后反复比对其中的疑点或者“潜台词”……之后的许多个日夜，即使做了充足的心理准备，还是无数次感到心力交瘁，不忍卒读。然而越是悲痛，越要警惕自己下笔不可“滥情”。
　　记者：您如何把握“文学性”在纪实题材写作中的分寸感？
　　李黎：一般认为，“纪实”写作因为需要忠实原始材料，难免会牺牲“文学性”，其实绝非必然。尤其是面对珍贵的史料，若是拘泥于“存真”而用记流水账的方式呈现，用枯燥无味的文字以为是“质朴”，甚至用宣传煽情的手法渲染夸大……都是对史料的不尊重。
　　记者：为写此书，您多方搜集资料、走访相关人士，经过这个过程，特别是全书完稿后，您对书中两位主人公的认知、印象与此前有怎样的不同？ 　　李黎：由于三个孩子对父母亲的思念都深深埋藏在心底，我从他们那里能够得到的回忆和描述非常有限。所幸通过介民多年的文字，我才认识了这位从未見过面的公公；同时通过他在书写中无处不在的引用和描述，以及旧友和同事的回忆，我也认识了我的婆婆。理性上，我是在呈现一对令我无比敬佩的人物的生平与志业；感性上，我却是在还原两位亲人的面貌。那个过程就像老式暗房里的底片，人物形象在显影液里逐渐从模糊到清晰显现出来。我先生曾不止一次感叹：“你对我父母亲的了解已经远超过我了！”

　　记者：在书中内容所处的时代背景中，介民、明珠的命运令人扼腕，但彼时的他们是否还有其他选择？或者说，离散、生死是那一代人的宿命？
　　李黎：在烽火连天的大时代里，个人命运与国族紧紧相连。那是宿命吗？也许是，因为人无法选择自己出生的时间和地点。当时的介民和明珠有选择吗？在某些程度上也许有，比如留在医学院做医生，但介民义无反顾投笔从戎，等等。在大时代里，个人往往是非常渺小的，然而抉择又可以是那样悲壮。
　　记者：在那样的环境下，人性的光芒相较安居乐业的和平年代更为耀目，比如书中提到的帮助介民、明珠夫妇乃至后来照顾、抚养兄妹们的张元凯夫妇，或者，这本书并非凝聚仇恨，而是更意在播撒这样的人性之美？
　　李黎：说得非常对，尤其在苦难的历史似乎非常遥远的时候，人们对于“理想”“牺牲”“大爱”这些词冷漠甚至怀疑。这不是我的书，而是这两位曾经活过、爱过、走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用他们的生命写的，那些照片和笔迹是见证。另一个活生生的见证就是张元凯医师夫妇，不畏身家性命遭受牵连而探监救援奔走，最后收养孤雏视同己出，可用“义薄云天”形容。这本书也是献给他们的。这些年来，每当遇见令我感到灰心失望的人或事，只要想到世间有这样的人，就会觉得有希望。
　　记者：您觉得《白鸽木兰》实现了您动笔前“责无旁贷地要承担这份还原家史真相的责任”了吗？
　　李黎：“责无旁贷”确实是，而“实现”是一个进行式，我还在搜集更多的资料——同时就有新的资料出现了。比如三联版《白鸽木兰》出版没有几天，就有一位南京“莫愁湖小学”的臧老师联系到我，告诉我学校的小朋友唱“雨花台烈士”赵良璋谱曲的歌曲很多年了，却一直不知道作词者“海燕”是何许人？她在一篇关于这本书的访问记里看到赵良璋的名字，买来书看才知道赵烈士的好友和歌曲合作者“海燕”也是一位烈士——薛介民。2020年除夕，我通过视频看到小学生唱两位烈士在七十多年前合写的歌曲，那份激动难以言喻。前不久在新书发布会之后，也有书中提到的介民同袍的后人联系到我。
　　（摘自2月10日《中华读书报》。作者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