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茶文化学者、茶人因中国茶道的式微而感到忧虑，怀疑中国茶道是不是真的迷失了?但是，中国茶道的辉煌毕竟早已属于过去，当代的中国茶道是模糊不清的，没有一种标志性的表现形式。因此，茶界中此起彼伏地存在着“复兴中国茶道”的声音，而且许多茶人、学者也纷纷尝试着以不同的方式与渠道去找寻中国茶道“回家的路”。
　　中国茶道自唐代开始形成，以煮饮法为主，自晚唐入宋发展成以点茶法为主的品饮方式，元亡明兴，明太祖朱元璋“罢造龙团，改制散茶”，又演变形成了延续至今的泡茶法。这一嬗变过程。历历千年。而日本茶道的发展则深受中国茶道的影响。从全盘照抄到形成自己的风格再到成熟，相对固定，相对“明晰”。因而正如仓泽行洋所言，“茶道是发源于中国、开花结果于日本”。然而，中国茶道在发展过程中虽在不断变化，但终因历朝历代政局的动荡、民族的融合以及近代以来的内忧外患、多种思潮的激荡导致中国茶道与日本茶道的发展之路分道扬镳，终究无法向日本茶道那样有“连续性”。且有固定的形式，而是断断续续，直至式微、模糊不清。若是换个角度来看，这也反映出了中国茶道的多样性，又另当别论。因此，范增平还从两国的历史以及两国茶道的发展特点进一步分析了二者之异：“中国从唐至清，每个朝代的更迭，不是内乱就是外族入侵，如南宋末年元朝灭了南宋，游牧民族的饮茶方式不同于汉族，原本盛行的点茶法因改朝换代而渐渐被淡化，进而中断。而日本是个岛国，相对封闭，受外族的入侵较少，使传统茶道得以延续，并发展得越来越精致。”此外，“日本茶道遵循‘家元制度’，采取师徒秘传的授道方式，如表千家、里千家等，中国茶道则无，而武术却有，如太极拳有陈氏、杨氏等。”他说。
　　很显然，日本茶道与日本的花道、柔道、剑道一样，业已成为日本的国粹。近年来，以里千家代表的日本茶道表演团曾多次在世界各地的正式场合亮相，甚至还到发祥地——中国的家门口表演。其精洁的茶道用具、中规中矩的动作。让现场观众叹为观止。与此同时。有一些茶文化学者、茶人因中国茶道的式微而感到忧虑，怀疑中国茶道是不是真的迷失了？但是，中国茶道的辉煌毕竟早已属于过去，当代的中国茶道是模糊不清的，没有一种标志性的表现形式。因此，茶界中此起彼伏地存在着“复兴中国茶道”的声音，而且许多茶人、学者也纷纷尝试着以不同的方式与渠道去找寻中国茶道“回家的路”。
　　选择性地借鉴
　　有部分学者、茶人认为。既然日本茶道起源于中国，而且不论是抹茶道也好，还是煎茶道也好，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不少古代中国茶道的遗风，至少在日本茶道身上能找到一点关于中国茶道的历史记忆。那么，如果去日本学习茶道，然后再反哺中国茶道，也就是说，试图从作为“流”的日本茶道着手来恢复作为“源”的中国茶道。基于这一观点，一些学者、茶人如同当年来华的日本留学生一样东渡日本，拜师学茶道，但是回国以后发现。学日本茶道只学到其“末”而没学到其“本”，而“本”则在中国——源远流长的中国茶文化。
　　对于想要通过学习日本茶道而重拾中国茶道的想法与做法。范增平直截了当地视为“错误的心态”、“本末倒置之举”。“晚清时期，中国也曾向西方学习，发展‘洋务运动’，学习国外先进的‘船坚炮利’，而且装备、武器并不比落后于世界，那为何还是老打败仗?其中的原因除了中国社会政治本身固有的顽疾之外。还因为我们没有学到‘精神’。一个在国外看似很完美的制度，不一定就适合中国。茶道也是一样。”他举例说，“日本茶道已经融入了日本的本民族特色、文化特色，而且国情、生活习惯也迥异于中国，这种做法(借日本茶道恢复中国茶道)不太实际。”丁以寿也指出，尽管中国是茶道的源头，但中日两国茶道发展却殊途。由于近二三百年来中国茶道的衰落，在当前的形势下欲复兴中国茶道，可以学习、借鉴日本茶道的一些形式，但并非是简单地复制后再输回中国，而是有选择性地借鉴吸收，为我所用。特别是日本的煎茶道，很值得当代中国茶道去学习、借鉴。重构中国茶道
　　既然两岸的茶文化学者都不赞同借日本茶道的反哺来重拾中国茶道。而且因两国国情、文化、茶道发展路向的差异使得这条路行不通，那么，中国茶道的复兴就需要去寻找一条新路——重新建构。“从中国茶道发展的脉络以及适合中国国情的角度来看，茶艺可以看作是对中国茶道的一种重构。”范增平说。
