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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被国家赋予了“建设西部经济增长极”的战略使命。文章利用2005～2018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城市发展和产业发展水平三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综合权重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并测算出成渝城市群城市化发展水平和产业发展水平指数。最后，计算并识别出城市群的协同发展度和协同类型。同时，基于测算结果，为成渝地区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成渝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产业协调发展
一、文献综述
因研究对象维度的不同，对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内涵，学术界主要存在两种差异化的理解。许多学者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纳入区域经济关系范畴，认为：区域均衡式发展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本质内涵。在计量方面，覃成林以2001～2010年全国31个省市区面板数据中GDP、人均GDP以及增长率为重要指标，采用莫兰指数、变异系数和平均赋权法计算并分析了全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趋势。另外，周民良以测算全国经济重心为依据，研究得出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趋势的扩大主要体现在南北方向，并提出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均衡发展的相关建议。
同时，许多学者以协同理论为背景，基于协同学和自组织理论主要观点，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内涵理解定义为特定区域内部经济、人口、产业、环境、科技等各子系统间的协调程度。其主要研究路径是对将要研究的子系统建立指标体系，标准化处理数据后，综合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变异系数法以及协调度等公式测算、识别和分析出区域内经济产业子系统和其他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度和协调类型。其中，汪波、方丽在较早期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县域对象人口子系统、社会子系统、科技教育子系统、资源环境子系统与经济子系统的协调度进行了测量，并识别出限制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性的因素。另有部分学者较多聚焦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产业、城市化等子系统的协调度研究。
二、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确定
（一）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主要采取综合赋权法、加权线性和以及变异系数法对成渝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和产业发展协同水平进行测度与分析。
首先，对CNKI数据库中近十年里所有评价城市群、城镇化与产业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进行频度统计，筛选出使用频率最高的指标。
其次，从城镇规模、基础设施、居民生活、环境质量四个维度刻画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并从产业实力、产业结构、科技创新三个维度刻画产业发展水平，构建三级指标体系。其中三级指标由28个指标构成。见表1。
（二）指标赋权方法
本文同时采取熵值法和变异系数法计算指标体系各权重，最后通过组合权重折中系数β=0.5，来最终确定指标各权重。
1. 熵值法
（1）构建判断矩阵。假设对象的城镇化与产业化情况变化为m年，其中每个评价对象的城镇化与产业化有n个评价指标。
Z=（zij）m×n（i=1，2，…，m;j=1，2，…，n）
上式中zij表示第i年的第j项指标值。
（2）标准化处理。本研究采用极值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使数值的取值在[0～1]之间。标准化后的矩阵Z′：正向指标z=;负向指标z=;式中z与zij分别为标准化后的值与原始值，zmax、zmin分别为极大值与极小值。
（3）求各指标的熵e及信息效用值dej=-ln（n）-1fijlnfij，其中fij=，如果fij=0，则定义fijlnfij=0。某项指标的信息效用值dj=1-ej。