　　据丁以寿考证，“茶艺”一词是中国茶学家、中国现代茶业奠基人之一胡浩川在1940年为傅宏镇《中外茶业艺文志》一书所作的序里最先创提，但一经提出。便成空谷足音。直到上世纪70年代，“茶艺”才被重新提起。范增平回忆说，当时台湾兴起了一阵复兴中华茶文化的热潮。涌现出一批倡导弘扬中华茶文化的学者、茶人，曾就中华茶文化的代名词一一选用“茶道”还是“茶艺”进行过一番讨论。有人提议，既然有“茶道”一词就继续沿用。而也有人认为“茶道”虽来自中国，但已被日本人“捷足先登”，且受到世人的认可，若再用“茶道”恐怕会被人视为亦步亦趋，而且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道”是非常崇高的，不轻易言道，要推广开来让大众普遍接受也非易事。于是，台湾茶文化界接受了台湾民俗学会理事长娄子匡教授的建议，使用了“茶艺”一词，并成立了“台北市茶艺协会”、“高雄市茶艺学会”、“中华茶艺学会”等民间团体，茶艺馆亦如雨后春笋般勃兴。此后，茶艺在中国大陆、港澳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地区迅速传播、铺展开来。由是观之，茶艺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一种重构。“日本茶道发展至今有500多年的历史，很成熟了，我们已无法超越。这就需要我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继承。并配合高科技，在茶艺编创中体现民族特色，体现创意。”他说。“比如，就像随手泡就是现代科技与创意的产物，烧水泡茶很方便，日本还没有这样的器具，近来就有一些日本人来中国购买。”他指着面前的随手泡说道。
　　丁以寿也认为。时过境迁。时代毕竟不同了，简单的恢复(重拾)是不可取也是不可能的，理应重构。不过，在他看来，重构有两种形式：重续与新建。重续，即重新接续中国茶道发展过程中的“断点”，而距今最近的“断点”即明代的“泡茶道”。这就需要认真地梳理明代以来中国茶道的源流，从而继承中国茶道的优秀传统。同时，也不偏废唐代的煮茶道、五代两宋的点茶道。新建，则是立足当代中国茶道的现实，广泛吸收日本茶道以及韩国茶礼中的一些有益成分，创造性地新建中国茶道的形式与内容，譬如，从茶席设计入手，营造良好的品茗环境。建立专属茶道的茶室。创新茶艺。建立当代茶道礼法，修持践行，修心为己。
　　茶艺或为出路
　　经过海峡两岸茶人30多年的推广，茶艺在中国广为传播，甚至影响到周边的一些国家、地区，茶艺表演、茶艺培训、茶艺师资格认证、茶艺比赛、茶艺研究亦是方兴未艾，而且两岸四地的大多数学者、茶人也都以各自的方式在推广着中华茶艺。茶艺的兴盛。也许会让中国人看到中国茶道复兴的希望。
　　关于“中华茶艺”与“中国茶道”的关系，范增平与丁以寿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
　　范增平：荼道是无形的，茶艺是有形的，若无茶艺的表现形式，茶道精神就无法呈现。茶道与茶艺，其实是一体的，茶道在“内”，茶艺在“外”。中国茶道精神可归结为：仁、智、勇。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勇者乐茶。因此，中华茶人是君子人，温文尔雅，文质彬彬，通过列具、鉴水、泡茶、品茶，修身养性，实现自我人格的完善，这是“由外而内”。而茶人又通过自身的修行，推已及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由内而外”。
　　丁以寿：茶艺是茶道的基础，是茶道的必要条件，茶艺可以独立于茶道而存在。茶道以茶艺为载体，依存于茶艺。茶艺的重点在“艺”，重在习茶之艺，给人以美的享受；茶道的重点在“道”，旨在通过茶艺修心养性，参悟大道。茶道的内涵大于茶艺，茶艺的外延大于茶道。
　　丁以寿还进一步指出，虽然台湾茶人用“茶艺”而不用“茶道”当时的确是出于与日本茶道相区别的考虑而为之，但这不代表中国茶道就不存在，它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而客观存在着，而且是日本茶道之源、茶道之根、茶道之祖、茶道之本。国人大可不必将“茶道”拱手相让于日本。当然了，由艺进道。从茶艺到茶道，是中国茶道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中国茶文化的未来发展之路应该是让中国茶道、中华茶艺各有专司，这也是茶文化发展的进步表现。如此看来。中国茶道并没有“丢”，只是较之往昔显得“较淡”、较之日本茶道显得幽隐。当今“茶艺热”现象的出现与蔓延也许就是中国茶道复兴的契机所在，“中国茶艺是中国茶道重构的基础”。不过，“茶艺并不是唯一的出路。因为茶道一定要超越茶艺，有更高的精神追求，故修习茶道始于茶艺，终于悟道。”丁以寿如是说。