（4）确定各指标j的权重wj。
wj=，当且仅当wj=1
2. 变异系数法
（1）首先建立特征值矩阵。
（2）分别计算各指标的变异系数δj。公式如下：
δj=;其中，A=;rj=
式中，δj表示第j个指标的变异系数;A为第j个指标值的均方差;rj为第j个指标的均值。
（3）计算各指标的权重wj。
wj=
3. 组合权重评分法
假设wz为最终的组合权重，wb为变异系数法确定的权重，ws为熵权法确定的权重，将其建立组合：w=βw+（1-β）w。其中β为权重的折衷系数，反映变异系数法权重对综合权重的影响程度。本文取β=0.5。
（三）城市和产业发展水平计算方法
本文采用了加权线性和的方法计算城镇化和产业发展水平。其公式为X=WiXi。在本文中设城镇化系统F1与产业结构系统F2的发展水平分别为F1（x）和F2（y），则：F1（x）=aixit，F2（y）=bjxjt。式中，发展水平相应特征向量设为x，y;相应评价指标的权重向量由a和b表示。
三、新型城镇化与产业协调发展度测算
（一）构建新型城镇化与产业发展的协调度函数
本文选用变异系数法来衡量城市与产业两者之间的协同度。差异系数越小表示两者之间的协调性越好。设城镇化系统F1与产业结构系统F2在某一时刻的差异系数为Cv，则：Cv==令g=
由于离差系数Cv表明了系统间的协调性，当g（t）=Max（t）时，说明离差系数=Min（t），系统协调度达到最高值。故，定义城市发展水平与产业发展水平之間的协调度为：
G=
其中，k为调整系数，其取值k≥2。K的取值越大。则两系统的静态差距越小，即越协同。若F1（x）、F2（y）值相等，表明此时城市化发展系统与产业发展系统的存量静态差最小。
（二）测量协同发展度
同时，为克服系统协同度只是反映系统间协同静态差距，结合两者之间的协调度与发展水平，可得到两者的协调发展度。其指标表示为：GD=），其中α、β为待定系数，且α+β=1，本文取α=β=0.5。GD值越高，说明协同发展程度越高;反之，则越低。协同发展的等级划分标准见表2，协同发展度评价见表3。 四、协同发展度结果描述及对策建议
（一）结果描述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新型城镇化与产业化发展呈现两大特征：一是协同发展度不断改善。总体来看，2005～2018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新型城镇化与产业化的协同发展度不断提升。具体看：2005～2011年，新型城镇化和产业发展两套系统处于失调状态。2012～2018年，二者协同发展度水平得到改善，从失调转为濒临失调再改善到勉强协调。二是两者发展水平出现逆转。自2007～2018年，城镇化发展指数就超过产业发展指数，新型城镇化和产业发展水平之间的相互关系就由之前的城镇化滞后转为产业发展滞后。
（二）对策建议
考察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调程度由不协调转为初步协同表明产城协同发展水平不断改善。但产业发展水平滞后于城镇化发展水平也说明，成渝地区应抓紧补强产业发展水平。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 以新基建为引领，加强产业投资
新基建主要包括七大领域：5G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新基建将从城市规划、交通、能源、建筑到技术、材料、设备等多方面渗透进新型城镇化过程，培养并塑造人们的消费理念和行为，这将带来广阔的应用市场空间。比如智慧城市的建设就在生产、交通和规划等方面深刻影响着消费结构，从而塑造了投资结构。城际高铁和轨道交通网络的建设，除了建设本身带来的一轮投资拉动效应之外，还大大地提高各经济节点间的联系效率，提升了城际内外通勤效率，扩大了信息外溢空间，这又将孕育出更多的市场机会和投资需求。通过投资将形成公共性或生产性资产，并带动周边土地等资产升值，进而持续增强区域经济吸引力。因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要以新基建为牵引，培育形成新型消费理念和投资结构，通过新基建激发经济圈产业投资需求。
2. 以新型城鎮化建设为依托，持续提高城镇化率水平
人口向城市聚集，将会带来规模效应，促进区域产业专业化分工，降低成本，增加企业利润。同时，还能够通过存在于行业内和行业间的知识溢出效应所带来的信息优势，整体提高区域人力资本素质和生产效率，从而进一步通过提升工资水平和创造就业岗位增强区域吸引力，不断聚集人口和产业。持续流入的新增人口将释放出大量刚性需求，随着城镇人口规模的持续扩大，在垄断竞争条件下，非农产业规模报酬持续递增，又继续提高工资水平，释放新一轮改善型需求，形成人口聚集规模效应—非农产业规模报酬递增—工资水平提高—产业分工—知识外溢—区域产业竞争力增强—人口聚集的城市化发展与产业发展良性循环。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城镇化率目前约是54%，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分别低了31.5%、14.8%、11.6%，因此，还有极大的空间去提升城镇化率水平。
3. 一体化布局成渝地区现代产业分工体系
我国城市群内部的产业同构程度较高、关联程度较低、产业分工体系不够健全。这是全国城市群的通病。目前，从产业结构来看，传统制造业仍然支撑着成渝城市群的区域发展;而从空间分布来看，主要是成都重庆两座中心城市贡献了产业增加值的半壁江山。并且，成都重庆两市的主导产业存在明显的同质化现象，尤其在电子信息、汽车、装备制造和食品等领域，存在较为严重的同构现象。这将导致资源重复配置而并不利于在区域内构建高效合理的产业链、供应链有机耦合的现代产业分工体系。因此，“十四五”期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需要高位规划，统筹协调，明确与其他各城市群以及内部各城市特色主导产业发展方向，合理引导中小城市融入成都重庆产业布局，尤其注重深化区域间产业协作分工，加速形成优势互补、分工合理专业的区域生产力空间布局。
4. 培育区域创新高地，催生经济发展新动能
“十四五”时期，国家明确提出：“布局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区域性创新高地，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虽然没有直接点名成渝地区，但也应该看到成渝地区其实也一定程度具备了聚集高级要素，孕育创新高地的基础条件。成都重庆市西部地区的大型城市，有相对密集的高校、科研院所和研发机构，有相对市场化的科创投资市场，国家通过“三线建设”嵌入的技术生产力也具备转入应用市场的基本条件。从整个经济圈来看，经济圈拥有西部地区最大规模的市场和相对完备的产业体系，成都和重庆两个超大城市人口总和接近5000万，有利于数字技术创新后的规模化应用与迭代升级。同时，成都重庆拥有西部最优越的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能够实现吸引高端人才、留住高端人才的愿景。因此，成都重庆应立足本地市场优势和研发基础能力，重点围绕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制造、生物医药、文化创意和数字经济等优势领域吸引高端人才和高端要素聚集，催化优势赛道裂变成长为各种新赛道，持续塑造科创供给体系，完善一级科创资本市场，成长为西部地区创新高地，培育出经济发展新动能。
参考文献：
[1]覃成林，郑云峰，张华.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趋势及特征分析[J].经济地理，2013，33（01）：9-14.
[2]刘再兴.九十年代中国生产力布局与区域的协调发展[J].江汉论坛，1993（02）：20-25.
[3]蒋清海.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J]. 开发研究，1993（01）：37-41.
[4]张敦富，覃成林.中国区域经济差异与协调发展[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
[5]陈栋生.论区域协调发展[J].北京社会科学，2005（02）：3-10.
[6]覃成林，郑云峰，张华.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趋势及特征分析[J].经济地理，2013，33（01）：9-14.
[7]周民良.经济重心、区域差距与协调发展[J].中国社会科学，2000（02）：42-53+206.
[8]王维国.协调发展的理论与方法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9]郭治安，沈小峰.协同论[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1.1.
[10]H·哈肯.高等协同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
[11]H·哈肯.协同学：理论与应用（系统科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12]孟昭华.关于协同学理论和方法的哲学依据与社会应用的探讨[J].系统辩证学学报，1997，5（02）：32-33.
[13]汪波，方丽.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度评价实证分析[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6）：52-55.
[14]刘定惠，杨永春.区域经济-旅游-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研究——以安徽省为例[J].长江流域资源境，2011，20（07）：892-896.
[15]生延超，钟志平.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研究——以湖南省为例[J].旅游学刊，2009，24（08）：23-29.
[16]刘耀彬，李仁东，宋学锋.中国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分析[J].自然资源学报，2005（01）：105-112.
[17]张晓东，朱德海.中国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度预测分析[J].资源科学，2003（02）：1-6.
[18]张晓东，池天河.90年代中国省级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度分析[J].地理研究，2001（04）：506-515.
*基金项目：四川省科技厅软科学“成渝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产业协同发展研究”（2020JDR0237）;四川轻化工大学人才引进项目“成渝经济区城市群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研究”（2019RC33）。
（作者单位：四川轻化工大学管理学院）
关键词：成渝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产业协调发展
一、文献综述
因研究对象维度的不同，对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内涵，学术界主要存在两种差异化的理解。许多学者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纳入区域经济关系范畴，认为：区域均衡式发展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本质内涵。在计量方面，覃成林以2001～2010年全国31个省市区面板数据中GDP、人均GDP以及增长率为重要指标，采用莫兰指数、变异系数和平均赋权法计算并分析了全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趋势。另外，周民良以测算全国经济重心为依据，研究得出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趋势的扩大主要体现在南北方向，并提出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均衡发展的相关建议。
同时，许多学者以协同理论为背景，基于协同学和自组织理论主要观点，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内涵理解定义为特定区域内部经济、人口、产业、环境、科技等各子系统间的协调程度。其主要研究路径是对将要研究的子系统建立指标体系，标准化处理数据后，综合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变异系数法以及协调度等公式测算、识别和分析出区域内经济产业子系统和其他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度和协调类型。其中，汪波、方丽在较早期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县域对象人口子系统、社会子系统、科技教育子系统、资源环境子系统与经济子系统的协调度进行了测量，并识别出限制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性的因素。另有部分学者较多聚焦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产业、城市化等子系统的协调度研究。
二、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确定
（一）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主要采取综合赋权法、加权线性和以及变异系数法对成渝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和产业发展协同水平进行测度与分析。
首先，对CNKI数据库中近十年里所有评价城市群、城镇化与产业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进行频度统计，筛选出使用频率最高的指标。
其次，从城镇规模、基础设施、居民生活、环境质量四个维度刻画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并从产业实力、产业结构、科技创新三个维度刻画产业发展水平，构建三级指标体系。其中三级指标由28个指标构成。见表1。
（二）指标赋权方法
本文同时采取熵值法和变异系数法计算指标体系各权重，最后通过组合权重折中系数β=0.5，来最终确定指标各权重。
1. 熵值法
（1）构建判断矩阵。假设对象的城镇化与产业化情况变化为m年，其中每个评价对象的城镇化与产业化有n个评价指标。
Z=（zij）m×n（i=1，2，…，m;j=1，2，…，n）
上式中zij表示第i年的第j项指标值。
（2）标准化处理。本研究采用极值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使数值的取值在[0～1]之间。标准化后的矩阵Z′：正向指标z=;负向指标z=;式中z与zij分别为标准化后的值与原始值，zmax、zmin分别为极大值与极小值。
（3）求各指标的熵e及信息效用值dej=-ln（n）-1fijlnfij，其中fij=，如果fij=0，则定义fijlnfij=0。某项指标的信息效用值dj=1-ej。
（4）确定各指标j的权重wj。
wj=，当且仅当wj=1
2. 变异系数法
（1）首先建立特征值矩阵。
（2）分别计算各指标的变异系数δj。公式如下：
δj=;其中，A=;rj=
式中，δj表示第j个指标的变异系数;A为第j个指标值的均方差;rj为第j个指标的均值。
（3）计算各指标的权重wj。
wj=
3. 组合权重评分法
假设wz为最终的组合权重，wb为变异系数法确定的权重，ws为熵权法确定的权重，将其建立组合：w=βw+（1-β）w。其中β为权重的折衷系数，反映变异系数法权重对综合权重的影响程度。本文取β=0.5。
（三）城市和产业发展水平计算方法
本文采用了加权线性和的方法计算城镇化和产业发展水平。其公式为X=WiXi。在本文中设城镇化系统F1与产业结构系统F2的发展水平分别为F1（x）和F2（y），则：F1（x）=aixit，F2（y）=bjxjt。式中，发展水平相应特征向量设为x，y;相应评价指标的权重向量由a和b表示。
三、新型城镇化与产业协调发展度测算
（一）构建新型城镇化与产业发展的协调度函数
本文选用变异系数法来衡量城市与产业两者之间的协同度。差异系数越小表示两者之间的协调性越好。设城镇化系统F1与产业结构系统F2在某一时刻的差异系数为Cv，则：Cv==令g=
由于离差系数Cv表明了系统间的协调性，当g（t）=Max（t）时，说明离差系数=Min（t），系统协调度达到最高值。故，定义城市发展水平与产业发展水平之間的协调度为：
G=
其中，k为调整系数，其取值k≥2。K的取值越大。则两系统的静态差距越小，即越协同。若F1（x）、F2（y）值相等，表明此时城市化发展系统与产业发展系统的存量静态差最小。
（二）测量协同发展度
同时，为克服系统协同度只是反映系统间协同静态差距，结合两者之间的协调度与发展水平，可得到两者的协调发展度。其指标表示为：GD=），其中α、β为待定系数，且α+β=1，本文取α=β=0.5。GD值越高，说明协同发展程度越高;反之，则越低。协同发展的等级划分标准见表2，协同发展度评价见表3。 四、协同发展度结果描述及对策建议
（一）结果描述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新型城镇化与产业化发展呈现两大特征：一是协同发展度不断改善。总体来看，2005～2018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新型城镇化与产业化的协同发展度不断提升。具体看：2005～2011年，新型城镇化和产业发展两套系统处于失调状态。2012～2018年，二者协同发展度水平得到改善，从失调转为濒临失调再改善到勉强协调。二是两者发展水平出现逆转。自2007～2018年，城镇化发展指数就超过产业发展指数，新型城镇化和产业发展水平之间的相互关系就由之前的城镇化滞后转为产业发展滞后。
（二）对策建议
考察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调程度由不协调转为初步协同表明产城协同发展水平不断改善。但产业发展水平滞后于城镇化发展水平也说明，成渝地区应抓紧补强产业发展水平。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 以新基建为引领，加强产业投资
新基建主要包括七大领域：5G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新基建将从城市规划、交通、能源、建筑到技术、材料、设备等多方面渗透进新型城镇化过程，培养并塑造人们的消费理念和行为，这将带来广阔的应用市场空间。比如智慧城市的建设就在生产、交通和规划等方面深刻影响着消费结构，从而塑造了投资结构。城际高铁和轨道交通网络的建设，除了建设本身带来的一轮投资拉动效应之外，还大大地提高各经济节点间的联系效率，提升了城际内外通勤效率，扩大了信息外溢空间，这又将孕育出更多的市场机会和投资需求。通过投资将形成公共性或生产性资产，并带动周边土地等资产升值，进而持续增强区域经济吸引力。因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要以新基建为牵引，培育形成新型消费理念和投资结构，通过新基建激发经济圈产业投资需求。
2. 以新型城鎮化建设为依托，持续提高城镇化率水平
人口向城市聚集，将会带来规模效应，促进区域产业专业化分工，降低成本，增加企业利润。同时，还能够通过存在于行业内和行业间的知识溢出效应所带来的信息优势，整体提高区域人力资本素质和生产效率，从而进一步通过提升工资水平和创造就业岗位增强区域吸引力，不断聚集人口和产业。持续流入的新增人口将释放出大量刚性需求，随着城镇人口规模的持续扩大，在垄断竞争条件下，非农产业规模报酬持续递增，又继续提高工资水平，释放新一轮改善型需求，形成人口聚集规模效应—非农产业规模报酬递增—工资水平提高—产业分工—知识外溢—区域产业竞争力增强—人口聚集的城市化发展与产业发展良性循环。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城镇化率目前约是54%，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分别低了31.5%、14.8%、11.6%，因此，还有极大的空间去提升城镇化率水平。
3. 一体化布局成渝地区现代产业分工体系
我国城市群内部的产业同构程度较高、关联程度较低、产业分工体系不够健全。这是全国城市群的通病。目前，从产业结构来看，传统制造业仍然支撑着成渝城市群的区域发展;而从空间分布来看，主要是成都重庆两座中心城市贡献了产业增加值的半壁江山。并且，成都重庆两市的主导产业存在明显的同质化现象，尤其在电子信息、汽车、装备制造和食品等领域，存在较为严重的同构现象。这将导致资源重复配置而并不利于在区域内构建高效合理的产业链、供应链有机耦合的现代产业分工体系。因此，“十四五”期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需要高位规划，统筹协调，明确与其他各城市群以及内部各城市特色主导产业发展方向，合理引导中小城市融入成都重庆产业布局，尤其注重深化区域间产业协作分工，加速形成优势互补、分工合理专业的区域生产力空间布局。
4. 培育区域创新高地，催生经济发展新动能
“十四五”时期，国家明确提出：“布局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区域性创新高地，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虽然没有直接点名成渝地区，但也应该看到成渝地区其实也一定程度具备了聚集高级要素，孕育创新高地的基础条件。成都重庆市西部地区的大型城市，有相对密集的高校、科研院所和研发机构，有相对市场化的科创投资市场，国家通过“三线建设”嵌入的技术生产力也具备转入应用市场的基本条件。从整个经济圈来看，经济圈拥有西部地区最大规模的市场和相对完备的产业体系，成都和重庆两个超大城市人口总和接近5000万，有利于数字技术创新后的规模化应用与迭代升级。同时，成都重庆拥有西部最优越的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能够实现吸引高端人才、留住高端人才的愿景。因此，成都重庆应立足本地市场优势和研发基础能力，重点围绕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制造、生物医药、文化创意和数字经济等优势领域吸引高端人才和高端要素聚集，催化优势赛道裂变成长为各种新赛道，持续塑造科创供给体系，完善一级科创资本市场，成长为西部地区创新高地，培育出经济发展新动能。
参考文献：
[1]覃成林，郑云峰，张华.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趋势及特征分析[J].经济地理，2013，33（01）：9-14.
[2]刘再兴.九十年代中国生产力布局与区域的协调发展[J].江汉论坛，1993（02）：20-25.
[3]蒋清海.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J]. 开发研究，1993（01）：37-41.
[4]张敦富，覃成林.中国区域经济差异与协调发展[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
[5]陈栋生.论区域协调发展[J].北京社会科学，2005（02）：3-10.
[6]覃成林，郑云峰，张华.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趋势及特征分析[J].经济地理，2013，33（01）：9-14.
[7]周民良.经济重心、区域差距与协调发展[J].中国社会科学，2000（02）：42-53+206.
[8]王维国.协调发展的理论与方法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9]郭治安，沈小峰.协同论[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1.1.
[10]H·哈肯.高等协同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
[11]H·哈肯.协同学：理论与应用（系统科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12]孟昭华.关于协同学理论和方法的哲学依据与社会应用的探讨[J].系统辩证学学报，1997，5（02）：32-33.
[13]汪波，方丽.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度评价实证分析[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6）：52-55.
[14]刘定惠，杨永春.区域经济-旅游-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研究——以安徽省为例[J].长江流域资源境，2011，20（07）：892-896.
[15]生延超，钟志平.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研究——以湖南省为例[J].旅游学刊，2009，24（08）：23-29.
[16]刘耀彬，李仁东，宋学锋.中国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分析[J].自然资源学报，2005（01）：105-112.
[17]张晓东，朱德海.中国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度预测分析[J].资源科学，2003（02）：1-6.
[18]张晓东，池天河.90年代中国省级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度分析[J].地理研究，2001（04）：506-515.
*基金项目：四川省科技厅软科学“成渝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产业协同发展研究”（2020JDR0237）;四川轻化工大学人才引进项目“成渝经济区城市群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研究”（2019RC33）。
（作者单位：四川轻化工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